運動員薪酬體系演進及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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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體育學院學報》2015年第五期

競技體育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除了在運動場上表現個人出眾的身體能力之外，世界各國（地區）都將其作為展示國家形象與力量的舞臺。基于此，競技體育在很多國家都被當做公共事業予以發展。我國也不例外，體育事業從無到有，逐漸建立了各級訓練隊伍，構建出完善的訓練體系，為競技體育的騰飛奠定了制度、人力和物質基礎。隨著時展，市場經濟的繁榮，人力資源成為影響事業發展的核心元素，在體育事業中，如何給予運動員合理薪酬，既能促進他們刻苦訓練、積極參賽，又能體現合理的市場價值，做到投入效率最大化成為國家、集體乃至個人關注的焦點問題。因此，回望我國專業運動員薪酬的演延歷史，對當前薪酬特征進行深刻剖析，并提出未來薪酬改制的基本路徑無疑對我國體育事業的健康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1我國運動員薪酬構成與體系演化

早在1950年，我國就成立了體育主管機構，但是由于人員不齊，制度缺乏等問題，運動員工資并未被明確規定。運動員多依照入隊之前時的身份予以認定，這種狀況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才有所改觀。1985年，前國家體委制定頒布了《關于實施〈運動員、教練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運動員、教練員工資制度改革方案》兩個文件，這兩個文件的公布意味著我國運動員工資體系在法律上予以確認，當時主要考慮“少勞少得、多勞多得、獎優罰劣和工資與成績好壞、貢獻大小直接掛鉤”的原則。根據運動員特點實行體育津貼制，體育津貼原則上按運動員所獲得的運動成績評定。一般定為四等津貼最低檔(六類工資區為58元)。運動員現行工資低于運動成績相應津貼等級的，均可進入相應津貼等級最低檔。這一制度的形成與發展標志著我國運動員工資逐步制度化、體系化。直至1992年，我國政企不分、人員龐雜的弊病已經嚴重影響到社會進步與公平。黨在十四大上明確提出，按照機關、企業和事業單位的不同特點，逐步建立健全分類管理的人事制度。由此，我國體育事業走向逐步分流的道路。運動員也逐步分為專業運動員和職業運動員兩類。第一類專業運動員依然由省市體育局或國家體育總局等事業部門負責培養。這些項目一般市場開發度不高，前期投入較大，欣賞性較差，卻又是我國競技體育事業中主要奪金項目，因此只能由國家代為培養。他們的經濟性薪酬主要由基本工資、訓練津貼、成績津貼、獎金組成。非經濟薪酬則包括就業安置、職業能力轉換、各類保險、運動傷病保障以及廣告權益等。

這種薪酬分配主要套用我國事業編制人員的工資體系。到2002年，國家體育總局與教育部、中編辦、財政部、人事部、勞動與社會保障部發文《關于進一步做好退役運動員就業安置工作的意見》中指出要“嘗試市場化的退役運動員安置途徑”，這一變化意味著運動員不再終身享受事業職工待遇，而逐漸轉為市場化安置。工資結構也逐步傾向于績效工資方向發展。第二類是職業運動員，這類項目最初只有足球、籃球、象棋、圍棋等少數的幾個項目。職業化運動員按項目類型又可分為兩種：第一種是俱樂部性質的職業運動員，如足球、籃球等，這類運動員人力資本使用權歸屬于俱樂部所有，其薪酬包括基本工資、訓練津貼、出場費、獎金和商業廣告等；第二種是個體項目，如臺球項目、高爾夫等，最典型的代表是丁俊暉，其薪酬主要依靠出場費、比賽獎金和商業廣告等組成。無論是前者還是后者，都完全依靠市場對運動員實力的評價，收入與他們的競技能力、職業素養等直接掛鉤，完全屬于自負盈虧。當然，我國競技體育正處于轉型期，有些項目正由專業逐步走向職業，如乒乓球、羽毛球聯賽，盡管都稱之為職業聯賽，但這些運動員都來自各個省隊，身份隸屬于體育局專業隊，只是代表俱樂部進行比賽，在整個培養期間，俱樂部并未參與投資，因此俱樂部對運動員這一人力資本具有部分產權，運動員代表俱樂部參與賽事，薪酬由俱樂部支付，而部分權利則有俱樂部與乒協（各專業隊）共享。這是一種典型的雙軌制身份，是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的過渡形式。

