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解釋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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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學界對于住房公積金制度的性質存在著強制儲蓄性質論、住房補貼性質論以及社會保障稅性質論等觀點，每種觀點都從各自角度對我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進行了分析。筆者認為從法律角度來講，我國住房公積金制度存在以下性質：

（一）行政強制性質

按照《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職工住房公積金的繳納屬于國家強制執行的范疇，職工個人繳存的住房公積金，由所在單位每月從其工資中代扣代繳。單位應當按時、足額繳存住房公積金，不得逾期繳存或者少繳。違反該條例的規定，單位依法將受到限期辦理、限期繳存、行政處罰或者被申請法院強制執行等懲罰（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十九條第一款、第二十條第一款、第三十七條、第三十八條規定）。只要是條例所規定之范圍，職工不能自己選擇存或不存，必須依法繳存，因此，作為住房公積金制度，具有行政強制性。

（二）社會保障性質

從住房公積金制度在我國的興起背景，就可以看出，住房公積金制度最核心的目的就是保障我國居民的住房。在《住房公積金條例》中也體現了這一點，按照條例規定，住房公積金可以用于職工購房、建房、大修住房等時提供住房公積金貸款，同時也可以在法定條件用于前述用途下提前支取（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十六條規定）。因此，作為住房公積金制度，具有社會保障性。

（三）有限的個人所有權性質

住房公積金是屬于繳存人的個人財產，繳存人繳存的金額全部都存入其個人專項賬戶，應當是屬于法律保護的合法私有財產。但同時，《住房公積金條例》又規定公積金繳存人要提取職工住房公積金帳戶內的存儲余額必須符合條例所規定的相應條件，而各省也根據《住房公積金條例》的規定制定了符合本省省情的具體內容（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第二十五條規定；各省的規定比如陜西省西安市的《西安市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四條至第二十六條規定）。個人雖然對住房公積金擁有產權，但這種產權與個人的其他財產有所不同，對住房公積金的產權受到一定的限制（李海明，2012）。公積金具有有限的個人所有權性質。社會公積金的以上性質決定了政府在對公積金進行管理時既不能相同于稅收等國家征收制度的管理方式，也不同于繳存人自行選擇存入銀行的儲蓄款的管理方式，我國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的法律關系有其特殊性。

二、我國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的法律關系分析

（一）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存在的合同之債法律關系

住房公積金制度在《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中被定義為“國家機關、國有企業、城鎮集體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城鎮私營企業以及其他城鎮企業、事業單位、民辦非企業單位、社會團體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條第二款規定）。政府與繳存人之間的關系類似于銀行業金融機構與儲戶之間的關系。住房公積金是單位及其在職職工繳存的長期住房儲金，屬于職工個人所有（上海房地產年鑒，2001）。一般來講，住房公積金繳存之后款項按照制度規定應當直接存入到繳存人獨立賬戶，住房公積金的管理由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代表國家管理，管理中心負有按國家規定的利率標準支付利息給職工的義務。雖然，住房公積金的繳存是強制性政府行為，但是政府在收繳之后只是將所有的賬戶統籌代管，賬戶資金不同于稅收等強制性收費。繳存人可以按照法律程序，在規定條件下提取自己賬戶下的住房公積金。《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可以看做是二者形成合同之債法律關系的依據。

（二）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存在的行政法律關系

前文已經指出，我國住房公積金的繳納具有行政強制性質，住房公積金的繳存由國家強制性規定，作為法定范疇之內的職工和單位必須依法繳納，若不依法繳納，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從這個角度分析，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又存在著行政法律關系。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都為該法律關系的主體；在該法律關系中，政府有權利也有權力依法強制性將公積金繳存人的一部分工資納入到國家統籌管理的范疇內，而住房公積金繳存人也應當依法繳納住房公積金。但需要明確的是，這里的行政法律關系又具有特殊性。它不同于政府在稅收、行政征收、罰款等行政行為實施過程中與行政相對方之間形成的行政法律關系。在后幾類行政法律關系中，政府對于自己依法實施某種行政行為所獲得的金錢具有所有權，也意味著政府可以決定其用途；但是在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形成的行政法律關系中，政府必須按照條例的規定將住房公積金用在和居民住房有直接緊密聯系的地方，如住房公積金貸款、住房公積金的支取等，此外政府還可以根據條例規定將住房公積金用在諸如購買國債等低風險的方面（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

