社會經濟史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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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經濟史的最初提出以及

《EconomyandSociety》，由其遺孀根據他1919—1920年在慕尼黑大學講授“普通社會經濟史概論”的講稿整理匯編而成，這說明韋伯在1920年之前已經產生了社會經濟史的理念。該書于1936年由鄭太樸譯成中文由商務印書館出版，2011年由中國法制出版社重版。全書分為四章:第一章為“家計、氏族、村落、及莊園制度———農業(yè)狀態(tài)”;第二章為“資本主義發(fā)展開始以前之工業(yè)及礦業(yè)”;第三章為“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財貨及貨幣之流通”;第四章為“近代資本主義之起源”。書中重點考察了歐洲資本主義經濟誕生的歷史，及其產生的獨特社會條件。另一位在這一學科領域具有開創(chuàng)作用的學者是俄籍美國學者羅斯托夫采夫(1870—1952)。他于1926年出版了英文本《羅馬帝國社會經濟史》一書，1930年出版德文本，1932年出版意大利文本，1957年出版英文本第二版，影響廣泛。他采用歷史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以碑銘、錢幣、建筑遺址、器皿、葦紙卷等文物為依據，并利用古代羅馬作家著述中的相關內容，闡述了羅馬帝國時期意大利及外省的社會經濟狀況，對羅馬帝國興衰的原因提出了獨到的看法。該書由馬雍、厲以寧譯成中文于1985年由商務印書館出版。羅斯托夫采夫還著有《希臘化世界的社會經濟史》、《民族國家與經濟政策》等社會經濟史的著作。第三位對社會經濟史學科領域有重大影響的學者是美國的湯普遜(1869—1942)。他在1929年和1931年接連出版《中世紀經濟社會史》、《中世紀晚期歐洲經濟社會史》，此二書的主要內容為歐洲中世紀的政治制度與經濟發(fā)展，特別是后者較多著力于政治與經濟的互動關系，重點記述了在歐洲歷史有重大影響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戰(zhàn)爭，德國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業(yè)和教廷及其君主國的財經政策，行會、銀行、商業(yè)、外貿，以及無產階級的早期斗爭。該二書的中譯本由商務印書館于1961年和1992年出版。1929年，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呂西安·費佛爾和馬克·布洛哈合作創(chuàng)辦了《經濟·社會史年鑒》，這意味著他們開始提倡經濟和社會歷史的研究。他們的這一提法是針對以往歷史研究限于少數帝王將相的歷史，只是研究政治、軍事、外交的歷史，其用意在于擴大歷史研究的范圍，要把經濟史和社會史特別是經濟史作為歷史研究的主體。法國年鑒學派的這一倡議，日益引起歐洲和日本歷史學家的重視，到1930年代出現了一批以社會經濟史命名的著作，由此社會經濟史學科及其研究開始在歐洲和日本興起。由中國學者翻譯成中文出版的外國學者的相關著作主要有:英國學者亨利·皮朗(1862—1935)的《中世紀歐洲經濟社會史———封建社會中的資本主義》(原版1935年，中譯本1964年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該書貫串著商業(yè)發(fā)展→農業(yè)和農村階級變化→城市和市民階級變化發(fā)展→工業(yè)產生和發(fā)展→國家新經濟政策的研究路徑。同時，又有日本學者的一些相關著作傳入中國。如森谷克乇《中國社會經濟史》、豬谷善《美國社會經濟史》、崛經夫《英國社會經濟史》、加田哲二《德國社會經濟史》、伍純武《法國社會經濟史》、山口正太郎《意大利社會經濟史》、內田繁隆《日本社會經濟史》、小林良正《俄國社會經濟史》以及佛尼威爾《緬甸社會經濟史》等。統(tǒng)觀這一階段歐日學者這些著作的內容結構，從中可以看出兩個特點:一是大多屬于經濟和社會，或經濟+社會的歷史，即韋伯所謂的“EconomyandSocie-ty”，其他西方學者所謂的“EconomicandSocialHisto-ry”，是經濟史和社會史的機械相加，且大多內容結構不太完善;尤其是日本學者的著作內容更顯單薄，大多只有100頁左右。二是在稱謂上有所不同，或稱社會經濟史，或稱經濟社會史。