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政治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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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20世紀后期的西方文論發生了“范式”轉換，即從對文學作修辭學式的內部研究，轉向了文學的外部研究，希利斯•米勒描述道:“而今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回到更富于同情心和人情味的工作中來，論述權力、歷史、意識形態、文學研究的‘慣例’，階級斗爭，婦女受壓迫的問題，男人女人在社會上的真實生活情況及其在文學中的‘反映’。我們還可以重新問關于文學在人生中和社會里的用途這類實用主義問題。文學理論的關鍵詞不再是傳統文學研究所關注的“審美”、“價值”、“經驗”和“作品有機體”，而是“符號系統”、“意識形態”、“性別”、“身份/認同”、“主置”、“他者”和“機構。以解構主義、女性主義、后殖民主義、新歷史主義、“新左派”、后、精神分析批評、生態批評、散居族裔批評乃至同性戀和酷兒理論為主體的當代西方文論顛覆了以“新批評”為代表的20世紀上半葉“文學性”研究的總體走勢，都超出了純粹“文學的”范疇，以突出的政治性、批判性、反思性、顛覆性、解構性、公共性而強化了文學理論的政治言說維度。對此，拉曼•塞爾登等人提出了一個極為重要的觀點:“這些理論在全球范圍內促進了對一切話語形式的重新解釋和調整，成了激進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學的’(研究和理論)只不過是其中一個多少有點意義的再現形式。，文學理論成為“文化政治”的組成部分，可以說，這一觀點深刻地闡明了當代西方文論的實質，進人“后現代”時期的20世紀西方文論的確大規模地走向了“理論化”，走向了“政治化”。陸貴山先生指出:“正當中國新時期的某些學人著意淡化和消解文藝和政治的關系的時候，當代西方社會卻掀起了這樣那樣的論述文藝和政治關系的熱潮。這是一個特別值得研究的文化現象。文化政治與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問題已經引起學界的重視，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也存在不足之處，有進一步研究的必要①。

一、國外相關研究

20世紀70年代以來，以“文化政治”為關鍵詞的研究幾乎遍及人文社會科學乃至自然科學領域，文化政治可以切人文學、歷史、音樂、繪畫、舞蹈、影視、傳媒、出版、教育、翻譯、身份、種族、宗教、倫理、階級、經濟、法律、國家、建筑、醫療、科學等各種觀念、現象和學科，為之提供全新的闡釋和研究視角。但是，從總體上宏觀地探討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之關聯的研究并不多，尚處于起步階段。據筆者查閱，最早以“文化政治”為題名關鍵詞的單篇論文是吉拉德•格拉芙寫于1973年的((審美主義與文化政治》!文章主要質疑了以超功利、自足、自律為理念的審美主義的純粹性，即審美主義自身陷人政治和反政治的窘境之中而不能自圓其說。米雪兒•巴瑞特的論文《女性主義和文化政治的定義》被收人1982年的一本文集’，該文強調了雷蒙德•威廉斯在人類學意義上對文化做出的理解，明確意識到文化政治會涉及到意義之爭。論文通過考察“女性主義藝術”與“藝術”、“婦女的藝術”的區別，認為藝術作品不能與媒體意識形態的再現藝術相混同，從而得出結論:任意擴大藝術的政治意義是危險的，我們不應該忽視藝術作品的虛構、想象和審美之維，藝術的許多方面不能縮減為意識形態的概念分析。作者在文化政治滲透藝術領域的時尚之中能夠做出如此深刻的反省，著實難能可貴。這兩篇論文對文化政治文論的研究有首創之功，但都沒有清晰地界定“文化政治”概念。成規模的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藝術滲透的研究出現于1990年前后。喬納森•多利莫爾和阿蘭•辛費爾德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主編出版了一套“文化政治”叢書②，兩位總主編在《前言:文化政治》中明確認識到，在、女性主義、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和后結構主義話語的沖擊下，197()年以來英國文學研究與傳統的文學研究模式發生了“斷裂”，新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式重點關注歷史和文化語境、(文化)理論的方法、政治義務以及文本分析，因為“文化意義最終總是政治意義”，故而名之曰“文化政治”。他們強調指出，作為文化政治的文化唯物主義研究方法不再偽裝政治中立，“相反，它將其任務定位于改造社會秩序，這一秩序正在以種族、性別、性態和階級的名義壓榨著人民。

