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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問題發現過程的行為圖可分為獨立操作型、橫向平行型、橫向歸納型、縱向深入型、縱橫交錯型、單維監控型和縱橫監控型等七種類型。大學生在潛藏式情境中使用縱橫交錯型行為圖的頻次高于矛盾式情境,在矛盾式情境中使用橫向平行型和橫向歸納型行為圖的頻次高于潛藏式情境,高低能力組被試在問題行為圖的使用頻次上不存在差異。
1引言
問題發現是指在解決一個已清晰呈現的問題之前經歷的所有活動、過程和事件,它是人類探究未知世界的第一步,也是開展認知活動、創造性活動和解決問題的起點(Csikszentmihalyi&Getzels,1970)。作為一種復雜的思維活動,問題發現能力的重要性得到了學界的認同(Einstein&Infeld,1938),但是在實驗研究方面,比起一些與它聯系密切的領域如“創造性”、“問題解決”等,該領域的研究非常缺乏,在理論與方法上都有待更深入地探索。許多學者都試圖對問題發現過程進行觀察、測量與分析,尋找其中的規律與特征,但由于問題發現過程本身的復雜性、隱蔽性、潛伏性與開放性等特點,給研究的深入帶來了很大的困難與挑戰。已有研究大多考察了問題發現的外部表現(韓琴,胡衛平,2005;肖浩宇,張慶林,史慧穎,2006)、影響因素(Lee&Cho,2007)、評價方法(Ramirez,2002)及實踐應用(Gautier&Solomon,2005;Hofstein,Navon,Kipnis,&Mamlok-Naaman,2005)等,極少能夠深入到問題發現者的內部思維過程,揭示問題發現的認知機制與規律。對知識狀態和思維操作轉化過程的深入研究有助于揭示問題發現的內部認知機制,而問題行為圖則是一種能夠把內部思維序列外顯化和精細分析的有效工具。問題行為圖是Newell和Simon(1972)提出的一種對問題解決過程的口語報告資料進行分析的技術,問題行為圖由知識狀態和思維操作兩個成分組成,在圖形繪制中按照時間先后順序將思維過程中所進行的各種知識轉化和思維操作序列直觀呈現,便于區分哪些是思考內容,哪些是思考方式,以清晰地把握個體思維的發生、發展與變化過程。雖然,已有研究多把問題行為圖技術運用于問題解決領域,但其對內部認知過程的序列分析原理是同樣適用于問題發現領域的。在本研究中,擬借鑒問題行為圖這種經典的研究技術,對問題發現思維過程做深入考察。發現問題的心理實質是個體覺察到現有的某一狀態與預想的目標狀態之間存在差距(Hayes,1981),這個差距可能是明顯的,也可能是隱藏的,前者代表了矛盾式問題情境,后者則代表了潛藏式問題情境。Dillon(1982)指出,矛盾式和潛藏式問題是現實中最典型的兩類問題發現活動,矛盾式情境本身包含缺陷、不調和或矛盾事物等問題事件,問題發現的任務就是找出這些已經存在的矛盾、錯誤、不足等問題,比如偵探斷案的情境;而潛藏式情境本身不存在錯誤和矛盾,需要個體在不具有任何現成問題的情境中去發現和挖掘潛藏的問題事件,比如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情境。Dillon還指出,兩類問題發現涉及不同的認知過程,由于矛盾式情境中存在著明顯的矛盾事件,個體要做的僅僅是去知覺(perceives)、認知(recognize)與辨識(identify)問題;而在潛藏式情境中,問題是潛在的,個體必須去創造(create)、建構(construct)和發明(invent)問題。許育彰(1999)認為,矛盾式情境體現的是聚合式問題發現能力,而潛藏式情境體現的則是發散式問題發現能力。Shepardson和Pizzini(1991)提出,前者需要個體回憶信息,后者則需要個體以新的方式來假設、推測、概括、創造和評價以超越已有信息。基于此,本研究認為,個體在兩類問題發現情境中的知識狀態運用與思維操作過程可能存在差異,認知過程各有其重點,但已有研究對此缺乏實證分析。此外在對認知過程,尤其是對問題的研究中,一個重要的范式是專家與新手的對比研究。