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立法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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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關鍵詞：最優商品稅最優所得稅中國稅制

一、最優稅收理論的基本思想和方法

談及最優稅收理論，首先要對“什么是最優稅收”進行概念上的界定。歷史上諸多經濟學家對稅收制度的理想特征的看法中，倍受關注的當數亞當。斯密在其《國富論》中提出的平等、確定、便利、最少征收成本四原則，以及瓦格納在其《財政學》中提出的四項九目原則等等（1）。而對當代經濟學家來說，由于效率與公平問題業已成為經濟學探討中的兩大主題，因此，理想的稅收政策通常都是在馬斯格雷夫（2）所提出的三大標準的框架內，即：（1）稅收公平標準（盡管公平對不同的人來說意義各不相同）；（2）最小行政成本標準；（3）最小負激勵效應標準，即稅收效率標準。

困難在于，對一個特定的稅種或某個稅收政策建議來說，往往只能滿足其中的某一標準而無法滿足其他標準。比如，累進的個人所得稅易于滿足稅收公平標準，卻會對勞動供給產生負激勵；增值稅總體上對勞動供給不會產生負激勵，但卻很難符合稅收公平標準。

最優稅收理論文獻對最優稅收評價的基本方法是，借助現代經濟分析方法，運用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的概念，在賦予各個標準不同權重的基礎上，將這些標準統一于惟一的標準之中。

在現代福利經濟學中，社會福利取決于個人效用的高低，以及這些效用的平等分配程度。一般假定，當效用的不平等程度遞增時，社會福利下降。從這個意義上說，社會福利可以反映稅收公平的思想，即導致不平等程度降低的稅收是公平的。因此，最大化社會福利蘊含了稅收公平標準。

就稅收行政成本最小化標準來說，較高的稅收行政成本意味著更多的稅收收入用在政府服務方面，從而使個人效用和社會福利降低。同樣，就最小負效應激勵標準來說，如負效應激勵大，工作積極性就會減弱就會扭曲經濟，使人們的效用水平和社會福利水平降低。

于是，馬斯格雷夫意義上的最優稅制的三大標準就可以轉化為社會福利的不同側面，不同的稅收政策可以用統一的標準加以比較和衡量，也就是說，能夠帶來最大社會福利水平的稅收政策就是最好的政策。

以上便是最優稅收理論的主要思想之一。由于很難將稅率與稅收行政成本之間的關系加以模型化，所以上述思想并非總是貫徹始終。經濟學家們往往在其分析中忽略稅收行政成本問題，多把最優稅收理解成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稅收。然而，忽略稅收行政成本的最優稅收理論畢竟是一個重大的缺陷。（3）

二、最優商品稅

最優商品課稅問題的現代分析最早起源于拉姆齊（Ramsey，1927）的創造性貢獻。根據對完全競爭市場中的單一家庭經濟的分析考察，拉姆齊指出：最優稅制應當使對每種商品的補償需求均以稅前狀態的同等比例下降為標準。這是拉姆齊法則的標準闡述。通過對用來推導拉姆齊法則的經濟施加進一步的約束，即假定課稅商品之間不存在交叉價格效應，鮑莫爾和布萊德福特（BaumolandBradford，1970）推導出逆彈性法則：比例稅率應當與課稅商品的需求價格彈性成反比例。這一法則的政策含義是十分明顯的，即生活必需品（因為它們的需求價格彈性很低）應當課以高稅，而對奢侈品則課以輕稅。但這樣一來，就暴露了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它忽略了收入分配具有內在的不公平性。

