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貨幣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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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摘要】 ［目的］ 比較選擇性前路或后路手術治療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未融合胸彎術后自發矯正情況。［方法］ 1997年5月～2005年10月，共72例接受手術的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其中40例采用選擇性前路手術（A組），32例采用選擇性后路手術（B組），隨訪時間最少2年。［結果］末次隨訪發現，兩組患者無1例發生術后相關并發癥，A組術前胸彎平均30°，術后平均16°；B組術前33°，術后18°。兩組患者術后未融合胸彎大多得到了明顯改善，且兩組患者改善率沒有差別，但末次隨訪發現，72例患者中，4例患者（C組）術后胸彎加重，軀干發生了失平衡，A組、B組各2例。該4例患者（TL/L：T）Cobb’s比率均值為1.09，其余68例（D組）比率均值為1.59。C、D組患者胸彎柔韌性也有差別，C組較D組僵硬（分別34.2%和57.3%）。［結論］選擇性前路或后路手術治療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未融合胸彎自發矯正效果相當，但術前對患者（TL/L：T）Cobb’s比率和胸彎柔韌性進行評估非常重要。

【關鍵詞】 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AIS）； Lenke5型； Cobb’s 比率（TL/L：T）； 選擇性手術； 椎弓根螺釘技術

Abstract: ［Objective］To compare spontaneous correction of the unfused thoracic curves after selective anterior versus posterior fusion in Lenke5 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 ［Method］A total of 72 Lenke5 AIS patients were rescruited from May 1997 to October 2005.Out of them， 40 received selective anterior fusion (group A) and 32 received selective posterior fusion (group B). All had a minimum of 2-year follow-up.［Result］ No complication were found in both groups at the latest follow-up.The thoracic curve was corrected from 30° to 16° for group A， 33° to 18° for group B. Both groups had a better spontaneous correction of the unfused thoracic curves.The correction rate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between groups.However， the thoracic curve was increased in four patients (2 in each group; group C)， which resulted in trunk imbalance. The thoracolumbar/lumbar thoracic (TL/L:T) Cobb’s ratio averaged 1.09 in the four patients whereas 1.59 in other 68 patients (group 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thoracic curve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roup C and D (34.2% vs 57.3%).［Conclusion］Both of the surgical treatments can get a better spontaneous correction of the unfused thoracic curves. It is important to evaluate the.thoracolumbar/lumbar–thoracic (TL/L:T) Cobb’s ratio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he thoracic curve before selective fusion.

Key words：adolescent idiopathic scoliosis(AIS)； Lenke5 ； (TL/L:T) Cobb’s ratio； selective fusion； pedicle screw instrumentation

選擇性前路手術是治療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比較經典的方法，其優點是融合節段短，并且旋轉畸形改善較好。選擇性后路融合技術始于Harrington內固定系統的問世。VDS-Zielke內固定系統的使用，使后路選擇性融合技術應用更加廣泛［1］。對于選擇性手術后，未融合彎曲自發矯正的問題，很多學者展開過討論，對于KingⅡA型脊柱側凸，采取選擇性全胸椎弓根技術，腰彎能夠自發矯正［2］，對于Lenke5型AIS患者，采取前路選擇性融合主彎后，胸彎可以自發矯正，但前后路手術對于胸彎自發矯正程度有沒有差別呢，會不會發生胸彎加重，加重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合理篩選病人，很少有人分析。自1997年5月～2005年10月，共72例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接受矯形手術，其中40例采用選擇性前路手術，32例采用選擇性后路手術，回顧分析其術前相關參數和術后治療效果，總結如下。

1 資料和方法

1.1 臨床資料

1997年5月～2005年10月，共72例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患者資料，采取前路手術的病人共40例（A組），男8例，女32例；平均年齡15.9歲；后路手術32例(B組)，男8例，女24例；平均年齡14.1歲。用標準Cobb’s法測量胸彎冠狀面角度，術前Cobb’s角A組平均30°，B組平均33°，術前兩組患者胸彎角度沒有統計學差別。

1.2 手術方法

A組采取前路手術。全麻后，患者取側臥位，凸側在上，經胸膜外-腹膜后入路。顯露椎體，切除椎間盤，椎體間固定，椎間植骨。預彎旋轉棒，用一對持棒器夾住桿的兩端，然后逐漸旋轉棒以減少旋轉后凸。脊柱背向腹側矯正旋轉，使之更接近解剖位置。將上下螺釘向中間加壓，最后用扳手擰緊固定螺釘，使棒可靠地固定在椎體螺釘上，以進一步矯正側凸，減少后凸畸形。最后關閉切口，放置引流。

B組采取后路手術。全麻后，患者取俯臥位，剝離椎旁肌至兩側小關節突，拉鉤撐開，植入椎弓根螺釘；破壞兩側小關節囊，咬除小關節面，融合小關節。咬除融合節段的棘突，在植入第一棒的一側去皮質。第一棒根據術前設計進行預彎，安裝棒，初步鎖緊，旋棒矯形。安裝第二棒，鎖緊螺帽，植骨（重點植凹側和釘鉤部位），放置引流。

