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機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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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篇

金融危機又被稱為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自2008年9月美國雷曼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標志金融危機開始以來，這場危機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價下挫，出口放緩，消費滯漲，失業率增加。危機現在依然在持續，其破壞力及影響力是巨大的。在此情況下，國人的消費觀念是否發生了一些變化？發生了什么變化？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消費觀念帶來了什么啟示？

2、美國金融危機透視

此次金融危機的直接誘因是美國2008年8月爆發的“次貸危機”。美國人購物尤其是購買住房等高檔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貸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實上，美國借貸消費文化的產生與發展已有近百年歷史,借貸消費也曾經受到清教倫理的譴責，經受過社會文化的挑戰。但上世紀30年代以后，這一消費方式逐漸為社會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們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國人崇尚超前消費，中產階級生活方式蔚然成風。他們手握信用卡盡情購物、瘋狂消費，卻似乎忘記了“欠債還錢”這個道理。隨著房產泡沫的破裂，美國房產價值逐漸蒸發，現在有近1/6的美國房主背負的房貸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價值，這也增加了拖欠償還按揭貸款的可能性，從而為次貸危機乃至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禍根。

3、金融危機對我們的沖擊

曾經有一個廣為流傳的故事：一位中國老太太，含辛茹苦地過了大半輩子，終于在臨終前攢夠了買房子的錢，搬進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國老太太，在年輕的時候通過貸款買了一套房子，一輩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臨終的前一天，終于把貸款還清了。這個故事在中國剛剛出現商品房的時候，為推動中國的房地產還有金融業的發展確實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時至今日，貸款買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經地義的事情，畢竟一次性付款購買商品房對多數中國人來說還難以做到。而隨著金融危機進入中國并在中國蔓延，一些我們不愿意看到的負面報道也在不斷出現：許多企業倒閉，特別是一些外貿企業；企業掀起裁員潮；工作越來越難找，即便對今年大學畢業生乃至研究生來說情況也不容樂觀，據媒體最新報道，截止今年7月日，經多方努力，高校畢業生就業率達68%；在許多行業，加薪開始變得遙不可及；隨著需求減少，商品價格正在不斷下降，從而導致企業生產的熱情也在不斷降低。總理今年1月28日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年會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機對中國經濟也造成較大沖擊，主要表現在：外部需求明顯收縮，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生產經營困難，城鎮失業人員增多，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明顯加大。據媒體上報道，僅廣東一個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萬多家企業，大多是加工制造業，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業；另一個事件恐怕就是武鋼前期出臺的裁員減薪計劃了。國有企業率先扛起了裁員減薪的大旗，對整個市場的影響恐怕更多的是會造成人們心理上的恐慌。

4、減少與防范金融危機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國老太太”有“中國老太太”一半勤儉持家的態度，貸款消費悠著點，量力而行，美國的金融危機或許就不會爆發了；而如果那位“中國老太太”有“美國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費的理念，存一點消費一點，量入而出，生產的東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內需也就強起來了，我們抵御金融危機的能力或許就更強了。金融危機所造成的危害和影響依然在持續，這也為置身其中的我們帶來許多啟示與思考，為減少金融危機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與抵御，筆者建議：

量入為出，適度消費

作為國人長期傳承的一種消費文化，我們應該深刻的認識到，消費支出應該與自己的收入相適應，自己的收入既包括當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對未來收入的預期，也就是要考慮收入能力。因為，信貸消費與人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有直接的關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經濟承受能力之內，應該提倡積極、合理的消費而不能抑制消費，否則，一方面，會影響個人生活質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會生產的發展，特別是，當前我們國家已經形成買方市場，應該充分發揮消費對生產的帶動作用，從而促進生產與消費的良性健康發展。

避免盲從，理性消費

盲目從眾是消費中常見的一種消費心理現象，也是對普通消費者影響最大的一種消費心理現象。因為，人們的消費行為始終受到消費心理的影響，如從眾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這些心理往往相互聯系，共同影響人們的消費。所以，在消費中我們要盡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費心理的影響，要注意保持冷靜，避免心血來潮，避免事后發現這種消費選擇并不適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堅持從個人實際需要出發，理性消費。

保護環境，綠色消費

綠色消費就是指以保護消費者健康和節約資源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環境保護標準的各種消費行為的總稱，核心是可持續性消費。因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環境污染和資源的嚴重短缺，我們國家提出了實施“可持續發展”和“科學發展觀”，所以，應該從自身出發，保持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堅持綠色消費。

勤儉節約、艱苦奮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憂而憂，后天人之樂而樂”，“生于憂患，死于安樂”。這些名句，作為中華美德的一部分，影響了一代又一代國人的思想與消費觀。雖然由于改革開放，我們向世界敞開了懷抱，國外的一些思想與消費觀不斷沖擊著國人，并在國人心中產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但作為主流思想，代代相傳的美好品質，并不會因時間流失而改變，相反在與各種思潮的較量中展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機中凸顯優勢，值得我們繼承并發揚。

【參考文獻】

［1］巴曙松等《金融海嘯中的那些人與事》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1.

