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基礎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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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我們的基礎物理教育難道不應該在這些方面打下一點基礎嗎？

現在，在多數較發達國家中，中學物理教材包括了力學、剛體力學、熱力學和分子物理學、振動和波、電荷和電嘗電流和磁嘗電磁波、量子物理、相對論和物質等內容。除第一、五、六部分外，我們與一些發達國家的差距都是很明顯的。有些國家僅是以某一個中學的優秀學生組隊參加國際奧林匹克學科競賽，而我們則是在全國范圍內選拔后再強化集訓、補課后參加的。所以，盡管我們獲得獎牌很多，但卻不能認為我們就是教育強國了。而且，沒有教育內容的現代化，就永遠也不可能成為教育強國。

十多年來，我國基礎物理教育在教學領域中的改革是有成績的。但其弱點往往只是局限于教材的刪刪減減、修修補補，以及教學方法與手段上的一些革新。

說得苛刻一點，這不過是“刪繁就簡三秋樹”，且有向阻力最小的方向前進之嫌。

如果要做到“領異標新二月花”，恐怕就要動一點大手術，在內容現代化上“動土”了。

誠然，教學內容的現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沒有十年功夫怕是不行的。惟其如此，我們才應該盡早認識并行動起來。等到下個世紀再搞，怕是太晚了。

基礎物理教學內容改革的探索

受有關方面委托，在沈克琦先生的主持下，筆者正在參加為北京市重點學校編寫高中物理教材的工作。實際上這是基礎物理教學內容改革的一次探索。自然，教學內容現代化是這種探索的一個重要方面。因此，新編教材在內容的廣度與深度上會有一定程度的擴展和提高。但這并不意味著教材內容的超常膨脹和不適當的“拔高”。我們力爭做到的是教學內容的先進性與基礎性的統一。為此，我們堅持編入高中學生能夠掌握的物理學的核心內容，使他們能夠學到比較有系統的、相互聯系的、有生命力的知識。同時，對一些雖在高中階段不宜展開或不能完全掌握的，但又是非常根本的、重要的，對開擴學生的科學視野、樹立新的科學觀念和思維方式極有好處的內容，也要開一個頭，長一個芽。

基于以上的一些考慮，擬議中的教材在內容上與現行教材（甲種本）就有了一些區別。

1）?在講授經典物理學內容時不回避它的局限性。例如在講牛頓力學時指出物體的質量是可變的，并給出相對論質量與運動速度的關系。在講授慣性力時，也講解引力與加速度的等效性。

2）?在熱學中專辟一章“熱力學定律”。其中講授熱力學第零定律，以便對溫度和溫標進行再討論，使學生對溫度和溫標的概念科學化。也講自然過程的方向和熱力學第二定律，以使學生對不可逆現象及其重要性有所了解，對于熱力學第二定律的微觀解釋及其統計意義和它所反映的偶然與必然、量變到質變的辯證唯物主義觀點加深認識。這對于破除學生頭腦中“決定論因果性”是唯一的因果律的觀念，樹立“統計意義上的因果性”的觀念大有好處。

又如，?在講授氣體時，增加了一節“真實氣體范德瓦耳斯方程”。這不僅能使學生認識真實氣體與理想氣體的區別，體會從理想氣體模型到較真實的模型的一種修正方法，而且正是因為范德瓦耳斯方程是非線性的，因而氣體的液化即相變才是可能的，而理想氣體無相變可言。這也就為講授物態變化“長了一個芽”。

3）?在波動光學中，增加了雙縫干涉條紋的分布規律和夫瑯和費單縫衍射條紋的分布規律的討論，以使學生通過對實例的分析，體會一下分析光的波動現象的方法，而不是僅僅停留在現象的觀察上。這也算是“開了一個頭”。

4）?“狹義相對論初步”作為一章準備編入教材之中，其目的是使學生的時空觀念有所發展，并對狹義相對論產生的物理背景、愛因斯坦的思考及其方法論內容有所了解和體會，幫助學生增加一點科學發現的“悟性”。

5）?在講述微觀物理學中專設“波和粒子”一章。在這一章中，不僅通過黑體輻射規律的分析提出能量量子化的概念和觀點，通過光電效應和康普頓效應提出和證實光子的概念和觀點，而且通過光的波粒二象性的分析引出德·布羅意關于物質波的假設，使學生認識類比方法在科學探索中的作用。同時還在分析微觀粒子可能顯示波動性的條件后，以戴維遜一革末實驗為例，介紹了物質波的實驗驗證，并順帶討論一下“宏觀物體是否也具有波動性”的問題。我以為這種講述與討論是非常基本的（應該指出，基本不等同于淺顯），但又較以往的教材要先進些。