三、政府使用住房公積金進行高風險投資合法性分析

（一）合同之債法律關系下政府使用住房公積金進行高風險投資合法性分析

經前文分析得出，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存在著合同之債法律關系，這屬于民法調整的范疇。作為合同法律關系，任何一方使用他方所有物，必須征得他方同意，否則即為侵權。此外，也有學者認為我國的住房公積金制度具有強制儲蓄性質，但因為政府不同于銀行業金融機構，作為政府，之于公積金繳存人，之于社會公眾就有著不同于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職責，即在社會公眾之中建立自己的社會公信力，做公眾的堅實依靠；作為政府，就絕對禁止未經公積金繳存人同意的情況下動用公積金繳存人賬戶資金（即使在民法上講貨幣是種類物，對于種類物只需交付同種類之物即可），用作股市投資此類高風險的活動。所以，政府如果要使用住房公積金進行高風險投資，首先必須征得住房公積金繳存人的同意，否則，就是侵犯繳存人合法權益，就是違法行為。

（二）行政法律關系下政府使用住房公積金進行高風險投資合法性分析

雖然《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規定范圍之內的職工和單位繳納住房公積金是帶有強制性，政府可以依法強制要求繳納，在實踐中也是直接由單位代扣代繳，在政府與公積金繳存人之間存在行政法律關系。但是《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也明確規定，住房公積金應當用于職工購買、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挪作他用（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五條規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八條規定：“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設區的市（地、州、盟），應當設立住房公積金管理委員會，作為住房公積金管理的決策機構……”；第十條規定：“直轄市和省、自治區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以及其他設區的市（地、州、盟）應當按照精簡、效能的原則，設立一個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負責住房公積金的管理運作。……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是直屬城市人民政府的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獨立的事業單位……”（見《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第八條以及第十條規定）。各地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多是具有實權的市房改辦、財政局、建設局的隸屬機構，或是與地方房改辦一套班子，兩塊牌子，事實上成了一個地方性的行政機構（張東，2004）。不管是政府還是住房公積金的管理機構是不以營利為目的的組織，它的職責就是負責替繳存人管理賬戶中的資金，負責賬戶資金的安全，保證住房公積金用在與保障住房直接緊密相關的方面。將住房公積金不經繳存人同意投入股市，使其處于和保障住房用途不直接緊密相關切高風險的領域，不符合法律規定。

四、結論

第2篇

【摘要】目的：探討急性心肌梗死發病的季節性變化規律。方法：回顧性分析我院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48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發病與季節之間的關系，以期最大程度掌握其發病的規律。結果：發現急性心肌梗死發病具有明顯的季節律特征，其中以冬季的發病率最高，與其他季節的發病情況經統計學分析，P

【關鍵詞】急性心肌梗死；季節律；冬季

【中圖分類號】R541.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1074(2009)04-0089-01

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 I)的發病時間與諸多因素有關，本文通過分析我院近年來的48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臨床資料，探討其疾病的發生與季節變化的規律性，以期指導臨床，達到預防的目的。

1資料與方法

1.1一般資料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我院共收治486例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均符合WHO診斷標準。其中男297例,女189例,年齡38～81歲,平均為61.2歲；心肌梗死的部位：前、側壁梗死191例,下、后壁梗死128例,心內膜下梗死112例,右室梗死55例；病程：30min～7d；病史：有陳舊性心肌梗塞者121例，糖尿病史者57例，心絞痛病史者45例，冠心病史者43例，高血壓病史者220例。治療給予吸氧、有溶栓適血癥者予尿激酶溶栓，根據病情給予硝酸酯類、阿司匹林、β受體阻滯劑、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等。