［2］孫飛趙文鍇《金融風暴啟示錄》新世界出版社2008.12.

第2篇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克魯格曼曾一針見血地指出，金融危機的本質是倫理危機、文化危機。對于國內企業而言，對危機進行文化反思，同樣十分必要。我們應該看到，危機對國內企業文化建設帶來了深刻影響，既提出了嚴峻挑戰，也提供了難得機遇。危機檢驗企業文化建設成效。危機是企業文化建設的試金石。一個企業究竟重視不重視企業文化、企業文化建設的效果如何，在危機時期體現得尤為明顯。面對危機，企業是持續推進企業文化建設還是暫時放到一邊，是一以貫之地踐行所倡導的價值理念還是說一套做一套，反映出企業是真正重視企業文化還是“葉公好龍”，將企業文化作為錦上添花的裝飾品。嚴峻形勢下，企業能不能保持強大的凝聚力、職工能不能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面貌、企業有沒有持續發展能力，則直觀地反映出企業文化建設的成效。危機凸顯企業文化的價值。一般來講，企業生存與三個要素緊密相關，即環境、資源和文化。企業適應環境，可以活的下；企業資源充沛，可以活的好；企業文化優秀，可以活的久。環境、資源是客觀的，文化則是主觀的，無論外部環境如何變，企業文化是可以確定的，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在外部環境異常惡劣的情況下，只有充分發揮企業文化的作用，用先進的企業文化有效整合資源，內聚人心，外樹形象，才能推動企業持續發展。危機“倒逼”企業文化創新提升。危機往往是催生優秀企業文化的契機。比如，海爾的質量文化，如果沒有產品質量危機，張瑞敏不砸冰箱，也就不會有這一企業文化的經典案例。從大的方面講，文化可以分為兩類：常態文化和危機文化。前者代表的是相對平穩發展、有規律性的文化；后者代表的是危機條件下，人們思維、生活方式突然改變后的文化。客觀講，這些年，國內企業特別是鋼鐵企業快速發展，對危機的認識和準備不足，對危機文化重視不夠、研究不深。面對危機，很多企業突然發現曾經津津樂道的企業理念、曾經“宏偉壯觀”的發展戰略，似乎一夜間便顯露出窘態，難以為繼。這就要求企業必須認真反思自己的企業文化，及時調整，不斷完善，從而使企業文化得到豐富發展。

二、把握危機時期企業文化建設的著力點以“文”化危

優秀的企業文化是企業度過危機、成長壯大的根脈。危機時期，企業必須認真把握形勢對企業文化建設提出的新要求，圍繞企業文化作用的充分發揮，把握工作的著力點，創新企業文化建設，以“文”化危，以“為”求機，為企業度過危機、持續發展提供文化支撐。著力建設危機文化，發揮企業文化的導向作用。當前形勢下，企業必須注重建設完善危機文化，充分發揮企業文化在危機時期的導向作用，引領職工共克時艱。危機文化應該至少包含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是危機理念。微軟總裁比爾•蓋茨講，微軟離破產只有180天；海爾CEO張瑞敏講“永遠戰戰兢兢，永遠如履薄冰”；華為總裁任正非講“在春天與夏天要念著冬天的問題”，都體現了較強的危機意識。面對當前的嚴峻形勢，萊鋼提出了以“化危為機，自救圖存，齊心扭虧，自我超越”為核心的危機理念，通過報紙、電視、網絡、宣傳欄、黑板報等形式，加大宣傳力度，使其深入人心，凝聚克難制勝的正能量，引領干部職工把危機變為強身健體的機遇，牢固樹立“自救”意識，齊心戮力減虧扭虧，保生存圖做強，努力實現新的超越。二是危機管理。危機管理包含危機的辨識、預警、確認和處理，要求企業提高對危機的預見性，事先做好危機處理預案，當危機發生后，按照制定好的預案和計劃，迅速處理問題，縮短危機時間，減少損失。為了加強危機管理，萊鋼實施全面風險管理模式，對全公司各業務流程中的主要風險因素進行梳理，確定了戰略、財務、市場、運營、法律五大類75種274條風險事件，研究制訂風險控制策略，以防范和化解企業內外部可能面臨的風險和危機，確保公司戰略目標的實現。著力建設創新文化，發揮企業文化的激勵作用。創新是企業發展的不做動力，也是企業應對危機的活力之源。建設創新文化就是要營造鼓勵創新的文化氛圍，強化職工創新工作的動機，引導廣大職工發揮聰明才智應對危機。