6）?擬議中的這套教材的最后一章是“基本粒子與宇宙”。如所周知，粒子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是粒子，其尺度范圍小于10的13次方厘米，質量小于10的－23次方克。天體物理學的研究對象是星體、星系乃至整個宇宙，其尺度范圍大于10的19次方厘米，質量大于10的39次方克。然而，在今天這樣兩門研究對象迥異的學科卻奇跡般地融為一體，成為物理科學體系中的一門新學科。簡要介紹一下宇宙概觀和宇宙的起源與演化，這對于處于花季般的青少年該是何等有益呀！

第2篇

很多員工認為預算管理主要由財務部門負責，缺乏全員參與的意識，甚至在預算管理過程中有的領導也缺乏整體觀念，忽視了全面預算管理中其他職能部門的作用，從而導致預算管理的整體效果受到極大的影響。此外，對于公司其他業務環節，因財務部門缺乏了解，對其收支的合理性、必要性難以進行準確判斷，往往在管控活動中僅僅是依據預算額度，而對預算管理效率造成了較大的影響。

二、加強煙草公司預算管理的措施

雖然自全面預算管理開展以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一些問題，為全力落實“卷煙上水平”各項工作，推動基礎管理上水平，為不斷加強財務基礎管理和全面預算管理，嵊州煙草局（分公司）根據國家、省市局（公司）有關文件精神，把全面預算管理工作作為加強財務管理的核心，進一步加強成本費用有效控制，持續優化資源配置，強化資金管理和監督，使得企業基礎管理工作不斷提升。

（一）加強預算過程控制

1.通過預算管理委員會和責任預算實施主體以及內部審計定期或對經濟活動進行不定期檢查和評估，并根據評估結果采取改進措施。2.反饋預算執行信息。月末時由各責任部門匯總當月完成的實際情況，再進行責任報告的編制，最后由財務管理部門對完成情況進行匯總并上報領導。若因各種因素導致預算偏差較大的情況下，責任部門應及時提出修定申請，并說明導致預算偏差較大的原因及影響程度，得到預算委員會批準后進行預算變更。3.對全面預算管理堅持四個到位原則，即“思想認識、責任界定、監查糾偏及控制考核到位”，在執行過程中對發生偏差的堅持四不放過原則，即“未查清楚問題不放過、未找出問題原因不放過、未落實整改措施不放過、未追究主觀原因的責任人不放過”。4.責任預算要求各個責任部門嚴格執行，針對超出責任預算標準的情況下，應按照考核辦法及審批程序進行嚴格處理。

（二）加強預算執行分析

預算分析主要依據預算反饋報告資料及一些相關的資料，是對責任預算部門的預算完成情況采用一系列專門的方法和分析技術進行分析和評價的一項經濟管理活動。建立預算執行反饋制度是加強預算執行情況分析的前提。責任預算部門應設置預算執行反饋表，并定期填制，確保將責任預算部門預算執行進度如實反映出來。同時，為比較預算數與實際數之間存在的差異，還應設置預算差異分析報表，通過報表揭示出差異，并對導致產生差異的原因進行分析，才能夠清楚導致差異真實原因。此外，針對編制預算時未考慮周全的預算差異，為確保與實際相符，應及時提出修改建議并上交，并對預算進行調整。

（三）加強預算管理考核

為確保嚴格進行預算，使企業控制經濟活動中以預算管理為主要手段。預算考核是通過跟蹤、記錄和考評來掌握預算責任部門的責任預算完成情況。對于預算當期預算數與實際發生數必須由預算管理委員會及相關部門進行分析，無論存在的差異是否有利，都必須找到內部會計控制中的弱項和強項，通過對經驗進行總結，以此來提出整改措施。與此同時，及對對預算完成情況進行考核，制定科學合理的獎懲制度。

（四）發揮信息化作用

預算系統上線后，全面預算管理信息化系統為全面預算創造了有利的操作和監管平臺，提高預算編制效率和實時監管，為預算分析提供時效數據，大大提高了全面預算管理和經營管理的效率。