顯然，這套叢書就是運用文化唯物主義方法研究各種文化現象，并以發掘其政治含義為旨歸。蓮達•赫哲仁的((后現代主義的政治學》雖然沒有直接使用文化政治概念，但主要是研究后現代的攝影、繪畫、小說、歷史等文化形式的“表征的政治”，關注它們表意實踐背后的意識形態編碼策略和意義版圖的爭斗，所以，此書所要探討的正是文化政治與后現代藝術之間的密切關聯。莫克西著于1994年的《理論的實踐:后結構主義，文化政治和藝術史》‘，’一書以“表征”、“意識形態”、“作者”為三個關鍵詞，對結構主義和后結構主義的符號學理論加以剖析，凸現出這些理論的文化政治功能，打破了傳統的認識論藝術史觀，而代之以符號學的建構主義的文化觀、歷史觀:一者，處于歷史語境中的理論所包含的文化政治含義深刻地影響著歷史敘述和知識建構;再者，新的政治觀和表意實踐會使得文化價值、文化意義觀變動不居、不再固定。但赫哲仁、莫克西的著作和上述文化政治叢書的共同缺陷是:有關文化政治對文學理論的影響研究涉及甚少。托斌•希伯斯的《冷戰批評與懷疑論之政治》第一次從“懷疑論政治”的角度全面評述和反思了戰后興起的各種批評理論。作者認為，新近出現的女權主義、后殖民主義、精神分析、新等政治化文論以“種族、性別、階級”為三大主題，克服了新批評、結構主義、解構主義乃至新歷史主義批評局限于“學院政治”的弊端，有所貼近現實政治，但還是處于政治隱喻的言說狀態，難以落實于實際行動。

希伯斯希望強化文化政治文論的實踐性和批判性，要求“后冷戰批評”應當加強現實政治關懷，發揮實踐功能。從全書來看，他局限于美國一隅，對上世紀60年代以來的西方當代文化政治文論把握得不夠全面，且評價過低。格林•喬丹和克里斯•威登合著的《文化政治:階級、性別、種族和后現代世界》‘川對“文化政治”概念作出較為清晰的界定，他們認為文化政治是文化產品在意義、價值、主體性形式和身份建構方面所體現出的權力關系，關涉文化在階級、種族、性別、身份等社會區分中所扮演的中心角色。不過，他們放棄了文化的人類學含義，只是指藝術產品，包括音樂、文學、繪畫、雕塑、戲劇和電影。作者從20世紀60年代的自由人文主義的文化和教育理論開始，重點分析了文化藝術對近現代西方社會的階級、性別、種族的分化和抗爭所起到的政治作用。此書的缺點是對于“文化政治”概念使用得過于寬泛，按照他們的用法，近代甚至古代時期即已經存在文化政治文論，這就模糊了它的時代性。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對后現代解構普遍性、元敘事、主體本質和意義的穩固性的做法表示擔優，因為后現代歡呼差異政治而容易忽略真正的社會差異，在書的結尾，他們意味深長地反問道:我們是將文化政治當作一項嚴肅的事業，還是游戲?這種對后期文化政治逐漸脫離經濟、制度、權力的憂慮，同晚期者，如詹姆遜、伊格爾頓、道格拉斯•凱爾納、斯蒂文•貝斯特等人的觀點倒頗為接近。這也正預示著文化政治隨同文化理論一起，在新世紀的“后理論時代”步人反思階段。2000年前后，隨著馬丁•麥克奎蘭等人編寫的《后理論:批評的新方向》、瓦倫丁•卡寧漢的《理論之后的閱讀》、讓一米歇爾•拉巴特的《理論的未來》、伊格爾頓的《理論之后》等一批著作的涌現，西方文論進人了“后理論時代”。對于文學理論而言，恢復文學的審美、詩性、形式、倫理、價值等被“理論”所遮蔽的層面似乎又成為新的時尚。在“后理論時代”背景下，學界面臨的任務是要正確估價和承接“理論時期”所饋贈的政治化文論的遺產，對文化政治與文學理論的深層關聯作出新的思考。#p#分頁標題#e#