比如林沂升(2003)探討了研究生與小學生科學問題發現的思維模式差異,發現研究生在思維方式的多樣化和復雜性上遠高于小學生。李廣洲、程萍和任紅艷(2002)對比了教學專家和新手解決中學化學平衡問題的思維過程,并把其差異歸結于知識結構化程度和反省認知水平的不同。這種對比研究能夠反映出問題發現過程的認知差異情況,有助于探索問題發現的認知加工機制。因此,本研究也擬借鑒專家-新手對比研究范式,通過比較能力強和弱兩類被試的表現,探索兩者在問題行為圖上的使用異同及其原因。本研究假設,被試在潛藏情境中需要更多結合已有知識積累去深度加工信息以發現問題,因此對內部信息和縱向思維的使用多于矛盾情境;矛盾情境的問題發現更依賴于個體對情境內容本身的認知與加工,因此被試會更多地使用情境信息;高能力被試更擅長于將橫向與縱向思維進行綜合和融匯,因此對縱橫交錯型問題行為圖的使用多于低能力組。綜上,本研究擬在矛盾式與潛藏式兩類問題情境中,用實驗的方法探討高低能力大學生在問題發現過程中知識狀態、思維操作和問題行為圖的使用異同,并分析其原因。研究有助于深入探索問題發現的認知過程和心理成分,為建構科學的問題發現認知模型奠定基礎。
2研究方法
2.1實驗設計實驗采用2(問題情境)×2(組別)的混合設計。其中,問題情境為組內因素,分為矛盾式情境和潛藏式情境兩個水平;組別為組間因素,分為高問題發現能力組和低問題發現能力組兩個水平。因變量是問題發現中的知識狀態、思維操作以及問題行為圖的使用情況。2.2被試在預備研究中,采用團體實驗對620名大學生(男302人,女318人,平均年齡20.82歲)問題發現能力的基本狀況進行考察。從團體實驗得分較高(高問題發現能力組,以下簡稱高能力組)和較低(低問題發現能力組,以下簡稱低能力組)的前后20%大學生中,隨機各挑選出10名參與本實驗。大學生來自華南理工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范大學、廣東技術師范學院等四所高校。20名大學生中,男女各半;最大年齡22歲,最小年齡19歲,平均年齡20.4歲。2.3材料與儀器在材料設置上,參考了邵惠靖(2001)和林沂升(2003)的設計。從網絡中收集數十篇候選材料,根據專家建議結合本研究的特點篩選并整理出矛盾式與潛藏式情境備選材料各5段。請20名大學生從難度、啟發性和熟悉性等三個方面對材料進行5點評分,選擇分數適中的材料作為正式實驗材料,以提高研究的區分度。團體實驗中,矛盾式情境材料為一個“斷電盜竊事件”,其中存在多處錯誤與漏洞;潛藏式情境材料介紹一件“善解人意”的襯衫,材料本身沒有任何現成的矛盾和錯誤(見附錄1)。兩段材料的難度(M1=3.15,M2=3.25;t(1,19)=-0.623,p>0.05)、啟發性(M1=3.30,M2=3.40;t(1,19)=-0.525,p>0.05)和熟悉性(M1=3.35,M2=3.30;t(1,19)=0.252,p>0.05)適中,且不存在差異,團體實驗材料沒有在字數上作控制。基于問題總數量、核心問題比率、變通性、深刻性、精致性、新穎性和矛盾問題擊中率(僅在矛盾式情境)等7個指標,對大學生問題發現能力做出評價,將這7個指標上的得分轉化為標準分后求和即為總評分,并依據此選擇個別實驗的被試。個別實驗則在矛盾式與潛藏式情境中,分別選取了一個“郵件車廂搶劫案”和一段“58歲上大學”的新聞(見附錄2)作為實驗材料。兩段材料在難度(M1=3.00,M2=2.90;t(1,19)=0.809,p>0.05)、啟發性(M1=3.40,M2=3.55;t(1,19)=-1.000,p>0.05)與熟悉性(M1=3.20,M2=3.35;t(1,19)=-0.567,p>0.05)上得分均為中等,且沒有差異。個別實驗的兩段材料均分為四個段落,包含10句話,477個字。此外,本研究需要對思維過程作詳細分析,因此采用出聲思維的方法,要求大學生在問題發現中“大聲說出”自己的思考過程。為了便于呈現材料并用錄音記錄下出聲思維內容,實驗在帶麥克風的電腦上進行。2.4程序采用個別實驗的方式。主試首先記錄被試的組別、姓名、性別、年級、年齡和學校等信息,然后向被試出示統一的指導語并開始實驗。