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就業彈性問題分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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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經濟增長與就業彈性關系的理論分析
彈性(elasticity)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基本概念,是指一變量對另一變量的微小變動所作的反應。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簡稱就業彈性)就是當影響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不變時,每一單位的經濟增長引起就業增長的比率。就業彈性越大,單位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水平就越高,依靠經濟增長拉動就業的作用就越明顯;當就業彈性水平較低時,單位經濟增長帶動就業增長的水平就低,即使經濟保持高速增長,也不會對就業有較強的拉動,此時,依靠經濟增長解決就業不會產生明顯效果。解決就業問題也就是解決勞動力供給與需求之間的缺口。由于勞動力供給的剛性,擴大需求就成了解決就業問題的關鍵。顯然,當經濟增長的目標既定時,就業彈性水平直接決定了勞動力需求的數量。但是,決定就業彈性的因素相當復雜,除了受經濟自身的發展規律制約以外,還與一國社會經濟政策的取向以及產業結構相關。
從經濟發展的自身規律來看,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就業彈性水平會有所不同。在工業化初期階段,技術水平低,技術進步的速度也較慢,經濟增長主要依靠簡單擴大再生產方式實現,這種粗放式增長方式的要素投入產出率低,因而勞動效率也低,完成單位產出需要投入的勞動力數量大,就業彈性水平通常較高。隨著工業化進程向縱深發展,面臨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作用開始減弱,經濟增長更多地依賴技術進步,此時,就業彈性會緩慢下降。從我國當前的經濟發展水平來看,人均GDP接近1000美元,已經進入工業化中后期階段,經濟增長方式正由粗放式向集約化轉變,就業彈性不可避免地出現下滑趨勢,這將進一步加大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體制與政策變化對就業彈性的影響是多方面的。我國長期以來實行“低工資、高就業”政策,維持了較高的就業率,同時也積累了相當多的富余人員。隨著勞動力市場的建立與完善,勞動力就業逐步市場化,企業擁有了用人自主權,近年來,向社會集中排放了大量富余人員。就業政策轉變導致就業彈性水平階梯式下降。此外,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一直實施以增長速度為主要目標的發展思路,為了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固定資產投資保持了相當高的增速,生產領域中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速度越來越快,而資本有機構成越高,資本對勞動的替代作用越明顯,完成單位產出所需的勞動力數量就越少。就業彈性水平還與一國產業結構相關。
一國的產出結構中,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越大,就業彈性水平越高;相反,資本密集、技術密集型產品的比重越大,就業彈性值越低。第三產業與制造業相比,屬于資金和技術密集度低的產業,對勞動力有較高的容量,發展第三產業,提高其在整個國民經濟中的比重,有利于提高就業彈性水平。數據表明,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近年來一直未見明顯提高,1990年為31•4%,2001年僅為33•6%,而全部低收入國家1998年服務業占GDP比重已達38%(見表1),這表明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明顯落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比重偏低,制約了就業彈性水平的提高。
二、就業彈性的測算
就業彈性的測算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根據彈性定義測算,另一種是構建經濟增長影響因素模型,通過對模型參數的估計測算就業彈性。兩種方法各有特點,計算條件和應用場合各不相同,實際應用時,有些問題值得注意。
(一)按就業彈性的定義測算彈性是一變量(Y)對另一變量(X)的微小變動作出的反應,用微分公式表示即為:E=(dY/dX)(X/Y)。此外,彈性還可表達為:當其他因素不變時,變量X的單位變動引起另一變量Y變動的比率,用差分公式表示為:E=(ΔY/ΔX)(X/Y)。對社會經濟現象而言,指標數據通常按月度、季度、年度分時段觀察取得,但在短時間內現象的微小變動是難以觀察和取得結果的,因此,計算彈性通常采用差分公式,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即為GL/GY,其中,GY表示經濟增長速度,GL表示勞動投入的增長速度。表2給出了按此種方法計算出的1978年以來我國各年份的就業彈性,表3給出了1991年以來分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值。運用差分公式計算就業彈性的最大特點是簡便,既可按年度值計算,也可計算一個較長時期的彈性值,但此種方法計算結果缺乏一定的準確性,其原因是,在彈性的定義中強調引起經濟增長的其他因素不變這一前提,即經濟增長率(GY)僅由勞動力投入增長(GL)一個因素貢獻,其他因素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0。事實上,固定資產投資、技術進步等因素都在變化,并且是經濟增長的主要貢獻因素,因此,計算彈性的條件通常難以滿足,使用差分公式計算出的就業彈性值比實際值偏小,難以準確反映經濟增長與就業變動的關系。從表2和表3中的計算結果看,各年份就業彈性值波動幅度相當大,這也說明計算結果缺乏可靠性。
