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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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論文關鍵詞 高校 學生 法律援助 診所教育

一、研究背景

法律援助，是指國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免費的法律幫助。廣義上的法律援助主體并不限于政府，社會各界在現有的法律制度之下均可提供相應的法律援助。國務院于2003年7月21日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第8條規定：“國家支持和鼓勵社會團體、事業單位等社會組織利用自身資源為經濟困難的公民提供法律援助。”在經過不斷的摸索和總結后，我國已經形成了政府與社會混合型的法律援助運作模式。

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起步晚，援助力量薄弱，法律援助供求嚴重失衡，因此需要全社會的力量共同支撐。而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出現一方面對于緩解供求矛盾、補充政府法律援助發揮著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這對于高校的法學教育也是一種有益的補充，可以提高法學專業學生的實務能力，培養他們的社會責任感。

然而，在現階段，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發展還遠不成熟，存在著諸多問題和障礙，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機制來規范，法律援助的效果也受到影響。但可以預見的是，高校法律援助的發展潛力是巨大的，讓其最大限度地發揮作用對于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二、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現狀

高校的法律援助活動與診所式法律教育是相伴而生、相輔相成的。診所式法律教育，發端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其特點在于仿效醫學院利用診所培養實習醫生的形式，由診所教師指導學生參與法律實際運用。診所式法律教育一方面讓學生參與法律援助服務，培養學生的實踐能力、職業責任感；另一方面，診所式法律教育的出現和普及也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鋪平了道路。

診所式法律教育在我國的起步則相對較晚，直到21世紀初才引進這種法學教育模式。2000年9月，在美國福特基金會的大力支持下，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華東政法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分別開設了診所法律課程，并依托其開展法律援助活動。截至2012年12月，我國已有151個高校的法學院或法學系開設了診所法律教育課程，這為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以武漢地區的高校為例，武漢大學1992年成立了我國第一個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并依托該中心開展法律援助活動；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后與社區居委會有機結合，為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和援助活動。

（一）武漢大學的法律援助

武漢大學是我國最早一批成立法律援助機構的高校之一，其社會弱者權利保護中心自1992年成立以來，不斷加強自身發展優勢，在武漢群眾中具有相當的影響力。二十余年來，中心面向全國為社會弱者義務提供法律服務，許多自身權益受到侵害而又無法得到法律保護的社會弱勢群體在志愿者的幫助下，依法討回了公道，走出了絕望和無助的困境。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已接待咨詢約50000余人次，回復信件近21000余件，電話咨詢約38000余次，通過中心的網站提供法律意見1000余次，訴訟案件達18650余起，勝訴率達78%。現在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已經不依托于武漢大學，成為一個獨立運作的社會團體，其發展模式在我國高校學生法律援助中獨具一格，特色鮮明。

（二）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在美國福特基金會、學校的大力支持下，于2000年5月成立了法律援助與保護中心。作為學校服務社會的窗口，中心的日常工作主要是為社會提供法律咨詢和案件。截至2012年12月，中心共接待來訪者9000余人次，回復電話、信件2000余件次，寫作法律文書3000余份，各類案件1200余件，其中包括創中國民間法律援助標的額之最的陽新縣8歲兒童石某某高壓電電擊人身損害賠償案；具有較大社會影響的湖北某船廠150余名職工房屋糾紛集團訴訟案等重大案件，受益人群遍布全國各省市。中心通過這一系列活動，實現了盡最大努力，為最需要法律服務的社會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服務，以實現維護社會正義，促進社會穩定的目標。

（三）中南民族大學的法律援助

中南民族大學于2004年12月成立了診所法律教育中心，它與中南民族大學法律援助中心相互配合、相互協調開展法律援助活動。通過法律援助維護少數民族的權利是中南民族大學法律診所的特色之一。中心截至2012年12月已接受咨詢2000余次，承辦案件70余起，到社區服務8次，社會調查2次。其中辦理的案件以勞務糾紛、合同糾紛、相鄰權糾紛等案件居多。目前，中心已經與湖北省高級人民法院、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洪山區人民法院一起，就“少數民族及其他少數人語言法務翻譯診所援助教學法探索”課題進行調研，并已經有了初步的研究成果。

