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投資實體投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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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對實體經濟具有獨立運行性，但它反過來還會對實體經濟產生極大的影響。金融投資對實體經濟的反作用主要表現在其階段效應上，即不同發展階段對實體經濟的影響與作用是不同的。根據虛擬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其對實體經濟的反作用性表現在：
（一）初始階段的“遞增效應”。這一階段，金融投資作為新生事物，尚處于實驗性探索階段，社會對其功能認識不足，社會上部分閑置資金經金融體系中介進入實體經濟領域，但總的規模不大，且很少或基本沒有資金從實體投資倒流入金融投資。金融資產價格溫和上漲和國民經濟增長幅度基本吻合，在一定程度上金融對實體經濟的持續增長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二）中期發展階段的“溢出效應”。在這一階段，隨著對金融投資認識的進一步加深，金融投資得到快速發展，為實體經濟發展籌集了大量資金，極大地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發展，同時也有少部分資金從實體經濟倒流回金融體系。這一階段中，整個經濟體系處于良性運轉狀態，實體經濟的繁榮促進了金融繁榮，反過來，金融投資的繁榮也有力促進了實體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
1、促進資源優化配置。企業通過發行股票或債券等金融資本迅速聚集到常規積累難以在短期內獲得的充足資本，并帶動技術、勞動力及其他自然資源的配置，通過產權重組和股權的置換、分割、減持、購并等虛擬資本的運作，優化企業的產權組織結構，提高資本配置效率。
2、提高整個經濟運行效率。對于一個以分工為基礎的經濟社會來說，交易和信息是兩個發揮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因此。金融資本為企業規模擴張開辟了新的融資渠道，推動了股份制的建立和完善，降低了人類社會的交易成本和信息成本，從而提高了經濟效率。
3、分散市場主體的經營風險。通過資本運營和企業產權制度多元化重組等，控股企業的資金會更加雄厚，決策的透明化和科學化程度會進一步提高，伴隨著資產證券化進程的加快，從而不斷增強避險和抗險能力。
4、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通過發行國債等金融資本，國家還可以籌集更多的生產建設資金用于重點建設和經濟布局，拉動實體經濟和GDP的增長。
（三）成熟階段的“異化效應”，即“擠出效應”和“溢出效應”并存，但基本上抵消了“溢出效應”。這一階段，金融投資表面上高度繁榮，作為一種理財技術，賺錢變得似乎更容易，“暴利”驅使社會上大量資金加入所謂的“熱錢”行列，追逐資本利得，其中既有社會閑置資金，也包括不少生產資金；作為融資一方的上市公司，其籌集資金相當一部分又重新流回金融系統，直接導致從事生產經營、研究發展的資金和社會資源減少。企業和上市公司不是關心生產的程度下降，而是抽出大量資金和人力從事“金融煉金術”，企業正常生產經營的利潤率趕不上金融投機的利潤率，反過來更進一步助長了投機風氣。股市已失去了國民經濟晴雨表和價格信號的功能，整體上漲幅度遠遠脫離實際國民經濟增長。在金融投資的表面繁榮下，實體投資有可能停滯甚至衰退。
（四）膨脹階段的“擠出效應”甚至“破壞效應”。所謂“擠出效應”，是指金融投資過度膨脹和過分背離實體經濟的發展，會吸引本屬于實體經濟的產業資本，排擠實體經濟發展，結果造成實體經濟發展緩慢甚至停滯、倒退，甚至對實體經濟造成巨大破壞作用的情形。
1、扭曲資源配置方式，降低資源配置效率，阻礙農業、工業等實體經濟發展。在金融投資膨脹階段，投資于股市、匯市和房地產等可以得到遠非實體經濟能夠企及的高額回報率，大量資本流入股市、匯市或房地產，資金供求失衡又會引致利率大幅上升，使實體經濟部門的發展因融資成本過高而萎縮甚至停滯，嚴重損害一國的綜合經濟實力。
2、扭曲消費行為，惡化國際收支狀況。金融投資膨脹引致的虛假繁榮景象是產生過度消費現象的重要根源，而過度消費又容易引致進口大量增加。同時，企業由于借貸成本過高，勞動力成本加大，會降低出口競爭力。進口的大量增加與出口的急劇下降，會破壞經常項目的貿易平衡，使國際收支狀況惡化。
3、貨幣的過量發行和銀行信貸呆賬、壞賬的大幅增多，會動搖實體經濟的信用基礎。虛擬貨幣的出現使貨幣的供應具有足夠的彈性，但貨幣的過量發行使通貨膨脹成為可能。尤其是商業銀行脫離實體經濟的實際需要，通過創造存款提供信用時，整個實體經濟將不可避免地遭受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之害。
二、對兩者關系的理性定位
世界經濟發展的這種狀況被西方學者形象地描繪為“倒金字塔”型，即3%左右的實體經濟支撐著97%左右的金融投資（圖1）。
倒金字塔第
一、二層為實體經濟，第
三、四層為金融方面的投資，尤其是第四層（頂層）是金融衍生工具等純粹的虛擬資本。第
一、二層作為實體經濟的世界生產總值平均增長近30年來不超過5%，國際貿易平均增長不超過10%，而第
三、四層卻以加速度膨脹，國際資本流動年均增加25%，全球股票總價值增加250%，形成“紙面利潤”與實物經濟物質產品的巨大差距。金融投資的加速膨脹趨勢，究其原因是技術進步和制度變遷的結果，是市場經濟運行中種種矛盾的產物。具體來說，其一，是社會化大生產與私人財產的矛盾。為改善這一矛盾，股份制這一制度創新應運而生，從而引起產業結構的更新和重組。這一過程必須以實物經濟資源流動為基礎，但實物資源的流動性遠遠低于虛擬資產的流動性，于是在資本追逐利潤特性的前提下，通過信用創造使生產要素跨越時空而高速流動，因而使實物資源的調整過程大大加速。當然，金融資本脫離實物資本的運動固然可以加速產業結構的調整，但同時也提供了資本脫離實物自身創造價值的手段，“擠出效應”就是這樣產生的。其二，是實物資源的供給彈性與國際貿易變化的貨幣需求彈性之間的矛盾。由于實物資源的供給彈性不能滿足貨幣需求彈性，這種狀況決定了貨幣的信用化。在金本位制中可利用不足額的黃金鑄幣進行信用擴張，隨著法律體系的完善和國家權威的加強，利用實物對信用支撐的意義越來越小，因而信用貨幣成為取代金本位制的最佳選擇。由此引發的結果就是信用貨幣脫離實物資源的膨脹。其三，經濟全球化與國家主權的矛盾。由于全球沒有統一的政治組織，沒有統一的貨幣，經濟一體化無法與分割的貨幣協調發展，衍生工具的創造正是基于這一不可調和的矛盾而誕生。然而，衍生工具不僅提供了規避投機風險的手段，也提供了投機手段。
綜上所述，準確判斷虛擬經濟的發展階段，從而采取有效措施，防止虛擬經濟進一步趨向膨脹階段，最大限度地消除“擠出效應”，乃是我國宏觀經濟管理部門的當務之急。我國政府必須在堅持金融投資漸進式發展原則的基礎上，一方面積極支持并鼓勵資本市場金融創新業務的發展，穩妥推進金融市場的開放；另一方面還要建立健全化解經濟泡沫的預警系統，通過控制金融投資與實體投資的偏離度，使資產、交易量與實體經濟的對應從發散變為收斂，促進金融投資與實體投資運行的良性互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