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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實體經濟運行的貨幣支撐不足。近年來，我國新增貨幣流向實體經濟部門的比例持續降低，而流向房地產等資產市場和股票等資本市場的比例不斷提高。2000年，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凈流入量分別為11.7萬億元、9819億元、784億元，比重分別是91.69%、7.70%、0.61%；2009年，實體經濟、股票市場、房地產市場的資金凈流入量分別為40.9萬億元、3.18萬億元、2.09萬億元，比重分別是88.59%、6.89%、4.52%。從2011年新增貸款的行業分布看，制造業、個人貸款、批發和零售業新增貸款占比分別是27.6%、23.5%、22.8%。由于制造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過30%，并且考慮到間接融資是我國實體經濟企業獲得資金的主要渠道，因此，可以判斷實體經濟部門的貨幣需求并沒有得到充分滿足。貸款難的直接后果就是部分企業因為資金短缺而陷入經營困境。此外，在貨幣政策緊縮過程中，銀行等金融企業的定價能力明顯增強，實際貸款利率和實體企業融資成本不斷上升。因此，對于許多融資成功的企業而言，也由于融資成本不菲而只能慘淡經營。
第二，以低生產要素成本為基礎的比較優勢逐漸喪失。改革開放以來，隨著國際分工的不斷發展，我國外向型經濟高速發展，進而帶動實體經濟快速增長。事實上，過去30多年我國參與國際競爭的最大比較優勢在于較低的要素成本，包括勞動力工資、土地價格、原材料成本以及能源價格等，這是吸引大量外國直接投資、發展加工貿易，從而帶來經濟長期高速增長并形成舉世矚目的“中國奇跡”的重要原因。然而，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我國的生產要素價格也不斷上漲，低成本的比較優勢正在逐步喪失。人口結構的變化和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導致我國低端勞動力工資進入持續上升期。能源資源價格也持續上漲，以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為例，按1990年定基指數計算，2000年為228.4,2009年上升至317.2，年平均增長率為3.72%。同期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僅從190.6提高到225.0，年平均增長率是1.86%，只有原材料、燃料、動力購進價格指數年均增速的一半。
第三，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平衡。對于實體經濟的核心制造業而言，其上游行業大多是集中度較高的壟斷性行業，這些行業在其初級產品或投入品的價格上升之后，一般都會通過價格上漲的方式將成本轉嫁給下游行業，從而導致競爭性制造行業的企業利潤減少。以全部國有及規模以上非國有工業企業成本費用利潤率為例，2010年，在6個資源性行業中，僅有其他采礦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7.22%）低于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8.31%）；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高達46.52%，是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的5倍多；有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開采和洗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分別是17.65%、17.35%、17.33%，是工業平均利潤率的2倍多；非金屬礦采選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10.36%）也高出工業全行業平均利潤率近25%。就制造業的成本費用利潤率而言，除了壟斷性的煙草制品業成本費用利潤高達33.04%之外，其他29個行業中有20個行業低于平均值。
第四，外部需求環境趨于惡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復蘇步履艱難。在短期內，發達國家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手段有限。從財政政策的角度看，主要發達國家債務規模龐大、繼續舉績可持續性不強，難以通過增加政府開支來刺激需求；從貨幣政策的角度看，主要發達國家的市場流動性充裕，數輪量化寬松政策幾乎都沒有形成持續的復蘇動力。新能源等新興產業由于過于依賴政府補貼，尚未形成規模化的自主增長能力。此外，不少發達國家出于保護國內市場和增加就業的考慮，采取了更多的貿易保護主義措施，并通過干預貨幣匯率等手段對我國施加壓力。在此背景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巨大的外部壓力。
實體經濟發展既是穩增長、調結構的主要基礎，又是擴內需、惠民生的重要條件，還是適應國內外發展環境變化的必然要求。在新的階段促進我國實體經濟科學發展，需要著力做好以下四個方面的工作。