（四）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

華中科技大學的法律援助中心于2010年成立，起步相對較晚，其最大的特色是依托于社區居委會開展法律服務，服務對象也僅限于該社區居民。華中科技大學法學院設立診所式法律教育課程，與華中科技大學社區居民委員會相互合作、相互配合，遴選課業優秀的本科生、研究生，以居委會為據點，為尋求法律幫助的社區居民提供法律咨詢、寫作法律文書等服務。該中心自2010年成立以來案件及接受咨詢40余次，其中20余起為家庭和財產糾紛。該校法律援助中心運作資金主要是由該校法學院與居委會共同負擔。由于資金短缺等限制，該中心遭遇了不能擴大受眾、進行更深入的法律援助的尷尬。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存在的問題

盡管高校學生開展法律援助在補充法律援助資源，扶助弱勢群體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其中也存在不少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高校援助機構在訴訟中存在局限性

第一，目前我國將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定位為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補充，卻沒有在立法上得到確認和支持，這一狀況使得某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訴訟時身份不明的尷尬和運作不暢通等問題。

第二，高校學生在提供法律援助時并不具有律師身份，他們只能是以一般公民的身份來辦理具體案件，因此學生的調查取證權受到一定限制。由此可見，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要想像律師一樣開展法律實踐，無論在法律規定上，還是在司法實踐中，都是不可能做到的。這種狀況勢必會影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與社會的廣泛接觸，對法律援助活動的順利開展形成巨大的障礙。

（二）對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管理機制不健全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成立具有特殊性，其依托的是高等院校，因而其首先要受高等院校的領導。其次，由于司法行政部門統一領導全國法律援助工作，故高校法律援助機構又應受司法行政部門的領導和監督。這種雙重管理模式有可能造成因管理權限不明確而帶來的管理缺失或管理沖突。其負面效應在于，一方面使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運作缺乏合理規制，導致無序發展；另一方面，也造成了管理和監督的不明確，會導致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社會支持，而生存艱難。

（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缺乏資金支持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遭遇到的最大問題便是資金不足問題。這一問題在不同的高校存在的程度有所不同。有些高校，如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武漢大學等院校可以獲得外來援助，但是相關基金會對于受資助的高校法援組識的審查非常嚴格，因而獲得資助的高校比較少。其他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經費來源主要通過以下渠道：學校團委、院、系資助（如中南民族大學獲得學校專項撥款）；社團會費；商家贊助（如中南財經政法大學通過拉外援的方式曾得商家贊助）；各種基金會資助；律師事務所資助；社區組織臨時性贊助（如華中科技大學法律援助中心主要依托于社區居委會）；律師贊助等等。經費不足使得高校法律援助機構負擔不起進行案件所需要的各種費用，不得已放棄了一些原本可以辦理的援助案件，這直接影響了高校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長足發展。

四、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完善

（一）完善法律援助立法

法律援助工作的順利開展需要建立在完善的制度基礎上。就我國目前而言，法律援助缺乏系統明確的法律法規。除《法律援助條例》之外，關于法律援助的規定一般散見于《刑事訴訟法》、《律師法》以及相關的法規和行政規章中。尤其是在民間法律援助方面，我國沒有一部統一的法律對民間法律援助組織進行規范。因此，這就需要完善我國法律援助立法，為高校法律援助確立法律依據。

首先，應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地位予以確認。像武漢大學的社會弱者權利與保護中心這樣成功注冊的案例并不多見。只有立法確認高校法律援助組織的合法主體身份，進行統一注冊登記管理，才是高校法律援助組織邁向規范化的第一步。

其次，開展法律援助的高校學生的資格問題應當明確。國家有關部門應該從法律職業化教育的角度出發，承認提供法律援助的學生的“準律師”身份，使其在真正地從事法律職業之前，充分地參與法律實踐，同時也為法律援助的高效性提供制度保障。

