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與結構的視角下的俄國革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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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研究雜志》2015年第三期

革命是一種宏觀社會變遷的類型，是傳統社會現代化的路徑，是20世紀以來不同后發國家的共同主題。人們常常將革命發生的原因概括為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精英之間和階級之間的斗爭、財政危機與經濟困難，以及國內或國際政治體制的衰微等等。解釋革命發生機制的研究路徑大致有文化主義、結構主義和社會心理學三種。“相對剝奪感”概念是社會心理學研究的典型表述，某種程度上也可以歸入文化研究路徑。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都是方法論上的整體主義，力圖構建宏大而整全的宏觀理論，文化主義強調構成個體和群體身份的規范、價值、共識乃至信仰，對革命的發生進行詮釋性的理解；而結構主義傾向于尋找普遍性，強調制度背景下行動者之間的靜態與動態關系，研究真實社會類型的歷史動力。①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認為，有關革命的結構主義研究缺少了一個總體性的、容納各種結構與歷史條件的情境，亦即文明框架。他提出，革命的發生與某些軸心文明的特質相關，只有具備此岸世界愿景或此岸與彼岸世界愿景都具備的文明，才能提供進行社會政治制度與文化方案重建的烏托邦愿景和革命意象，才會在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型過程中發生偉大的革命。俄國革命的發生在于其處于東正教文明的范圍內。②金雁認為，俄羅斯民間宗教的分裂運動與東正教獨特而濃厚的彌賽亞（即拯救、救贖）情結，導致了俄國自彼得一世改革以來激進主義與民粹主義（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或narodnichestvo）的濫觴，這是俄國1905年革命、更是1917年革命發生的原因。③艾森斯塔德對文明類型的劃分與革命發生之關系的研究，因突破了單一研究對象的范圍，其文化主義路徑所固有的研究對象特殊化、靜態化和循環論證的弊病尚不明顯，這些局限性在金雁以一國知識分子為對象的思想史研究上則十分突出。與此相對的，結構主義將階級視作歷史發展的動力。摩爾（BarringtonMoore）尋求將唯物主義的階級分析與其他類型的國家和政體的后果聯系起來。與其一脈相承的斯考切波（ThedaSkocpol）則采用強結構主義宏觀分析，兼用馬克思（KarlMarx）式的階級分析、韋伯（MaxWeber）式的國家分析來研究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④結構主義的弊病在于立場太過歐洲中心，將階級與階級斗爭理論生硬地應用于歐洲以外的所有國家和地區，理論的有效性值得商榷。本文通過梳理艾森斯塔德與金雁的文化路徑、摩爾與斯考切波以階級為中心的結構路徑和羅戈夫斯基（RonaldRogowski）與格申克龍（AlexanderGerchenkron）以工業化為中心的結構路徑對俄國革命發生機制的研究，力圖重新對俄國革命——這一代表了不同于歐洲現代化與現代政治發展方向的晚近革命新榜樣的共產主義革命及體制——的性質及后果進行評價。

一、文化主義的解釋（一）：軸心文明與此岸愿景

艾森斯塔德認為，既有的革命研究都未觸及更寬泛的歷史文明背景問題，革命更容易發生的主要文明框架，幾乎都是軸心時代文明的某種類型。“在這些文明中盛行的基本文化取向和文明前提，激發著許多帶有強烈的烏托邦式和普世論導向的社會秩序新類型的愿景。同時，這些文明形成的社會的組織性和結構性特征創造了讓這些愿景得以制度化的框架。”①早期革命發生在基督教文明的框架內，也就是信仰新教與天主教的歐洲文明，而后向東擴展到東正教范圍的俄國和儒教文明圈中的中國和越南。這些社會的共同特征在于，它們都是在所謂軸心文明的框架中形成的。②“救世與烏托邦思想的彼岸世界與此岸世界的差異，極大地影響了這些文明中的統治者的責任觀念，以及由這些觀念衍生的制度。”③艾森斯塔德發現，單純以彼岸世界（如印度）或單純以此岸世界（如傳統中國）為取向的本體論愿景的社會，在早期現代化時期沒有產生強烈的革命傾向和革命活動，它們的文明的中心，要么是宗教儀式，要么是政教合一（儒教中國和伊斯蘭教社會），政治文化領域形成了解決超驗秩序與世俗秩序之間張力的主要舞臺，所以無法孕育出對政治領域的原則上重建的社會新類型、新的現代文化方案的強烈的先驗愿景。④革命意識形態具有普遍主義和傳教士精神的維度，①這對于革命的發生起著關鍵作用，但印度、中國或伊斯蘭國家的社會缺乏這一要素。盡管現代國家并不一定需要通過革命來產生，但是，“現代政治和行政機構的發展，與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及扎根于革命中的基本的意識形態前提密切相關。”②而未曾歷經革命滌蕩便進入現代社會的德國與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為法西斯主義所吞噬。“法西斯主義的犧牲者面臨的悲劇和法西斯主義的侵略戰爭，就是因為沒有經歷過一場真正的革命就進入了現代化所造成的后果。”