一是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的“頂層設計”。近年來我國實體經濟發展面臨諸多障礙，其中雖有外部因素的影響，但更多是經濟發展方式的可持續性出了問題。因此，必須把促進實體經濟又好又快發展與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結合起來，在國家經濟和社會科學發展的總體部署中，充分發揮實體經濟在穩增長和惠民生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在統籌考慮農業、工業和傳統服務業等不同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特性、發展基礎和增長前景等因素的基礎上，加強“頂層設計”，促進各實體經濟部門協調、有序、持續、快速發展。同時，要加強宏觀引導和協調，成立由有關國家部委牽頭的實體經濟發展部際協調機制，優化配置政策資源。盡快研究制定《實體經濟中長期發展規劃》，科學確定我國主要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路線圖，合理分解各階段發展目標。并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做好各地區實體經濟發展中長期規劃與年度計劃。
二是切實加強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撐作用。堅持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質要求，著力推進金融創新，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滿足實體經濟部門合理的資金需求。在宏觀審慎的原則下，根據實體經濟的資金需求，結合貨幣政策的其他目標，保持社會融資規模適度穩定增長，既為實體經濟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支持，又對實體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形成必要的壓力。目前在通脹壓力較大、信貸總量規模巨大的情況下，可以通過優化信貸存量，加大對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業、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小微企業的支持力度。同時，要加快發展多層次金融市場，建立健全涵蓋風險投資、資本市場、銀行信貸等方面的完整金融服務鏈條，使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實體經濟企業，都能以合理的代價獲得有效金融支持。此外，要探索完善金融、財政、稅收、土地、科技、環保等政策協調運行的機制，形成合理的行業利潤分布結構，為金融體系加大對有利于實現創新驅動、內生增長、持續發展的產業的支持創造良好的政策環境。
三是著力提高各實體經濟部門的產業創新能力。在生產要素成本不斷提高的條件下，我國實體經濟發展必須要從過去的要素驅動向創新驅動轉型。要創新研發活動的激勵機制，通過知識產權保護、加速折舊、減免稅收等手段，提高技術創新的私人收益率，形成企業、科技研發機構等各類經濟主體提高創新強度、加強技術學習的普遍行為模式。同時，要完善成果轉化機制，通過大幅提高創新資源的使用效率，加強技術資源向技術能力和創新成果的轉化。要根據各實體經濟部門的需要，制定實施一攬子創新驅動發展措施，幫助企業克服技術進步的市場性和發展，引導企業強化研發投入、提高創新效率，并且在創新主體和創新路徑具有多樣性時，協調主體間的行為、指導創新方向。
四是積極促進實體經濟各行業協調發展。當前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平衡、不協調，既有基礎性、資源性行業壟斷性較強的原因，又有下游制造業行業產能過剩、過度競爭的問題。因此，破解實體經濟內部各行業發展不協調的難題，一方面要抓緊制定實施公開透明的市場準入標準，切實放寬市場準入，真正破除各種有形和無形的壁壘，完善和落實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各項政策措施，鼓勵民間資本進入基礎性、資源性行業，增強實體經濟上游行業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對于產能嚴重過剩的下游行業，也要通過兼并重組、淘汰落后產能等手段，適度提高產業集中度，在實現規模效益的同時，增強其對上游行業的談判能力，從而避免出現實體經濟行業利潤差距過大的情況。
一、從外因上看，2012年經濟大環境的變化將是導致貸款投放同比下降的主要因素。