1.3 結果

兩組患者隨訪時間最少24個月。A組術前胸彎Cobb’s角30°，末次隨訪16°。B組術前胸彎Cobb’s角33°，末次隨訪18°。兩組患者術后胸彎大多得到較好自發矯正，且末次隨訪發現，兩種方法胸彎自發矯正率沒有統計學差別。但末次隨訪發現A組B組各2例患者術后胸彎加重，軀干發生失平衡，現將該4例患者定義為C組，其余胸彎自發矯正68例定義為D組。術前胸彎C組患者38°，D組31°，C組胸彎角度大于D組（P＜0.01）。側屈位矯正率C組較D組差，分別34.2%和57.3%（P＜0.01）。術后角度分別45°和15.2°。C組Cobb’s(TL/L:T)比率1.09，小于D組1.59（表1、2）。

2 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A、B組術前術后胸彎Cobb’s角度，C組和D組術前術后胸彎Cobb’s角度，側屈位胸彎矯正率（%）及（TL/L：T）Cobb’s比率等。使用SPSS件進行數據分析。連續變量采用t檢驗，分類變量采用Fisher檢驗，P＜0.05有統計學意義（圖1～4）。表1 兩組患者術前術后胸彎角度比較A組(40例)B組(32例)P術前胸彎角度(°)3033＞0.05術后胸彎角度(°)1618＞0.05 表2 采取選擇性手術后胸彎加重組與自發矯正組參數比較胸彎加重組

3 討論

選擇性前路或后路主彎融合治療Lenke5型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是學者們公認的兩種合理的手術方案［3］。前路手術的優點是融合節段短，并且旋轉畸形改善較好。其通過短縮而不是延長脊柱，從而減少了術中牽引性脊髓損傷，椎體間的融合避免了后期曲軸現象的發生，亦減少術后內植物的突出［4］。后路全椎弓根螺釘技術治療青少年特發性脊柱側凸始于Suk。后路手術與前路相比，手術時間短，患者痛苦?。?］。

對于兩種手術方案在主彎矯正率方面，有學者曾經做過比較，認為兩種手術方法冠狀位和矢狀位矯形效果相當，術中出血量也沒有差別。但融合節段相比較，后路較前路長［6］。還有學者認為，后路手術，術后發生PJK的可能性更大［7］。David曾對前、后路手術進行了比較，認為胸腰段前路固定可明顯提高畸形的矯正率、減少固定節段、更好地恢復腰椎的前凸，并且翻修率低［8］。

作者發現，雖然主彎融合矯正側彎已經得到了多方面的研究，但對于未融合的胸彎，也是需要特別關注的，因為如果未融合的胸彎沒有得到較好的矯正，那么術后可能發生嚴重失代償，甚至雙肩不等高。對于未融合胸彎，目前很少有人進行研究比較。Lenke曾對主胸彎患者采取前路和后路選擇性主胸彎融合，對于未融合的腰彎進行比較，發現腰彎自發性矯正情況前路手術明顯優于后路手術，部分患者甚至術后5 年仍可繼續矯正。

從表1可以看出，兩種手術策略對未融合胸彎自發矯正率沒有差別。但根據表2，我們發現，每種手術方案都有胸彎加重的患者，作者將加重患者的一些術前數據進行比較發現，加重組術前胸彎角度，胸彎柔韌性，（TL/L：T）Cobb’s比率較自發矯正組都有差別。對于加重的病人，最佳手術策略就是采取非選擇性融合。那么指標如何篩選？Lonstein證實：側彎的嚴重程度和患者發育成熟度決定側彎術后效果。對于雙主彎或胸彎很僵硬的患者，Lower和Peter、Suk等反對只采取前路腰椎融合。Majid認為：以胸腰段或腰段為主的AIS大多存在胸段的代償性彎曲，盡管術后胸段的代償彎會有一定程度的矯正，但并非總是能完全矯正。因此，術前仔細評估胸彎和腰彎的柔韌度十分重要，可以避免術中過度矯正腰彎而導致術后失代償［9］。上海長海醫院也曾經對52例采取前路手術的Lenke5、6型AIS患者進行了平均34個月的隨訪，發現6例術后胸彎加重，分析其原因，認為胸椎柔韌性和患者的成熟度決定了前路選擇性手術的效果。在各種結構參數中，（TL/L：T）Cobb’s比率和胸椎柔韌性，是篩選病人的較好指標［6］。

總之，對于Lenke5型AIS，選擇性后路椎弓根螺釘技術與前路手術對于未融合胸彎自發矯形效果一樣。但對于何種病人適合采取選擇性手術，認為，胸彎柔韌性好，（TL/L：T）Cobb’s比率大者優先采取。研究中限于加重組病人樣本不足，還有待進一步隨訪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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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篇

關鍵詞：數字貨幣；支付功能；差異對比；發展空間

中圖分類號：F4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9031（2016）03-0079-05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6.03.17

一、數字貨幣的概念特征及支付基礎

（一）數字貨幣的概念

1.理論內涵。目前，理論界對數字貨幣尚未形成專門的學術定義，但對數字貨幣基本形成三種認識：一是數字貨幣等同于電子貨幣；二是數字貨幣是電子貨幣的一種；三是數字貨幣是一種獨立的支付工具[1]。不同的認識源于兩方面原因：一是數字貨幣是新興事物，且主要是依托于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而逐步形成的，專業性和獨特性使得其被蒙上了一道神秘的“面紗”；二是數字貨幣早期的理念創立者提供的僅僅是一種全新的思考方式，而技術的長期價值讓數字貨幣展現于世人面前，顯現出其蘊藏的巨大能量。