二、國內相關研究

“文化政治”概念在國內文藝學界為人所知離不開兩位海外華人學者的引介和推廣。一是謝少波，他所著的《抵抗的文化政治學》中涉及到詹姆遜的文化政治思想:“詹姆遜在這里提出的政治是用文化斗爭來抵消舊的階級戰爭，這不僅因為文化始終是階級斗爭的場所，而更重要的是，在當代的消費社會里，文化是階級斗爭的特殊的甚至是惟一的場所。謝少波認為，這是一種“新葛蘭西式的反霸權政治”，也是對后現代微觀政治的修正。二是張旭東，他是從意義建構的角度來理解文化政治的，認為文化是一個“意義生成結構，人依賴于這個意義結構來組織個人和集體生活，形成‘世界’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追問文化的社會政治內涵和價值取向也就是追間文化和生活世界的關系。但此書并不以文學理論為論述對象，而著力于思想文化史的研究。相比之下，劉象愚等人譯介的弗蘭西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倒是對國內的西方文論研究產生了較大的影響。馬爾赫恩認為，“新左派”文化政治打破了自由人文主義將文化超越于政治的傳統看法，發展了相反的方向，“文化遠不再受制于外在的政治考驗，它本身已經是政治的了。‘川孫盛濤的《政治與美學的變奏:西方文藝基本問題研究》將西方從“階級意識”向“文化政治”的轉向追溯到盧卡奇和葛蘭西，依據就是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這種文化政治理念恰好打開通向美學的道路，使政治與美學的關聯納人文化研究領域的思想大平臺，政治與美學的關聯更加細密而自然。馮憲光的《在革命與藝術之間:二十世紀國外政治學文藝理論研究》也引用馬爾赫恩的文化政治觀，但他認為，正是在1968年“五月風暴”失敗后的后現代時期，西方的文學批評才提出了“文化政治”問題。從“新左派”文化政治角度研究西方文論的著作還包括:陳永國的《文化的政治闡釋學:后現代語境中的詹姆遜》、馬海良的《文化政治美學:伊格爾頓批評理論研究》、吳瓊的《走向一種辯證批評:詹姆遜文化政治詩學研究》、趙國新的《新左派的文化政治:雷蒙•威廉斯的文化理論》，等等。以上著作在局部研究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并未關涉到西方文化政治文論的全貌，在“文化政治”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也沒有達成一致。

當然，國內已有部分學者從總體上注意到當代西方文論的政治化特征。童慶炳等人對文化研究影響下的西方文論政治化問題，有兩點概括和擔憂:一是它們的“反詩意”特征，二是“可能重新讓文學理論面臨‘為政治服務’的痛苦記憶”。文化研究學者陶東風認為，文化批評與文化研究有著共同的研究旨趣、研究方法、價值立場，“這就是突出的政治學旨趣、跨學科方法、實踐性品格、邊緣化立場與批判性精神”。，’。“文化批評是一種‘文本的政治學’，旨在揭示文本的意識形態，以及文本所隱藏的文化一權力關系，它基本上是伊格爾頓所說的‘政治批評’。他還注意到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少數族裔理論、生態理論等非常政治化的文論的繁榮，正是文化政治賜予文學理論以自主性和反抗性的結果。另外，近年出版的《文化研究關鍵詞》一書為“文化政治”概念編寫了一個簡短的釋義，認為文化政治意指文化背后的權力關系，具體包括性別政治、陽性政治、視覺政治、同性戀政治、身份政治、身體政治等類別，所以，批評、文化唯物主義、新歷史主義、文化研究、后殖民主義、女性主義、身份研究、性別研究等批評理論和流派，都具有文化政治的特點。周憲也撰文指出，當代西方文論從文學理論轉向“理論”，也就是從純學術向“學術政治”的轉變，其結果是將傳統的人文主義、審美主義文論還原為意識形態的建構物，把任何文學研究都看作是“理論政治”的表征。姚文放甚至將文化政治文論形態作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共和國60年文學理論”第三次轉型”這一說法是否符合國情還值得商榷③，但他認為文化政治一維的加人對于面臨全新語境的文學理論具有激活的作用，倒也符合實際。本文認為，以上對文化政治文論的概括性論述大部分是正確的，但也只是有助于而不能代替全面而深人的研究。

三、研究現狀的不足

總的看來，到目前為止，文化政治對文藝理論和文學藝術領域的影響研究在國外已經取得一定的成果，文化政治與西方文論關系的研究在國內有所展開，但是，尚存在以下幾點缺陷:

1.因為“文化政治”概念本身的內涵非常豐富、復雜，文藝學甚至政治學界至今都沒有對其做出一個清晰的梳理，運用起來相當隨意和混亂，這必然會影響對文論政治化問題的深入分析和思考。