一是培育創新精神。尊重員工的首創精神，寬容對待失敗，營造良好的創新環境。廣泛開展群眾性的創新活動，對員工總結的先進操作法、技術創新成果、合理化建議等進行表彰獎勵，激發員工的創新積極性，涌現出大量群眾性創新成果。2013年，全公司共表彰職工技術創新成果1512項，創造經濟效益2.15億元。二是建立激勵創新的機制。注重人才的培養和使用，把那些創新意識強、善于思考、勇于探索的技術和管理人員放在重要崗位上。實施首席工程師負責制，實行“專家、學科帶頭人、優秀科技人才”三級評價獎勵政策。建立以成果為主的評價機制，打破學歷、身份限制，實行動態管理。三是推動各層面創新。激發各層面的創新積極性，將創新貫穿于企業生產經營、管理、黨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設的全過程。加強新技術、新產品的研發，召開科技大會，重獎科技成果。2013年累計開發新產品61項，新產品銷售比例達到30%。開展管理創新成果、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成果評選表彰，給予相應的獎勵。今年以來，萊鋼實施了“保生存、求發展噸鋼增效400元”、“加快推進運營轉型、全面實施精益管理”等重大管理創新，提升了管理水平和組織績效。2013年，萊鋼黨委召開第五屆萊鋼思想政治工作創新大會，表彰黨建、思想政治工作創新成果20項。著力建設和諧文化，發揮企業文化的凝聚作用。越是困難，越要講和諧。和諧產生凝聚力，和諧產生戰斗力。危機時期，必須更加重視和諧建設，用和諧文化將職工凝聚起來，確保隊伍不亂、力量不散、干勁不減，眾志成城抗擊危機。在當前形勢下，對企業內部而言，和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企業對職工講“共贏”，另一方面職工對企業講“共擔”，也就說，企業與職工共享陽光，同擔風雨。面對困難形勢，萊鋼積極踐行“共創共進共贏”的核心價值觀，構建大幫扶機制，建立五條保障線，設立職工服務中心，提供心理疏導、法律援助、困難幫扶等服務，落實人文關懷，讓職工感受到冬天里的溫暖。企業關愛職工，職工感恩企業。廣大職工與企業同呼吸共命運，將崗位視作抗擊嚴冬的戰場，以實際行動喊響“企業有困難，我們來承擔”的口號，積極為企業獻計獻策，眾志成城齊心扭虧，全力打好保生存圖做強攻堅戰。

三、加強和創新危機時期企業文化建設的幾點思考

1、企業文化建設必須更加注重人文關懷。重視人的價值并努力創造條件促成人的價值的實現，以此達到企業價值的實現是現代企業管理的核心，也是企業文化的本質所在。職工不僅是企業文化建設的主體，而且也是企業文化的載體，是企業文化的承載者和實踐者。企業文化建設必須堅持以人為本，落實人關懷，使企業文化真正得到廣大職工的廣泛認可，被廣大職工信奉和實踐，從而產生強大的物質力和推動力，提高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2、企業文化建設必須更加注重創新應變。企業文化是企業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形成的價值理念和行為準則，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同時，企業文化也應該具有適應性，能夠適應內外環境的變化。特別是當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時，企業文化應該與時俱進，打破穩定性所導致的“習慣陷阱”或“路徑依賴”，以創新應對變化，以創新促進發展。否則，企業文化就成了一潭死水，沒有生命力。