2.實踐概念。從最早的Bit Gold、B-money等數字貨幣實驗，到將數字貨幣概念首次大規模引入公眾視野的比特幣，顯現出數字貨幣發展的速度之快?；诖?，數字貨幣可以定義為依靠密碼技術來創建、發行和實現流通的電子貨幣，它是電子貨幣形式的替代貨幣。目前，流行于世界各國的數字貨幣有上百種，如比特幣、萊特幣、無限幣、夸克幣、澤塔幣、元寶幣等。

（二）數字貨幣的主要特征

1.去中心化。與傳統貨幣不同，數字貨幣的去中心化特征十分突出。一是數字貨幣運行、發行不依賴于中央銀行、政府、企業等機構組織的支持或信用擔保，而是依賴信息技術、密碼算法、網絡協議等來實現，理論上確保了任何個人、機構、政府等都不可能操控數字貨幣總量或制造人為通貨膨脹。以比特幣為例，它的貨幣總量按照預定設計的速率逐年增加，并最終在2140年達到2100萬個的上限。二是數字貨幣沒有一個集中的發行方，而是通過網絡節點的計算產生，理論上任何人在任何時間、地點都可以參與制造數字貨幣，如比特幣每10分鐘向網絡中釋放50個（后調整為25個），并逐步減半。

2.匿名性強。不同于以法定貨幣為基礎的電子交易時身份的驗證，數字貨幣具有較強的匿名性特征[2]。一是數字貨幣交易可以在購買初期就實現匿名，用戶僅需提供資金或通過信用卡就可以購買數字貨幣，交易過程中較少涉及到用戶的身份信息。二是數字貨幣的匿名性還在于其有不同于傳統電子交易的替代支付方式，使得整個交易過程中外人無法辨認用戶身份信息。如在Ukash支付平臺，用戶申請時不需擁有銀行卡或賬戶，也不需要注冊和提供任何個人信息，即可將現金兌換成19位編碼的代金券，在所有支持Ukash支付系統的國際網站上均可以使用，較好地實現了數字貨幣交易過程的匿名性。

3.支付便捷。數字貨幣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能夠快捷方便且低成本的實現境內外資金的快速轉移，整個支付過程更加便捷有效。以貨幣跨境轉匯為例，傳統貨幣轉匯境外需要通過銀行機構進行較為復雜的手續，如金融電信協會的業務識別碼、特定收款地的國際銀行賬戶號碼等，同時，完成整個資金轉移過程耗時較長，一般為1-8個工作日，并且需要支付較高的手續費；而數字貨幣則能實現境外轉匯的低成本便捷化服務，如通過Paypal辦理境外轉匯業務時，可以在接受支付命令后即時將轉匯金額記入到收款人的Paypal賬戶，實現業務交易的即時性。

（三）數字貨幣的支付基礎

數字貨幣依托信息技術構建了分布式價值傳導網絡，形成新型的支付網絡――分布式支付系統（見圖1）。整個分布式支付系統中存在數量不定的支付節點，用于交易、支付等信息的存儲維護，并形成公開、透明、無法偽造“區塊鏈”，促使支付交易不依賴第三方中介機構順利實施[3]。

1.技術層面。數字貨幣是依托于區塊鏈技術完成點對點的價值傳輸，并以區塊的形式記錄全網數據庫的所有交易行為，確保不會發生重復支付和虛假支付的情況。一是數字貨幣區塊鏈是以巨大的運算力和維護成本為代價，在互聯網上構建一個可靠的數據源，沒有中心化的概念，能夠被各個行業所應用；二是分布式支付網絡體系中，單一支付節點完成交易有效性的初步確認，再經由互聯網傳播獲取認可后，最終確定交易的有效性。這其中，由于數字貨幣的固有屬性和信息技術特征，能夠保障交易雙方的隱蔽性，且可以避免重復支付和虛假支付的情況。

2.應用層面。數字貨幣以算法來模擬貨幣，突破法幣增發的風險和區域局限，且能夠有效解決跨境支付的便捷性，實現交易的無摩擦支付。一是數字貨幣通過互聯網避免了來自傳統銀行系統與國家邊界的資金轉移障礙。一方面，傳統跨境支付需要經過多個機構，且交易數據會被記錄下來，而數字貨幣則只需通過網絡進行交易確認即可，不經過任何第三方機構，也不會形成任何資金跨境交易記錄；另一方面，法幣的使用面臨現金額度、地理區域等的限制，而數字貨幣則突破了這些障礙，能夠在全球范圍內實現無障礙轉移流通。二是數字貨幣實現了無摩擦支付，提升了資金跨境支付與轉移效率的同時，降低了資金跨境支付與轉移的成本。這一點，由數字貨幣支付便捷的屬性特征就可以很好的說明，跨國貿易、跨境支付為數字貨幣支付提供了應用場景和發展空間。

二、數字貨幣在支付領域的發展狀況

數字貨幣的出現最早可以追溯到Bit Gold、B-money等，伴隨時間的推移，尤其是比特幣引起全球的廣泛關注，數字貨幣發展更加迅速?；跀底重泿沤灰讓傩詠砜?，數字貨幣在支付領域發展呈現出新狀況。