為確保實驗效果,主試由心理學專業的碩士研究生擔任,并在事前對其進行培訓。為排除主試個人因素對實驗的干擾,對主試在實驗中的行為做了書面上嚴格的規范。實驗分為訓練和正式實驗兩個階段。訓練階段用于幫助被試熟悉實驗流程并習慣于做出聲思維,要求大學生針對一段訓練材料,說出所發現的問題(至少三個),并同時進行出聲思維報告。在正式實驗階段,則要求被試針對“郵件車廂搶劫案”和“58歲上大學”這兩段材料分別說出發現的問題并進行出聲思維,實驗沒有時間限制。為避免順序效應,每個組別的大學生各隨機分配一半先參加矛盾式情境實驗,另一半先參加潛藏式情境實驗。2.5出聲思維報告編碼由于問題行為圖主要從知識狀態與思維操作兩個方面作分析,因此編碼也涉及這兩個維度。2.5.1知識狀態編碼從兩個維度對知識狀態進行編碼。(1)基于加工性質的差異,參考Gagné和Driscoll(1988)的知識分類標準,把知識編碼為陳述性知識、程序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陳述性知識指關于“是什么”的知識,包括各種事實、概念和原理等(編碼a,在問題行為圖中用虛線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陳述一個現象或引用一段事實等;程序性知識指關于“怎么做”的知識,包括如何從事并完成各種活動的行為或操作步驟等(編碼b,實線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闡述動態行為、辦事程序等;策略性知識指關于如何感知、如何記憶、如何思維等元認知方面的知識(編碼c,雙線條框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對自我的認知、體驗和調控等。(2)基于信息來源,參考Hoover和Feldhusen(1994)提出的問題發現過程的信息處理包括問題情境中的數據、經驗或信息,個體已有的知識基礎以及兩者的聯結與整合的觀點,把知識編碼為情境信息、內部信息和推斷信息。情境信息指情境材料中提供的原始信息(編碼A,方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對材料內容的直接引用和復述;內部信息指被試頭腦中存儲的信息(編碼B,圓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回憶自身已有的知識;推斷信息指被試通過思維活動對情境信息和內部信息進行加工之后得出的新信息(編碼C,三角形表示),本研究中表現為結合自身知識對情境信息進行理解、加工和整合。2.5.2思維操作編碼由于需要考察各個知識狀態之間的思維關聯和轉換情況,因此,從知識狀態之間的相互關系角度進行思維操作編碼,參考Newell和Simon(1972)提出的問題行為圖繪制遵循橫向操作從左到右,縱向操作自上而下排列的原則,結合學者們對問題發現中元認知思維意義的肯定(Hoover&Feldhusen,1994;謝居盛,2003;林育秀,2004),將思維操作分為四類。(1)獨立思維,指相鄰知識狀態之間是相對分離、沒有關聯的(編碼Ⅰ,在問題行為圖中沒有連線進行連接),本研究中表現為分別闡述兩個獨立的內容;(2)橫向思維,指兩個知識狀態之間是一種平行并列的關系(編碼Ⅱ,橫向箭頭連接),本研究中表現為闡述內容之間有水平擴展的關聯;(3)縱向思維,指前后兩個知識狀態之間是一種深入和遞進關系(編碼Ⅲ,縱向箭頭連接),本研究中表現為闡述內容之間有上下位關聯;(4)元認知思維,指思維過程中所引出的知識狀態是針對被試自身思維活動的評價、監控和調節(編碼Ⅳ,雙線箭頭連接),本研究中表現為闡述策略性知識。對知識狀態和思維操作的編碼是基于大學生的出聲思維報告。將實驗錄音轉譯為書面文字后,以“問題”為單位對文字進行“斷句”和“分段”,每個分段都要表達一個獨立的意義和主題。之后,再以“分段”為單位進行編碼。例如對于矛盾式情境的一段出聲思維報告:“歹徒一進門就將他打倒,那他怎么還有那么多時間去觀察歹徒的眼睛顏色?”。首先將該段報告以逗號為間隔,分解為兩個獨立分段,然后對每一個分段都單獨編碼。第1個分段“歹徒一進門就將他打倒”,是針對情境內容的復述,因此在知識狀態維度編碼為陳述性知識和情境信息;第2個分段“那他怎么還有那么多時間去觀察歹徒的眼睛顏色?”是