為改變拉姆齊法則置分配公平于不顧的境地，理所當然應當對其加以適當的糾正。戴蒙德和米爾利斯（DiamondandMirrlees，1971）率先在最優商品稅率決定中引入公平方面的考慮，并且將拉姆齊法則中的單個家庭經濟擴展至多個家庭經濟中。他們指出：在需求獨立的情況下，一種商品的最優稅率不僅取決于其需求價格的逆彈性，而且取決于它的收入彈性。這意味著，對許多價格彈性和收入彈性都較低的商品來說，應當將實行高稅率的分配不公問題和實行低稅率的效率損失問題進行比較，最有意義的改變應當是使那些主要由窮人消費的商品數量減少的比例比平均水平低。或者說，基于公平的考慮，對于高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無論彈性是否很高也應確定一個較高的稅率；而對低收入階層尤其偏好的商品即便彈性很低也應確定一個較低的稅率（4）。

值得重視的是，對拉姆齊法則的修正需要注意兩個方面的問題：首先，對那些既非富人也非窮人特別偏好的商品，仍可以遵循拉姆齊法則行事。其次，盡管有人辯稱商品稅無須承擔收入分配職能，收入分配問題只應由所得稅解決，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事實上，出于顯示身份、自尊、習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現實中確實存在著不少收入彈性高而價格彈性低的商品（如鉆石、名畫、豪宅等）這就提供了通過對這些商品課稅以改進收入分配的可能性。

近年來，有關最優稅收的研究開始出現一種把理論分析應用于實際數據的趨向。這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首先，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稅收規則僅僅表明了最優稅收結構的一般情形，它們并沒有明確的指導意義。其次，稅收理論分析的目的在于提供實際政策建議，為此，稅收規則必須能夠運用于數值分析，最終的最優稅收值應可以計算。最優稅率的數值分析體現了執行上述計劃在技術方面取得的進展。

目前有關最優商品稅的數值分析仍處于起步階段，所做的工作集中在針對數目較少的商品組別的分析上，而且還沒有哪種數值分析的答案能夠完全推廣到一般的情形。從已有成果看，有重要指導意義的結論主要有兩個：一是最優稅收能夠通過對生活必需品實行補貼而實現有意義的再分配；二是對公平問題的關切越強烈，商品稅率就越不是單一稅率（5）。

三、最優所得稅

談及所得稅問題，我們立即面臨有名的“做蛋糕”與“切蛋糕”之間的權衡問題。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是為滿足公平目標而有效實施再分配的手段；另一種觀點認為，所得稅的課征是對勞動供給和企業精神的一種主要抑制因素，特別是當邊際稅率隨著所得的增加而增加的時候。最優所得稅理論旨在分析和解決所得課稅在公平與效率之間的權衡取舍問題。

關于最優所得稅的主要論文出自米爾利斯（Mirrlees，1971），他研究了非線性所得稅的最優化問題。米爾利斯模型在所得稅分析中的價值在于它以特定方式抓住了稅制設計問題的性質。首先，為了在稅收中引入公平因素，米爾利斯設想無稅狀態下的經濟均衡具有一種不公平的所得分配。所得分配由模型內生而成，同時每個家庭獲取的所得各不相同。其次，為了引進效率方面的考慮，所得稅必須影響家庭的勞動供給決策。此外，經濟要具有充分靈活性，以便不對可能成為問題答案的稅收函數施加任何事先的約束。米爾利斯的模型是集合上述要素的一種最為簡單的描述。

米爾利斯模型得出的重要的一般結果是：（1）邊際稅率應在0與1之間；（2）有最高所得的個人的邊際稅率為0；（3）如果具有最低所得的個人按最優狀態工作，則他們面臨的邊際稅率應當為0.毫無疑問，第二點結論是最令人感到驚奇的。不過，這一結論的重要性也許不在于告訴政府應該通過削減所得稅表中最高所得部分的稅率，以減少對最高收入者的作用；其重要性更在于它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性的，這就促使人們必須重新審視利用累進所得稅制來實現再分配的觀念。也許說，要使得關注低收入者的社會福利函數最大化，未必需要通過對高收入者課重稅才能實現，事實上，讓高收入承擔過重的稅負，其結果可能反而使低收入者的福利水平下降。