(二)按經濟增長模型測算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既有資本、勞動等要素投入變化的影響,又有技術進步、制度變遷、結構調整等原因,經濟增長模型是反映經濟增長與各影響因素之間數量關系的模型。經濟增長模型種類較多,但以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應用最為廣泛。假定一個新古典生產函數為:Yt=A0eλtKtαLtβ(1)(1)式中Yt、Kt、Lt分別代表時間t上的產出、資金投入量、勞動投入量,λ、A0、α、β為參數。其中,λ為技術進步率,eλt為科技進步因子,α和β分別代表資金和勞動的產出彈性。(1)式兩邊取自然對數轉化為線性形式:lnYt=lnA0+λt+αlnKt+βLt(2)對模型(2)估計參數β值,即得出就業彈性值。此外,模型(2)兩邊全微分并用差分近似代替微分,當Δt趨近于一個時間單位時,令GY=ΔY/Y,GK=ΔK/K,GL=ΔL/L,得到模型為:GY=λ+α•GK+β•GL(3)模型(3)是一個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式中β為就業彈性。使用模型(2)和模型(3)均可估計出就業彈性,但兩個模型所代表的經濟含義完全不同,使用同樣數據估計出的結果也存在差異。模型(2)描述的是要素投入與產出之間的對數關系,模型(3)描述的是經濟增長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測算就業彈性的意義并不在于得出其具體值,更重要的是利用這一結果預測未來經濟增長對就業的影響,進而為制定政策和決策提供依據,從這一角度而言,使用模型(3)估計出的就業彈性更具有現實意義和應用價值。(3)估計的1978年以來不同階段就業彈性的最小二乘法估計值。經濟增長模型假定存在多種變化因素,較好地分解了各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與按差分公式計算彈性時假定其他因素不變、只存在勞動投入變化影響經濟增長相比,更接近現實。使用上述經濟增長模型估計就業彈性也存在一定局限,即它不能得出某一具體年份彈性值,模型中包括的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越多,則模型參數越多,估計參數所需的樣本點就越多,因此,上述模型只能對包含若干樣本點的時間段進行參數估計,此外,在應用模型時,還必須考慮模型的擬合優度以及在一定的置信水平下能否通過顯著性檢驗等問題。
三、結論分析與政策建議
無論是按差分公式還是按經濟增長模型測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體及分三次產業的就業彈性值均出現顯著下降,這與近年來勞動力就業難度加大、下崗失業人員增多的現實相吻合。未來10年內,我國勞動力供給量將至少以年均800萬人的水平遞增(劉泓,2000),假定技術進步速度和資本增速保持不變,未來10年經濟保持年均7%的增速,就業彈性值保持近年0•302的水平不進一步下滑,按模型(3)測算可年均新增就業機會613萬人,10年累計將有至少1870萬勞動力無法就業,整體失業率水平將上升2%以上,就業矛盾將進一步加劇。緩解這一矛盾的措施有兩條:一是保持經濟較高速度的持續增長;二是通過結構調整和政策引導,扭轉就業彈性下降的趨勢。從實際情況看,保持年均7%的增速具有相當的難度,提升空間相當有限。因此,采取一系列措施擴大就業彈性水平,是緩解未來勞動力就業壓力的惟一選擇。
(一)發展第三產業是提升就業彈性、緩解就業矛盾的主要途徑就業彈性分析表明,第三產業就業彈性最大,是吸納勞動力最多的產業。根據錢納里模型,在均衡的工業化過程中,就業的主要增長部門是制造業以外的服務部門,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從560美元上升到2100美元的過程中,初級產業的就業比重由50%左右下降到20%左右,服務業由30%上升到50%,而制造業則由12%上升到18%,社會基礎設施部門由8%左右上升到12%。我國2001年制造業就業比重已達16•3%,進一步發展制造業解決就業的空間不大,而發展第三產業解決就業具有相當廣闊的空間。2001年,我國第三產業每億元增加值帶動6270人就業,而第二產業僅為3500人,第三產業是第二產業的近兩倍。假定到2010年我國第三產業比重能提高到1998年全部低收入國家38%的水平,未來年均經濟增長速度總體保持7%,則第三產業年均增長速度可達到8•47%,將比1997-2001年的平均增長速度高出0•67個百分點,按第三產業現有就業彈性水平,平均每年可多增加近400萬人就業,10年累計多增近4000萬人,完全可以解決新增勞動力的就業缺口,并可部分吸納第一產業轉移出來的剩余勞動力,使就業矛盾得到緩和。發展第三產業應重點發展新興服務業如社區服務、家政服務、旅游休閑、物業管理、信息咨詢等行業。這些部門具有見效快、費用低、容易創造就業崗位等特點。
(二)發揮人力資源的比較優勢,擴大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在對外貿易中的比重根據要素稟賦學說,一國在國際分工與國際貿易中,應生產和出口資源相對豐富的產品,進口資源相對稀缺的產品。我國現階段的要素稟賦特征是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價格低,我國的比較優勢在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國際市場所需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出口應成為我國現階段出口貿易政策和產業政策的一項重要內容,這可以增加資本積累,在就業壓力逐步緩和時,再逐步轉到重點引進和發展技術和資本密集的高新技術產業,達到技術和產業結構的升級。自1999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出口貿易保持了強勁增長,從我國的出口商品構成看,1999-2001年,加工貿易出口增幅分別為6•1%、28•5%和7•1%,而同期機電產品出口增幅為14•7%、36•9%和12•8%,大大高于加工貿易出口增幅,機電產品在出口商品中的比重由1998年的36•5%提高到2001年的44•6%。這表明,我國出口貿易的快速增長主要依靠資金和技術密集型而非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帶動。出口貿易的快速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是顯而易見的,但在擴大勞動力就業方面的作用并不明顯。今后,我國應加強服裝及衣著附件、玩具、蔬菜等在國際市場上有一定競爭能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的生產與出口,發揮外貿出口對就業的拉動作用。
(三)加速農業產業化,減緩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其他產業的流動農業勞動力向其他產業轉移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客觀過程。未來10年,仍將是勞動力就業高峰時期,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的過快流動,將使就業形勢更加嚴峻,因此,應選擇避開就業高峰期。農業產業化是延緩和減輕農村剩余勞動力流動的有效途徑。所謂農業產業化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經濟效益為紐帶,通過中介機構實現由分散經營的傳統農業向集中生產的現代農業過渡。引導農民逐步從就業彈性較低的大宗糧食生產向就業彈性較高的經濟作物種植。農業產業化必須以小城鎮為依托,充分發揮小城鎮在延長農業鏈中的“鏈結”作用,發揮小城鎮在農產品的集散、技術輻射以及社會化服務等方面的載體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