2我國運動員薪酬體系特征解讀

專業、職業和雙軌制三種薪酬體制分別代表著我國競技體育在特定的社會轉型期競技體育的幾種選擇。它們的形成、演變和發展是不斷探索適合我國特殊國情的必然產物。三種薪酬體系在評價對象、考核機制、薪酬構成等多個方面都有著顯著差異（見表1）。總體而言目前我國運動員的薪酬體系呈現以下幾個特征。

2.1偏重經濟性薪酬自從我國競技體育融入國際大家庭之后，短時間內實現了快速的、跨越式發展，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歸功于運動員在“為國爭光”的目標下拼搏奮斗的結果。“為國爭光”在近百年來，成為國人所奮斗和努力的目標，中國體育恰好適應了這種需求，獲得了國家、社會的認可與支持，在物質條件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實現了競技體育的騰飛。而在市場經濟下，企業與個人作為市場的主要構成元素，以獲得最大收益為終極目標。基于這種邏輯，我國無論是專業運動員，還是職業運動員都極為重視經濟性薪酬的激勵作用。通過課題組調查，結果顯示，當前我國運動員的薪酬形式多采取高彈性模式，運動員能獲得多少薪酬完全依賴于比賽成績的高低，當運動員成績非常優秀時，薪酬非常高；而當成績非常差時，薪酬非常低。通常，在職業賽事中，可能運動員之間的競技成績相差極為微小，但由此帶來的薪酬差距卻極為巨大，經濟學上將這種現象稱之為“贏者全得型”分配方式。盡管這種重視經濟激勵的措施是適應當前市場經濟發展的必然選擇，但是單一市場化調節，卻難以避免其自身帶有的弊端，如短視、盲目和局限性。這種“贏者全得型”分配方式，是典型的高差異性組合，會使得運動員缺乏安全感，也會導致低收入群體產生消極、抵抗等情緒，易產生短期行為的傾向。為獲得成績而不擇手段，甚至可能采用危機自身或他人的安全的手段（如興奮劑、球場暴力等）。由此可見，我國目前重視經濟性薪酬的方向是歷史的必然選擇，但在改制過程中更要重視非經濟性薪酬（如精神薪酬）的完善與補充作用。特別是針對我國當前運動員文化素養低，教育權利以及其他相關權益得不到切實保護的現實情況下，這一訴求顯得更為強烈。

2.2我國運動員薪酬二元化特征較為明顯當前，運動員的參賽已經由單一的、公益性的為國爭光的活動轉變為雙重的、公益與利益并重的活動。這一轉變必然導致身份的重新認定。以公益為主的專業運動員薪酬主要來自國家或當地政府，而以謀生、利益為主要目的的競技運動員，其薪酬必然依靠所屬俱樂部或參賽獎金等。身份的二元化帶來的危害是顯著的：首先，當公益與私利產生矛盾時，俱樂部、運動員與國家，必然會從自身利益出發，特別是在缺乏規范化和法制化建設的大背景下，必然會給給競技體育運行帶來了某種混亂[1]。其次，專業運動員的付出與所得產生背離，有悖于社會的基本公平原則。對于明星運動員如劉翔、孫楊等人而言，職業生涯的收入足夠他們支付余生的消費；而多數運動員則必須為生存、發展而不得不重新擇業，付出與回報顯然失衡。從課題組對遼寧省田徑隊的調查顯示，多數隊員人均收入在4萬元左右，稍高于當地城鎮居民的人均收入，甚至低于當地初級建筑工的人均收入。由此可見，無論人力資本還是先天才能，對于這群將青春奉獻于賽場的運動員而言，這一薪酬顯然是偏低的。更有甚者，由于編制限定，很多運動員還游離在體制之外，只被賦予了實訓身份。截止到2013年，全國在訓運動員33294名，正式在編的僅17444名，而以試訓、集訓等名義在訓的隊員達15850人。這些沒編制的運動員退役后境況更糟，就算國家和各省市出臺一些退役保障辦法，他們也享受不到[2]。最后，身份二元化使得個別項目出現權責不對等的現象，以乒乓球聯賽為例，這些項目運動員薪酬由俱樂部承擔，而身份仍歸屬專業隊，這就使得俱樂部只有贊助義務，而沒有人力資源開發的權利，影響到乒超聯賽的健康發展。