歐洲學者對這兩種稱謂都有采用，早期的主要稱社會經濟史，法國年鑒學派之后主要稱經濟社會史;日本學者則幾乎都稱為社會經濟史。這可能與翻譯上的不同習慣有關，或將經濟放在前面，或將社會放在前面。這兩種稱謂雖名稱各異，但內涵類同，即均是經濟+社會的歷史。至今，國外學者的社會經濟史研究一直在延續(xù)和深入之中，但大多仍屬于專題性的研究，通史性和整體性的研究尚屬少見，而在研究方法的運用上則顯得更為廣泛而多樣。就他們對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而言，其廣泛性和多樣性顯而可見。如美國學者施堅雅《中國農村的市場和社會結構》一書，重點論述了20世紀前60年代中國農村集市、鄉(xiāng)鎮(zhèn)和中心城市三級市場的發(fā)展、變遷和現代化的過程;分析了市場與社會結構、市場與社會習俗、市場與交通、市場與地理狀況的內在關系。美國學者黃宗智《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農村發(fā)展》二書，在論述小農經濟效益低下的原因中，既涉及了生產技術和規(guī)模的問題，也涉及了社會因素的問題;美國學者高家龍《中國的大企業(yè)》，在分析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與英、美煙公司在中國的發(fā)展和競爭時，涉及了企業(yè)家精神、組織技巧、國際環(huán)境等問題;美國學者彭慕蘭《大分流:歐洲、中國及現代世界經濟的發(fā)展》，在對比英國產業(yè)革命時期與同期中國江南經濟發(fā)展的差距及原因時，著重論述了技術因素和資源因素;日本學者濱下武志的《近代中國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涉及了中國經濟發(fā)展的周邊環(huán)境、商業(yè)網絡、傳統(tǒng)社會因素等問題。由上可見，社會經濟史這一學科在西方國家已經產生、流行一百多年，并取得了許多力作，其中所包含的思維邏輯、內容結構、研究方法無疑是社會經濟史學科內涵的重要元素，有待我們去提煉、總結和整合。

二、中國學者的社會經濟史研究狀況

在中國，就筆者所見，社會經濟史這一名稱的最早采用是在1936年，比韋伯《社會經濟史》采用這一名稱晚十四年。是年，王亞南署名王漁邨的《中國社會經濟史綱》一書由生活書店出版。王亞南于1928年赴日本留學，閱讀了大量馬克思著作及歐洲古典經濟學，該書以馬克思的經濟學理論討論了亞細亞生產方式問題。據作者自述，自第二編以下大體根據日本學者森谷克乇所著《中國社會經濟史》編譯而成。繼王亞南之后，汪洪法著《中國經濟社會概論》一書于1940年由四川曲江新建設出版社出版。該書的主要內容包括國勢概說、國人的觀念與習性、國人的生活動態(tài)與勞動效率、歷代貨幣、交通問題、商業(yè)組織、商業(yè)清算與度量衡等。汪洪法系民國晚期較為著名的經濟學家，1930年前后留學日本，1937年曾出版《國民經濟建設概要》一書。傅衣凌是新中國成立前后國內公認的社會經濟史專家。他從1940年代開始從事社會經濟史研究，1942年出版《福建省農村社會經濟參考資料》，此后又相繼出版《福建佃農經濟史叢考》(1944年)、《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è)資本》(1956年)、《明代江南市民經濟初探》(1957年)、《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961年)、《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1989年)。他主要從經濟結構、社會組織、經濟變動等方面來研究明清社會經濟，以經濟結構→階級結構→階級斗爭為研究路徑。他還于1960年在廈門大學建立了中國首個“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室”。社會經濟史研究雖在新中國成立前后即已出現，也取得了一定成就，但對其學科概念的認識并不清楚，研究所涉內容也主要限于生產關系、商幫、行會、階級之類。汪洪法著作雖涉及面稍寬一點，但仍顯單薄。1980年代以來，社會經濟史開始受到重視，認同面逐漸擴大，有日益增多的學者開始從事這一學科的研究。自1990年以來，以社會經濟史命名的著作陸續(xù)增加。除了傅衣凌這樣承前啟后的專家繼續(xù)出版著作之外，一些新學者的著作相繼出版。