③所有的現代政體都面臨著如何吸納或者拒絕不同的革命象征與主題的問題，這首先在于如何對待并將社會主義的階級象征與民族主義的象征，融入到它們各自政體的集體認同和合法化的認知框架中。不同的融合與吸納方式構成了不同的現代性秩序和多樣現代性的主要特性。其次，所有的政體都面臨著潛在的和事實的革命運動對它們制度框架的連續性挑戰。④在歐洲以外的地區和國家，社會主義的革命性象征在另類現代性中非常突出，常常被許多專制的政體采納。它們否認現代性文化方案中的普世性要素，但卻試圖使自己也適合于社會主義象征。⑤不過，艾森斯塔德認為，在多樣現代性的方案中，“共產主義者是現代性經典模式的最極端的替代模式的傳承者”。⑥受到主要的激進左翼極權主義運動擁護的另類現代性，形成了晚近革命的核心，在這種現代性中，社會主義的激進象征被完全接納和轉換。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運動完全被置于現代文化方案的框架中，尤其是啟蒙運動和大革命的框架中。它們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是依照現代方案的不完整性來展開的，在這種社會中，這種“最耐久和最持續的另類現代性”成為了現實。⑦共產主義革命及政體采取的，是一種總體現代性的方式，以類宗教式的救贖主義的使命對人類和社會進行總體性改造和重建，試圖建立一個由工人和無產者組成的現代的普遍共同體，從而以救贖主義愿景為名，要求個人在全面性極權主義體制內的整體沉沒。①對于許多非歐洲社會中的精英和其他階層來說，參與社會主義運動，吸納社會主義象征并采用社會主義政策的策略，使得他們能夠“在新集體認同中吸納一些現代化的普遍性要素，同時又不需要放棄他們自己的傳統或者他們對西方現代性的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傾向的批判”。

②社會主義的一個核心要素是“科學唯物主義”原則，這一原則以不同的方式被吸納到不同社會的智識框架（intellectualframework）中。（1）在大多數歐洲國家，社會主義的原則和象征成為了它們基本的文明前提，它們的智識地圖是普遍性話語的一個構成要素；（2）在蘇聯、社會主義中國以及古巴，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信仰成為它們存在的政治前提、智識地圖的核心和主導性的要素；（3）在伊斯蘭世界和非洲國家，社會主義象征已經成為了它們集體認同的重要要素，但并非其智識地圖的基本要素。③也就是說，俄國革命開啟了直接將馬克思主義與“科學唯物主義”變成革命與革命政權政治生存的前提，烏托邦的信仰與承諾以類宗教般神圣化的方式，④成為其政治合法性的依據和基礎。艾森斯塔德認為，盡管知識分子和宗教團體都是革命愿景的構想者，但有關革命的文獻更偏向于強調重大的社會力量，尤其是階級關系，卻不太重視特殊的文化與知識分子群體的作用。⑤在社會轉型中，精英的特性，“特別是他們反對被嵌入到不同的特殊團體的自主性，他們所宣揚的本體論愿景和這種精英之間以及他們與更廣泛的社會部門之間的關系，在催生社會變遷的革命或者非革命過程和同時進入現代性的現代制度與文化框架的不同模式中是至關重要的。”⑥俄國知識分子與俄國工業化和經濟發展之間的疏離與隔絕，知識階層整體上對工業化與現代化采取的否定與批判態度，就非常恰當地證明了這一點。金雁對俄國革命的研究，恰以俄國知識分子群體的精神世界為核心。金雁認為，17世紀末開始的彼得一世的政治改革與尼康的宗教改革所激發的民間東正教的分裂運動及其民粹主義遺產，為俄國知識分子的激進主義傳統提供了獨特的精神營養，18世紀的反教會潮流、19世紀的虛無主義和無政府主義、以及20世紀的革命運動，都須從此處追根溯源方能解惑。①