第3篇

金融固然歸根結柢是一種信用關系，但是“金融”這種信用關系所要求於一個社會的道德基礎的條件卻比一般信用關系強得多。托賓（JamesTobin，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在為《新珀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詞典》撰寫的“金融”詞條里說∶一張借據，僅當它進入流通領域時，即被債權人拿來當做“信用”轉讓給第三方時，才具有“金融”的意義。在韋伯（MaxWeber）的論述傳統中，金融，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基礎上的股票カ場這樣的金融活動，可以被理解為一種“大眾參與”的過程。在這里，我把“大眾”定義為超越了“私人聯系”所能維系的竤體的規模。與托賓的定義一致，當我們考察一張借據能夠成為一項“金融工具”的前提時，馬上會注意到金融與“信用一般”之間的本質差異∶在傳統社會里相當常見的借據，只要求借貸方對出據方的信任關系。這種關系可以而且經常僅僅依癠於私人聯系（血緣、地緣、業緣）；在大眾參與的金融過程中，出具這張借據的個人的信譽，對多次轉讓以后的債權人而言幾乎沒有甚么意義。沒有誰會因為不認識一家企業的老板而拒絕購買普遍被看好的該企業的股票（盡管許多人會因為認識那家企業的老板而購買該企業的股票）。金融過程所依賴的，不再是幾乎每一個能夠生存下來的社會的道德傳統中都具備的人與人之間的“私人信任關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聯系基礎上的信任關系），而是必須依賴於“非個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聯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稱作“抽象規則”（abstractrules）的那種制度。這種制度在韋伯那里被稱作資本主義的“支撐體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獨立的審計和會計系統、獨立的司法與法庭抗辯系統，以及使“自由契約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種種制度。事實上，當我們（跟著韋伯）如此重視資本主義制度的“可計算性”的時候，我們必須看到，如果不是因為這些“支撐體系”的超越私人聯系的性質，如果不是因為這種“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鐵面官僚”的冷淡，無情地排除或極大地減弱了那些時刻包圍著我們的、無孔不入的“私人聯系”的影響，那么資本主義的“可計算性”就難以存在。

讓我從股票交易中提出一個簡單的例子來說明上面的論點。在美國流行的網上股票交易商當中，明確地規定了所謂“跳一價位”（stickup）制度。就是說，當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發出交易指令時，如果指令是“賣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場價格從下降過程中停穩的某個價位再跳上一個價位時執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價位的規定是為了防止股票カ場在高度不穩定期間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盤的地步，因為從理論上說，賣空股票的數量可以無限大地超出股票發行的總量。當股票從一個過高的價位下滑時，往往引發“雪崩效應”，手中執有股票的人會爭先恐后賣出股票，而原本沒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機，會大量賣空股票。跳一價位的規定使得賣空行為相對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現在賣出股票的行為而言，處於劣勢。例如當IBM股價一天之內從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時，如果中間沒有停頓，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賣空方基本上無利可圖，甚至可能虧損（如果股價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彈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隨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執行的賣空就會造成虧損）。