（一）支付應用更加廣泛

近年來，數字貨幣在全球及我國越來越受到關注，支付應用更加廣泛。一是從使用者來看，企業支持數字貨幣支付應用的有所增加，以比特幣為例，2014年，微軟（Microsoft）、戴爾（Dell）、維基百科、旅行服務網站Expedia、假日酒店、英國電商Cex、美國在線電商Tiger Direct、法國連鎖零售商Monoprix等數以萬計商家開始嘗試采用比特幣支付。二是從供給方來看，國內參與數字貨幣支付事業的創業者增加，據不完全統計，國內支付平臺大約有10家（見表1），其中，以GemPay、YardPay發展最為迅速，二者數字貨幣（比特幣）的支付量提升也較為明顯。

（二）平臺功能日益完善

伴隨數字貨幣的不斷發展，其支付平臺的功能也在不斷的完善，促使商家、客戶更加容易的接受和使用數字貨幣進行支付。一是多個數字貨幣平臺的業務推廣和應用，豐富了數字貨幣支付平臺的功能。如Coinbase可以提供錢包支付、交易匯兌、安全存儲等業務；Blockchain.info是全球最大的比特幣錢包和區塊信息查詢網站；比特幣ATM機的推出使用等。二是輔助的推陳出新，提升了商家、客戶對數字貨幣支付的認可度和使用度。如數字貨幣支付平臺GoCoin推出電子郵件和短信賬單功能，商家可以通過GoCoin平臺的電子郵件和短信賬單功能創建發票進行支付，與此同時，短信賬單可以為客戶提供實時查看他們賬單信息的鏈接，便利客戶對信息的掌握和了解。

（三）平臺融資數量增加

數字貨幣的廣泛關注度以及業務拓展的空間性，為數字貨幣支付平臺贏得了資本的青睞，這一點在國外發展較為成熟的數字貨幣支付平臺融資上尤為明顯。根據《2014年國內數字貨幣行業發展報告》的統計顯示，2014年比特幣錢包和支付的融資額占到數字行業全部融資額的40%左右。其中，比特幣OnChain的錢包服務商Blockchain.info獲得融資3050萬美元；比特幣支付處理商BitPay獲得融資3000萬美元；比特幣支付處理商獲得融資1450萬美元；多重簽名BitGo獲得融資1200萬美元。

（四）監管爭議依然不斷

有鑒于數字貨幣的各類風險以及監管的缺失，各國對數字貨幣的監管態度、策略存在較大的爭議。具體包括四類：一是全面禁止型。以泰國、俄羅斯、臺灣等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明確表示了對數字貨幣（比特幣）的抵制和封殺，不承認數字貨幣且不得在境內進行支付等一切行為[4]。二是積極支持型。以巴西、韓國、肯尼亞等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對數字貨幣（比特幣）的發展采取“友好”政策，積極支持其發展。三是審慎觀望型。由于缺乏對比特幣行業的規范和監管規則，部分國家對比特幣發展采取審慎觀望的態度，如日本、印度等。四是適度監管型。部分國家和地區對比特幣監管進行積極探索，采取適當監管策略。如歐盟、德國、法國著重對數字貨幣（比特幣）的風險關注，給予適當的風險警告和提示；澳大利亞、新加坡、西班牙則利用現有的稅法、電子支付法等對數字貨幣（比特幣）的發展進行約束管理；美國則是主張推動立法監管的，加利福尼亞、紐約先后出臺AB-129法案、“BitLicense”法案對數字貨幣（比特幣）進行立法的監管。

三、數字貨幣支付與各類支付的比較

（一）數字貨幣支付與傳統支付的差異

數字貨幣以分布式支付系統為基礎，試圖構建一個完全開放的支付體系，與傳統支付的差異性較為明顯（見表2）。

1.支付系統。數字貨幣支付是基于一個完全開放的系統平臺運作，能夠在全球范圍進行支付，不受時間、區域的限制；傳統支付是在較為封閉的系統中運行，支付行為多以境內為主，且易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不提供全天候、跨境的一些支付服務。

2.交易媒介。從流轉媒介來看，數字貨幣支付是利用信息技術以數字化的方式進行款項支付，而傳統支付是通過現金、票據、銀行卡等物理實體流轉來完成款項支付；從支付媒介來看，數字貨幣支付以最先進的網絡為基礎，而傳統支付則是傳統的通信媒介。

3.支付效率。數字貨幣支付流程較為簡單，用戶只需要一臺連接網絡的PC機，就能夠方便、快捷、高效的完成支付行為；而傳統的支付受限時間、空間以及操作流程等多重限制，難以實時完成資金支付流轉，尤其是應對跨境交易和支付的時候。以比特幣跨境支付為例，它可以實現實時到賬，而使用Visa、Master等支付工具則需要1-3天甚至更長的時間才能到賬，同時，在提現時間上比特幣也有優越性，能夠從5-7天縮短到2-3天。

4.支付成本。數字貨幣支付的流程簡單化、操作便捷化以及支付的實時性、跨區域等特征，使得數字貨幣的運作成本、交易成本等都比較低，因此，整個支付成本也會相應大幅的降低。對應地，傳統支付由于依賴傳統銀行及支付網絡，需要繳納由銀行及其他支付網絡收取的跨境費，支付成本相對較高。仍以比特幣跨境支付來看，發送比特幣只需要支付0.001個比特幣（折合人民幣僅需幾毛錢，且與支付額度大小無關），而使用Visa、Master等則需要支付總金額5～8%的高額手續費。