3研究結果
運用SPSS14.0統計軟件對數據進行統計分析處理。3.1問題發現中知識狀態的差異比較根據編碼方案,分別統計能力高與低兩類大學生,以及潛藏式與矛盾式兩類情境中知識狀態的使用頻次,結果如表1所示。以大學生的組別和問題情境為自變量,各類知識狀態的使用頻次為因變量進行重復測量方差分析,結果顯示,在矛盾式情境中,大學生使用情境信息的頻次高于潛藏式情境(F(1,18)=5.76,p
4討論
4.1問題發現中知識狀態的使用情況知識對問題發現具有重要影響。Lakatos(1976)指出,問題的出現往往與個體的背景知識相關。Mumford,Roni和Redmond(1994)也提出,問題的形成與知識基礎密切關聯。研究結果顯示,在情境信息的使用上,矛盾情境高于潛藏情境,這與本研究的設想一致。在矛盾情境中,發現問題主要是通過知覺、認知、辨識等找出情境中的錯誤與矛盾(Dillon,1982),需要個體對情境本身進行細致充分地理解與分析,因此會更多使用情境信息。而在內部信息的使用上,潛藏式情境顯著高于矛盾式情境,這也符合本研究的設想。Hoover和Feldhusen(1990)指出,潛藏式問題發現需要個體將額外的新信息整合到已有知識系統中。在潛藏式情境中,發現問題不但需要個體利用情境信息,還需要更多調用頭腦中已有的知識來幫助理解情境,深入加工和整合信息以挖掘、揭示出潛在的問題線索,因此會比矛盾式情境更多地使用到內部信息。這個結果既反映出問題發現過程對知識和信息的依賴,同時也揭示出不同類型問題對知識需求度的差異,矛盾式問題的發現更需要個體對外部情境信息作出客觀分析與判斷,而潛藏式問題的發現則對個體自身知識基礎的要求更高,后者也印證了一個現象:在某個領域能夠創造性發現有價值問題的人必定是該領域的專家。高低能力組被試知識狀態的使用頻次不存在差異。本研究對知識狀態的考察主要涉及知識的分類,而非知識內容本身,即并非考察知識本身的豐富程度,而是考察了知識類別的出現情況。因此,個體自身知識積累的數量和質量并沒有對實驗結果產生影響。知識狀態在類別上的表現,更多地反映出個體信息加工過程的某些本質特征與規律,具有共通性和普遍性的特點,因此在高低能力被試中沒有出現差異。各類知識狀態的使用頻次存在顯著差異。從知識加工角度,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是程序性知識、陳述性知識和策略性知識。Marbach-Ad和Sokolove(2000)指出,問題發現過程需要個人理解當前主題并將知識元素連接起來。Miyake和Norman(1979)認為,發現有意義的問題意味著一個知識結構的形成。問題發現中,需要不斷對知識進行整合、推理、重組等動態地加工,而不僅僅是靜態地復述,因此會較多運用到體現動態過程性的程序性知識。而策略性知識主要起到對問題發現過程進行監督、控制和調節的元認知作用,相對運用得較少一些。從知識來源角度,使用率由高到低依次是推斷信息、情境信息和內部信息。推斷信息是指個體基于情境信息和頭腦中已有的內部信息進行關聯、歸納、演繹等從而得到的新信息。Hoover和Feldhusen(1994)提出,在問題發現過程中個體需要獲取知識或信息,將其整合于已有知識體系之中,并在知識基礎之間建立聯結。推斷信息是建立在對情境信息與內部信息整合、加工基礎上的,它的使用頻率高說明在問題發現過程中,知識是處于一種不斷轉化、發展和演變地動態過程中,只有對知識和信息進行持續地加工,才能完成問題發現任務。4.2問題發現中思維操作的使用情況Dillon(1988)指出,問題是個體思維的模擬。本研究顯示,在橫向思維的使用上,矛盾式情境高于潛藏式情境。矛盾式問題發現,主要依賴于個體對情境信息的分析、推理和判斷,其焦點是找出矛盾與錯誤。在這個過程中,需要將情境中的各種信息進行反復地比較和推敲,因此會更多地出現能夠將知識進行聯結、對比和整合的橫向思維。在縱向思維的使用上,潛藏式情境顯著高于矛盾式情境。