二、文化主義的解釋（二）：分裂教派與民粹主義

金雁認為，俄國革命的發生，表面上看是馬克思主義戰勝了民粹主義，實際上是民粹主義同化并改造了馬克思主義。②不過，格申克龍認為，將俄國民粹主義視為社會主義的分支或農業社會主義也并無不可，它們都對分配而不是生產有著道德上的強烈興趣，且對西方資本主義與工業發展的成果與后果持強烈批判態度。③金雁指出，布爾什維克不過是披著馬克思主義外衣的民粹主義，列寧的思想資源中源自19世紀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和革命民主主義的東西遠遠多于馬克思主義。而且，列寧使馬克思主義民粹化，“從黨務上的民粹主義發展到意識形態上的民粹主義，由否定的民粹主義到肯定的超民粹主義”。而斯大林時代干脆把馬克思主義變成了一個“借殼上市”的外包裝，最大限度地借用沙皇專制制度中的舊的文化方式，以傳統的東西混合蘇聯政治文化的社會主義內容。④所以，20世紀俄國革命之發生，與馬克思或費希特（JohannGottliebFichte）的社會主義實在是關系不大。金雁有關俄國革命的觀點，恰與結構主義對革命發生的因果機制的研究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進一步探討的必要。第一，到底是東正教、是歷史更為久遠的民間分裂教派，還是分裂教派的遺產民粹主義，才是革命烏托邦的來源？金雁認為，激進的革命烏托邦是與東正教一元論結構相一致的邏輯思維發展的必然結果，追求完整性與統一性的行為與民族心理導致了激進主義。①但《倒轉“紅輪”》通篇都在論證分裂教派與分裂運動具有宗教性與激進性，不是東正教的一元論結構，而是與東正教相對抗的民間分裂教派，才是俄國革命烏托邦的來源。作為基督教的分支，俄國東正教的歧義性、落后性與封閉性，沒有哪個教派可以與之相比，分裂教派與近現代俄國政治和宗教一體化趨勢的對抗，所憑恃的是文化保守主義（亦即民粹主義），而非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分裂運動是“向后看的反專制運動”。

②分裂運動及其“人民崇拜”的民粹主義經由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繼承并發揚光大，使得革命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潮在19世紀后期的俄國盛行，到了19世紀末，俄國社會與知識群體在無政府主義的暴民政治中迷失了方向。③作為俄國激進主義與革命烏托邦的源頭，東正教的一元論結構，與分裂教派或其民粹主義遺產，三者能否等同？摩爾認為，用停滯、不變與穩定性的文化視角來解釋事件和行為，就是在進行循環論證，④或者無限追溯。而在金雁看來，東正教的一元化追求，分裂教派的多樣性與反專制反西化，分裂教派19世紀的遺產——文化保守主義以及后來的民粹主義，似乎都是可以等同或換用的，都是俄國近代宗教與文化的內容。這種往前無限追溯的方式，甚至將對立的兩個要素隨時替換作為根源的文化研究，凸顯了文化主義路徑的解釋過于寬泛龐雜，而無法建立明確的因果機制。并且，任何社會的現代國家的建立過程，都是打掉地方性、多樣性而邁向一體性、統一性的過程，⑤尼康宗教改革所確立的官方東正教的唯一合法地位，是俄國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成過程，是俄國現代國家政治一體化建設的一部分，是政治現代化過程中的普遍現象，將其歸因于官方東正教或民間東正教甚或斯拉夫民族的特性，十分牽強。第二，如何評價1906年的斯托雷平改革與農民解放？革命既是社會多種功能性障礙的產物，就遠非單一群體的行動所能達成，需要有人運作，也需要所有群體的參與，包括統治者。既然俄國自19世紀以來知識界總體的傾向是反西化和反現代化，——無論是稍顯西化的19世紀40年代的貴族知識分子及其20世紀的繼承者“路標派”（1909年集體寫作發表《路標文集》的知識分子群體），①還是19世紀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及其民粹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后繼者們，——而俄國革命又是另類現代化的替代模式，因此，俄國知識分子和金雁對斯托雷平改革的評價就非常奇特。土地公社化、農民農奴化和國家集權化三位一體的政治體制在彼得一世時期建立起來，土地的使用與兵役制掛鉤，軍功貴族土地上的勞動力靠農奴制來解決，以滿足這個幅員過于遼闊的國家軍事征戰與內外安全的需要。