（二）數字貨幣支付與網絡支付的差異

網絡支付尤其是第三方支付的興起與發展，是現代支付體系的一個重要補充，其在支付體系、交易媒介、支付效率等方面有著傳統支付不可比擬的優越性，某些屬性特征與數字貨幣支付較為相似。對比來看，數字貨幣支付與網絡支付最大的差異集中在兩個方面：支付成本與跨境支付。

1.支付成本。數字貨幣通過互聯網繞開某些來自傳統銀行體系與國家邊界的資金流動障礙，尤其是在進行跨境貿易的時候，資金劃撥與支付僅承擔少量的費用，潛在地為商家與客戶節省手續費。反觀網絡支付，盡管相較傳統支付已經節約了很大的支付成本，但費用的節省相對有限（見表3）。

2.跨境支付。2013年國家外匯管理局下發《支付機構跨境電子商務外匯支付業務試點指導意見》（簡稱“指導意見”）后，第三方支付機構跨境支付開始試點，允許參加試點的支付機構集中為電子商務客戶辦理跨境收匯和結售匯業務，一定程度上推動了跨境業務支付，但《指導意見》同時對跨境業務范圍、交易金額等做出了規定和限制。但數字貨幣支付則不受時間、區域、金額的限制，能夠實時完成跨國貿易和跨境支付，顯示出其在跨境支付的優越性。

四、對數字貨幣支付功能發展的幾點思考

數字貨幣的出現推動了支付體系的創新發展，在國際貿易、跨境支付等方面尤其有優勢，能夠通過互聯網快速實現全球范圍內價值的交換，未來擁有較大的發展空間。但推動數字貨幣及其支付功能發展需要強有力條件支撐，我們認為需要從如下幾個方面進行思考和探討。

（一）數字貨幣的穩定性：如何保持

數字貨幣匯率不穩定、幣值波動大，是數字貨幣支付功能規?；瘜崿F的最大障礙。幣值的不穩定既會影響消費者持有數字貨幣的信心也容易造成交易中的某方出現“隱性”損失，而這些都會最終影響數字貨幣支付功能的實現及推廣。

從支付功能實現的角度來看，保持數字貨幣幣值穩定可以循著三個思路：一是短期內可以考慮“幣值鎖定”模式，即在交易過程中以與交易額（數字貨幣）等值的法幣來對幣值進行鎖定，以此來維護交易過程中因數字貨幣幣值波動給賣家造成的經濟損失（見圖2）。二是中期內構建數字貨幣消費“生態圈”，奠定數字貨幣支付的基礎。數字貨幣支付是服務于數字消費的，沒有消費的支付是虛假的、無基礎的，由此，打造如同“淘寶+支付寶”運作模式的“跨境電商+數字貨幣”模式，將數字貨幣支付應用到真實支付場景，形成“貨幣―支付―消費”的生態圈。三是長期來看需要探索對數字貨幣的立法監管，從規范金融市場發展、防范系統性風險以及金融犯罪等方面對數字貨幣進行監管，維護數字貨幣的相對穩定性，保障數字貨幣作為一種支付手段有效運行。

注：N表示買家交易確認時數字貨幣，M表示賣家收款時數字貨幣，X表示兩種情況下的等值法幣數量。

（二）數字貨幣成本優勢：如何延續

前文分析顯示，數字貨幣支付的突出優勢之一在于支付成本較低，但伴隨監管的強化、經營的推進以及外界的競爭，數字貨幣的成本優勢能否延續值得關注。一是監管的強化會增加數字貨幣的經營成本，這部分成本將會被分攤到用戶身上；二是數字貨幣與傳統支付的成本累積過程與階段不同，未來可能會面臨網絡管理成本和經營成本的增加，增長的成本也將會分攤到商家或者用戶身上；三是傳統支付面臨競爭壓力，也可能會降低收費或者吸收數字貨幣的技術，數字貨幣成本優勢會被縮小。

不可否認，成本優勢為數字貨幣的推廣使用帶來契機，中短期來看這一優勢還是會顯現，但長期來看，成本優勢將不再是數字貨幣的“專美”，因此，從發展持續性來看，數字貨幣未來發展不能“偏安一隅”，除了拓展和發揮信息技術帶來的成本、效率、時空等優勢以外，還需要構建更加匹配數字貨幣發展的戰略理念，與支付系統中的同行“合作競爭”，應對來自銀行、支付平臺的競爭。

（三）數字貨幣支付應用：如何推廣

數字貨幣支付應用依賴于用戶群，用戶數量的多少決定數字貨幣支付能否持續發展。據統計，目前全球最大的兩家比特幣錢包公司Blockchain.info、Coinbase擁有用戶約600萬，而這得益于國外對比特幣的合規建設和立法監管。比較來看，國內比特幣支付生態環境相對匱乏，用戶群體和數量相對有限，一方面，比特幣還是一個小眾概念，一般人尚難以理解，接受度也不高；另一方面，受幣值波動、政策不明確等影響，公眾對比特幣的認知上還存在一定的誤區。

有鑒于此，推廣數字貨幣及其支付應用將成為數字貨幣相關平臺（公司）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一是相關平臺（公司）需要投入一定的人力、物力對數字貨幣進行宣講、介紹，讓普通大眾對數字貨幣有更多的了解和認識，提升對數字貨幣的接受度。二是挖掘數字貨幣在現實生活中的應用場景，重點關注支付應用環境，探索推進數字貨幣應用場景發展。