在潛藏式情境中,由于問題更具有隱蔽性,需要進一步地發掘,因此必須利用縱向思維對信息進行更深入地探索和精細地加工,才能夠發現潛藏問題。Allen和Rott(1969)的調查發現,科學家們把縱向聚合式思維評價為問題發現中最經常使用的思維操作。Subotnik(1988)對西屋科學天才研究獎獲獎者的研究顯示,縱向聚合式思維對發現問題的作用大于橫向發散式思維。縱向思維的運用可以提高思考的深度,有助于挖掘潛在的問題線索,這對于潛藏式問題發現是非常重要的。高低能力組被試思維操作的使用頻次不存在差異,其原因可能與在知識狀態使用上的差異不顯著相似。即思維操作的類別,反映出個體問題發現的基本認知過程和思維規律,具有普遍性特征。從使用頻率來看,縱向與橫向思維明顯高于元認知與獨立思維。這說明,問題發現過程主要依靠橫向思維的延展和縱向思維的深入,縱橫交錯,在深度和廣度空間同時獲取問題線索。4.3問題發現中知識與思維的加工效率本研究值得關注的一個結果是,單從各類知識和思維操作的數量來看,高低能力組之間差異不顯著。那么,高能力者在認知過程中的優勢體現在何處呢?為此,本研究對知識與思維加工的具體過程作了分析,發現兩組被試在加工效率上存在差異。下面,舉一列說明。矛盾式情境中,高低能力組的各一位被試都發現了同一個問題,即“怎么認出劫匪是英國人?”。低能力組被試的口語報告是這樣的:“1.當事人說進來的是一個胖子,一個瘦子,而且還蒙著面具,———2.那么就是,有而且蒙著面具,———3.瘦子,嗯,不用說了,也蒙著面具,———4.那么當事人怎樣認出他們是英國人?”分析上述報告可以看出,在思維的前3步,被試都在描述情境提供的信息,2和3都只是對1的簡單和低水平地重復,這3個步驟完全可以只用1步就完成。以上說明,這位低能力組被試傾向于反復多次對同一個內容進行表征和描述,多次重復加工一個顯而易見的事實,加工效率比較低。而對于同一個問題,高能力組被試的描述是:“1.佩雷怎么辨認出是英國人的?———2.是通過口音嗎?———3.是通過長相嗎?———4.佩雷怎么通過帶著面具的人臉判斷出是英國人的?———5.怎么通過火車聲大聽不清楚的聲音,判定出是英國口音?”在被試的五步思維活動中,每一個步驟都是非常有針對性的。首先進行了整體上的質疑(第1步);然后通過發散思維描述出兩種可能性(2、3步);之后再分別針對兩種可能性,結合材料中的信息給出了進一步地質疑(4、5步)。在這些步驟之間,邏輯思維清晰、嚴密,每一步的思維進程都是必須和有效的。而在兩組被試發現的另一些共同問題上,也存在類似的情況。基于上述分析可知,量化的研究有時難以完整展現出被試認知過程的全部狀況。對于問題發現這類復雜的思維活動過程,定量研究與定性分析相結合可能會更加合理。4.4問題發現中問題行為圖的使用情況在七類問題行為圖中,獨立操作型、橫向平行型、橫向歸納型和縱向深入型都是線性思維模式,相對來說比較簡單。但縱向深入型可以體現思維的深度,因此相對更占優一些。單維監控型本質上也屬于線性思維模式,只是有元認知思維介入其中。比較復雜的是縱橫交錯型和縱橫監控型,它們都同時涉及了橫向思維和縱向思維,體現出思維在廣度和深度兩個方面的發展,而后者更有元認知思維的參與。矛盾式情境中,個體對橫向平行型和橫向歸納型行為圖的使用高于潛藏式情境,這可能是由于矛盾式情境中問題是已經明顯存在的,需要對情境信息作對比、分析、判斷以找出其問題所在,因此橫向聯結類的行為圖出現頻次較高。潛藏式情境中,個體對縱橫交錯型行為圖的使用高于矛盾式情境。潛藏式情境的問題需要挖掘,不但需要個體對信息進行關聯與整合,更需要結合自身已有的知識作縱向地深入探索,去發掘和創造新的問題,因此更多地用到縱橫交錯型行為圖。高低能力組被試對各類問題行為圖的使用頻次不存在差異。在構成問題行為圖的兩個基本要素,知識狀態和思維操作上組別差異均不顯著,而兩者組合形成的各類行為圖也不存在差異,這與本研究的設想不同。在已有采用專家-新手對比研究范式的考察中,均在兩者身上不同程度地發現了差異。本研究中,差異的不顯著可能是由于考察的指標均屬于認知本質層面,反映出認知過程抽象化后的本質成分,說明個體問題發現的認知過程和心理成分具有共同性。