2.3我國運動員薪酬體系市場化程度不高在職業化程度高的國家，當俱樂部運行不暢時經常會遇到破產、兼并或者收購等行為，這些因素無疑會影響到運動員薪酬發放。近幾年歐洲經濟危機對職業聯賽的影響是顯著的，即使西甲聯賽也難以幸免，“西甲聯賽的總負債達到了21億歐元，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西甲還能存活多久都是個問號”[3]。而在我國運動員的薪酬則受到政府行政的管理、干預。即使最早實施職業化的足球、籃球等幾個項目也不例外。不少俱樂部如魯能、國安等都是有國企做后盾。即使民企贊助的俱樂部背后往往也有政府的影響，在俱樂部出現問題時進行干涉，維穩，如大連市每年會對本市的中超隊伍（大連實德和大連阿爾濱）投入部分扶持資金，以維持俱樂部的正常運營。2012年處大連實德陷入財政危機，大連市攜手相關部門對其實行了托管，對保障實德順利完成該賽季的聯賽起到了重要作用。由此可見，無論專業運動員還是職業運動員相比國外聯賽，都直接或間接的受到政府的扶持與保護。當然，不完全市場經濟形式也有其弊端，往往造成行政干預過度，政企不分的問題，在實際操作中，往往會觸及到資方和勞方的利益，產生一些矛盾，這一問題在雙軌制聯賽中最為明顯。如何協調幾方面的關系，理順政府和相關部門在市場中的作用，是當前管理人員和很多俱樂部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

2.4職業化發展趨勢業已確立除了足球、籃球等職業化隊伍以外，專業運動員也逐步走向職業化發展道路。可以說，職業化道路是當前三種薪酬體制未來發展的必然選擇。體育職業化發展的表現首先是競技目標的轉移。一直以來，專業運動員是舉國體制下的產物，帶有鮮明性的計劃色彩。運動員以為國爭光，實現效用最大化為其根本目標；一旦從體校升入專業隊就意味著捧上“鐵飯碗”，享受國家事業單位編制和待遇。然而，隨著競技體育市場化的推進，很多體育項目已經擺脫了單一為國爭光的政治目的。專業運動員除了承擔政治任務（奧運會、全運會等）之外，還可以參加黃金聯賽、鉆石聯賽、各類邀請賽等賽事，這些賽事多是以追求效益最大化為參賽目的的。其次，專業運動員的職業化趨勢還表現在薪酬方式的轉變。以前擁有的事業編制意味著退役之后國家和地方負責安置工作，而現在事業編制帶有鮮明的合同性質——運動員在役期間享受事業待遇，一旦退役，地方會給予一定補助，然后隊員自主擇業。這種方式與職業聯賽無疑。另外，在工資發放上，以往專業運動員工資較低，側重職務、崗位晉升。而現在的運動員薪酬則更多的體現在經濟性薪酬的發放上。通過對遼寧田徑管理中心相關調查可以看出當前專業運動員剛入隊即可拿到2700左右的薪酬，另外還帶有五險一金，工資隨著比賽成績的提高而不斷增長，是典型的企業績效工資形式，由此可見專業運動員薪酬呈現職業化趨勢。