（四）數字貨幣風險防控：如何監管

數字貨幣潛在的風險伴隨其應用逐步顯現出來，如幣值波動風險、技術平臺風險、洗錢犯罪風險等。風險的暴露既不利于數字貨幣發展，又對社會金融秩序造成影響。首先，風險的產生使得部分國家對數字貨幣采取“堵截”或“全面禁止”的監管策略，不利于數字貨幣的推廣應用。其次，風險不確定性使得社會大眾對于數字貨幣的應用態度較為謹慎，持有或利用數字貨幣進行交易、支付等行為也會減少。最后，數字貨幣的潛在風險還容易引發社會金融秩序的不穩定，如利用數字貨幣洗錢犯罪、數字貨幣幣值的暴漲暴跌等。

基于風險防控及發展視角來看，有效的監管對數字貨幣發展應用十分必要。一是借鑒國際上有效監管實踐經驗，如美國加利福尼亞的“AB-129”法案、紐約的“BitLicense”法案，以及新加坡、澳大利亞的稅收政策等，結合國內數字貨幣發展實際情況，適時完善我國數字貨幣立法監管路徑和體系。二是監管體系構建方面，可以考慮將數字貨幣納入相對成熟的金融監管體系當中，如將數字資產交易平臺納入到互聯網資產交易平臺管理辦法。

參考文獻：

[1]樊云慧，栗耀鑫.以比特幣為例探討數字貨幣的法律監管[J].法律適用，2014（7）：48-52.

[2]蒲成毅.數字現金對貨幣供應與貨幣流通速度的影響[J].金融研究，2002（5）：81-89.

第3篇

關鍵詞：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思考

中圖分類號：F820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674-2265（2016）12-0039-04

隨著區塊鏈和分布式記賬技術的日益成熟，以及在以比特幣等為代表的私人部門數字貨幣應用實踐的推動下，數字貨幣體系正逐步從理論設想走向現實應用。各國中央銀行、銀行機構等也在積極研究和布局數字貨幣，如瑞銀、毅聯匯業等機構已開始聯手研發“多功能結算貨幣”，用于未來銀行間跨境支付和金融交易清算，并規劃在2018年投入商用。數字貨幣的大規模應用將對現有金融體系造成較大影響，是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金融創新的重要方向，對金融體系特別是支付體系具有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作為貨幣體系關鍵渠道支撐的支付體系，需要結合數字貨幣的架構和特點，對實施同步“數字化”變革的路徑和措施進行提前謀劃和研究。

一、數字貨幣應用實踐模式選擇

按照發行主體不同，數字貨幣可以分為由中央銀行發行的法定數字貨幣和商業機構發行的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兩種。當前業界主要對法定數字貨幣的架構模式進行研究，相關方案主要包括：完全去中心化架構、中央銀行獨立發行管理架構、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制架構三類。綜合考慮數字貨幣應用對已有金融體系架構形式和業務系統改造的影響等因素，本文認為數字貨幣的發行、流通、回籠宜沿襲現行實體貨幣發行的基本架構，即“中央銀行―商業銀行”模式。在該模式下，央行負責數字貨幣發行與驗證監測，商業銀行從央行支取數字貨幣后，面向社會公眾提供數字貨幣流通服務，并與央行共同組建數字貨幣記賬中心，基于區塊鏈技術分層記錄維護數字貨幣賬本。單位或個人用戶在商業銀行經實名身份認證后開立數字貨幣賬戶，使用數字貨幣賬戶儲蓄數字貨幣，并可將數字貨幣提取至數字錢包。數字貨幣賬戶和數字錢包可通過移動終端上相關應用程序訪問控制。

央行根據測算確定的數字貨幣發行量，生成數字貨幣基金，存放于央行數字貨幣發行庫。商業銀行在央行開立準備金賬戶，繳存數字貨幣準備金，并根據自身需求，向央行支取數字貨幣，數字貨幣從央行發行庫發送到商業銀行業務庫。用戶在商業銀行開立數字貨幣銀行賬戶后，可直接使用數字貨幣銀行賬戶支付，也可從商業銀行數字貨幣銀行賬戶提取數字貨幣至數字錢包，使用數字錢包支付購買商品或服務。用戶可根據自身需求在商業銀行開立若干個數字貨幣賬戶，每個用戶持有唯一的數字錢包，與其擁有的數字貨幣賬戶綁定。

該模式與現行實體貨幣管理要求的一致性較高，便于央行對實體貨幣和數字貨幣進行統一管理，而且數字貨幣提存和交易方式與實體貨幣具有一定相似性，易被社會公眾接受?；趨^塊鏈分層存儲交易賬本，一方面緩解了商業銀行節點計算和存儲資源壓力，避免央行節點單點故障問題；另一方面，商業銀行不能同時獲取所有的賬戶及交易信息，實現了用戶隱私保護與賬本公開透明需求的均衡。因此，“中央銀行―商業銀行”二元制架構對于降低貨幣“轉型”成本、提高數字貨幣普及效率具有積極作用，可以認為是數字貨幣在我國應用的一條合理化路徑。

二、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架構模式

貨幣體系與支付體系密切關聯，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組織架構、運行模式、業務流程等應當與數字貨幣體系相適應、相協調。因此，數字貨幣大規模應用的實現，需要建立與之相匹配的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有效模式，以保障在支付安全、效率、成本上滿足數字貨幣發行、流通、調控、回籠等需要。