（五）提高各部門參與度

第3篇

[關鍵詞]公共管理;職業活動;倫理;道德

工業革命使社會治理活動成為一種職業活動。歷史進入19世紀中期,由于英國政府采納了東印度公司的管理經驗,因而出現了文官制度,使得政府中的公務活動成為正式的職業活動。到了20世紀,政府中的行政管理作為職業活動被世界各國迅速地接受。目前,在全世界范圍內,人們普遍把行政管理當作專門的職業化的社會治理活動加以看待。然而,在社會治理活動職業化的過程中,馬克斯?韋伯的官僚制理論曾經影響行政管理活動主要從屬于科學化、技術化的原則,導致這一職業的倫理規定喪失了生長的空間,行政倫理學的研究也一直處于空白狀態。直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美國出現“新公共行政運動”這一要求變革社會治理方式的思想運動,行政倫理的研究才引起人們的關注。由此可見,關于社會治理的倫理思考是與人類追尋后工業社會治理方式的進程一道啟動的。現在,公共管理作為一種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已經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對象。其中,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應當是怎樣的。在一定程度上,公共管理是建立在倫理關系基礎上的社會治理模式,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比以往任何時候的治理活動都更加依賴倫理的引導和道德的規范。

一公共管理活動的職業體系

公共管理的職業體系是職位和崗位的結構體系。與以往的管理體系一樣,職位和崗位指明了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體系中的具置,規定了公共管理的權力、職能及責任和義務。職位是就公共管理的縱向關系而言,崗位是就公共管理的橫向關系而言。無論是私人部門還是公共部門,都是由職位和崗位構成的職業體系,直接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以往的社會治理體系在行政管理的名義下所形成的職業體系也從屬于管理的原則。但是,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公共管理卻發生了根本變化。它在管理的意義上告別了以往治理體系的權力定位或法律定位,不再是僅僅滿足于科學化、技術化原則的職業體系,而是在倫理原則的基礎上科學構造職位和崗位的職業活動體系。正是這一點,決定了同樣由職位、崗位構成的公共管理職業體系不同于以往的行政管理。對于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來說,“命令—服從”的行為模式為真正意義上的“分工—協作”的行為模式所取代。

職位和崗位都是職業體系的形式方面。公共管理與行政管理的不同不僅在形式方面,而且在內容方面。對于內容來說,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也存在著各種各樣的職業關系。雖然在一般的意義上,這些職業關系可以歸結為權力關系、法律關系和倫理關系三大類。在現實的社會治理過程中,這些關系總會以極其具體的形式存在于公共管理活動之中。公共管理的職業關系越是具體,就越是包含著道德的內容。比如,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職務、崗位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忠于職守、忠實地履行職務以及崗位上的責任和義務;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團結協作、相互尊重、和睦共事、互相支持;當職業關系表現為公共管理者與其對象之間的關系時,就要求公共管理者平等待人、公正處事、真誠服務,以求得廣泛的合作……這樣一來,公共管理在形式上是分工—協作的體系,在內容上則是道德行為的表現。盡管都是在管理,但傳統的行政管理是失去了實質性內容的管理,而公共管理則把形式與內容統一起來,擁有了倫理本質。