（二）建立高校與司法行政部門雙層管理體制

高校法律援助機構作為高校內設機構，應當在日常工作、人事安排、行政管理等方面接受本校職能部門的領導，以便正常運轉，獲得支持。作為法律援助制度的一部分，高校法律援助機構應當與司法行政部門加強溝通，在人員資格、場地、工作范圍等問題上服從其管理，接受其業務指導和監督，從而保證高校法律援助機構的服務質量，杜絕低質量的法律援助機構出現。

（三）開拓多樣化的經費來源

第2篇

法律診所教學的目的應該體現通過法律實踐來鞏固法律基本知識、達到培養學生法律思維的效果，運用法律知識和法律思維來解決實際問題，最終培養學生的法律實踐能力。因為“法的最終目標是提供實踐性的準則”［2］。所以，以實踐為導向是法律診所對法學教育的最大啟發，也沒有離開法學教育對學生實踐能力培養這一根本目標。

二、法律診所創新法學教育模式的功能

法律診所教學，突破傳統的法學教育教學模式，增強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眾所周知，法律診所采取的教學模式與教學方法與傳統的理論教學不同，是典型的實踐性教學。法律診所模式是法學教育的一種創新，而創新是提高質量的靈魂。所以，法律診所的開展關系法學教育質量的提升。根據2012年《教育部、財政部關于實施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的意見》，在協同創新方面，鼓勵高等學校通過多種形式自覺服務于區域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推動高等學校服務方式轉變，為地方政府決策提供戰略咨詢服務。而法律診所教育正是協同創新的一個良好體現，是高等教育與經濟、文化有機結合的一個平臺。有學者指出：模擬法律診所課程應作為法律專業的一門必修課在本科和法律碩士生教學中設置［3］。法律診所的運行要具有可操作性，要有良好的制度規則。因為診所教育過程中，學生完全參與進來的，這樣可以充分發揮學生的積極性和主觀能動性，教師是指導者和引導者，而學生在診所教育中始終積極參與且處于一個核心地位。通過教師對典型案例的介紹，更多的是讓學生們分析、學生們討論等方式進行理論授課，再利用課余時間通過教師帶領學生進社區的方式指導學生運用法律專業知識進行法律服務，內容包括法律咨詢、普法宣傳、法律文書、進行公民等活動。這樣的教學方式教師就不再是教學內容的講授者，而也與學生同為參與者之一，讓學生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避免流于形式，使理論和實踐很好地結合在一起。這使得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有了很大提升。

三、法律診所教學模式下教師的定位

法律診所教學能充分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不斷增強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培養具有較強實踐能力的法學應用型人才，是高等院校法學院系發展的根本目標之一，而高校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是這一目標得以實現的重要保障。但事實是，我國大多數高校教師的實踐能力普遍偏低，需要進一步改善。高校法學院系教師通過法律所教育，可以增強實踐教學能力、提高教學效果，增加法學教育的整體教學效果，這也是法學教育社會效果的一個真實反映。法學教育中，傳統的教師教學是以法學的基礎知識、基本原理為中心的，側重于理論教學。這樣的不良后果之一就是學生們通過課堂學習后，雖然可以掌握法學基本理論知識，但是法學實踐能力偏弱，而直接的體現是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也不足、教學效果不理想。通過法律診所的案例演繹的實踐教學、帶領學生進社區進行普法宣傳、積極提供法律援助等多種形式，使教師本身也在不斷更新知識、提升法律知識運用的能力，達到了教學相長的效果。由此，法律診所的教學模式改變了以往單一講授的特點，不僅增強了學生對法學實踐的認知，也提高了教師的理論聯系實踐的能力。所以，法律診所模式在法學教育中的重要意義之一，是提高教師的教學效果、提高教師的實踐教學能力。