（一）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總體架構

支付業務的本質是支付指令信息傳輸和賬戶余額變動，因此，可以圍繞支付指令信息的生成、傳遞和發揮作用來構建數字貨幣支付體系。而在支付體系架構設計中，“完全去中心化”、“高效率”和“安全性”三個目標不可能同時實現。其中，“完全去中心化”是指支付體系中是否存在中心支付節點，且中心支付節點是否對信息數據具有唯一記錄權，是否可以修改或否認所有記錄的信息數據；“高效率”是指支付信息數據傳遞和確認過程所需時間；“安全性”是指參與的支付節點或主體是否可以否認其傳遞的信息數據。以應用區塊鏈技術的比特幣為例，其完全去中心化的設計模式存在區塊容量受限、確認時間長、能量消耗大等缺點，難以滿足在高峰值業務狀態下的并發支付交易需求，即在實現完全去中心化和安全性要求的同時，難以實現對短時、高頻支付交易的支撐。

然而，這并不意味著數字貨幣支付指令信息傳遞必須對相關目標實施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可以通過有效的技術支撐和制度安排，實現三個目標的適度均衡。從技術支撐來看，近年來，在區塊鏈技術的演化上，除了以比特幣為代表的公有鏈技術外，針對如何實現“類中心化”，又衍生了聯盟鏈技術和私有鏈技術。聯盟鏈技術具備權限分級，只允許預設的支付節點進行記賬，新加入的支付節點都需要申請和身份驗證，這種區塊鏈技術實質上是在確保安全和效率的基礎上進行的“部分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的妥協。而私有鏈技術的區塊建立則掌握在一個實體手中，且賬本的讀取權限可以選擇性開放，為了安全和效率已經演化為一種“中心化”技術模式。基于法定數字貨幣體系需要滿足由中央銀行壟斷發行（在發行環節實行中心化）以及在流通過程中的多節點參與要求，可以選擇聯盟鏈作為其技術支撐方案。

因此，我們在構建數字貨幣支付體系時，可以考慮在“中央銀行―商業銀行”總體框架下，通過運用聯盟鏈等技術，搭建類中心化的架構，達到既提升交易效率、又滿足法定貨幣發行流通要求的目標。即由中央銀行或其授權的機構組織，采用“信任機制”方式達成共識，系統中設有中心化的授權節點，通過分節點對參與者身份進行識別，通過對參與節點賦予注冊證書，由注冊證書生成交易證書的方式確保對節點進行識別和隱私保護，更好地滿足支付業務安全和性能需求。這一模式能夠實現分布式的“類中心化”記賬，平衡“去中心化”、“安全性”、“高效率”三個核心目標，并在此基礎上構建與數字貨幣相適應的支付清算、非現金支付、支付業務與賬戶、發行流通等關鍵環節應用，支付體系架構三目標優化調整路徑見圖3。

（二）數字貨幣應用的關鍵環節

1. 數字貨幣支付清算系統。支付業務互聯網化程度的持續提升，對系統處理容量和穩定性提出了更高要求。傳統的集中式支付清算系統架構雖然能夠基本滿足高峰值業務規模情況下，對業務處理的一致性、穩定性與安全性要求，但也存在硬件投入成本高、擴展性較差等問題。在數字貨幣背景下，可以運用分布式賬簿技術，兼顧去中心化和高效率的要求，建立由中央銀行運行的總交易數據庫和由各商業銀行自行運行的二級交易數據庫，每一筆支付交易創建和狀態的修改首先在二級交易數據庫中完成，產生的變更通過可靠數據復制中心復制到消費記錄數據庫和商戶查詢數據庫。二級交易數據庫定時將賬簿更新數據上送至總交易數據庫，或由總交易數據庫定時訪問各二級交易數據庫更新數據，對于跨二級交易數據庫的支付業務，則由總交易數據庫軋差記錄后返回各二級數據庫更新數據，從而確保數字幣的支付指令一經提交即具有最終性。

2. 數字貨幣支付。鑒于數字貨幣與實體貨幣的差異性較大，數字貨幣的應用將對現有非現金支付工具產生重大影響，部分非現金支付工具的業務處理模式將基于數字貨幣的底層技術（如區塊鏈技術）實現大幅度調整與變革。數字貨幣錢包應用將對現行卡基支付工具形成替代效應，現有的紙質票據和電子票據將被數字票據所取代。如借鑒現行電子票據模式中線上清算與備付金賬戶相掛鉤的方式，可以將數字票據的網絡節點與存有數字貨幣的備付金賬戶綁定，商業銀行將兌換的數字貨幣存放在備付金賬戶中并實現在平臺區塊鏈中流通，在線完成票據業務各個流程。

3. 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與賬戶。數字貨幣框架下的賬戶體系是自發性或自動性的記賬體系，不再設置“記賬中心”，而是基于密碼學的公私鑰體系，各賬戶間基于不需要信任協調的共識機制進行價值轉移，將身份屬性和賬戶屬性進行綁定，按照基礎協議，明確數字貨幣的身份屬性、賬戶規范和記賬規則，確保賬戶體系的一致性和不可更改性。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賬戶不再是個人或單位的交易賬戶，而是數字化交易的主體和客體。具體來說，客戶通過向認證中心提供本人所控制的公鑰和身份證明材料申請身份認證，在交易時使用私鑰進行簽名，其他人可使用其公鑰進行驗證，交易信息在全系統內公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賬戶的交易記錄、賬戶余額、安全管理等突破了中心化模式，開戶便捷性提升。同時，監管部門在開展監管業務時，可通過特定許可的方式訪問相關賬戶身份信息，既實現了監管目標，又滿足了對用戶隱私的保護。