由于公共管理中依然存在著權力關系,所以,權力關系賴以生成的等級系列依然會存在。當然,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已經實現了對等級關系的根本性改造,把人與人之間的直接等級關系改造成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系列,從而使個人之間在人格、權利等實質性方面達致平等。盡管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以組織層級為前提的等級關系只是形式上的,卻反映了權力關系的本性。在一切存在著權力關系的地方,都會程度不同地存在著等級。只要公共管理還需要權力,它就不能消除這種“等級”。因此,作為個人的公共管理者在公共管理這一合作體系中也會遇到處理上下級關系的問題,并且會成為他進行日常公共管理活動的基本內容。比如,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需要執行上級命令和維護政府利益;政府外的公共管理組織需要處理與政府的關系、服務于社會和維護社會利益。無論是政府中的公共管理主體,還是社會中的公共管理組織,對于公共利益的理解都會出現偏差,特別是如何把握長期利益與短期利益,必定是一個時時都會碰到的難題。公共管理中存在著無法完全解決的利益矛盾甚至沖突。盡管如此,公共管理者卻不能無所作為。事實上,在公共管理的服務定位中所派生出來的一切主動性、積極性,都會外化為公共管理者自主地處理這些矛盾和沖突的實際行動,進而使公共管理者不同于以往各種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治理者。做到這一點,從根本上說,就是充分發揮公共管理者的角色意識。只要公共管理者能夠對自己的職業表現出充分的自覺,按照自己對其職業特殊性的正確理解去處理上述各種矛盾和沖突,他就會無愧于公共管理這一職業,并且總會達致最佳的從業效果。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對于官吏的要求長期存在著爭論。“官本位”文化的思路在終極追求中是要無條件地“忠君事主”;“民本位”文化的思路則反復申述“民貴”“君輕”的主張。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以制度的形式消解了所謂“貴”與“輕”的爭論。但這種社會治理方式往往是通過間接的、迂回的途徑來認識和了解公共利益的,往往在公共利益的要求與實現之間存在著“時滯”。特別是那些已經實現了職業化的社會治理者,缺乏積極回應公共利益要求的熱情,往往表現出我們稱為“”的那種對于公共利益的冷漠。所以,在走向后工業社會的歷史轉型的過程中,在人們期求更為進步的社會治理模式的過程中,管理型的社會治理方式需要由更加靈活的、積極的和主動的公共管理取而代之。

對于公共管理來說,新型的社會治理體制和制度是其賴以展開活動的前提和基礎。但是,與管理型社會治理方式不同,治理者的職業并不只是簡單地充作體制和制度的構成因素和實現途徑,而是體制和制度的必要補充。由此看來,統治型社會治理倡導官吏忠“君”愛“民”。在君民之間出現矛盾和沖突的時候,要么要求盲目忠君,要么要求理性地貴“民”輕“君”。這兩種選擇都要求官吏在“君”與“民”之間作出選擇和取舍。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得以發生的歷史背景中,“君”“民”的矛盾和沖突是無法調和的。所以,矛盾之中會出現上面兩種對立的主張,要求官吏在兩者之間擇其一。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官員和公務人員以體制和制度作為行為選擇的終極標準,被動地接受體制中的程序驅使,對人民、對公共利益表現出極度的冷漠。他們在公共部門中工作,與在工廠中工作一樣,都具有工業社會特有的色彩,屬于形式化了的職業活動。與此不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發生在合作精神已經成為一種時尚文化的時代。在這種條件下,社會在整體上不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和沖突。因為,一切矛盾和沖突主要來源于不同的認識和理解。如果通過交談和討論能夠取得共識、消解矛盾和沖突,那么公共管理者的職業活動就是運用權力促進交談和討論。

二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角色

人的道德生活來源于人的社會角色。只有了解和確定人在社會中扮演什么樣的角色,才能判定他的行為在何種程度上是道德的。比如,一個公務員做出的某件事可能會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但是,一個普通公民做出同件事卻不被人們認為是不道德的。對一個人進行道德評判,在很多情況下,是因為我們先行對他的社會角色作出了定位。我們說一個人是不道德的,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偶爾不一致,也可能是指他的某一行為與他的社會角色經常不一致。在一般情況下,偶爾不一致能夠得到理解和原宥,而經常不一致則會招致他人的批評和鄙視,甚至遭到他所在群體的排斥。

人在社會生活中可能會同時扮演著多重角色。有些角色是與生俱來的,如血親關系中的角色;有些角色是個人成長過程中必須接受的,如做學生等;而更多的角色是個人選擇的結果。職業作為人的最基本的社會角色形式,正是人的選擇的結果。就是說,普通的社會角色是在人的成長過程中自然生成的。一個人在長期的社會生活中,能夠理所當然地形成應有的角色意識,并且準確地扮演自己所承擔的社會角色。職業角色則不同。它需要人們通過自覺的選擇和主動的學習,才能夠獲得準確的定位。

人們選擇職業有著復雜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人們選擇某一職業,可能因為生活的需要,可能來自生存的壓力,可能出于興趣愛好,也可能屬于理想追求……當人們定位職業角色時,會在職業導師的引領下進入職業角色,也可能會在職業活動的實踐中逐漸找到職業感覺。但是,所有從事職業活動的人,都需要借助于自覺的職業選擇和積極的職業學習,才能夠使自己融合到職業中去,成為真正的職業活動者。這個過程,就是從業者在職業序列中準確地找到他所從事的職業位置的過程。職業活動的舞臺是職位和崗位。職位、崗位是人的社會角色的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是職業化了的社會角色。同時,明確化、具體化和固定化的社會角色,在每一職位和崗位上都會有著明確的責任和義務。人類社會活動職業化程度的提高,更多地表現在越來越明確、越來越具體地規定職業活動中職位、崗位的責任和義務,即通過組織結構、制度規范和活動程序等等方式,為每一職位和崗位確立起明確的、具體的責任和義務。