四、法律診所對法學教育的深層意蘊

第3篇

(一)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淵源

高校自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對學校內部事務的自主管理、自己責任的權利（或權力），其目的是排除來自外部尤其是公權力的干涉，內容包括內部管理權和學術自由權，前者如人事、財政、章程制定等，后者如科研、教學、學位認定等。高校與學生的關系體現為管理權和教學權，如《高等教育法》第11條規定高等學校有“依法自主辦學”的權利，第32―38條具體規定了高等學校自主招生、自主設置和調整學科專業、自主組織教學、自主設置組織機構等相關權利。高校自來源于憲法教育權，本質上是高校在法律范圍內依據內部規章制度對內部事務的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高校自依據法律法規規定直接轉化為學校內部章程、條例或實施辦法等對其內部成員實施約束、管理和獎勵處分。對于高校內部成員之一——學生的教育管理而言，高校自則演變為高校學生管理權。

(二)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內涵

理論界對高校學生管理權法律性質的認識主要有特別權利說、民事權利說、行政權利說等。這些理論都從某些方面合理揭示了高校學生管理的內涵，但不能涵蓋目前的管理現狀。結合法律依據及實施目的，本文認為，高校學生管理權是基于教育權與受教育權的實現，圍繞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行政法律關系為主，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高校依法享有的對本校學生的行為進行引導和約束的權力。首先，高校學生管理權來源于憲法。憲法是高校學生管理權形成的基礎和前提，沒有憲法，高校學生管理權就失去了法律依據。高校是學生管理和教學活動的組織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事業單位法人；學生是高校被管理者，但首先是憲法意義上的普通公民。所以，在高校學生管理的諸多法律關系中，憲法法律關系是最基本的。其次，高校學生管理權具有行政性。從立法角度看，2013年12月《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第2條明確肯定了“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行為的可訴性；高校是法律法規授權行使一定行政權力的事業單位法人，對學生的管理是國家教育權的一部分，在被訴行為主體上高校將進一步得到行政法律的確認。從權力來源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部分是國家教育權的法律延伸。在教育管理法律體系中，高校是教育管理權最終的、具體的執行者，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性質和目的與國家教育權是一致的，屬于行政權范疇，受行政法律的調整。從行為看，無論是高校針對學生管理制定的工作細則、實施辦法和規章制度，還是針對個人、個別行為做出的通報決定，如上述案例1、案例3中開除學籍的處分決定，均具有單方性和強制性，完全具備抽象行政行為和具體行政行為的某些特征。最后，從管理權內容看，高校學生管理權遠非行政權所能涵蓋，如對學生生活實施的管理，包括對宿舍、教學設施、圖書館的管理等，應屬民事范疇。因此，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是一種基于教育、管理、服務事實而形成的，以憲法法律關系為基礎的，以行政法律關系為主的，兼具民事法律關系特點的三重法律關系。

二、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標準和原則

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應以保障學生合法權益和實現國家教育目的為原則，以高校學生管理事務對學生學籍的影響程度以及雙方法律地位等為標準。

(一)保障學生基本權利

源于國家教育權的高校學生管理權，其目的是為了發展國家的教育事業，保護學生的權利和自由，創造良好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約束和限制學生。高校自的存在僅僅是為了在高校內部管理事務范圍內對抗公權力的干涉，它同樣受憲法和法律的約束。高校實施自的目的是在保障學生合法權益的基礎上完成學校的教育教學管理。因此，在對高校管理關系類型化時，不能背離充分保障學生基本權利這一最終目的。

(二)明確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的法律關系層次

首先，在高校學生管理關系中應當明確憲法法律關系、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的內涵和外延，并區分主次關系。其次，在基礎法律關系——憲法法律關系的前提下，建立行政法律關系和民事法律關系區分標準：法律地位是否平等，權力的行使是否涉及公權力。若雙方法律地位平等、不涉及公權力的行使，雙方的關系屬于民事法律關系，依據私法自治原則，由當事人自行選擇協商或訴訟途徑解決。最后，在行政法律關系層面，由于涉及高校自的排他性干涉，應以憲法人權保障理念，以學生標志性權利——學籍是否改變為標準，劃分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和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是學生享有的一項法定權利，是高校和學生法律關系存續的標志，也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前提和重要內容，凡是涉及學生學籍的取得和消滅而改變學生身份的管理事務，應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高校絕不可擅自決定或變相提高標準，須嚴格依據法律法規授權或法律規定轉化為校規予以執行，并納入司法審查范圍。對于不改變學生學籍即在學生學籍維持前提下的管理事務則是高校自范疇，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應避免司法介入。