4. 數字貨幣發行流通。從數字貨幣發行回籠渠道來看，主要包括兩個環節：一是依托中央銀行會計核算系統，依據商業銀行貨幣需求量，將商業銀行存放中央銀行款項兌換為等量數字貨幣，在賬簿上同時實現中央銀行發行基金數據庫和商業銀行業務貨幣數據庫的等量一減一增；二是流通市場上的單位或個人用戶持數字貨幣錢包，將賬戶余額兌換為數字貨幣（實體貨幣與數字貨幣并存階段）或銀行受交易對手委托將定額的結算款項轉入客戶數字貨幣錢包，在賬簿上同時實現商業銀行業務貨幣數據庫與客戶數字貨幣錢包的等量一減一增。在數字貨幣發行的底層技術上，采用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分布式記賬技術，將中央銀行主導的關鍵節點加入到記賬體系中來，通過使用有效加密算法確保交易信息不被篡改。

三、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構建路徑

構建與數字貨幣相適應的支付體系，需要在法律制度和關鍵技術積累等方面提前著手，持續推進支付業務電子化進程，完善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信息化監管能力建設，從而實現數字貨幣體系與支付體系的有機協同。

（一）探索建立與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相適應的監管制度框架

一是建立以《數字貨幣條例》為上位法依據，以《數字貨幣支付結算管理辦法》、《數字貨幣支付系統管理辦法》等為核心的制度體系，從法規制度層面禁止對數字貨幣支付實施諸如限定使用特定商業模式、收取附加費用或給予低優先等級等形式的歧視行為，并明確除因自身重大過失外，付款人使用數字貨幣支付承擔的付款責任限定在一定額度。二是在業務規則層面，制定《數字貨幣支付業務會計核算手續》、《數字貨幣受理環境建設規劃》等制度，為銀行等相關參與機構辦理數字貨幣支付業務、加快數字貨幣受理環境建設提供依據。三是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對信息安全和金融安全的要求非常高，宜在技術層面出臺與數字貨幣支付相關的業務系統及受理終端技術規范，鼓勵優先應用國產密碼算法和網絡核心技術。四是合理明確法定數字貨幣與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在支付業務應用上的界限。在保證法定數字貨幣占據社會資金結算、清算絕對主體地位的同時，對于私人部門數字貨幣在限定、小額支付領域的應用，宜實施包容監管的策略，避免采取過于嚴厲的監管使之轉入地下運營，導致相關風險控制陷于被動。

（二）構建數字貨幣支付產業鏈主體合法權益保護機制

一是按照鼓勵創新與防范風險并重的原則，探索建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防控體系，明確支付風險防控、客戶權益保護、支付信息安全等方面的管理要求，切實保護各產業鏈主體的合法權益。二是建立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評估機制，由監管部門、支付清算自律組織或第三方獨立機構對相關機構的數字貨幣支付業務風險情況進行評估，及時堵住風險漏洞，促進相關業務流程持續完善。三是強化金融消費權益保護，持續推進數字貨幣支付業務知識普及教育，引導廣大單位和個人熟悉相關業務流程和安全使用知識，確保數字貨幣支付得到平穩有序應用。

（三）以“監管沙盒”方式推進數字貨幣支付體系建設

近年來，為規范和鼓勵金融科技創新發展，英國、澳大利亞、新加坡等國紛紛推出“監管沙盒”①，開展金融創新產品測試并提供監督管理機制和政策環境，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幫助監管部門和消費者更好地識別和緩釋風險。從業務歸屬來看，以區塊鏈技術為代表的數字貨幣支付屬于金融科技范疇。因此，可以借鑒“監管沙盒”模式為數字貨幣支付服務提供限制性許可或“監管豁免”。具體來說，在遵循《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的前提下，設立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的“監管沙盒”，將數字貨幣支付基礎設施及其參與者的法律風險、信用風險、流動性風險、運行風險、一般業務風險等納入到數字貨幣支付體系監管框架下，在充分考慮適當風險緩釋措施及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監測評估數字貨幣支付技術在金融基礎設施應用上的有效性、安全性。允許相關機構在“監管沙盒”中突破現行監管規定開展業務創新，對相關技術標準、交易指令格式，以及涉及的支付活動實名要求所帶來的身份認證和準入許可等進行檢驗，從而實現分步驟、隔離式地推進適用于數字貨幣支付的監管體系革新。

注：

①由英國首創，指從事金融創新的機構在確保消費者權益的前提下，按特定簡化的審批程序，提交申請并取得有限授權后，允許金融科技創新機構在適用范圍內測試，監管機構會對測試過程進行監控，并對情況進行評估，以判定是否給予正式的監管授權，在沙盒之外予以推廣。

參考文獻：

[1]范一飛.中國法定數字貨幣的理論依據和架構選擇[J].中國金融，2016，（17）.

[2]謝眾.央行數字貨幣使用環境建設[J].中國金融，2016，（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