1.2發病時間的季節律特征全年分為公歷1～12個月，依據我院所處氣候特征分為春季(3～5月)、夏季(6～8月)、秋季(9～11月)和冬季(12～2月)，將486例急性心肌梗死患者的發病時間與季節的相關性做一統計分析。

1.3統計方法采用X2檢驗對組間進行顯著性檢驗，以P

2結果

2005年1月至2008年12月，1月份和2月份的發病幾率最高，7月份和8月份的發病率最低；春季的發病人數為113例，占總數的23.25%，夏季的發病人數為86例，相對較少，占總數的17.70%，秋季的發病人數為106例，占總數的21.81%，冬季的發病人數為181例，最高，占總數的37.24%，由此可見，冬季是急性心肌梗死的高發季節，與其他季節的發病情況經統計學分析，P

3討論

生物節律是生命現象的基本特征之一，急性心肌梗死(Acute myocardial infarction，AM I)的發病時間具有顯著的季節律特征。但同時節日飲食和情緒變化也是誘發AMI的主要因素，有時也受地理位置，生活條件，工作環境和職業、性別等因素的影響[1]。從本組資料分析來看，1月份和2月份是AMI的高發月份，從季節上區分，冬季是高發季節，其次是春季和秋季；,AMI發病的季節律形成可能與很多因素有關，首先，人體自身的生理變化與季節的變化一樣，存在春、夏、秋、冬之差異，因此，當自然界處于冬季時，人體的血管也發生了應激性的變化，多處于收縮狀態,目的是減少熱量的丟失而保暖,這樣就導致了血壓升高,加重了心臟的負擔;同時冷空氣使人體的交感神經活性增強,血漿兒茶酚胺(CA)水平升高,循環中的A2腎上腺素能CA活性增加,B2腎上腺素能血管受體的敏感性改變,易致血管痙攣,血漿皮質醇增高,使心外膜血管對縮血管因素的敏感性增加,使冠脈血流減少,易導致心肌梗死發生。另外，由于春季氣溫升高,周圍血管擴張,相對老年人植物神經調節功能較差,易造成血流凝滯,心肌相對缺血的發生,在原有動脈硬化的基礎上,心肌缺氧加劇,導致心肌梗死[2]。其次，人的血脂濃度也隨季節溫度變化，冬季外界溫度下降，人體的膽固醇和甘油三酯卻應激性地出現高峰，而夏天人體的血脂濃度隨溫度升高而降到最低水平。疼痛、缺氧、高溫、直立及其他應激狀態均可刺激精氨酸加壓素的分泌[3]，而精氨酸加壓素對動脈壓的調節是通過直接刺激血管效應，自主神經壓力感受器反射，與交感神經系統，腎素血管緊張素系統相互作用的途徑來實現的。Crawford[4]通過對氣候變化時老年人的血小板、纖維蛋白原等研究發現，兩者均呈明顯的季節性規律變化，冬季時血小板體積增大、纖維蛋白原增加，所有這些都是可能導致冬季急性心肌梗死高發的原因。綜上所述，只有充分掌握急性心肌梗死發病的規律性，指導高危人群合理作息，培養健康的生活方式，注意天時節氣的更替與氣候變化，克服不利于健康的生活習慣，才能從根本上預防該疾病的發生，尤其在疾病的高發時間、高發季節更應提高警惕。為此可建議患者在上午服用阿司匹林和B受體阻滯劑為佳,從而預防AMI后心律失常及猝死的可能性，同時養成早晨起來喝一杯溫開水的生活習慣,以稀釋血液,避免受寒冷刺激，每日注意飲食，情緒盡量保持穩定，要注意休息，減少急性心肌梗死的發生。

參考文獻

[1]劉戰英,靳學雷.急性心肌梗死與季節相關性調查［J］.現代中西醫結合雜志,2000,9(20):2078.