(三)區分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的實然性和應然性

從實然狀態看，應該搞清楚高校的哪些行為已經被區分，即在現行高校管理關系中哪些行為已經歸入民事法律關系或者已經歸入行政法律關系。從應然狀態看，隨著社會發展，應該關注和深入研究高校的哪些行為還沒有明確其法律關系以及它們應該歸入何種法律關系等問題。

三、高校學生管理關系法律類型化的構建

(一)憲法法律關系

憲法所規定的基本人權既是作為“社會人”應享有的權利，又是公民基本權利之要義和根本。從高校學生管理權的法律淵源、實施以及法律后果看，高校與學生之間首先具有普通意義上的憲法法律關系，這是二者之間最基本的法律關系，也是二者之間其他法律關系形成的前提和基礎。就高校與學生的法律關系而言：首先，高校和學生是憲法規定的一般法人和公民，雙方均負有作為法律主體應履行的權利義務關系，即在享有權利的同時，均負有不妨礙他人行使權利的義務。其次，基于教育權和受教育權這一憲法權利，兩者在學校這一特定場所又形成了一系列權利義務關系。高校應當明確學生的另一身份——公民，即高校應當在充分保證學生的財產權、人身權、受教育權等憲法權利的前提下行使學生管理權；學生在維護自己合法權益的前提下，應積極履行作為學生這一特殊身份的義務，以達到雙方的和諧共處。另外，從權力的運行結果看，無論是民事法律關系還是行政法律關系，雙方產生糾紛后或協商或訴諸訴訟解決，皆源起于憲法，終于憲法，受限于憲法，兩者權利義務必須得到保障，權利義務關系的確立、變更或消除都必須有法律依據，沒有法律規定并經法定程序，高校不得限制或者剝奪學生應享有的權利。

(二)行政法律關系

1.外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取得與消滅

(1)入學與注冊

入學本質是學籍取得的條件規定，與之對應的是高校招生權。學生依據招生簡章參加法定入學考試，由高校依據成績和志愿確定錄取后，才能取得入學資格。在此過程中，高校行使的是經法律法規授權的包括制定招生簡章、確定招生人數等在內的招生權，只不過這一權力的行使是在國家教育行政部門監督之下進行的，教育部每年都頒布“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工作規定”，同時各省教育行政部門也會出臺相應的細則，規范招生工作。因此，入學這一環節，高校與學生的關系是行政法律關系，并非是契約自由的民事法律關系。入學包含兩個過程：獲得入學資格，即獲得錄取通知書；履行相關入學手續，即預注冊，也就是說，學生要獲得學籍，必須依據高校學籍管理規定辦理入學手續。《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8條規定：“新生入學后，學校應在3個月內按照招生規定進行復查。經過注冊后復查合格，即獲得學籍。”因此，預注冊和復查工作是招生工作的延續，期限3個月，在此期間學生還未真正成為高校內部的一員，即不存在管理與被管理的法律關系。高校行使的仍然是法律法規授予的行政權力，雙方的關系屬于外部行政法律關系。案例2就是因為招生簡章規定的已經在學生中形成信賴保護的獎學金利益受到侵害，理論上學生是可提起行政訴訟的，但是司法結果是令人遺憾的。學籍中止是指高校和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基于主客觀因素而暫時中斷，待相關因素消失或履行相關程序又恢復的情況，這種情況多發生在學期結束。注冊即學期登記，是在籍學生必須按照高校有關要求和規定期限履行的一項學籍登記手續，本質是學籍的延續。在高校逐步推行“電子注冊”管理制度的今天，注冊對學生的影響越來越大，如無正當理由在規定期限內未注冊的，則以退學論即終止學籍，換言之是終止兩者之間的法律關系，將嚴重影響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因此，高校注冊與否的行為和決定直接影響學生學籍是否存在，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