②1762年準予貴族免除勞役的敕令頒布，這個敕令“最終切斷了農奴制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原始聯系”，農奴制被永遠定格為經濟進步的一個主要的絆腳石。③貴族解放以后，俄國社會所有的階層，包括沙皇，都在不斷地反對農奴制，與金雁所強調的不同，知識分子的反對不僅不具有特別的顯著性和決定性，這一群體賦予村社制度的過高的道德色彩，甚至客觀上阻礙了農民獲得經濟獨立的自由與權利。1861年農奴解放以后，農民可以擁有土地，卻仍然沒有自由遷徙權，村社制度使得農民仍然要固著在自己的土地上。到了19世紀末，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危機日益嚴重，并在日俄戰爭中全面顯示了農民被束縛在土地上對于經濟與工業發展的阻滯，土地富余的農民反倒時時以村社共同體為單位發起集體反叛，舊體制的能力限制了俄國的國家野心，于是斯托雷平改革啟動。應該說，斯托雷平的改革既生逢其時，而且改革措施得當，一戰前俄國農業與工業產出均在穩步快速增長。格申克龍在研究俄國工業化時不斷假設，假如改革未曾因一戰的打斷而繼續順利推進，激進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會逐漸平息。但金雁則認為，斯托雷平的改革是“專制主義市場化”，是“父”奪“子”利、獨霸“家產”的不公正改革，積聚民怨以致社會情緒激進化和民粹主義大爆發，終至轉變為劇烈的政治革命——1917年的“二月雪崩”。①最后，到底是村社制度，還是村社制度的解體引發了革命？在1825年俄歷十二月發動武裝起義反對農奴制和沙皇專制的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之后，土地公社化與村社制度一直被視為俄國傳統的正向遺產，但實則與俄國的工業化需求相悖反。金雁認為，斯托雷平推進的改革導致了農村的分化，摧毀了“公社精神”，失地農民因失去村社制度的庇護和喪失對沙皇“慈父”形象的敬畏與依賴而成為革命主體。②按照金雁的邏輯，如果不是斯托雷平改革改變了傳統村社制度對農奴、農民的保障，沙皇的慈父形象還不會喪失，知識分子的革命宣傳也不會深入人心，農民也就不會成為革命的主體。從1861年農奴解放直到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前，村社制度的存在決定了農民仍然必須固著在土地上和村社中，不能自由流動，一旦離開村社，其土地所有權將被收回。③但客觀上，人地矛盾突出，農民對土地的渴求長期得不到滿足，卻又無法離開土地從事其他職業。

于是，村社制度決定了農民既沒法供應城市工業緊缺的勞動力之需，也無法憑借土地耕種改善經濟境遇，所以無論從經濟上還是從社會效果上來說都是個不良制度，何以會成為道義上仁慈而溫情脈脈的良善的專制舊制度？斯托雷平改革致力于改善農村人地緊張的狀況，允許農民自由遷徙自由擇業，客觀上使得農民再也不可能成為一種革命力量，改革反而減緩了農民叛亂對沙皇體制的沖擊。所以，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與十月革命的發生，盡管可以從艾森斯塔德的基督教文明提供了烏托邦愿景的角度，或者金雁的俄國分裂教派與民粹主義的斯拉夫民族獨特性的角度，去斷定其內含革命因子，因而必然會發生；但實則革命的發生是可能性與偶然性的因緣際會，一旦遭遇，國家未來的發展道路便與更好的歷史機會失之交臂。

