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產權對農業經濟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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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土地產權結構

張五常認為任何產權都可至少劃分為三部分:第一，私有所有權，即排除他人使用的權利;第二，私有收入權，即行使部分或全部私有產權所獲取的相應收入;第三，自由轉讓產權的權利，包括與他人就權利轉讓而簽訂合約及選擇具體合約安排形式的權利。進而得出兩個價格管制的一般性命題:其一，權利交換收入，一旦權利受管制，則受管制部分轉變為無主收入，無主收入具有消散趨勢;其二，給定無主收入及其消散趨勢或前者成立，有關合約各方都將有動機在局限約束或產權約束下使無主收入消散最小化，所采取的方式有:(a)變更資源用途，沖抵資源價值下降;(b)變更競爭規則或制度，沖抵配置資源成本;(c)以上兩者的某一組合，以使租值消散最小。根據上述命題，本文引申出如下有關土地產權結構安排的命題:

命題一: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農耕土地的使用權歸農民個體所有，但禁止轉讓，那么農耕地的產出量將提高，農民獲得較高收入。換言之，農耕土地使用權集中到具體的個人，會充分提高農民農耕積極性和激發個體潛能。根據價格管制理論，更清晰、更集中的產權界定于個人會避免無主收入的產生及其消散趨勢，從而土地資源配置更加有效率，這是從產權結構安排變更所引起的微觀個體行為轉變的角度分析。從新興古典經濟學的角度講，擁有自由選擇權的農民將會選擇效用更高的專業化模式，這是從宏觀的整體資源配置或社會重新分工的角度分析。土地產權結構變更后產量提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更清晰的產權界定消除了無主收入，避免了租值消散。擁有具體土地使用權的農民會通過提高農耕土地的集約度或耕作密度來提高產出;第二，更充分的農民個體的信息優勢發揮作用，根據哈耶克的觀點對于特定活動的決策行動相應個體擁有特定的信息比較優勢，能夠更及時、更準確、更低成本的做出最優決策;第三，本質上農民因擁有了更大范圍的土地權利而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選擇空間。按照新興古典理論，在新的職業選擇空間下社會將形成新的或者會擁有潛在的更高分工水平，從而獲得分工經濟、專業化經濟。

命題二:土地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允許土地自由轉讓、允許完全合法性的使用，那么不僅土地資源在允許的用途范圍內實現其最高價值，而且農民也從土地中解放出來實現其自身的更高追求和價值。新興古典經濟學認為，土地、農民個體不僅實現邊際內的帕累托最優，而且也會實現邊際外的帕累托最優。換言之，土地將實現比較優勢，集中到出價最高者手中實現更高的效率配置，同時，農民個體也將發揮自身比較優勢或擇業后形成自身優勢，最終土地、農民個體都實現了最優配置，也即社會完全分工模式、完全實現分工經濟和專業化經濟。結果，當一切管制資源自由流動的約束去除后，國民財富(包括土地財富、人力財富等)價值增長具備現實可能性。顯而易見，隨著產權結構越發與具體的個體直接相聯系，“報酬和費用更直接的集中于對其承擔責任的個體”，這就是土地產權結構安排決定微觀個體行為轉變的微觀機制，也是需求定律在微觀個體身上的具體應用。更進一步的，產權結構安排不僅僅決定微觀個體行為的轉變，而且還決定著國家財富是否實現其應有的潛在價值。

2模型分析

根據上文分析及相關理論，在不同產權結構下，農民擁有不同的土地權利及相應的選擇自由。每一特定產權結構安排下，或者農民有一系列合約安排的選擇或者根據邊際規律決定的產量安排生產。但土地產權結構安排之間是非連續的，用楊小凱的話講就是“選擇最有模式就是選擇最優專業化水平和模式，它涉及是否從事一個特定活動的決策，是一個關于是或否的決策”。因而它是一個超邊際決策的問題，本文將用一個簡單的新型古典模型予以分析。純數是抽象的、空洞的，其現實意義在于所被賦予的具體闡釋、解讀或規約。純思維是自由的、無定形的，其自身預示所有可能性、潛在性。只有思維借助于數的外衣表現其自身時，才能大踏步前進。

3總結

本文主要分析了不同土地產權結構安排下，農民個體在相應的約束下面臨特定的選擇空間，隨著土地產權結構的變更，農民個體的選擇空間擴大，憑借更充分的自由，農民個體能夠更好地實現個體自身的最大價值，同時土地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極大提高。在新興古典經濟學中職業模式的選擇，進而社會分工模式、專業化水平的發展的可能程度或實現可能性，取決于交易效率系數k。向國成認為影響合作經濟組織內交易費用的基本因素至少有三個:產權、人數和意識形態。中國自建國至改革開放一段時期內，因土地產權問題、社會意識形態問題極其嚴重地阻礙了土地資源的效率配置以及農民個體自身潛能的發揮。改革開放之后，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使得土地產權結構變更，農民生產力、土地生產力得以極大解放，農民也過上了豐衣足食的生活，實際收入極大提高。但當衣食問題得以解決后，農民們的需求結構或者實際收入結構發生了轉變，農民更關注的是貨幣收入，而此時的土地產權結構安排顯然不能滿足農民的收入要求。所以農民的問題還是土地產權問題，是土地產權結構安排是否合理、是否能給予農民更多的權利也即選擇的自由空間。

在同一經濟體制之下，如果同樣資源的產權結構對于不同的個體是不同的，也即一部分的個人或組織對于特定資源的使用用途、決策權限、配置規則等擁有更多的權利，同時剩余部分的個人或組織擁有嚴格限制的一部分或根本沒有，那么，兩部分群體間的收入或財富將會存在差距，其差距并非是程度的問題，而是根本必然性的問題，原因在于其權利的差距。有趣的是兩部分內部是公平平等的，其內部的差距才是偶然性的程度問題。由此不難發現城鄉二元結構問題、貧富差距問題等等本質是都是權利結構的不同安排問題。

作者：敖子涵高煥才楊陽單位：湖南科技大學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