如陸仰淵、方慶秋《民國社會經濟史》(1991年)，顯恩編《清代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1992年)，范金民等編《蘇州地區(qū)社會經濟史(明清卷)》(1993年)，陳樺《清代區(qū)域社會經濟研究》(1996年)，段本洛主編《蘇南近代社會經濟史》(1997年)，田培棟《明清時代陜西社會經濟史》(2000年)，張曉輝《民國時期廣東社會經濟史》(2005年)，以及黃正林《陜甘寧邊區(qū)社會經濟史(1937—1945)》(2006年)等。這些著作顯示了兩個研究狀態(tài):一是以區(qū)域的明清時期的研究為多。即所涉及的空間范圍大多是區(qū)域性的，涉及全國性范圍的唯有《民國社會經濟史》一種;所涉及的時間范圍大多是明清時期，明確以近代為界的只有三種。二是在研究內容上，雖然仍以經濟狀況、生產力、生產關系、國家的經濟制度和政策為主體，但有的亦兼及商幫、行會，還有涉及其他方面者，如人口、土地因素，這與此前的國內外已有研究成果相比，顯然擁有較大的完整性。在普通經濟史研究中，也有不少學者朝著社會經濟史的方向邁進。如汪敬虞主編、由人民出版社于2000年出版的《中國近代經濟史(1895—1927)》(三冊)，與以前嚴中平、吳承明主編的中國近代經濟史著作相比，社會經濟史的內容已有明顯的增加和加強，其中能夠體現這一特色的內容主要有:農業(yè)經濟中租佃關系、雇傭狀況、生產力及其改革，政府政策中的稅收、財政、公債、工商政策和法規(guī)等，這反映了普通經濟史學科內容體系向社會經濟史擴展的新動向。此外，在專題研究中，具有社會經濟史特色的內容和領域已有眾多成果，主要集中在經濟體制、經濟政策和法規(guī);企業(yè)制度、企業(yè)文化、生產技術;商會、農會、經濟協(xié)會、同業(yè)公會等經濟團體;農業(yè)、農村、農民的狀況及其現代化改造等方面;還有一些論著著力于經濟史與社會史的融合，或從經濟史的角度考察社會，或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經濟，等等。

三、國內外學者關于社會

經濟史概念和研究體系的討論迄今為止，國內外社會經濟史研究雖然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對于社會經濟史的學術范疇尚未形成明確的概念，尚處于混沌狀態(tài)，有關的研究者只是界定了自己的研究內容，或因自己的研究內容超出純經濟的范圍，故而稱之為社會經濟史，因此社會經濟史的學科概念和研究方法尚待作進一步深入探討。隨著國內外社會經濟史研究的進展，有的學者亦在探討這一學科的概念含義和研究體系等問題。對此較早進行探討的是西方學者，如成立于1956年的英國格拉斯哥大學經濟社會史系于2001年提出了“什么是經濟社會史”的命題，并認為經濟社會史有三大特點:一是經濟與社會互動的歷史，即通過經濟活動和社會關系的相互作用來理解歷史過程在長時段如何發(fā)生變化;二是整體的歷史，即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結合;三是普通人生活的歷史，即人民日常生活史，也可以說是由下至上的歷史。在中國，有原本從事普通經濟史研究和社會史研究的學者，對此提出了個人見解。最早對社會經濟史學科含義和研究體系進行設計的是陸仰淵，他在《民國社會經濟史·緒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91年版)中提出:“既要研究生產關系，又要研究生產力，生產關系一定要適合生產力的發(fā)展，反映兩者之間適合或不適合，以及兩者之間關系，就是社會經濟史的全部內容。”所研究的內容，則“必須兼顧重視”影響經濟變化的“各種政治的、軍事的、文化的因素”以及政府的決策、政策，民族資本與官僚、商人和買辦的關系。2001年，著名經濟史研究學者吳承明在談論經濟史研究方法時也涉及了社會經濟史的學科含義和研究體系問題。他在《經濟史:歷史觀與方法論》(《中國經濟史研究》2001年第3期)一文中指出:“目前中國的經濟史研究可以說有三大學派，一派偏重從歷史本身探討經濟的發(fā)展，并重視典章制度的演變。一派重視從經濟理論上闡釋經濟發(fā)展過程，乃至計量分析。一派重視社會和文化思想變遷，自成體系。”并明確表示“贊成社會經濟史的提法”。吳承明所說的第一學派也可以與第三學派歸納在一起，統(tǒng)稱為社會經濟史。關于研究方法，他提出，“經濟史研究要注意非經濟因素”，“經濟發(fā)展和制度革新必然引起社會結構、社會群體組織和行為的變遷。社會結構的變化也會影響經濟發(fā)展”。言下之意，經濟史研究不僅要考察經濟發(fā)展的現象，更要考察現象背后的社會制約因素，以及考察經濟與政治、文化、社會的互動關系。