第2篇

[關鍵詞]政治美學，儒家，秩序，儒表法里

一、緒論

對于政治審美化的研究，是當下學術界的一個重要課題，正如德國學者韋爾施所說：“美學喪失了作為一門特殊學科，專同藝術結盟的特征，而成為理解現實的一個更廣泛、也更普遍的媒介。”這導致審美思維在今天變得舉足輕重起來，美學這門學科的結構，隨之等待改變，以使它成為超越傳統美學，將“美學”的方方面面全部囊括進來。美學對人類其他生活領域的關注不僅是現代美學學科自身發展的必然走向，也是美學實踐品格得以完滿實現的重要途徑。

本文通過文獻法，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概念的多元化的闡述使大眾更加能認知“政治美學”這個概念；期望通過對“政治美學”這種概念誕生前的歷史追溯，發掘它所存在的社會基礎與美學價值；期望通過“政治美學”美學結構分析的闡釋，展示其歷史存在中的價值體系；最后通過前面一系列的闡述找尋它存在的美學功能價值。達到使人們正視“政治美學”，認識到其積極的社會價值，從而促進它對現代社會的發展和作用，讓人們認識到它存在的合理意義。

二、何為“政治美學”

政治美學，不是指政治化了的美學，而是對“政治本身所蘊涵的美學方面進行研究，探究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政治權力運作、政治變遷等方面所包含的美學奧秘”。1政治美學概念的提出并非心血來潮，政治與美學的聯姻自古而然。

政治本身就是審美的一種特殊表現，政治意識形態、政治制度、權力運作、政治家的風格，所有都表現出美學的精神和其美學價值。意識形態對于現實與未來構建了種種“想象的共同體”，把特殊群體、階級、集團的利益、情感與意志、觀念凈化與升華為人類的普遍理想與共通情感。政治統治的美學奧秘在于使權力成為魅力，權力結構進入情感結構。政治的等級結構深刻地表現為審美的一種價值結構。政治權力滲透著人的感性生存實踐的各個方面，成為人們視、聽、言、動的根據和規范；對權力的視覺分析可以推及到人的整個感性活動之中。

三、政治美學的歷史追溯

3.1 社會階級的意識形態

中國古代政治結構與意識形態結構受儒家思想影響甚深，從儒家政治思想入手，應該是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之首選。

從政即意味著“士”將自己所學到的倫理道德規范運用到政治領域，教化一方百姓。舉凡研究古代政治思想史的著作或論文，在論及儒家政治思想時，也大都以“德治”視之。因此儒家政治思想被歸之為倫理政治學。然而，如果僅僅局限于這種“倫理政治”的思維范式，儒家政治思想的研究便很難有新的突破。眾所周知，在國家的治理與政治運作上，與名家、法家過于硬性的制度、法律規范相比，儒家則顯得柔和得多。不管我們對中國歷代社會政治的共同特征“儒表法里”做怎樣的評價，儒家與法家截然不同的政治理念卻是顯而易見的。儒家的政治倫理是一種由夫婦到父母，到君臣，繼而參贊乎天地宇宙的政治文化設想。在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國同構思想的政治架構下，滲入以禮樂文化的政治運作。這種政治倫理建構不僅取決于中國古代的農耕文化，實際上也體現了由內而外、由親而疏、由己及人的情感表達，最終展現出來的是超倫理而入審美的天地境界。這也是天人合一的和諧之境，是“和合文化”在儒家政治思想中的最高體現。

四、儒家政治美學結構分析

4.1 仁：儒家政治意識形態的美學特征

在政治形象工程的設計中，意識形態的構建應是首當其沖的。所謂“得人心者得天下”，意識形態即是一種“人心工程”。意識形態乃至政治的重要因素，任何政治學說體系都有其所依賴的意識形態。正是意識形態的不同，決定了不同政治學說的性質。儒家政治學說的意識形態，我們認為就是“仁”的思想，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通常又被成為“仁政”。“仁政”作為術語是由孟子第一次提出的，這是對孔子“仁”的思想的一次在政治領域內的推進與提升。

五、政治美學的功能

5.1 政治美學的秩序感

正如中外思想家所共同認識到的，政治產生于人類生活的缺陷，也可以說是產生于人性的缺陷。在中西方的古代著作廣泛論述中，往往認為政治產生于“惡”之中，是“惡之花”。

儒家政治與美的任務就是給人類建構這種良好的秩序。儒家政治與美學，就是參照同一事物的不同角度，或者說描述相同事情的不同話語和方法；由于參照、描述的角度和方法的不同，它們所掌握的內容當然也不同。儒家正是體現人的感性生存的一切方面，都與具體而微的形形的權力分不開，它制約著、規范著、熔鑄了人的感性結構，把權力統治深入到人的神經末梢。