三、結構主義的解釋（一）：階級結構與農民革命

戈德斯通（J.A.Goldstone）的觀點最能簡單明晰地表明結構主義對革命發生機制的認識：（1）國家財政負擔的加劇與財政危機的發生；（2）精英內部的沖突變得更加嚴重，導致統治集團內部的分裂與行動力削弱；（3）民眾反叛的興起；（4）社會糾偏和政治轉型的意識形態變得日益突出。①前現代向現代社會轉型的過程，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在政治上是主權國家以及主權國家的后西方系統的創建和發展。②摩爾將社會階級分化與階級斗爭確立為歷史發展的動力。根據土地精英階層與農民之間的不同關系，摩爾將現代國家轉型劃分為三種類型：通過自下而上的革命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確立了民主制度（資產階級革命），通過自上而下的革命進入現代社會的國家往往導致法西斯獨裁政權的出現（君主改革與立憲），而發生農民革命的國家則大多建立了共產主義極權國家體制。③摩爾的思想后來又更精致化地落實在斯考切波的革命研究中。摩爾在他的研究中恰好回答了金雁研究中神秘化的一個東西，即俄國民粹主義的文化保守性與其反西方、反工業化的獨特性。在摩爾看來，所有社會的鄉村都是人們用來判斷和譴責現代工業文明的那些含糊混亂的道德標準的一個重要來源，客觀上是因為“所有地方的鄉村都在現代沖擊到來之前實行佃農制度，這種制度存在著平均分配資源的內在傾向”，摩爾稱其為“加圖主義”。加圖主義的基本精神是：社區的每一個成員都應該接觸到足夠的資源來完成對社區應盡的義務，社區則依靠集體的努力來維持其生存。④“農民的風俗習俗和道德標準的本質，是有關平等的最粗略概念，它強調公平也強調為了完成基本任務而擁有最低限量土地的必要性。這些標準通常會帶有某種宗教性的懲戒，因而農民可能會強調他們的宗教不同于其他社會階級的宗教。”①這也正是金雁所說的俄國分裂教派或者斯拉夫主義文化的獨特性之所在，它是由俄國落后的農業經濟狀況所決定的。

不同社會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一旦傳統農民經濟受到威脅，加圖主義就會出現，這種思潮的基本傾向是反對社會變革，呼吁回到古風時代。摩爾認為，俄國農民也不例外，甚至更加突出。在18、19世紀的俄國鄉村地區，農民關于平等的概念體現為對土地周期性的重新分配，債務和稅收以社區為單位厘定。甚至可以說，俄國民粹主義者采納了農民設定的目標，也采納了許多農民基于自身對村社共同體的理想化要求而對現代社會展開批判。②所以，激進主義的主要社會基礎是農民和城鎮里的小手工業者，無論是德國的法西斯主義還是俄國的民粹主義都是如此。因此，不是金雁所認為的官方東正教的一元化結構，或者分裂運動及民粹主義催生了激進主義與暴力，而是基層農民社會及其平均主義的認知與客觀現實間的鴻溝，是18世紀以來俄國與歐洲國家經濟發展上的巨大差距，催生了分裂運動和民粹主義。斯考切波認為，革命是發生的（Happening），而不是制造的（Making）；革命并不起始于革命先鋒隊的主觀努力，而是發生在特定的結構性情勢之下。③所以，對革命的研究應從國家組織和社會結構入手，而不是泛泛地從意識形態、思潮、觀念或“社會情緒”等主觀因素來解釋革命的發生。斯考切波所謂的“社會革命”，是指自下而上的結構變遷與農民造反。④斯考切波認為，國家不僅是一套行政組織，是一種有組織的、控制政治沖突的強制力，而且是國際與國內交界面上的行動實體，亦即“國家的國際體系”。法國、俄國與中國革命的成功，均是在國內外因素的影響下，舊政權的國家組織崩潰，而新的革命性國家組織得以建立。因此，我們對革命的研究不僅要考察階級關系，考察國家與支配階級和被支配階級的關系，還要考察國家之間的關系。