[2]秦景藝,趙勇,黃蔭薇.老年人急性心肌梗塞發病與情緒、季節、時間關系的探討［J］.陜西醫學雜志，2001，30（1）：42-43.

[3] 李榮堂,王留義,魏建國.急性心肌梗死712例發病時間的晝夜規律［J］.中國實用內科雜志,1998,18(5)∶302

第3篇

一、商法的定義、特征、調整范圍及其與公法的主要區別

在探討BOT特許協議的相關問題之前,我們先結合相關理論來看看什么是商法,商法具有哪些特征,它的調整范圍有哪些,以及它與行政法等公法有什么主要區別。

商法,又稱為商事法,是指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法律規范的總稱。調整商事關系,實際上就是調整基于商事關系產生的權利和義務。所謂商事關系,大體上說,就是一定社會中通過市場經營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它主要包括兩部分,一是商事組織關系,二是商事交易關系。商事組織就是人們為從事商品生產和交換而結成的經濟實體。商事交易就是商事組織以及其他人在市場領域從事的各種經營活動。而我們通常所說的商行為則是指適用商事法律規范的營利行為。

商法的原則主要有:1、強化企業組織原則(提高企業素質、完善企業結構);2、提高經濟效率原則(產權的保護、信用的維護、交易的便捷);3、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平等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強行主義);4、保障交易安全(公示原則、外觀法則、嚴格責任、對善意買受人的保護)。

至于商法與公法的主要區別則非常清楚。商法本質上屬于私法的范疇,十分重視主體平等和當事人意思自治,所以有別于以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為主導的經濟法。但是,也不能忽視商法與經濟法的聯系。這主要表現在某些情況下國家意志和政府職能對商事關系的調整作用,以及體現這種作用的制度和規則進入商法。經濟法是公法,體現國家的主動干預。商法是商事主體之間追求利潤的活動,主要是商事主體自己的意思表示起作用,是私法。但是,作為國家對外沒有這么表示,在教學和研究領域是可以這么說的。公法就是國家以國家的意志為核心,就是命令與服從的關系,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這是公法的特征。私法,就是平等協商的關系,當事人可以討價還價的。行政法就是公法,你不能討價還價,比如處罰措施,我們商量一下,給我們什么處罰。這就是公法的內容。因此,商法和經濟法的關系就是如此。

二、BOT特許協議的爭端及它們的特點。

BOT協議是由一系列相關的協議、合同所共同組成,其中以BOT特許協議為主要協議,因此,一直以來人們探討的有關于BOT的內容也基本都以探討BOT特許協議為主。

與具有平等法律地位的國家、國際組織之間的爭端或私人之間的合同爭議相比,結合相關專家學者的論述,筆者較為同意,BOT特許協議爭端主要具有以下幾個特點:

、爭端主體。與國家之間、國際組織之間的爭端或私人之間的合同爭議不同, BOT 特許協議爭端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有差別的。國家是國際公法上的主體,而個人或法人則是被視為私法上的主體。如何處理這種具有不同法律地位的主體之間的爭端,就會遇到許多獨特而復雜的問題。(1)

、爭端客體。BOT 特許協議爭端一方面會涉及到投資者在東道國境內的財產權或契約權利、外匯自由匯出等權利;另一方面也涉及到東道國對本國境內的BOT 項目的管理權,有時還涉及到對自然資源的權利和公共利益,同時還可能涉及到東道國保護外國投資者的國際義務。由此可見BOT 特許協議爭端所涉及的問題范圍廣泛,且通常關系到雙方的重大甚至根本利益,顯然不同于一般的經濟貿易爭議。(2)

、爭端引起的國際爭端。BOT 特許協議爭端雖然通常發生在東道國和外國私人投資者之間,但常常把外國私人投資者的母國政府卷入其中。外國私人投資者的母國往往會借口行使外交保護權而介入爭端,對東道國政府進行外交干預,乃至實行單方面經濟制裁,使私人同國家間的投資爭端上升為國家之間的爭端,引起國家間的沖突,使BOT 特許協議爭端政治化、復雜化。(3)