由于米爾利斯的非線性模型在分析上十分復雜，其結論也只是提供給我們關于政策討論的指導性原則。為了得到最優稅收結構的更詳細情況，有必要考察數值方面的分析。米爾利斯根據他所建立的模型，計算出完整的最優所得稅率表。從結果看，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的確變得很低，但并未達到0.同時低所得的平均稅率均為負，從而低收入者可以從政府那里獲得補助。托馬拉（Tuomala，1990）所做的數值分析則進一步表明，接近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可能遠不是0，這意味著最高所得的邊際稅率為零的結果只是一個局部結論。從政策目的上看，基于米爾利斯模型所得出的重要結論有：（1）最優稅收結構近似于線性，即邊際稅率不變，所得低于免稅水平的人可獲得政府的補助。（2）邊際稅率相當低。（6）（3）所得稅實際上并非一個縮小不平等的有效工具。

斯特恩（Stern，1976）根據一些不同的勞動供給函數、財政收入的需要和公平觀點，提出了最優線性所得稅模型。他得出的結論是，線性所得稅的最優邊際稅率隨著閑暇和商品之間的替代彈性的減小而增加，隨著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更加公平的評價而增加。這意味著，人們對減少分配不平等的關注越大，則有關的稅率就應越高，這一點是與我們的直覺相符的。另一方面，最優稅率與勞動供給的反應靈敏度、財政收入的需要和收入分配的價值判斷密切相關，假如我們能夠計算或者確定這些參數值，我們就可以計算出最優稅率。因此，斯特恩模型對最優所得稅制的設計具有指導意義。

四、最優稅收理論的政策啟示

由于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是在嚴格的假設條件下得出的特殊結論，因此，它所提供的仍然只是“洞察力”，而不是具體的政策建議，不能被當作一般規則來使用。最優稅收理論的已有進展可以為我們提供如下的政策啟示：

1.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所得稅的公平功能，并且重新探討累進性所得稅制的合理性。傳統的觀點認為：在改善收入分配公平方面，所得稅具有商品稅不可比擬的優越性；甚至于在實現效率方面，所得稅也較商品稅為優。只是由于所得稅在管理上的復雜性，才導致商品稅的廣泛采用。然而，米爾利斯（Mirrlees，1971）基于其理論模型所做的數值分析表明，所得稅在改善收入不平等方面的功能并不像人們設想得那么好。這一認識的重要性在于，一方面，我們需要重新挖掘商品稅的公平功能；另一方面，如果商品稅和所得稅在實現公平分配方面的能力都很有限的話。那么，出于公平方面的更多考慮，我們是否應該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那些小稅種，如財產稅、遺產與贈與稅等？

對累進個人所得稅制，不僅在微觀方面被寄予公平分配的厚望，而且在克服宏觀經濟波動方面也被委以重任。但最優所得稅的理論探討和數值分析都表明：最優稅收函數不可能是累進的。最高收入者的邊際稅率不應最高而應為零；除端點外，最優稅收結構應當近似于線性。另外，根據弗里德曼的負所得稅方案和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的數值分析結果，負所得稅方案不僅在實現公平方面有其誘人之處，而且在把效率問題同時納入稅制設計的范疇中時，它也仍然富有吸引力。

2.稅制改革應綜合考慮效率與公平兩大目標。最優稅收理論的重要貢獻之一是把效率與公平問題納入經濟分析框架之中。在效率與公平之間的確難免會發生沖突，但是，效率與公平目標之間也并非總是互不相容的，比如米爾利斯的最優所得稅模型就向我們展示了這一點。我們有必要，也有可能通過對各種稅收的具體組合，達到兼顧效率與公平的目的。