①通過比較三國各自面臨的國際環境、國家與上層精英的團結/分裂程度、農民的團結和自主化程度，斯考切波將三國革命的發生機制概括如下：（1）對外戰爭與競爭失敗；（2）舊制度的國家組織遭遇危機；（3）農村結構（村社共同體的形成）與農民起義。②具體到俄國革命，一戰中軍事失利，加上國內落后的經濟與交通狀況無力繼續保證戰爭的后勤補給，沙皇制度陷入行政和軍事崩潰。俄國內部存在一個掌握土地的支配階級，支配階級依賴于舊制度的國家，享有官職與財富兩方面的好處；鄉村地區因為1861年的改革而成為一個動員與行動的共同體。舊制度的失敗會迫使國家對社會進行剝奪，剝奪損害了支配階級的權益并使底層農民的生活無以為繼，支配階級為維護自身利益會阻撓改革，不僅致使舊制度的改革流產，而且使國家官僚機構的行動能力遭到破壞。國家強制力減弱，而村社共同體意識的形成又使得農民的集體行動成為可能，于是革命爆發。③但俄國的支配階級即貴族很虛弱，并不具備破壞國家強制力的能力，那么，革命又是如何發生的呢？斯考切波認為，俄國當時面臨的外部壓力實在太大，壓垮了舊制度的國家組織。1861年改革雖未徹底解放農奴，但農民固著在土地上的狀況繼續阻滯著俄國農業產出的增長與工業化的進程，而且固著在土地上的農民形成了村社團結的集體習俗，底層農民凝聚成了有組織的群體。④人—地矛盾長期突出，加上村社共同體的形成，使得農民叛亂與農民革命在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前已經成為嚴重困擾沙皇體制的棘手難題。斯考切波對村社共同體與斯托雷平改革的評價也與金雁相反，說明了文化主義路徑容易帶入并摻雜主觀化的道德性判斷。但從某種意義上說，金雁研究的偏頗之處也說明了19世紀以來俄國知識分子與俄國的工業化進程之間的疏離乃至隔絕狀況的嚴重程度。對于俄國知識分子的精神世界與俄國工業化趨勢及需求之間的嚴重脫節，格申克龍的研究提供了專門而獨到的解釋。

四、結構主義的解釋（二）：資源稟賦與落后程度

國際貿易具有很強的收入分配效應。羅戈夫斯基研究的是各個國家的資源稟賦（土地、勞動力與資本）的充裕與稀缺狀況、各種資源所有者對貿易保護與自由貿易的支持與反對態度的不同，所導致的農民、工人、企業主與地主之間不同的利益分化格局及其后果。對于貿易保護或自由貿易所導致的收益與虧損問題，斯托爾帕—薩繆爾森定理（TheStolper-SamuelsonTheorem）認為，在任何一個社會，稀缺要素的所有者及廣泛使用稀缺要素的廠商會因貿易保護而獲益，因貿易自由化而受損；充裕要素的持有者及廣泛使用充裕要素的廠商會因貿易保護而受損，因貿易自由化而獲益。①因貿易所致的變化，必然影響國家內部的分歧。國際貿易擴張時期，資本和土地充裕而勞動力稀缺（瑞典）與資本和土地稀缺而勞動力充裕（德國）的國家，會引發階級沖突；資本和勞動力充裕而土地稀缺（英國）與資本和勞動力稀缺而土地充裕（美國）的國家，則會引發城鄉對立。②當經濟衰退發生時，優劣轉換，城鄉沖突與階級沖突也隨之發生轉換。國際貿易衰落之時，資本與土地所有者爭取自由貿易、而勞工支持貿易保護的階級沖突導向了羅斯福新政；資本所有者與勞工爭取自由貿易、而土地所有者支持貿易保護的城鄉沖突導向了西歐法西斯主義；土地所有者爭取自由貿易、勞工與資本家支持貿易保護的城鄉沖突催生了南美民粹主義；而出現勞工爭取自由貿易、資本與土地所有者（地主而非農民）爭取貿易保護的階級沖突的亞洲與東歐，則普遍出現了共產主義革命。③17世紀的國際貿易擴張，在西北歐出現了城市至上和農民解放的現象；在東歐與俄國，則出現了城市衰落、勞動報酬增加和“第二次農奴制”現象。