(2)畢業證頒發與學位證授予

畢業既是高校對學生管理的最后一環，也是兩者之間法律關系消滅的重要法律事實。目前，無論理論界還是司法界都一致認為兩證的授予行為是行政法律行為，具有可訴性。需要說明的是，畢業證和學位證是對學生專業知識和能力的證明與肯定，與其他任何行為和事項無關，僅與專業學術水平和能力相關，只要達到相應標準即可。高校基于行政權力做出是否頒發畢業證、學位證的決定因素主要有兩個：一是專業學術權，即專業知識評價與判斷。專業評價是一種高度學術行為，非法律問題，是由專業學者或團隊完成的，這也是法律授予高校或相關科研機構具有授予學位權的主要原因所在。學術評價權屬高校自，是學術自治范疇，由于專業程度高，可阻止司法深層介入。但這種阻止并非完全阻卻，而是說，司法只能有限制地介入，即應堅持程序審查，而避免實質審查。換言之，司法機關審查高校學術問題，只能對相關答辯程序、認定資格和評定標準等是否合法做出判斷。對于學術實質內容，司法機關是不可能也不應當進行判斷的，因為專業學術權屬于高校依法享有的自由裁量權。如劉燕文訴北京大學案中的爭議焦點就是程序問題，并非是論文的學術水平。二是學生管理權。現實中，高校將畢業證和學位證的頒發與學生受教育管理情況相關聯，比如，對欠交學費或不服從學校日常管理受到紀律處分的學生扣發兩證，是典型的濫用權力行為。頒發畢業證和學位證與學生管理是完全不同的兩種行為、兩個問題，兩者之間沒有直接的因果關系，一旦走上司法途徑，高校將被置于尷尬境地。

(3)開除學籍

受教育權是憲法設定的一項基本權利，非經法定程序是不可剝奪的，且國家和高校負有積極保障的義務。開除學籍是對違法違紀學生的一種懲罰，不僅記入個人檔案，而且要終止學籍，堪與刑法中“死刑”有一比，這不僅強制剝奪了學生在本校學習的權利，也剝奪了學生今后在其他高校學習的可能，即意味著學生的命運將因此改變，尤其是將給學生今后的職業生涯帶來極大影響。因此，開除學籍的處分行為關系到學生受教育權的實現和今后的發展問題，應屬外部行政法律行為。雖然《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規定了開除學籍的具體情形和申訴程序，但從法的效力層面講，以效力層次較低的部門規章設定剝奪效力層次高的憲法、法律規定的公民基本權利，是有違立法程序的。退一步講，在現有法律體系下，高校校規是否可以嚴于法律法規的規定，如案例3中的校規“一旦作弊則一律給予開除學籍的處分”的規定；開除學籍的認定標準是否由高校自由掌握，如案例1中同學行為是否構成嚴重考試作弊，等等問題都值得探討。從審判結果看，對于這些問題的回答是肯定的。

2.內部行政法律關系——學籍的持續與變更

(1)學籍的持續

學籍持續是在不改變學籍的前提下，高校與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維持的一種狀態，包括以下內容：A.考核與成績記載，這實質上是教學管理權，是《教育法》第28條第2款的具體化，即高校有權制定教學計劃、大綱，并對學生學習情況進行考核，實施管理。B.校園秩序與課外活動，包括住宿、助學和校園秩序管理及學生團體活動等制度，《普通高等學校學生管理規定》第四章對此進行了具體規定，它是高校為了維護學校內部正常教學秩序和其他日常管理秩序而應當建立的管理制度。C.獎勵與處分。處分相對于獎勵對學生影響較大，包括警告、嚴重警告、記過和留校察看。處分不包括開除學籍，不改變學生學籍，是高校依法實施自的內容之一，也是高校對內部事務人員進行有效管理的必要手段。以上處分滿足一定條件，可以申請解除。D.轉專業、休學與復學。這是指學生由于自身的原因和發展需要，提出申請，經學校批準，調整專業或者暫停學業，這些行為不改變學生學籍，只要學生有正當理由并履行相關規定程序即可。對于休學，高校應保留學籍，如果不按規定時間復學，學生應當對自己的行為承擔相應的法律后果——被高校終止學籍。