3.完全競爭經濟是最優稅收理論標準模型的主要假設條件之一，這種假設條件適合于市場機制發揮較為充分的西方發達國家，卻可能不適合差異很大的發展中國家經濟。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主要目標應當是掃清影響經濟發展的障礙，動員各種資源提高經濟增長率，這與發達國家的改善收入分配、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目標之間存在區別。因此，在借鑒最優稅收理論進行稅制設計時，在公平和效率的選擇方面要與西方國家有所差別。從模型設定上，這意味著用于度量公平和效率的社會福利函數在選擇形式上的區別。

4.如果要在實踐中實行最優稅收理論所推導的各種規則，可能需要對財稅制度進行大幅度的改革，但這不太現實。基于這一考慮，許多國家選擇的是漸進式的政策改革，即逐漸增減某些稅種和調整某些稅率。另外一個富有啟示性意義的結論是，改革過程中可能產生暫時性的無效率。這表明，政策改革之路可能不會一帆風順。

參考文獻：

1.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2.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述評》，《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3.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4.加雷斯。D.邁爾斯：《公共經濟學》，中譯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5.米爾利斯（Mirrlees，J.A），Anexplorationinthetheoryofoptimunincometaxation，ReviewofEconomicStudies，1971.

6.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參見張馨、楊志勇等：《當代財政與財政學主流》，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章。

（2）參見馬斯格雷夫：《財政理論與實踐》，鄧力平等譯，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3年版。

（3）將稅收行政成本標準納入最優稅收理論體系的規范和實證分析的最新進展，參見黃春蕾：《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最優稅收實證理論發展評述》，《稅收研究》2002年第1期。

（4）參見鄧力平：《優化稅制理論與西方稅制改革新動向》，《稅務研究》1998年第2期。

第2篇

一、科學發展觀下完善稅收理念的目標選擇

與科學發展觀的多層次目標取向相適應，國家稅收作為市場經濟條件下國家實現發展的重要財力保障手段與調節經濟運行、協調國家和微觀市場主體利益關系的重要杠桿，要創新思路，更新觀念，超越單純就經濟論稅收，就稅收論經濟的“稅收經濟觀”，充分重視國家稅收這一本質上體現為一種分配關系的經濟范疇在政治性與社會性方面具有的積極作用，以便在為國家實現“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目標取向提供必要財力支持的同時，憑借其內在的杠桿調節作用為“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并最終為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協調發展提供有力支持。對此，在稅收理念方面的直接反映是，在繼續堅持我國長期遵循的“稅收經濟觀”的基礎上，以“科學發展觀”為總體指導原則，樹立指導新時期稅收實踐的“科學稅收觀”。具體說，“科學稅收觀”至少應包含以下幾方面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基本內容：

首先，適應與服務于經濟發展。本質上講，稅收作為國家為滿足履行職能的需要而對社會資源的強制性汲取手段，其源泉是人們再生產活動中創造的社會物質財富。稅收首先表現為一個經濟范疇。它來源于經濟，受經濟的最終制約，并以此為基礎反作用于經濟，對經濟發展起著巨大的影響，由此決定了經濟既是治稅的出發點，也是治稅的歸宿點，稅收必須以服務經濟發展為根本目的。在科學發展觀下，經濟發展仍然處于絕對的主導地位，并客觀決定著社會和人發展的實現程度。因此，在科學發展觀統領下的新的歷史時期，稅收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促進作用非但不應弱化，反而在某種程度上得到切實加強，這種加強必須是在進一步認識與尊重市場經濟運行規律，并以有利于“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為基本前提。