在問題發現中高低能力被試的差異可能并不在于認知的過程和結構,而在于認知的具體內容,對于這種差異性,將來還需要借助更敏感的指標或技術進行研究。各類問題行為圖的使用頻次存在差異。Arlin(1976)指出,各類結構化信息間的復雜關系與交流而構成的系統性思維與問題發現之間存在聯系。本研究中,這種復雜關系展示出的是縱橫交錯型、橫向平行型與縱向深入型等體現思維關聯、擴展的行為圖使用頻率較高。橫向思維指思維在廣度空間上的搜索和擴展,有助于幫助個體廣泛搜尋各種潛在的問題線索,避免信息的疏忽與遺漏;縱向思維指思維在深度空間上的深化和延伸,有助于個體針對其中的某個具體線索展開深入詳細地分析和考察,對問題的科學性、價值性和可行性作出分析與判斷。兩類思維的綜合使用和融會貫通構成了縱橫交錯型的模式,促進問題的產生和發現。本研究顯示,運用橫向和縱向兩種思維模式,以及兩者的相互交織,是最常見的問題行為圖。可以說,問題發現過程就是在廣度和深度這兩維空間上同時對問題線索進行搜尋和操作的過程。綜上,本研究采用問題行為圖技術考察潛藏式與矛盾式兩類典型問題發現任務的認知過程,結果顯示在知識狀態、思維操作和問題行為圖的使用上,兩類任務均表現出各自顯著的差異性特征,反映出兩者可能涉及不同的認知過程和模式,用實驗映證了學者(如Dillon,1988;許育彰,1999)對此的看法。而高低能力組被試在上述指標上均沒有表現出差異,可能與指標反映認知本質特征而非具體認知內容有關,說明不同能力個體其問題發現的基本過程與規律具有共通性,但今后還需借助更敏感的指標或技術作能力差異分析。本研究對問題發現心理成分和認知過程的探索,為進一步認識問題發現的本質規律,建構科學的問題發現認知模型奠定了基礎。
5結論
[關鍵詞]畢業設計;過程管理;生態系統;時間鏈
一國內近十年來已有研究成果分析
近10年來,學者們就如何提高本科畢業設計質量做了大量的研究,這些研究大致可納入以下五個主題:第一,影響本科畢業設計質量的因素研究。第二,畢業設計質量體系、模式研究,第三,畢業設計教學方法研究,第四,畢業設計質量評價的研究,第五,畢業設計管理研究。上述研究對加強本科畢業設計管理以及提高畢業設計質量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礎,為進一步深化該領域的研究提供了可以借鑒的方法。但也應該看到,已有研究大多從某一個或兩個較為單一的層面,對本科畢業設計管理及質量控制問題進行研究,而缺少從系統論角度審視本科畢業設計這一個復雜系統。本研究認為,本科畢業設計管理是一個復雜的系統,該系統中的諸多要素對提升畢業設計質量都至關重要,為此,有必要從生態系統視角審視畢業設計管理,強化過程管理,考察本科畢業設計管理工作系統中各要素之間的關系,深入研究和如何融合畢業設計管理系統中各要素,形成合力,提高畢業設計質量。
二畢業設計生態系統簡要說明
“克雷明教育生態學思想的核心在于他把教育視為一個有機的、復雜的、統一的系統,教育生態系統中各因子都有機地聯系著,這種聯系由動態地呈現為統一與矛盾、平衡與失衡的狀態。”畢業設計是教育生態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我們可以把此系統看作獨立的“生態系統”,此生態系統由相關的子系統構成,比如保障畢業設計順利完成的制度系統,完成畢業設計的時間系統,參與畢業設計的人員系統、與畢業設計相關的物資系統等共同構成畢業設計的生態系統,由這些子系統共同構成畢業設計生態鏈。形成良好的畢業設計生態系統鏈的關鍵是“平衡”,協調、平衡好畢業設計生態系統中各子系統的關系是順利完成畢業設計工作的保障。
三平衡畢業設計生態系統內各子系統的關系
“平衡是生態系統所具有的一種基本狀態和本質特性。高等教育質量生態系統的平衡是指系統的結構與功能以及知識流動、資源循環和信息傳遞等輸入與輸出處于相對穩定的狀態。”在畢業設計生態系統中人員系統是最重要的子系統,人員系統與其他子系統的關系對畢業設計順利完成很重要的影響,因此平衡人員系統與其他子系統的關系尤為重要。
(一)平衡人員系統與制度系統的關系