3運動員薪酬發展路徑

3.1薪酬設置體現“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薪酬既是實現激勵作用，促進資本效益最大化的重要手段，同時也是滿足個體發展的前提物質基礎。隨著信息社會的到來，員工是成為企業經營成功關鍵，利潤最大化的實現取決于對員工的管理。“人本主義”成為薪酬管理的核心思想。以人為本理念側重員工積極性的推動以及潛能開發。對于體育事業同樣如此，當社會資源匱乏時，我國不得不選擇縮短戰線，保證重點的策略。利用舉國體制，將有限資源用于發展重點項目上，在急于擺脫“東亞病夫”和貧窮落后的國際形象的訴求下，運動員以國家榮譽為奮斗目標。號召運動員貫徹“三從一大”思想，力爭實現競技體育成績的突破，此時的運動員以國家和集體為本，個人則是社會主義建設的“一片瓦”、“一根釘”。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競技體育事業得到快速發展，在市場經濟推動和事業體制改革的大背景下，部分項目逐步走向市場，市場經濟以“逐利”為最根本的目的，而運動員則是實現利益最大化的載體，企業（俱樂部、行業協會等）以運動員創造最佳成績，實現效益最大化為根本目的。在這種大背景下，俱樂部、運動員等為提高成績，采取了若干非正常手段，興奮劑、假球、黑哨、貪污、賄選等事件層出不窮，競技體育甚至連奧運會都被蒙上陰影。這些異化現象不但對運動員身心產生極大危害，而且也危及到項目自身的健康發展——我國足球投入逐年增加，而成績不盡人意無疑與這些異化現象有著直接關系。另外，在“錦標主義”、“金錢主義”蠱惑下，很多運動員、教練員因獎金分配等問題訴諸公堂，甚至因收益不均，而過早的退出體壇，給個人、行業乃至國家都帶來極大危害。由此可見，無論是國家本位還是金錢本位都難以避免的由此帶來的危害。隨著科學與時代的進步，更強調人的自我價值實現、人的多層次需求和社會屬性的現代人本主義（如馬斯洛的需要層次論、大內的Z理論和莫爾斯的超Y理論等）逐步成為現代薪酬管理的核心理念。運動員既是競技競賽的表演者，同時更是社會成員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一方面為社會貢獻出精彩的表演，同時他們也享有與大眾同等的發展權利，無論是強調國家本位還是物質本位都不能抹殺運動員作為“社會人”的現實，另外，也只有以人為本，才能從根本上促進他們訓練、比賽的積極性，從而實現競技體育的不斷前行。

3.2薪酬設計積極引進現代企業管理理念鄧小平同志曾說過“好的制度可以把壞人變成好人，壞的制度可以把好人變成壞人”，目前，我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盡管已經逐步融入到市場經濟中來，但是相應的法制建設和制度建設仍遠落后于俱樂部硬件發展的步伐，行政管理差，規范化程度不足，隨意性較強。具體表現為人員職責不清，管理制度不健全，部分行政部門越界管理企業等現象時有發生。俱樂部內部，領導層權利過于集中，經營、財務、管理、人事等一把抓。外部職業隊伍建設缺乏相應的法律依據，處理俱樂部利益沖突與矛盾時，法制往往被行政所替代。表現在薪酬方面，傳統管理體制下的薪酬體系已經難以有效地支持現代企業的經營戰略，尤其是在競技體育市場化、職業化進程中，原有的薪酬體制已經嚴重影響到他們的健康發展。首先，原有薪酬體系激勵效果不佳，缺乏彈性。薪酬差距不能真正體現隊員能力、天賦及訓練和比賽的付出。其次，制度的僵化還表現在缺少凝聚力，不利于合作氛圍的形成。傳統體制中運動員為國家、地方榮譽而奮斗，隨著市場的介入，企業贊助、廣告、獎金等使得收入呈現多樣化趨勢。傳統薪酬制度面臨這種轉變產生極大不適，表現在現實中就是隊員對自身權益的維護要求不斷提高，運動員與教練、俱樂部以及投資方逐步產生分歧，影響到競技體育的健康發展。最后，傳統薪酬戰略往往將目標定為吸引和保留員工方面，激勵機制不足。因此，應采用現代企業管理制度，遵從市場經濟法則。為了適應市場機制，發展職業體育，必須引入現代企業制度，盡快構建職業體育俱樂部現代管理機制，以實現職業體育俱樂部規范化和法制化管理，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同時敦促和幫助各俱樂部建立和完善內部管理制度，如工資制度、運動員退役保險、獎勵制度、退役就業幫扶制度等等。并加大監控力度，使得這些制度得以貫徹執行。