5.2 政治美學對現代的啟迪

儒家思想自產生之日起就頗受矚目，其側重社會取向的價值觀，富有倫理特色的政治觀，追求自我完善的道德觀，在中國封建時代長期成為官方的統治思想。儒家思想，在世界觀方面，它是理性的；在人生目的方面，它是功利的；在處理人際關系的態度方面，它是和諧的。凡此都與現代社會的觀念有著相似或相通的地方。所以說，在市場經濟的今天，儒家思想依然有其正面的價值和積極的影響。可以說，儒家思想是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倫理不可或缺的重要思想資源，挖掘它的積極面，對市場經濟有著建設性作用，對現代管理也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第3篇

關鍵詞：“生活化”教學涵義策略

長期以來，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的教學只注重從知、情、意、行四方面人手，力圖使學生在短短的一堂課上形成正確的思想認識，培養正確的品德行為。一堂課的教學都是從外到內，自上而下地灌輸．教師成為“知識的搬運工”。但是由于教師的教學內容與學生實際生活發生嚴重脫節．導致課程內容脫離了學生的生活體驗和生活需要而變得抽象、空洞和蒼白無力，從而使學生感到厭倦，無法感受到學習的樂趣。這樣造就出來的學生往往是在課堂上和生活中表現出截然不同的兩個人。因此，讓思想政治課回歸生活是使課堂喚發生命力的首要前提。

構建以生活為基礎、以學科知識為支撐的課程模塊是新課程的基本理念之一，《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課程課標》明確提出：本課程要立足于學生現實的生活經驗，著眼于學生的發展需求，把理論觀點的闡述寓于社會生活的主題之中．構建學科知識與生活現象、理論邏輯與生活邏輯有機結合的課程模塊。可見，思想政治課生活化教學是貫徹新課程改革的必然要求。在這一新的教育理念的指導下．高中思想政治課程標準以經濟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的主題為基礎設置三個課程模塊，并與科學的世界觀、價值觀、人生觀形成為主導的生活和哲學并列，將思想政治課的內容設計為四大模塊。這反映了新課程整體改革的理念、設計和要求，體現了思想政治課的獨特性質和內在價值，符合高中階段學生的個性特征。同時也為思想政治課教學走向生活化奠定了基石、指明了方向。那么，怎樣在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落實“生活化”的理念，以滿足學生對生活的關切，從而提高課堂教學質量．讓政治課堂煥發出生命的活力呢?

一、高中政治課堂教學“生活化”的基本涵義

高中政治課堂教學“生活化”：是指在政治課教學中，從學生的生活經驗和已有生活背景出發，聯系生活講政治，把生活問題政治化。政治問題生活化。體現“政治源于生活，寓于生活，又為生活服務”的思想。以此來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學會運用政治經濟哲學的思維方式去觀察、分析現實的社會問題，去解決日常生活中的問題。

二、高中思想政治教學“生活化”實施策略”

（一）課前準備生活化

1．教師：立足生活，改造教材

創設生活化的學習內容是實施生活化教學的前提。建構主義理論認為：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對于他們理解政治書本知識十分重要。因此，教師在進行教學設計時要有意識地在生活中尋找與課本中的知識有聯系的、學生熟悉的場景、事例，用以溝通已有的生活經驗與政治學科知識的聯系．瞄準課堂教學與學生生活的最佳聯結點．以此來誘發學生已有的真切體驗，感受其境。但由于教材中呈現的案例有的與本地區學生的生活實際以及原有知識背景存在一定的差距，這就要求教師在充分理解和領會教材編者意圖的基礎上．從學生的現有經驗和本地區的實際出發創造性地使用教材。例如在高二《文化生活》模塊的學習中，筆者大量地加入了本土的“寧村抬佛”湯和文化、“張璁文化”、“永昌堡抗倭精神”、“溫州鼓詞”等內容，與課本的相關內容有機整合。

2．學生：體驗生活．積累經驗

學生的生活經驗是課程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教師寶貴的教學資源，是學生學習的出發點。如果教學中學生缺乏相應的生活經驗，就無法建構起知識與生活的聯系這就要求學生在課前要有目的地收集相關資料，體驗生活，積累經驗，為新知識的學習奠定基礎。例如：教師可以在教《經濟生活》模塊“股票、債券、保險”一框內容的前兩天給學生布置任務：到本區的證券交易所、銀行、保險公司收集有關資料；豐富了與課文相關的知識；通過觀察與采訪，學生體會到了這些投資品種的特點，同時也初步感受到金融市場的風險。上課時，學生帶著課前收集的資料，帶著自己的情感體驗積極參與課堂活動．從而使課堂生活味濃、趣味性強。