其次，滿足政治與社會需要。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改革的逐步深入與公共財政體制框架的基本建立，社會上有的觀點出于對我國特殊社會歷史因素的考慮以及充分發揮市場機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目的，片面理解西方財稅理論，把促進經濟總量增長視為市場經濟條件下稅收的惟一職能，忽視甚至有意弱化、丑化稅收其他內在功能，認為強調稅收的政治與社會屬性就必然會導致政府根據“自己”的需要無限制地汲取社會資源，從而損害社會公眾的根本利益，不利于市場機制基礎性資源配置作用的完整發揮。事實上，無論從我國傳統的“國家分配論”強調國家在稅收分配關系中的主體地位出發，還是從以瓦格納為代表的德國社會政策學派強調利用稅收手段實施社會政策以及公共選擇理論強調政治程序對稅收政策確定的巨大影響角度考慮，稅收的政治屬性與社會屬性都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客觀存在的，而且在具體稅收實踐過程中，其對稅收政策的確定與稅收征管實踐都起著某種意義上的決定作用。如我國近期出臺的降低農業稅率直至完全取消農業稅政策，就可被視為這方面的一個典型表現。而在稅收征納過程中，稅務機關作為政府行政機構，自然以確保履行政府職能而存在，因而必然體現出一定的政治屬性。以服務社會為終極目的的社會管理職能是國家（或政府）自其產生的那一天起就天然具有的基本屬性，因此，稅收又是一個政治范疇。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稅務機關在履行其內在的政治職能的過程中必然要以社會需要為出發點，從而使稅收征納行為同時具有了服務社會、適應社會的基本屬性。忽視稅收的這些基本屬性，不但很難正確回答稅收實踐運行中出現的種種問題，也在事實上成為導致目前稅收理論研究與實踐脫節的主要根源，因而也很難為稅收工作從根本上適應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提供正確的理論導向。

第三，實現“以人為本”基礎上的職能協調。在促進經濟發展、滿足政治需要、實現社會穩定等多層次目標取向的共同要求下，如何正確處理它們之間的關系。以確保稅收內在職能作用的完整發揮就成為了—個不容回避的現實問題。事實上，我國以前稅收工作之所以存在諸多不盡如人意之處，其中一個最根本原因就在于未能正確處理好促進經濟發展、滿足政治需要、實現社會穩定之間的關系。如過去長期單純強調稅收的政治屬性，以及近年過于強調稅收在促進經濟總量增長方面的能動作用等，客觀上成為了稅務人員權力意識膨脹、執法隨意性過大、以促進經濟總量增長為名無視社會承受能力，隨意安排稅收收入計劃等問題的深層次思想根源。因此，實現促進經濟發展、滿足政治需要、實現社會穩定之間的良性互動就成為了“科學稅收觀”的必然選擇。而“以人為本”這一人文主義的治國、執政理念則要求稅收各項工作必須從“人的根本需要”出發，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認真貫徹到稅收工作的方方面面，實現“以人為本”基礎上的職能協調。

二、科學稅收觀下對稅收理論與實踐的幾點具體要求

綜上所述，可以嘗試性地把科學稅收觀具體表述為：以“以人為本”為基本思想導向，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稅收本質的基本要求，在協調兼顧稅收內在的經濟屬性、社會屬性與政治屬性的基礎上，充分發揮好內在的聚財與調節職能作用，從而最終為“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提供必要的財力與政策支持。具體而言，這一稅收理念對我國今后的稅收改革至少提出了以下幾方面的基本要求：

首先，在稅制設計方面，科學稅收觀下的稅制安排要全面落實“公平效率觀”，在突出效率優先的同時，注重社會公平。既要適應市場經濟基本規律與經濟一體化浪潮的內在要求，不損害微觀市場主體促進經濟發展方面的能動作用，又要充分考慮國家履行“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展”職能所必需的收入規模，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面支持經濟的進一步健康發展。在兩者協調的基礎上，充分發揮稅收在調節收入分配、滿足社會福利，保護生態環境、維護國家權益等方面的積極作用。這就要求我國今后的稅制改革應在進一步完善“雙主體稅制模式”，協調流轉稅在組織收入與所得稅在宏觀調控方面的各自積極作用的大背景下，進一步簡化稅制以降低社會稅收遵從負擔、提高稅務機關執法水平；拓寬稅基以確保稅收規模持續穩定增長的財源基礎；降低稅率以增強微觀市場主體運用市場機制力度；加強稅收征管以實現既定稅制橫向公平與縱向公正。通過推進稅收體制改革，統一各類企業稅收制度，實行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個人所得稅制度，調整擴大消費稅稅基，開征社會保障稅、環保稅，調整和完善資源稅，實施燃油稅，穩步推行物業稅，賦予地方政府必要的稅政管理權限等各項改革措施，為“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提供必要制度支持。