2011年信貸資金指標緊張到“一票難求”，客觀上促進了民間借貸的興起，但到2012年這種緊張的局面會有大的改觀。一是國家管理層面已經認識到這個層面，從2012年2月24日起下調存款準備金率0.5個百分點，由此釋放資金4000億元，這是信貸資金由緊趨松的一個重要信號，預計下一步還會有類似的宏觀調控措施出現；二是金融機構長期以來的部分“貸款大戶行業”出現了行業性萎縮的態勢，特別是房地產業和出口類外向性行業，原因不外乎國家對房地產業從緊調控政策影響和外向上歐洲、美國等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等因素造成。實際上，這兩類行業在一季度多年來一直是銀行貸款貸款“集中放量”的重要方向，但2012年卻出現了“逆水寒”，壓縮產量，減產甚至停產，很多企業、單位不僅在2012年沒有新增貸款，反而大量歸還貸款，從而使商業銀行失去了兩條重要的貸款通道；三是復雜經濟形勢下個人貸款也出現了下降問題。在高息形勢下，與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購房、購車按揭貸款業務都不同程度的出現了低迷，內需不景氣，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銀行個人貸款的發放；四是從國家主導的大型基礎建設項目投資上看，預計也不會再有前期那么大的額度（例如2008年曾拿出4萬億），能在這個領域吸納的銀行貸款也非常有限，并且偏重于從政策型銀行融資，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也會影響商業金融機構的貸款投放；五是民間借貸的興起勢必會分流社會各層面的資金需求，雖然其“利息高、額度”小，但“手續快、靈活方便”的特點也比較突出，更適合中小企業生產經營中的短期融資需求。綜合以上因素，筆者認為，相對2011年，2012年金融機構貸款投放的渠道因“變窄”而更容易出現“貸款滯銷”的問題，必須引起各方高度的重視。
二、從內因上看，商業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貸款營銷工作不能“因時而變、因勢而變”是難以拓展新渠道的重要因素。
在外部經濟環境發生變化的時刻，積極支持中小企業實體經濟發展可謂是解決“貸款滯銷”的重要手段。政府已經就2012年的信貸投放工作明確指明了方向，例如在2012年1月6日―7日召開的全國金融工作會議上，總理在講話中對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做了重點強調，提出“要從多方面采取措施，確保資金投向實體經濟，有效解決實體經濟融資難、融資貴問題”。銀監部門也就具體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規定。但在實際行動上，金融機構支持實體經濟發展卻稍顯“滯后”，沒有“因時而變，因勢而變”，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對實體經濟繼而整個貸款的投放工作。一是緊迫意識不強，重視程度不夠，沒有認識到“貸款滯銷”的形勢變化，對小額貸款業務嫌麻煩，不屑做，將精力仍放在了大的批發性貸款業務上；二是基層一線營銷人員的配備、考核政策上都存在不足。實體經濟貸款往往“筆數多、額度小”要發放貸款就意味著商業銀行人力資源成本的顯著上升，同時對營銷人員的業績考核如果只放在“規模”上而忽視了“數量”上，又必然會影響其營銷業務的積極性；三是對實體經濟的認識程度不夠，相關應對政策不到位。首先是經營效益的微利性。實體經濟產品往往與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關，因此單純從盈利方面比較與其他行業沒有可比性，盈利水平比較低，因此在利率定價上往往要體現一定的靈活度。此外，多數實體經濟企業需要利用銀行的流動資金貸款購買原材料，在完成生產和銷售環節后才能收回資金，即歸還銀行貸款，這在時間上就需要一個過程，貸款回收遵循一定的周期；四是實體經濟貸款“抵押難、擔保難”的問題，這在金融行業是老生常談，也不能僅僅依靠商業銀行一個單位解決，需要政府牽頭各個行業單位拿出綜合措施解決。
三、對商業金融機構加大對實體經濟貸款投放工作有關建議。
筆者認為，在當前金融機構要在實體經濟貸款投放上實現突破，找到新的效益來源通道，而應該多措并舉，多辟蹊徑，從各個方面做好工作：
一是應從履行社會責任的角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從經營管理的各個環節出臺措施給予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有助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直接關系到社會穩定，意義重大。此外對銀行而言，還有助于在貿易、房地產、投資等行業外找到新的市場，促進業務發展，因此必須高度重視實體經濟發展，并作為自上而下的一項重點工作、長期工作，常抓不懈。對實體經濟業務不能僅站在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角度，而應該多站在金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回報社會的角度考慮。建議央行等主管部門對各家金融機構直接下達實體經濟貸款占比要求，或對實體經濟貸款適當突破貸款額度限制，從政策上加強支持。
二是各金融機構應適當增加基層網點對實體經濟服務的信貸人員（客戶經理）數量，并改革考核方式。實體經濟貸款額度小，但筆數多，因此信貸人員往往面臨著巨大的業務量壓力，適當增加人手有助于解決這個問題；另外如果單純從業務規模角度考核信貸人員，必然會影響其辦理實體經濟貸款的積極性，因此在考核也要相應做出調整，將業務量和業務規模放在同燈重要的位置，充分調動經辦人員的積極性。
三是各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應實行靈活的利率管理政策，并適當給以優惠。目前金融機構在利率定價上往往偏重參考擔保方式和前期的信用情況，建議對實體經濟利率定價時，除了參考以上兩項因素外，還要參考整體的行業盈利水平。對那些與民生、老百姓生活密切相關，而行業盈利率又比較低的實體企業，應適當給予利率優惠，支持其做大做強，這也是金融行業變相向社會“返利”的一種方式。