究其原因，正在于西北歐勞動力與資本充裕而土地稀缺，而東歐土地充裕，勞動力與資本卻極為稀缺。①到了19世紀，俄國的資源稟賦狀況是土地和勞動力充裕，而資本稀缺。1861年改革和1906年斯托雷平改革，使得一戰爆發前后俄國農民實際上已經成為小地主。這樣一種狀況促成了工人與農民聯合，支持市場自由化進程；而資本家（即土地貴族）支持保護主義與帝國主義政策，導致階級沖突，紅綠聯盟同資本家的對抗主導著政治生活。②勞工和農民結成了具有決定性的反政府聯盟，與土地貴族和資本家形成對立之勢，一國式的社會主義革命便發生了。③羅戈夫斯基認為，激烈的社會主義運動只存在于那些貿易擴張時經濟極為落后，但勞動力又十分充裕的經濟體中，如俄國與中國。貿易擴張不僅會激化稀缺要素與充裕要素所有者之間的對立，而且還會增強“勞工和無地農民這類孤立的充裕要素所有者”。④未能實行徹底而又明確的農業改革無疑是俄國革命發生的重要原因之一。1861年改革廢除了農奴制，促進了非農產業部門的發展，但農民仍被固著在土地上，而農民人均持有的土地又嚴重不足，導致農民大量逃離鄉村，于是國家又加強鄉村公社制度，建立起逃離土地的壁壘，對逃離農民的家庭課以重稅并收走土地，這使得俄國在19世紀后期“牢固地建立起擁有土地的農民階層，而不是一個無地的勞動者階級，并特別謹慎地使農民依附于他們的土地”。

⑤格申克龍的研究，可以說是關于俄國知識分子與俄國革命關系的研究。格申克龍認為，一國工業化啟動時經濟落后的程度決定了其工業增長率、工業的生產結構與組織結構以及工業化的精神與意識形態，與早發現代化國家有著相當大的不同。⑥第一，格申克龍認為，將農民束縛在農奴制下必須被理解為俄國在其西方化過程中最顯著的一面。①俄國的落后狀態決定了俄國的重商主義（政治上的對應物即為絕對主義國家）特征。西歐國家的重商主義推行之時，農奴制基本上消失或處于瓦解狀態。而俄國的農奴制，則是其“重商主義政策運行機制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齒輪”。②俄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國家的軍事利益引導政府發動一種快速突進的經濟增長。在這個過程中，沉重的負擔強加到農業人口的頭上，將俄國農民置于農奴制的強制之下，是與這種經濟發展政策密不可分的。③在19世紀90年代的十年間，俄國政府為了順利推進工業化而避免推行任何意義深遠的制度改革，這雖然在短期內有助于工業化的進展，但長遠來看卻嚴重阻礙了工業化的持續進行。經濟大爆發僅僅維持了十年左右，到1900年便不可避免地終結了，究其原因，農村人口的稅收支付能力近于枯竭，而農民的忍耐也已達到了極限。④但“無論是地方長官制度，還是為保留和保護鄉村公社而采取的追加措施”，顯然都無法與農奴制相提并論。“一個對工業化政策作出堅定承諾的政府居然破例去保護鄉村公社。”村社制度實際上助長了反抗，而不是有效控制了農民的情緒。⑤因此，斯托雷平改革絕對算得上是“對俄國農業社會主義的致命一擊”，改革使得農民家庭成員向城市的不受傷害的流動的道路第一次被打開了，“有史以來第一次，俄國巨大的農民團體也可以像他們的西方同伴那樣，出賣土地并運用所得收入去在農業之外謀求他們自己的事業”。⑥但是，俄國知識分子對斯托雷平改革的譴責與道德義憤卻十分強烈。“在經濟政策領域，對農民生活條件的深切關注和對俄國工業發展的缺乏興趣，似乎成為俄國知識分子歷史上一個相當長時期的特征。”