在改革的步驟選擇方面，考慮到稅制對社會整體經濟運行的巨大影響與我國當前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國情，稅制建設的理想模式與現實可支持的改革舉措之間仍存在相當大的距離。因此，我國在今后的稅制改革過程中，必須在充分理解社會、政治、經濟需要的輕重緩急程度與正確處理各方面利益關系的基礎上，本著精心設計、循序漸進、量力而行、穩步實施的思想，把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和社會可承受的程度有機結合起來，成熟一項實施一項，實施一項確保一項。

第3篇

關鍵詞：中小企業;稅收政策;稅收征管

1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

當今，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一個世界潮流，一個國家的經濟有沒有活力在相當大的程度上要看小企業的狀況如何。世界各國紛紛制定強有力的稅收政策，以支持本國中小企業的發展。

1.1美國

美國聯邦政府為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采用了多種稅收優惠措施：（1）雇員在25人以下的有限責任公司實現的利潤，可選擇一般的公司所得稅法納稅，也可選擇“合伙企業”辦法將利潤并入股東收入繳納個人所得稅，避免了重復納稅。（2）對年收入不足500萬美元的小型企業實行長期投資減免稅，對投資500萬美元以下的企業給予永久性投資稅減免。（3）對創新型的小型企業將其資本收益稅率減半按14％征收。（4）購買新的設備，使用年限在5年以上的，購入價格的10%可抵扣當年的應納稅額。（5）對中小企業實行特別的科技稅收優惠，企業可按科研經費增長額抵免稅收。（6）準許小型企業實行加速折舊和特別折舊制度。（7）地方政府對新興的中小高新技術企業，減免一定比例地方稅。

1.2法國

法國中小企業眾多，政府實行了較為全面和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來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1）中小企業繳納的公司所得稅的附加稅2003年起已全部取消。（2）從1996年開始，中小企業用一部分所得再投資，這部分所得可減按19％的稅率征收公司所得稅。（3）1983年建立了“研究開發投資稅收優惠待遇”制度，規定中小企業研發投資比上一年增加的可以免繳相當于研發投資增加額25％的公司所得稅（1985年這一比例提高到50％）。（4）1992年起，對中小企業轉為公司時的資產增值暫緩征稅，并允許企業將虧損結轉到新公司。（5）新辦小企業在經營的前4年非故意所犯錯誤，可減輕稅收處罰，并可適當放寬繳納的時間。

1.3日本

日本對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也非常全面：（1）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政府就規定，對資本額在1億日元以下，而年度應稅所得額在800萬日元以下的，稅率降為28%（大企業的稅率為37.5%）。（2）對試驗研究費用超出銷售額3%的中小企業和創業未滿5年的中小企業，減收6％的法人稅或所得稅。（3）允許中小企業設立改善結構準備金，對于提取的準備金，不計入當年應稅所得，年度終了使用有結余后可交回再提。（4）促進中小企業新技術的投資，給予相當于購置價7％的法人稅特別稅額扣除，此外還有強化中小企業技術基礎的法人稅稅額扣除。（5）對進行新技術和設備投資以節約能源和利用新能源的中小企業，在設備折舊等方面提供優惠政策。（6）對年課稅銷售額不足5000萬日元的中小企業，實行折扣征收消費稅的邊際扣除制度。

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和信息化的過程中，稅收政策對中小企業的發展起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對中小企業從稅收上給予扶持和支持是西方發達國家稅收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