在社會治理體系中,無論是公共領域還是私人領域,只要是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都會通過職位和崗位來明確界定人的責任和義務,有效地配置權力。這也是近代社會“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中最為典型的形式,但該行為模式沒有注意到人的職位和崗位直接地構成人的多元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就是說,任何一種職業,任何一類專業化社會活動,任何一個組織行為體系,都不僅以整體的形式構造組織化的人的社會角色中的一部分,而且在組織成員個體那里擔負著社會角色,甚至首先在個體那里成為社會角色中的一種。對于人來說,每一個職位、崗位都不僅是特定的組織行為體系中的責任和義務,而且直接地根源于整個社會的責任和義務。

職位和崗位具有二重性,與之相對應的責任和義務也是有同樣的二重性。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屬于特定的職業和組織行為體系;另一方面,責任和義務又屬于整個社會。對于每一職位和崗位上的從業者來說,他的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在職業活動和組織行為體系內會以職務的形式出現,在面向其直接歸屬的行為體系之外時,則以職業的形式出現。特別需要指出的是,職務與職業在從業者這里只是社會角色的二重歸屬。在從業者與他人的聯系中,職務與職業都是直接的。因此,當管理主義組織行為模式成為職務—職業—社會之間的單線聯系模式的時候,責任和義務便被片面化、形式化和缺乏道德的內容。我們在近代以來的社會治理中,時時處處都可以看到社會治理者只對社會治理體系負責而不對社會治理活動的對象及后果負責的情況。比如,就政府而言,下級官員只對上級官員負責,政府所有的官員都只對政府負責。只有政府才對社會負責,政府官員喪失了直接對社會負責的責任和義務的向度。政府對社會負責,卻很少對它的官員負責。因為,政府的官員僅僅是政府的“雇員”,以至于政府的官員在政府中也時常會感到“不平”。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就是要改變這種狀況,把單線的責任、義務模式改造成雙線的甚至多線的責任、義務模式。還以政府為例,公共管理的職業活動要求政府官員一方面對政府負責,另一方面直接對社會負責;同樣,政府既對社會負責,也對其官員負責。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官員不僅僅是雇員。他們在直接對社會負責的過程中獲得了在政府體系中享有自主性的資格。如果說,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的政府視其官員為雇員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成為政府行政執行的工具,那么,公共管理條件下的政府則使政府官員成為擁有自主意識的人。這就是兩者的根本區別。若把這種區別變成革新現實社會治理模式的動力,不容置疑的起點則是在理論上把握職位、崗位及其責任和義務的雙重直接關系。

三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

職業活動規定著人的行為。一個人從事的職業和開展的職業活動,決定了他會有某種定型化的、重復的和連續的行為。他的行為總和構成了他的職業活動的基本內容,進而證明著他的職業角色。從表面上看,人的行為與職業的關系是被決定或被規定的關系,即職業決定和規定著人的行為。但是,這種決定與被決定、規定與被規定的關系,僅僅具有行為形式方面的特征。從實質上看,它是反向決定和反向規定的關系,即人的行為決定職業。特別是在充分自由地選擇職業的情況下,人與職業之間的聯系就是人的行為選擇的結果。考察人的職業角色可以發現,有的人選擇了某一職業后能夠迅速地進入角色,而有的人雖然從事某種職業活動相當長時間,卻始終游離于這個職業角色之外,并不是合格的從業者。這種與職業角色的“和合”與否體現在人的行為中。所以,正是人的行為決定了他是否是合格的從業者。對此,筆者認為是“行為決定職業”。