⑦第二，俄國知識分子總體上與工業化過程隔絕，其反西化、反工業化的特征自19世紀初以來便十分顯著。十二月黨人對工業社會的厭惡十分突出，對農業主義的強調，對資產階級的厭惡，以及限制形成一種永久性工業勞動力的愿望，是十二月黨人的精神遺產。①隨著十二月黨人起義的被粉碎和尼古拉一世政權的建立，俄國知識分子逐漸逃避對于緊迫的現實問題的密切關注，他們逃進了形而上學與美學領域。②無論是40年代貴族知識分子的代表別林斯基（ВиссарионГригорьевичБелинский）、赫爾岑（АлександрИвановичГерцен），還是60年代平民知識分子的集大成者車爾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ГавриловичЧернышевский），都是從人道和道德的視角來討論農奴制與工業發展問題以及鄉村公社。關于農奴制的經濟含義和俄國的工業化及經濟發展，則始終不在他們的視野之內。③俄國人的思想與俄國的實際發展之間存在的巨大差距，尤以被流放西伯利亞偏遠地區長達21年之久的車爾尼雪夫斯基為甚，而他又是列寧主義思想的主要源泉。對資產階級的憎恨和對農民的恐懼，阻止了俄國知識分子對于俄國工業發展可能性的任何嚴肅思考。④俄國知識分子多數主張維持鄉村公社并使其存續，他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對工業發展的社會后果批判上，盡管當時俄國的工業發展遠遠落后于西北歐國家。所以，格申克龍認為，如果不將俄國知識分子歷史的特殊偏好與該國的落后狀態結合起來，就無法理解為何俄國知識分子的思想總體上顯示出社會主義的特征，也就無法理解俄國革命。⑤俄國知識分子特殊的傾向與偏好，深深地植根于俄國農民的價值體系以及總體的落后狀態之中。俄國政治發展的落后，使得現代形式的政府的發展滯后，沒有容納知識分子的政治舞臺與空間，“俄國的專制政府有效地將知識階層的大多數人排除于直接參與政府決策之外。他們的思想始終不能轉化為行為，他們也就始終不能影響（更不用說決定）俄國經濟發展的性質。”

然而，他們雖然不能在政治與經濟領域施加影響，卻將整個知識階層對工業化與經濟發展的脫離實際而又否定性的態度傳達給了大學生與青年。于是，整個社會的思想逐漸激進化。第三，落后國家的工業化，與激進的意識形態之間有著天然的聯系。19世紀的工業發展，并不必然與經濟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聯系在一起，這取決于一個正處于經濟高漲和工業化啟動階段的國家的落后程度。法國的工業化是由一群公開聲稱是社會主義信條（即圣西門學說）的狂熱支持者的大企業家所維系，德國通過國家主義意識形態與圣西門學說來推進工業化。因此，在比德國還要落后得多的俄國，這一角色由更加激進的布爾什維克黨來承擔，①也就不那么令人感到意外了。格申克龍認為，俄國知識階層與工業進步之間一種“遲到而又不夠穩定”的正向關聯，正是通過19世紀后期的俄國馬克思主義來實現的，它接納了民粹主義的多數的特殊要素，但同時讓知識階層接受了俄國的工業化。②但是，激進的意識形態與工業化之間的聯系，往往只是現代經濟快速爆發的第一個階段的特征，隨著工業化的推進，激進主義思潮會不可避免地消退。圣西門主義在19世紀50年代的法國如日中天，但僅僅過了25年便煙消云散。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俄國1905年革命后，隨著斯托雷平改革的順利推進也日漸衰退。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打斷了俄國的改革和工業化進程，從而使得日漸衰退的激進主義又一發而不可收拾。

文化主義認為，一國的文化與文明自身孕育著革命的因子，因此革命必然會發生。而結構主義則認為，革命的發生有其結構性的條件，如國際因素、國內政治結構的特殊性，結構性條件不具備或者被消除，革命就不一定會發生。金雁認為，俄國革命的發生，與東正教獨特的彌賽亞情懷（包括革命的彌賽亞），與民間分裂教派及民粹主義關系最大。結構主義的研究則認為，俄國革命的發生有著不容忽視的國家間政治的作用存在，并不因其處于基督教的影響下就能自動發生。俄國落后的農業經濟狀況和基層農民社會及其平均主義的認知與客觀現實間的鴻溝,催生了俄國的分裂運動和民粹主義，也催生了俄國知識分子的反西化、反工業化的特征。俄國土地和勞動力充裕而資本稀缺，而有效的耕地面積也稀缺，不徹底的農業改革使得農民始終未能成為自由流動的經濟因素,富余的農民也始終未能成為俄國工業化的推動力。而不斷加強的村社制度對于農民的強制使得人-地矛盾凸顯，農民叛亂與農民革命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成為嚴重困擾沙皇體制和社會秩序的棘手難題，落后的經濟和工業化狀況才是激進主義高漲、革命發生的根本原因。

作者：郝娜 單位：東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