“一般情況下,社會活動以合理的制度安排為保障,各機體之間能夠實現良性運作,構成了一個各因素相互依存、作用、支撐和促進的生態鏈。”[8]教育活動本身就是一項社會活動,畢業設計正是這一社會活動的體現,畢業設計的順利完成也必須依靠制度保障。各高校根據本校的實際情況制定相應的管理措施以保證畢業設計工作順利完成。畢業設計的制度系統涉及的內容多、面廣,幾乎包含了所有與畢業設計相關的內容。所有參與畢業生設計工作的人員應該詳細了解與自己相關的規定,且按規定執行,才能保證畢業設計工作的順利開展。
(二)平衡人員系統與時間系統的關系
時間雖然看不見、摸不著,但是,時間卻可以左右成功與失敗。任何一項工作,沒有時間的參與,根本無法完成,更談不上成功。時間系統是畢業設計生態系統中很重要的子系統,在畢業設計過程管理中,特別要注重對時間的管理,以時間為節點合理制定畢業設計工作計劃。畢業設計的計劃需要注意幾個特別的時間節點,比如完成畢業設計選題的時間、畢業設計完成的時間、評閱時間、互評時間、答辯時間、登分時間等。這些時間節點鏈接在一起便組成了畢業設計的時間鏈。參與畢業設計的每位成員都在這條時間鏈上,只有每一位參與者按時完成自己的工作才能形成完整的時間鏈。畢業設計時間鏈上各環節環環相扣,因此時間鏈的每一個環節都必須按時按要求完成,否則畢業設計時間鏈就無法形成成,那么畢業設計工作也就無法按時完成.
(三)平衡人員系統與物資系統的關系
畢業設計的物資系統是指用于畢業設計的實驗室、設計室、圖書資料、實驗材料等物資構成的系統,讓物資系統在畢業設計工作中發揮最大效用,以保障畢業設計工作的順利完成。實驗室不僅僅用于畢業設計,還要承擔其他年級的實驗教學任務,協調處理好實驗教學與畢業設計之間的不平衡有助于畢業設計的順利進行,高效利用實驗室,這不僅需要實驗室管理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管理才能,還要有奉獻精神才能得以實現,因此需通過做實驗獲取相關數據的同學要自覺遵守實驗室的相關規定,高效使用實驗室,為完成畢業設計做好準備工作。設計室指專屬于畢業設計工作的教室,設計室與學生的需求不一定相符合,平衡設計室與學生需求之間的關系,更好地為畢業設計工作服務。學生將在設計室學習、工作將近一個學期,讓設計室更好地為畢業設計服務是畢業設計過程管理的關鍵。要把教室改造成適合的設計室,為學生找到畢業設計的靈感營造一個良好的設計氛圍。畢業設計的物資系統是一個復雜的體系,這一體系中的每樣物資在畢業設計工作中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合理利用物資,讓它們在畢業設計過程中的作用最大化是畢業設計生態系統的過程管理的重點。
(四)平衡人員系統關系
畢業設計人員系統由學生、指導老師、管理人員等因子構成,平衡各因子之間的關系有助于畢業設計的順利完成。
1學生與學生的關系
畢業設計過程中學生之間存在合作競爭的關系,特別是同組成員之間這種關系更為明顯,同組成員可能共用設備、圖書資料,共同完成實驗,共享實驗數據等,這就需要小組成員的協同合作共同來完成。但是每個學生的畢業設計文本是由學生個體獨立完成的,畢業答辯也必須由個體學生獨立答辯,因此,雖說是同一指導老師指導的同一小組學生所做同一課題,最終的畢業設計質量并不一定相同。學生的專業基礎、努力程度都會對畢業設計質量產生影響,這種合作競爭的關系也能相互促進,激發學生的好勝心,激勵學生爭取取得更加優異的成績。協調、平衡學生之間的這種合作競爭關系能增強學生的團隊精神和競爭意識,有利于畢業設計工作的順利完成,學生工作管理者需要及時掌握學生的思想動態,引導學生緩解因畢業設計工作引起的心理壓力,引導好學生形成良好的團隊合作及良性競爭的關系,為學生順利完成畢業設計提供幫助。
2學生與指導老師的關系