3.3保障運動員受教育權利教育是非經濟性薪酬的重要組成部分，競技體育這一行業的特殊性決定了絕大多數運動員職業生涯是短暫的，一旦體育生涯結束就意味著運動員必須重新進行職業選擇。而職業轉換帶來的問題就是不同職業之間的對接，顯然教育是兩者之間最好的粘合劑。因此對于運動員而言，讓他們享受充分教育的權利是提高他們非經濟性薪酬的首選方式。發達國家無一例外的都很重視對運動員的素質培養與文化教育[4]。以美國為例，從初中、高中到大學，學生必須完成一定的核心課程才能繼續在運動隊訓練，如果達不到學習標準要求則不能參賽。這使得美國運動員都極為重視文化學習，華裔球星林書豪邊讀書邊拍球現象在美國球員中不足為怪。俱樂部一般不負責隊員的文化學習。但學習成績不好的學生，俱樂部不敢收留，教練會勸學生停止一段時間訓練，通過學習后再來繼續參加訓練。正是這些制度保障了美國運動員的教育權利，無論是俱樂部還是省隊在制定薪酬體系時，將運動員文化教育作為薪酬的組成部分，在學校資源、學習時間、資金支持及師資配備方面給于充分支持。反觀我國，運動員進入高校，多數是為了“混文憑”。運動員、高校與省隊各取所需，似乎是三贏局面，然而，運動員本身文化水平并未得到實質性提高，使得運動員一旦走向社會，文憑成了一張白紙，并不為社會企事業單位認可。而美國作為名副其實的競技強國，運動員退役后就業問題并未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其原因主要在于這些運動員從事職業運動的整個生涯都注重文化教育，使得他們在職業轉換時困難并不顯著。

3.4加強退役能力轉換的培養，積極引進社會保障體系拓展就業路徑是對退役運動員最好的報酬。在近鄰日本、韓國中，他們的運動員大都心甘情愿地留在與本身專業有關的圈子里。以足球為例，日本運動員留守足壇可以達到70%以上，而韓國可達到90%。由于這兩個國家足球氛圍較好，專業球隊需要教練，另外，企業、大學球隊都需要技術一流且經驗豐富的高水平球員去執教。我國各級隊伍及俱樂部應借鑒韓日的成功經驗，加強對運動員退役的保障。首先培養他們執教能力，突出的競技能力只能是優秀教練的因素之一，執教隊伍既需要良好的領導能力、溝通能力、技戰術能力，又需要良好的表達能力和理解能力。除此以外，還應加強對運動員傷病、退役保障。法國等國家為運動員在制度上的保障提供了參照模版。早在1946年法國就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隨之建立了運動員的就業、社會保障體系。法國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法國實施文化教育與運動技能雙向發展的體育后備人才培養政策，使法國的適齡運動員已經具備一定的職業技能和基本素質。另外，法國衛生體育部與國家高水平運動員就職的企業簽訂官方合同，使運動員可以半工半訓，企業享受政府補助。

3.5提高基礎工資所占比重我國運動隊與俱樂部都重視激勵機制，對基本薪酬重視不足，因此造成部分項目運動員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得不到滿足，這必然會影響到正常訓練、比賽。劉翔曾在政協會議上提出，他的工資只有2000多元，當然這是指的基本薪酬，另外，男排、女足、冰壺等隊伍都反映出這個問題[5]。通過對遼寧田徑隊的調查也顯示，青年隊員月薪除了五險一金之外，到手的工資在2570～2800元之間[6]。而我國國家統計局的《新世紀實現新跨越新征程譜寫新篇章》報告中提出，2011年，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35083元。這就意味著，這些稀缺人才的價值剛剛達到或低于人均收入。對于多數運動員而言，這種薪酬顯然低于他們自身價值。因此，應適當提高運動員基本薪酬，滿足多數墊腳運動員的基本生活保障。

作者：鐵鈺 崔國文 鄒月輝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 體育學院 濱州學院 體育系 大連理工大學 體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