這一研究方法已不同于普通經濟史的研究方法，而應該說是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方法。除了經濟史學家之外，社會史學家也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如行龍《經濟史與社會史》(《山西大學學報》2003年第4期)一文即專門探討了經濟史與社會史的關系問題。他指出，經濟史與社會史的結合是20世紀以來西方經濟史研究的大趨勢。經濟與社會本不可分離，只有將經濟因素置放于社會整體歷史的變遷中進行考察，才能使經濟史的研究走向全面深入。時隔四年，行龍又在其著作《走向田野與社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7年版)中談及這個問題，提出了一個更為全面的研究體系。他指出，各行各業(yè)的經濟活動“與地理、環(huán)境、生態(tài)等因素本身就是難舍難分的統(tǒng)一體”;并強調“首先從區(qū)域史的角度開展社會經濟史研究”，要采用田野調查的方法。此外，中國臺灣地區(qū)的學者也對社會經濟史學科有所采用。例如，劉翠溶《明清時期家族人口與社會經濟變遷》(1992年)一書，雖為專題性研究，但視角頗為新穎。徐泓和邱澎生1998年編制的“明清社會經濟史專題”課程，雖未成著作，但亦體現了他們對社會經濟史構成體系的一種理解，不乏值得借鑒之處。其課程的內容構成包括:人口與耕地、田賦與徭役、政府的經濟管制、農業(yè)生產力與土地經營制度、資本主義萌芽與傳統(tǒng)工商業(yè)、市場擴展與商業(yè)制度、都市化的發(fā)展、人群的分野、家族制度與鄉(xiāng)紳社會、民間社會的發(fā)展、政府政策與民間社會的互動等。體會和總結上述相關學者對社會經濟史研究范疇的闡釋，以及眾多學者的各種專題研究，筆者覺得社會經濟史的研究體系包含六個層面:一是思想觀念層面，以能夠影響國家經濟決策的思想觀念為主體，包括經濟方針決策者的思想觀念、資產階級等社會群體的集體性經濟主張;二是經濟決策層面，以政府為主體，包括決策者的經濟訴求、經濟政策和經濟法規(guī)制定;三是環(huán)境層面，以國外和國內的政治及經濟影響為主體，包括國際關系與經濟主權、外貿和投資狀況，國內的制度變革和時局狀況;四是經濟活動承載層面，以資產階級為主體，包括他們的參與國家商政活動、組織狀況、經濟外交活動以及與政府的互動渠道;五是技術層面，以生產技術和經營管理為主體，包括先進設備和技術的引進及創(chuàng)造、新產品的發(fā)明、科技人才的培養(yǎng)和使用;六是經濟運行層面，即各部門經濟的發(fā)展和變遷狀態(tài)。

四、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未來之路

通過前述可知，與以往普通經濟史研究體系相比，社會經濟史更多地關注經濟運行狀況背后的社會制約因素，并對此兩者的互動關系作具體考察和深入分析。筆者認為，從這一研究體系出發(fā)，結合目前學術界已有的研究狀況，就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研究而言，今后需要重點關注的問題主要有如下三個方面:其一，突出經濟與社會互動關系的研究。大致說來，社會經濟史研究既要考察純經濟史所研究的經濟發(fā)展的狀態(tài)、現象和運行規(guī)律，更要研究經濟發(fā)展狀態(tài)及現象背后的政治和社會制約因素，而且要研究這兩者之間所存在的密切的互動關系。以往的有關研究雖已不同程度地涉及到這兩方面的內容，但往往是兩張皮，較少對互動關系的考察和分析，即使有所關注亦不全面。如在講到經濟政策和經濟制度對經濟發(fā)展的影響時，往往是把兩方面的情況各作論述，然后依據經濟政策和制度的條文內容及同時期經濟變化的統(tǒng)計數字，得出有沒有作用和有何種作用的結論，缺少對這些經濟政策和制度是如何發(fā)揮實際作用的考察及分析。其他方面的研究也存在類似的欠缺。其二，加強對薄弱問題的研究。在國內外已有研究中，經濟外交、經濟社團、社會動員、經濟資源、國民所得、經濟觀念、管理體制、生產技術、經濟教育等是沒有或很少涉及的問題，而它們又是社會經濟史的重要內容。對這些內容應加大研究力度，努力構建一個內容和體系相對完整的社會經濟史。其三，全面整理和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如上所述，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的整體性研究成果雖然較少，但專題性研究成果已經很多，應對此作全面、系統(tǒng)整理，以利更好地總結和提煉出社會經濟史的學科含義及研究體系，推動近代社會經濟史的專題研究更加豐富多彩，整體研究更具科學性、系統(tǒng)性和完整性。