(二)課堂教學“生活化”

“生活化”教學的關鍵是課堂教學的生活化。根據多年來政治學科教學實踐，筆者總結了政治課堂“生活化”教學的“三環節教學模式”。

1．激活生活經驗，置疑導入

教師將教學知識與學生熟悉的生活素材相融合，并設計成富有挑戰性的問題讓學生借助課前收集的資料和以往的生活經驗加以解決。由于學生只能找到一些簡單的辦法，不能將問題徹底解決，從而進入一種“心求通而未通，口欲言而不能”的悱憤狀態。例如：在學習高二年級《生活與哲學》模塊“意識的作用”一節時．教師提出問題：通過上一節的學習，我們了解了不管是正確的意識還是錯誤的意識，都是人腦對客觀事物的反映，物質要決定意識。那么大家思考我們學校現在正在建造的校友樓，在建造前要先有圖紙，然后根據圖紙去建造，那是否意味著先有意識后有物質呢，在造樓的過程中，圖紙(意識)究竟起什么作用呢?教師順勢提出：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讓我們一起來研究“意識的作用”。這樣就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思考的空間，激活了他們的生活經驗，使他們的思維泛起漣漪，從而拉開了教學的帷幕。

2．創設生活情境，探究新知

置疑導入使學生感受到已有的知識經驗不能解決眼前的問題，從而產生學習新知識的緊迫感。這時，教師可以通過提供相應的教學資源，讓學生在具體的生活情境中探究知識的發生、發展．感受知識的本來面目．最終達到既學習新知識又解決實際問題的目的。根據知識的具體特點和實際的教學條件，教師可以創設如下生活情境作為學生探索新知識的平臺。

第一，創設直觀化的生活情境。教師利用看得見、摸得著的身邊事物創設探索問題的教學情境，讓學生在觀察、活動中提出問題——合作探究——交流結論——體驗成功，學習終身發展所需的知識、技能、方法。在學習《小康社會的經濟建設》一課時，我要求學生課前調查龍灣區的經濟發展情況，主要包括皮革、不銹鋼、電器等發展狀況。學生通過查找資料、社會調查等方法，寫出調查報告。在課堂上我向學生展示一些直觀的材料，通過提出問題、合作交流使他們對自己的知識、能力上升到更高的層次。在這一過程中，學生可以體驗成功的喜悅，分享合作的快樂。第二、創設體驗性的生活情境。教師創設真實的生活情境，讓學生通過現場體驗．有話可說．有情可感，深刻理解知識。例如：在學習“用聯系的觀點看問題”時，教師可帶領學生“小記者”走出課堂，采訪龍灣區相關企業、領導干部和村民，調查本地環境變差的真正原因。“小記者”爭著向有關企業負責人和相關人員提問．比如：你們認為造成環境污染的主要原因是什么?你們認為實行什么措施才能有效制止環境進一步不受污染?環保局或政府來此調查并采取相應措施嗎?有沒有試著改變環境，等等?采訪回來后，在課堂上大家又對自己的所提問題進行分析評論，評出“最有價值”“最有深度”的問題獎項。接著，教師趁勢提出問題，運用調查資料，并結合有關內容，分析局部經濟利益與社會全面發展的關系，給學生以無限的情趣。

3．總結升華知識，服務生活

總結能使所學的知識系統化和條理化、思維方法科學化，使情感體驗逐步升華為價值觀、人生觀。教師要指導學生及時地總結學習過的知識、使用的思維方法以及涉及到的人生道理。因此，在學習新知識后．教師要為各層次的學生設計鞏固練習題，同時指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技能解決生活中的實際問題。這樣可以使學生在獲得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的同時．掌握一定的學習方法，發展情感體驗，實現“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共同發展。例如在學習了《經濟生活》中“價值規律的作用”這一框以后，在同學生共同總結了課堂的內容以后．讓學生去分析龍灣當地養殖業的實際問題：為什么前幾年價格很高的文蛤，今年價格比較低，為什么前幾年收益豐厚的養殖戶，今年卻陷入困境，有的瀕臨破產?如何才能使養殖戶盡快地走出困境?這使學生在解決問題中明白了價值規律就存在于我們的身邊。生活化教學要把抽象的學科知識還原于生活，使知識在實踐中得以驗證和完善。學生通過學用結合還可以提高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享受學以致用的快樂。

(三)課后延伸生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