畢業設計是耗費老師和學生的時間最長、精力最多的一門課程。要順利完成畢業設計,需要指導老師和學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得以實現。“任何教育都是在交往中實現的,教師和學生總是處于一定的交往和互動的關系中,沒有交往和互動,也就沒有教育的發生”畢業設計教學活動正是這種互動關系的體現,因此,建立良好的師生關系在畢業設計活動中的有著重要的作用。在畢業設計教學活動中,師生之間的互動很重要,指導老師不僅是指導者還應該是參與者,只有參與到畢業設計過程中老師才能更充分了解學生的具體情況,提出合理的建議,給予相應的指導。學生應尊重指導老師,虛心向老師請教,多與老師溝通、探討在畢業設計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對于老師提出的建議要及時消化、理解、反饋。
(一)高校管理者對創業教育的認知存在偏差
許多高校管理者不能真正區分“就業教育”與“創業教育”的差別。所以在進行創業教育時也只是對學生進行技巧、政策、形勢等方面的指導,不重視對學生的創業意識、創業思維的教育[1]。
(二)創業創新環境不理想
社會上對創業者還沒有形成尊重支持的氛圍,“學而優則商、學而優則創”的創業文化遠沒有形成;政策扶持力度有限,基金不是很多,并且設立的門檻很高,或很難操作,或在執行過程中變了樣,學生實際獲得資金資助的比例不高;家長的不理解、不支持,導致學生本已十分脆弱的創業熱情進一步消退。不少學生家長認為,家長送孩子上學的目的是學習書本知識,而不是賺錢,大學生在校期間搞創業必然會占用學習時間,鼓勵學生開公司,等于鼓勵學生為賺錢放棄或荒廢學業,是不務正業的一種表現。
(三)大學生創業缺乏市場意識
大學生創業項目技術含量高,創意新穎。大部分學生樂于向投資人談自己的技術如何領先與獨特,卻忽視了這些產品或技術生存發展的市場空間。即使是涉及到到市場的話題,他們也不著重在產品的市場定位以及如何營銷這些方面考慮,可能最多的就是花錢打廣告,做一些簡單的宣傳而已。其實,創業的投資人真正在乎的是產品或服務是不是有市場需求,而不是那些只有先進的技術卻沒有消費人群的創業項目。同時,創業者應該多涉獵一些市場營銷的相關知識,制定非常忙明確的市場營銷計劃,能強有力地證明贏利的可能性,吸引更多的投資人支持。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高大學生創業教育的實效性
開展大學生創業教育,對于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改變大學生就業結構、增強大學生社會競爭力、改善大學生就業壓力等具有積極意義。所以高校要重視對大學生進行創業教育,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應用到大學生創業教育中,正好能夠發揮其在大學生創業教育的導向作用,有效提升大學生創業教育教育的實效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高大學生的創業興趣
高校是科技成果的創造者,將其轉化到大學生創業工作中,可以提高學生的創業興趣,促進大學生創業自信,還可以提高其創業項目的水平,真正做到學以致用,推動社會發展。
(二)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可以為大學生創業提供技術支持、降低風險
大學生創業缺乏創業技能,沒有更多的成熟項目可以選擇,直接阻礙著大學生自主創業,高校科技成果技術成熟,項目種類多樣,可以為學生提供最可靠地項目,并且參與科技成果研發的優秀科研人員也可以為大學生提供豐富的背景資料與技術支持,降低大學生創業過程中遇到的多種風險。
(三)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升大學生創業的科技含量
傳統的大學生創業往往青睞于一些技術含量低,投資少的項目,傾向復制其它創業成功的模型,導致大學生創業缺乏創新性。高校科技成果有著較高層次的技術優勢,項目新穎實用,大學生作為高校的一員,可以更早的了解并掌握科技成果,并可深入的運用。同時,高校的尖端的科研設備以及雄厚的科研實力都有能力解決大學生創業遇到的問題,提升大學生創業的技術含量,提高創業成功率。
(四)高校科技成果轉化可以提高授課教師的積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