二、BOT特許協議爭端法律解決商法適用之個人觀點

、從爭端的主體上看,筆者認為,在東道國與投資方簽訂BOT特許協議時應是以一種類似于、而且在法律上應當看作是一般法人(所不同的是,東道國政府經營的是一個國家)的身份進行的,因此,當時東道國與投資方是兩個平等的法人之間的經濟行為。適用法律,就應當有在法律事實發生時各方主體所具有的法律身份及雙方間發生的法律關系。而不是以事后的“事實分析”去否認相關協議簽訂時各方的事實身份以及法律的明文規定,這同時是對法律的一種尊重,是法治的必然要求。

很顯然地,在BOT特許協議的簽訂過程及其目的看來,協議簽訂雙方之間的關系在協議簽訂當時正是一種一定社會中通過市場經營活動而形成的社會關系。這就是一種商事關系。對于外國私人投資者的商主體身份,相信沒人是質疑的,首先他們的企業本身就是商主體的一種。其次,如果投資方是多個企業或企業與私人聯合組成投資主體的商事組織行為也是可以確定投資方在簽訂BOT特許協議時的商主體身份的,這幾乎是毋庸質疑的。

至于東道國政府,筆者認為,東道國政府引用BOT模式建設相關項目正是為了充分利用外資來減輕自己相關財政支出的壓力,在BOT模式的運行過程中很大程度上是從相關建設成本方面去考慮的。筆者認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視東道國政府這種利用BOT模式的行為是一種商事交易行為。作為商事交易行為實施者,在商事交易的過程當然地得扮演商主體的角色,而不論其在其他時候是以何種角色出現。

所以,筆者得出的個人觀點是,適用商事法律去解決BOT特許協議上的爭端是BOT法律適用應有的最根本的途徑。

、從爭端的客體上看,筆者認為,由于政府既是一個與外商地位平等的合作伙伴,又是一個政府特許權利先行獲得者、承受者和具體實施的監督者,即其具有雙重身份。權利的獲得總伴隨著義務的承擔,因此,東道國政府在獲得上述第二種身份的同時,就同時地承擔了保護國家利益的義務。由于BOT都涉及到在BOT特許協議簽訂時所無法估計到的事情的發生,從而影響到東道國使用者的利益,有時甚至直接涉及、影響到東道國的國家利益(如戰爭等特別時期),這時,東道國政府就必然地得權衡本國的國情和投資方利益兩個方面,對其行使價格決定權以及相應的管理監督權,由此又影響到了投資方的利益的實現。這也是投資方在簽訂BOT特許協議時最為關心和擔心的問題。

對于

當東道國政府對投資方的相關投資建設的項目在協議經營期限行使價格決定權以、管理監督權等行政干涉時,投資方應如何得到法律的保護問題也是歷來關于BOT法律適用問題爭議最大的一點。筆者認為,出現上述情況時的法律適用問題其實主要是適用商事法律,還是適用行政法的問題。從第一點的分析中,筆者已經很明確地表明了自己的個人主張:適用兩個平等的法人之間的法律去解決BOT特許協議上的爭端是BOT法律適用應有的最根本的途徑,即主張以相關的商事法律為解決的最根本的途徑。這是BOT爭議法律解決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當出現上述特殊情況時,筆者認為,應適用“情勢變更”原則,允許東道國政府在“以保護國家、公眾利益為唯一前提下、”“在合理范圍內”、“與經營方協商后”作出“必要的”相關政策的調整,而此時,經營方有義務配合東道國政府的合理的行政決策。在這種情況下的相應的爭議可適用行政法律,否則應堅持適用商事法律(比如東道國政府違反上述幾點強調的前提作出的行政決策,并較大地影響到了經營方的利益時)。、從爭端引起的國際爭端看,由于這涉及兩個或更多國家間的利益問題,所以相關的問題也也BOT法律適用的一個熱點研究問題。筆者認為要很好地看這個問題,就首先得看什么是國際法及國際法的主體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