跳一價位規則也許或者肯定對社會整體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會的道德基礎是甚么呢？我還是想用具體的例子來說明這個要求。在跳一價位的規定下，委癠方事實上只有兩個選擇∶（1）向方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在該指令下，委癠契約關系規定，方必須“盡最大努力”（besteffort）為委癠方賣一個好價錢；（2）向方發出“限定價格”（limitorder）指令（當然包括“止蝕限定價格”）。在該指令下，方要么不賣，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價格以上將股票賣出。對華爾街的許多股票及其期權（options）而言，價格在一天之內的變動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計算機業三巨頭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內變動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鐘走勢圖上顯示，Dell從85美元幾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與此同時，Dell的期權價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權為例，則毫無停留地從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內的變動幅度幾乎達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讀者會注意到，這正是股票交易人謀私利做“老鼠倉”的大好時機。仍以Dell為例。如委癠人發出的指令是“隨行就カ”購買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權，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當日最高價格6美元為委癠人“買進”期權，而實際上自己以例如當日行價3美元買進再轉讓給委癠方，獲利100%.如果委癠人發出的是賣空指令，那么在跳一價位規則下，人仍可以在當日的較高和較低兩個價位上自己賣空，然后把那些在較低價位上賣空的股票“轉讓”給委癠人（即在低價位上買回并在同一價位上借出該股票給委癠人）。盡管有詳細的規則禁止人這樣做，但由於監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實上很難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個價位上執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夠看到交易當天“場內專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記錄。我在香港曾經聽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說，香港交易機構里幾乎人人都有“老鼠倉”。這或許是夸大的，但離現實應當不會太遠。另一方面，以我個人多年的經驗，美國的網上交易員，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聯網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倉”。所以我相當放心地發出“隨行就カ”指令，并經常於事后得知成交價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這個例子說明，跳一價位規則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實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賴於規則執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監督成本高昂的場合尤其如此。這也是諾斯（DouglasNorth，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所說的“第一方監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詳細介紹過，在成熟的資本カ場里，各大交易公司不僅為競爭客戶而珍惜自身名譽，而且還要競相為客戶提供可靠和權威的信息諮詢。后者比前者更加難能可貴，也更難以靠第二方（即參與契約的其他當事人）或第三方（即與契約利益無涉的仲裁者）來監督。由於技術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來監督人行為的成本高昂，許多原本對合作雙方都有利可圖的項目，在缺乏道德共識的社會環境里就無法實行。試想，假如我發現每一次我的“隨行就カ”賣空的指令得到的結果都比我預期的價格低得多，我就不會繼續使用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來的交易中，當カ場變化劇烈時（限定價格的指令往往無法執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間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上面討論的只是一個小例子.就我的理解而言，目前發生在亞洲許多地區的“金融危機”（貨幣動蕩只是這一危機的表現之一），與上面這個例子的性質是一樣的——信譽危機。在西方成熟的カ場經濟里，所謂“壞帳”固然難以避免，但是出現與韓國政府貸款的壞帳比例（根據一份材料的估計，接近40%）類似的壞帳卻是少見的。中國的銀行向國營企業發放的貸款，壞帳比例即使已經高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但也只有20%.80年代以來，許多發展中經濟開始從古典發展階段（即珀特爾MichaelPorter所謂“要素驅動的發展階段”）進入規模經濟發展階段（即珀特爾所謂“投資驅動的發展階段”），從而需要建立大規模集資的機制。政府干預下的集資固然可大規模進行，如同韓國在1970-1990年期間所做的那樣，但其社會弊端往往抵銷了經濟效果（例如由此而來的政治腐敗和新的老的“財閥族”），即使經濟上的效果，也未必有預期那么好（參閱人們最近幾年對“亞洲奇跡”的批評）。但是，如果放棄政府干預這個手段，在互不相識的廣大人竤之間如何實行大規模集資呢？“金融”做為一種特殊的信用關系，一種“大眾參與”的信用關系，便在亞洲諸“非西方社會”經濟發展的這一特定階段里凸顯出來。這一“金融深化”

（financialdeepening）過程與本土文化尤其是本土知識（localknowledge）的沖突性也便凸顯出來了。

從亞洲各國在“經濟起飛”（thetake-offstage）階段所發生的社會變化來看，現代化過程在很強的意義上就是西方化的過程。例如在日本和韓國經濟起飛的階段，這兩個國家的離婚率、自殺率以及犯罪率都有統計意義上非常顯著的增加；人們對家庭的觀念和社會對“個人主義”的態度也都有了很大改變。在傳統道德意識不斷弱化的同時，新的、與西方“資本主義”相適應的道德共識卻難以在短期內形成。於是，這許許多多剛從“家”的牢籠里走出來進入“カ場”的陌生“個人”，開始體驗到普遍的信譽危機。這在中國大陸尤其突出；那里正在流行的一說法叫做“殺熟”，就是親友之間為利益金錢而展開的廝殺。道德基礎在傳統與現代兩方面的缺失，這種“兩處茫茫皆不見”的道德無政府狀態，顯然是難以為繼的。而在這一社會轉型期里的金融過程，顯然也是難以為繼的。當金融過程繼續不下去時，在這些社會里，其實只有兩個解決危機的辦法∶（1）政府出面干預，并且面臨著經濟集中化的危險；（2）回到非金融化的カ場經濟里去，放棄規模經濟的好處。除非，社會有能力重構自己的道德基礎，否則是不會有甚么長期意義上的“信用關系”的。

上面這些沒有附加經驗數據的論說，大體上只可以當成“判斷”而不是學術性的結論。不過，當我們憑著對非西方社會行為方式的熟悉來想像，那些金融機構里的貸款分析員和監督人員是如何處理日常帳目往來的，他們以及他們的上級如何在評價投資項目時受到各種私人聯系的影響以及如何在項目已經出現問題時試圖隱瞞……；我們可以想像在一個被概括為“一個一個同心圓構成的”、以每一個個體為圓心的社會關系網里，個體是如何對待那些寫在紙面上的、“超越了私人聯系”的規章制度的；我們可以想像“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直在其中”這句話對金融秩序意味著甚么。我可以在一種非常或過份徹底的意義上認為∶人們必須在商品“等價交換”公式的兩端異化到非人的狀態，異化到只服從抽象的金錢的驅使和抽象的、外在的法律約束的時候，才有資格像威尼斯商人那樣（同時也不要忘記了莎翁筆下“夏洛克的那一磅肉”）來玩“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