在上述應該重點關注的問題中，需要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具體問題主要有以下四點:一是關于經濟發(fā)展的外部環(huán)境問題。關于1937年之前商人團體的經濟外交觀念和活動雖已有所涉及，但尚需做進一步全面系統(tǒng)的研究，它不僅可以開創(chuàng)一個新的研究領域，還可在資產階級問題、對外經濟關系等方面開辟新的研究視角。這是社會經濟史外部環(huán)境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必將有助于考察資產階級在近代中國爭取民族經濟發(fā)展和平等互利國際經濟關系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二是關于經濟發(fā)展的國內環(huán)境和條件問題。應著重研究中國近代工業(yè)化的各種制約因素，包括政治和制度環(huán)境，各種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其具體內容包括:由于帝國主義勢力入侵而帶來的國內政治環(huán)境變化;由于本國制度所造成的內在政治環(huán)境:包括資本的來源構成、融通渠道、數量狀況的資本條件;包括燃料、動力、原材料等的能源條件;由交通運輸、國內貿易、國際貿易、消費水平、人口狀況所形成的市場條件;包括工業(yè)生產的工具設備、工藝技巧、產品開發(fā)的科技條件;包括勞動者的教育結構、來源結構、性別結構、年齡結構的勞動力狀況;包括企業(yè)管理體制、工程技術人員素質、管理人員素質的企業(yè)管理狀況，等等。三是關于資產階級的問題。對此，不能只就資產階級的數量，或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程度，或資產階級參與政治活動的狀況，從單方面作出論斷，而應按照馬克思列寧主義有關階級形成的理論，結合前述這些因素，以資產階級的組織狀況為核心考察其形成過程和時間，并指出其特點和成因。對于資產階級與近代歷屆政府的關系，不能籠統(tǒng)地一概論定其依附性，而是有一個從基本獨立轉向被迫依附的過程，即使在國民黨政府統(tǒng)治時期的依附階段中，也有依附合作與矛盾沖突兩個方面，且不同類別的資產階級有不同的現實表現。對于資產階級與經濟發(fā)展的關系方面，要考察他們的經濟發(fā)展思想和主張，如重商主義思想、實業(yè)救國思想、抵制洋貨主張、提倡國貨主張、經濟體制改革主張、利用外資主張等;他們的經營管理理論和方法，如管理企業(yè)的各種理論和方法、發(fā)展工農業(yè)生產的各種方式和方法、推銷產品的各種方式方法、與外資企業(yè)和外國商品競爭的各種方式方法等;他們的經濟活動形式，如血緣關系、地緣關系、業(yè)緣關系、同僚關系、官商關系等。以此揭示資產階級是如何推進近代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fā)展的，及其不同遭遇和作用。四是關于科技因素問題。研究的內容包括生產上的科學技術和經濟理論兩個方面，它們對于經濟的發(fā)展變化有著決定性的作用，對于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來說亦是如此。生產技術作用于生產力水平的提高和變化;經濟理論作用于生產關系和經濟制度、管理體制的發(fā)展變化。在生產上的科學技術方面，包括引進和自我發(fā)明先進技術，從生產設備、工藝流程、原材料到優(yōu)秀人才、優(yōu)良品種都有不同程度的引進和發(fā)明，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工農業(yè)生產。在經濟理論方面，引進了不少外國的經濟理論和學說，并結合中國的實際國情創(chuàng)造了新的經濟理論，尤以孫中山民生主義學說和新民主主義經濟理論最為重要，成為這一時期經濟制度變革的兩種主導理論，并產生及形成了國家資本主義和新民主主義兩種經濟制度。上述是筆者在學習已有社會經濟史研究著作基礎上提出的一個自認為較可操作的社會經濟史體系，也是筆者即將完成的《中國近代社會經濟史》課題的研究思路，僅為一己之見，恭請學術界同人指教。

作者：左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