2我國對中小企業的稅收支持及其制約因素

我國對中小企業的發展也比較重視，早在2002年就頒發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為中小企業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但在稅收政策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專門的中小企業稅收政策，而只有一些能夠使中小企業受益的稅收規定。在我國現行稅收制度中，涉及到中小企業的稅收優惠政策主要有：（1）對年利潤在3萬元以下的企業減按18％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對年利潤在3萬元至10萬元的企業減按27%征收企業所得稅。（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所得稅法》規定，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減按20%的稅率征收企業所得稅）。（2）對年銷售額在180萬元以下的商業小規模納稅人減按4%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稅；對年銷售額在100萬元以下的生產性小規模納稅人減按6%的征收率征收增值稅。（3）國有企業下崗職工創辦新的中小企業，對從事社區居民服務業的，3年內免征營業稅、個人所得稅、城市維護建設稅和教育費附加。（4）對新辦的獨立核算的從事咨詢、信息、技術服務的企業，第一年免征企業所得稅，第二年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5）新辦的城鎮勞動就業服務企業，當年安置城鎮待業人員超過企業從業人員總數60%的，可3年內免征企業所得稅。免稅期滿后，當年新安置待業人員超過原企業從業人員30%以上的，可在2年內減半征收企業所得稅。（6）對個人獨資和合伙企業，只繳納個人所得稅。（7）對符合規定的校辦企業、民政部門辦的福利企業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8）“老、少、邊、窮”地區的新辦企業，可減征或免征企業所得稅3年。（9）鄉鎮企業可以按應納稅額減征10%。

隨著經濟形勢的發展變化，我國分散于各個稅收法規中的有關中小企業稅收政策已不能適應中小企業快速發展的要求，存在優惠政策適用范圍窄、優惠手段單一、優惠目標不明確等一系列問題，不利于中小企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

2.1現行增值稅稅制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我國現行增值稅造成小規模納稅人困境。我國將增值稅納稅人分為一般納稅人和小規模納稅人兩類。且規定從1998年7月1日起，凡達到銷售額標準（工業企業年銷售額100萬元，商業企業年銷售額180萬元）以上的為一般納稅人，規定額度以下的為小規模納稅人。由于兩類納稅人的界定標準不合理，把中小企業大量地劃為小規模納稅人。小規模納稅人進項稅額不允許抵扣，也不得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如須開具增值稅專用發票的，要到稅務機關申請代開，而且只能按“征收率”填開應納稅額。這些政策一方面造成小規模納稅人購進貨物所含稅金不得抵扣，這就增加了成本負擔，另一方面，小規模納稅人不能使用增值稅專用發票，因而使購貨方因不能足額抵扣進項稅額而不愿購買小規模納稅人的貨物。這就阻斷了一般納稅人與小規模納稅人之間的正常經濟交往。這使得占總納稅戶90%以上的中小企業在市場競爭中處于極為不利的地位。而且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偏高（工業企業6%，商業企業4%），其稅收負擔遠遠超過一般納稅人。再加上現行“生產型”增值稅制，使企業購置固定資產的進項稅額得不到抵扣，又加重了其稅收負擔，使其產品成本高，在國內外市場缺乏競爭，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極為不利。

2.2現行所得稅稅制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現行企業所得稅對中小企業科技創新活動的激勵力度不大。現行企業所得稅主要是對已形成科技實力的高科技企業及享有科研成果的技術性收入實行優惠，而對技術落后，急需技術創新的中小企業正在進行科技研發活動則缺少稅收優惠。這種情況一方面使企業重視對科研成果的應用與轉讓，忽視對高新技術的研發；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中小企業科技創新難度。現在內外資所得稅雖已合并，但到明年才開始實行，而且對外資有過渡期，所以仍然是對外資企業優惠多，稅負輕；對內資企業優惠少，稅負重；同屬內資企業，對大型企業優惠多，對中小企業優惠少，中小企業實際稅負過高。