【P鍵詞】實體經濟 “互聯網+” 轉型升級
自2015年3月，總理首次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互聯網+”行動計劃以來，隨著經濟新常態及“互聯網+”大背景的發展，我國傳統零售業發展出現增速放緩、經營效益下滑、客源流失加劇的態勢。根據中國零售業總體發展相關數據報告，2016年全國連鎖百強企業銷售額增長4.4%，增幅連續6年回落，凈利潤率同比下降0.1個百分點，約55%的實體零售業企業凈利潤率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不少企業甚至出現銷售負增長，“關店潮”涌現。
毋庸置疑，“互聯網+”的發展及經營模式的多元化已經給發展中的實體零售業帶來了沖擊，并將持續影響實體零售業的發展。在整體行業狀況不景氣的情況下，實體零售業如何重新給自己在經濟坐標中界定一個新的位置，以及能否與高速增長的電子商務實現優勢互補，已經成為業內及社會人士關注的焦點。實體零售業的改革創新發展勢在必行。
綜合多項研究報告及實地調查，筆者認為，我國目前“互聯網+”背景下的實體經濟多項指標下滑，其表現及原因主要來自于如下方面：
首先，商業主導權的變化及消費者消費傾向轉移。在互聯網、社交網絡和大數據日益發展的背景下，中國商業的主導權已經在潛移默化中發生了重大變化，消費者在商業中的體現已越發明顯，傳統的以商家為經營核心，依靠地理位置壟斷商業的模式已經過時，盡顯疲態。新一代的數字消費者特點體現為高速大量線上遷移，通過被網絡等新技術高度“賦能”，消費行為與消費理念已發生了根本性轉變：由“孤陋寡聞”變為“見多識廣”；由“分散孤立”變為“相互連接”；由“消極被動”變為“積極參與”。
其次，自身商業模式的缺陷導致進銷存積壓多重瓶頸。中國百貨業的傳統經營模式，，使得消費者信息反饋機制缺乏靈活性和前瞻性，導致存貨進銷存不能快速順應變化。與此同時，一些諸如連鎖超市的“前臺毛利+后臺毛利”盈利模式，難以形成供應鏈一體化發展，導致資源不能得到充分利用，經營效率不能得到改善。
再次，一二線城市商業地產過剩。根據世界五大物業管理公司仲量聯行提供的數據，截至2016年底，中國在營業的購物中心有3100家左右，2020年將達到4000家，2025年達到10000家。根據相關預測，我國平均每個地級市的購物中心在10多年后將達到30多家――這其中還并未包括除大型購物中心以外的商業業態。各地商業用地比重依舊不斷加大，購物中心建設規模有進一步擴大化的趨勢，商業地產過剩加上同質化，必將導致消費者消費審美疲乏，消費群體分散，致使行業發展受阻。
最后，成本競爭方面劣勢明顯。由于房租、人工等經營成本不斷攀升，導致實體零售業企業經營成本相較互聯網模式企業更高，企業負擔更重，導致行業發展動力不足，核心競爭力缺乏。由于網絡零售企業多為輕資產公司，成本節約優勢明顯，若實體零售企業不能采取有效措施“節流”，或加速高成本與高收益之間的轉化，將為自身長遠發展埋下隱患。
針對以上問題成因，結合當前經濟新常態發展態勢，筆者認為，市場是實體零售轉型的決定因素，需求是實體零售轉型的根本出發點，創新是實體零售轉型的直接動力。對此對面臨轉型發展必要的實體零售業提出以下發展建議：
首先，“創新+融合”是必然趨勢。國務院在今年3月的《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動實體零售創新轉型的意見》中明確指出，“創新+融合”必將成為未來國民經濟整體發展趨勢。面對越來越激烈的競爭，“智慧零售”將成為未來發展新概念，這就要求實體零售必須合理的運用新技術，創造零售新模式，而其的本質就是運用互聯網、物聯網技術，充分感知消費習慣，結合大數據分析，預測消費趨勢，引導生產制造，為消費者提供更多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
其次，行業結構優化是重點。我國實體零售業按照現有層次大致可分為：購物中心--百貨商場--專業賣場--連鎖超市--社區商業。近些年來，以體驗和服務為主、有經營特色的購物中心正不斷吸引消費者，但處于行業基礎層次的社區商業方面，依舊有很大發展潛力亟待開發。同時，在地區結構平衡問題方面，面對一二線城市商業基礎設施相對過剩，而三四五線商業設施嚴重不足的問題，商業零售基礎設施結構與布局將急需更加全面細致的規劃，以形成以一二線城市為核心，全方位，多層次實體零售規劃體系。
再次，趨勢預測提供方向。目前，由于實體店經過了長時間的發展，在商品甄選、資源整合及客戶源群方面積累了一定的優勢，也讓市場出現了一定的消費者“重回實體店”的趨勢。實體經濟應當以該切入點為抓手，充分擴大自身優勢，同時結合商業最新發展趨勢，在屏幕化，多媒體化，軟硬件結合等方面積極探索，順應趨勢，不斷預測并更新創新經營理念，使得實體零售業發展始終保持前瞻性和創新性。
最后，協同發展是根本。面對實體零售業面臨困境，卻又不可替代的現實情況，實體零售業應當借此契機，借助政府及社會力量，在現有基礎上積極探索線下連接線上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即O2O中的“2”，借力互聯網企業發展模式中的新思路，探索協同發展的新方法，形成線上線下，相互協作，互利共贏的局面。這將對中國零售行業未來的發展起到強大的促進作用，并且將是一條可持續化發展的長期道路，同時也是解決我國實體零售業轉型升級發展的最根本推動力。
參考文獻：
[1]中國零售行業市場前瞻與投資戰略規劃分析報告，前瞻產業研究院，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