在職業活動中,人的行為形式可以同一,但人的行為實質卻會各異。對于那些行為規范和評價標準無法量化的職業活動來說,在同樣的職業行為之間會存在著天壤之別。這種情況在社會治理的職業活動中表現得尤為典型。因此,當人們選擇了社會治理這種職業的時候,還只是獲得了形式上的職業規定,實質上的職業規定則涵育于他在社會治理活動中的行為表現。就是說,社會治理者的職業角色主要由他自己的職業行為所決定。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正是通過人自己的行為選擇了自己的存在形式和存在內容。人愿意做什么樣的人,不只是由自己的愿望決定。只有當自己的愿望轉化為行為,他才能成為自己愿望中的人。相對于做人來說,既然人能夠通過自己的行為選擇做什么樣的人,那么人就更能夠用自己的行為來證明自己能否成為某個職業的合格從業者。

自從有了職業活動,人的職業角色就開始由人的職業行為來決定。然而,在近代以來的整個工業社會中,職業活動的形式方面總是受到制度性的強化,使人的行為更多地表現出被決定的特征。同樣,在與工業社會相適應的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由于治理者自主性的喪失,也使治理者的行為主要顯示出受決定的一面。這種現象并不能否證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意義。相反,它證明了人的行為的受動性、被決定性和被規定性是由于歷史造成的,是工業社會的歷史條件限制了人的行為對于人的存在、人的社會角色和人的職業角色的決定性作用。隨著工業社會的結束和后工業社會的到來,人的職業活動在形式方面的規定開始弱化,在實質方面的規定受到強化。人在職業活動中的行為選擇日益顯示出決定性的作用。與后工業社會相適應的公共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突出地反映社會治理職業活動的主體—公共管理者的行為選擇的意義。

公共管理職業的一切實質性的內容,都是由公共管理者的行為直接決定的。如果說選擇公共管理職業的行為決定了從事公共管理活動的形式的話,那么當一個人成為公共管理者的時候,怎樣扮演自己的職業角色,怎樣證明自己是合格的公共管理者,則取決于他的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的某一行為或許多行為,都不能決定其職業角色。決定其職業角色的,只能是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的、穩定和持續的公共管理職業行為。公共管理者的職業行為是公共管理的服務本質得以實現的途徑。公共管理體系的結構和制度安排無論怎樣貫穿著服務精神和體現著服務原則,都不是服務的現實。只有通過公共管理者的具體行為,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才能夠轉化為現實。對于公共管理者來說,他的職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法律的規范,他的崗位服務和任職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權力結構決定。當然,一些特殊崗位和特定職務也會由法律作出規定,但對于公共管理體系而言,卻不是基本現象。職業和崗位、職務方面的法律規定與權力規定,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將以綜合統一的形式出現。這一點也是公共管理行為區別于以往社會治理行為的基本特征。

在統治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社會治理行為主要體現著權力意志;在管理型社會治理模式中,理想的社會治理行為應當主要反映出法律精神。公共管理行為既不是權力意志的作用,也不是法律精神的顯現。公共管理者把他在職業和崗位、職務上的權力規定和法律規定統一起來,作為公共管理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的支持力量灌注到自己的行為中去。所以,在公共管理的具體實踐中,權力和法律都是公共管理行為的前提和依據。權力和法律所支持的和試圖達到的是實現服務的精神和服務的原則。這樣一來,我們在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中所看到的,就是以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為旨歸的、權力和法律的綜合統一。它在根本上結束了“權力歸結為法律”或“法律受權力統馭”的爭論。

盡管公共管理者在其職業行為中用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統一了權力和法律,但權力和法律在他的職業行為中畢竟是一種客觀力量。無論行使權力和執行法律或受權力支配和法律制約,這種客觀力量都會對他構成壓力,使他的行為選擇受到約束。公共管理者怎樣才能超越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呢?應當說,在一切存在著權力和法律的地方,社會治理者都會遇到這種被動的、不自由、不自主的狀況。對此,以往的社會治理者往往不得不加以接受。公共管理者采取的則是積極應對的態度。他們把公共管理這一新型的社會治理模式所擁有的、作為制度力量和體系力量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轉化為個人的道德力量。這樣一來,公共管理行為便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職業行為,而是發生在公共管理職業活動中的道德行為。就是說,當公共管理體系的服務精神和服務原則僅屬于制度和體系的時候,還只是相對于公共管理者的“客觀精神”,公共管理者在職業活動中必須秉承和尊奉。一旦這種服務精神轉化為公共管理者的道德信念和道德標準,公共管理者也就獲得了自由和自主。這時,公共管理者的行為不再是受著某種外部力量驅使的行為,而是由他自己的意愿主使的行為。在人的一切行為中,只有道德行為是最自由、最自主的行為,職業行為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