2.3現行稅收征管政策對中小企業發展的限制

《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征收管理法》規定，納稅人不設置賬簿和賬目混亂或申報的計稅依據明顯偏低的，稅務機關有權采用“核定征收”的辦法。但在實際中，有些基層稅務機關對并沒有違法的中小企業都采用“核定征收”辦法，擴大了“核定征收”的范圍。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核定征收企業所得稅暫行辦法》的通知中制定的“應稅所得率”標準，明顯偏高，工業、商業為7%～20%，建筑安裝業為10%～20%，也不符合中小企業薄利多銷、利潤率低的實際情況，有的甚至不管有無利潤，一律按核定的征收率征收所得稅，損壞了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加重了中小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利于中小企業的發展。3完善稅收優惠政策，促進中小企業健康發展

針對我國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方面存在的問題，結合中小企業發展的基本要求，并借鑒發達國家稅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的成功經驗和做法，本文提出了進一步完善我國中小企業稅收優惠政策的建議。

3.1調整和完善增值稅制

調整和完善增值稅稅制的措施主要有：（1）推進增值稅轉型及擴大稅基。逐步將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同時把與扣除項目有關的交通運輸業、建筑業、服務業、房地產業以及轉讓無形資產等營業稅稅目改征增值稅，使中小企業獲得更多的抵扣，降低投資成本特別是新創辦成本，以鼓勵中小企業創辦和再投資，加快技術進步，促進新產品、新技術的開發使用。（2）降低一般納稅人認定標準。建議取消認定增值稅的應稅銷售額標準，企業無論規模大小，只要會計核算健全，有固定的經營場所，能準確報送稅務資料，遵守國家各項稅收法規，可經申請核定為一般納稅人。（3）適當降低小規模納稅人的征收率。改革后的工業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不應超過4%，商業小規模納稅人征收率則應為2%，以此降低其稅負，并與一般納稅人的稅負相平衡。

3.2調整和完善企業所得稅制

調整和完善企業所得稅稅制的措施主要有：（1）盡快取消外資企業的超國民待遇。我國雖已統一了內外資企業所得稅，但外資企業仍有一點的過渡期，在稅前列支標準、稅率水平等方面有諸多的優惠待遇，內外資企業競爭地位仍不平等。（2）降低中小企業稅收優惠稅率,并提高適用優惠稅率的應納稅所得額標準。（3）擴大中小企業稅收優惠范圍。①要適當擴大新辦企業定期減免稅的適用范圍，并延長其減稅的期限；②允許中小企業投資的資產凈損失從應稅所得額中扣除；③取消“計稅工資”規定；改按企業實際支付的工資金額稅前列支；④對中小企業給予加速折舊、投資稅收抵免、再投資退稅待遇，引導中小企業加大科技研發投入；⑤對少數民族、貧困地區創辦的中小企業，授權市縣人民政府給予減免稅扶持。

3.3改進現行稅收征管，促進中小企業發展

對于中小企業稅收，在征管中一定要做好中小企業的管理服務，要體現公平執法，方便納稅，為中小企業營造一個良好的納稅環境。（1）大力加強中小企業稅法知識和建賬建制的輔導培訓，提高中小企業財務人員業務水平和職業道德，以利擴大中小企業建賬面。（2）廣泛開展稅法宣傳，利用媒體或利用辦稅大廳免費提供稅法宣傳，提供稅務咨詢服務，以利中小企業能及時獲得稅收法規變動的可靠信息，促使其依法遵章納稅。（3）積極推廣稅務服務，為中小企業提供稅務咨詢，稅務，盡量減少因不了解稅收法規而造成的納稅差錯。（4）改進對中小企業的征收辦法，積極擴大查賬征收范圍。盡量縮小核定征收的比重，同時對核定征收的“應稅所得率”和“納稅定額”，一定要調查核定準確，以維護中小企業的合法權益。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