(2)學籍的變更

即學籍異動，指因任何一方原因，改變特定高校和個體學生之間的法律關系的情況。轉學就是符合條件的學生從本校轉到另一學校，必須辦理相關手續，包括學校審批和教育行政部門確認，學籍才能得以保留和變更。

(三)民事法律關系

1.人身安全

教育部頒布的《學生傷害事故處理辦法》規定了高校對此應承擔責任的具體情形。結合實際，有兩個方面：(1)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館等既是高校所有財產，又是學生學習之必須，高校負有管理責任，學生則有合理使用的義務。若高校管理疏漏，未盡相應義務，造成學生人身傷害的，學生基于人身權有權要求高校承擔侵權責任或者補充責任；若學生因自身原因在使用時造成校園設施、教學設備、圖書損壞的，高校基于所有權有權要求學生照價賠償。(2)在組織教育教學和校外活動中，高校負有安全教育、活動指導及危險提醒的義務，并在可預見的范圍內采取安全防護措施，若未履行義務并造成學生傷害的，依法應承擔相應責任；學生負有因自身條件等原因不能參加相應活動的告知義務，未履行而造成傷害的，高校則不負法律責任。

2.后勤服務

高校后勤服務主要包括高校為學生提供的飲食、住宿服務。隨著社會發展，高校后勤服務已基本社會化：一是外界民事主體租賃高校場地進行服務經營；二是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經營。無論何種情況，學生與高校或外界民事主體均屬平等的民事法律關系，受民事法律調整。需要說明的是，外界民事主體進駐高校場地開展服務經營，高校有監管義務，如高校未盡自己的監管義務而侵害學生權益的，依據《侵權責任法》確定的責任分擔原則，應與外界民事主體共同承擔相應的民事責任；高校自身作為民事主體開展經營活動而侵害學生權益的，高校獨立承擔相應責任。但是高校依法負有對飲食、住宿的監管職能，在此范圍內，高校與學生是管理與被管理關系，高校對學生的管理源于高校自，其行為是內部管理行為，即高校與學生的管理與被管理關系屬于內部行政法律關系，而非民事法律關系。

3.名譽權和隱私權

名譽權和隱私權屬人格權，是指基于人的生存本身而應享有的權利，是不可讓與和拋棄的權利。名譽是對學生的品行、道德、作用、才干等方面的社會評價。隱私是學生在學校特定場所對其信息、活動和領域的排他性支配。我國理論上和司法實踐中將隱私等同于或包含于名譽中，侵犯隱私權以侵犯名譽權論。因此，本文將兩者一并論述。具體情況如下所述：首先，學生的私人信息，即學生個人資料如姓名、肖像、通信等私人信息，有不被公開或傳播的權利。其次，學生的私人領域不被非法侵犯，即學生享有宿舍不被非法侵入、窺視或搜查的權利。但目前大多高校為了達到宿舍管理的目的，擅自進入學生宿舍進行突擊檢查，給予評價并公布，已是常態，這種管理行為實際上已經侵犯了學生的隱私權和名譽權。最后，學生有權要求個人的生活和學習不被非法披露。即學生享有純屬私人情況不受非法搜集、公開和利用的權利以及學習成績、名次、處理或評議結果不被非法公開、擴大知曉范圍的權利。案例1和案例3中，高校對學生處分的張貼公告行為即構成侵權。從高校警示教育目的與保護特定學生隱私、名譽權及其在教育上的再生和繼續成長看，后者價值遠大于前者，因為后者關系到特定學生未來以及高校將處于違法的尷尬地位。

4.財產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