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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自然人是指按照法定構成要件和程序取得特定的商主體資格，獨立從事商事行為，依法承擔法律上的權利和義務的個體。在中國的歷史傳統中，“父債子還”的觀念深入人心，人們對“破產”的法律概念相對陌生。現代意義上的破產是指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所使用的償債程序和該程序終結后債務人身份地位受限制的法律狀態。“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指“支付不能”，是對全部債務不能清償的綜合概括狀態，是債務人無力支付的客觀狀態而不是債務人不愿或出于惡意而拒絕清償的主觀行為。商自然人破產是商自然人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法院對其宣告破產并對其全部破產財產進行清理分配或和解。商自然人破產并不是把不能清償債務的商自然人的身份地位“破”掉或者是把其破產財產分掉，而是及時切斷商自然人的債務負擔，為其提供“重生”的機會，避免債務惡性地無限膨脹，保障經濟秩序的良好運行。商自然人破產的根本目的從微觀上說在于通過法定的程序，確認商自然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的事實狀態，并使其所有債權人能夠得到公平受償；從宏觀上說在于通過優勝劣汰建立和維持良好的市場秩序。現實生活中大量存在的商自然人如果不能進行優勝劣汰，破產法的全部價值就無法真正實現。世界各發達國家的破產立法，無一例外都承認商自然人的破產。
二、商自然人破產的必要性
我國的《企業破產法》（草案）并不承認商自然人破產。但是目前大量的商自然人參與到市場經濟活動中來，產生非常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并出現越來越多的“百萬負翁”。現實社會需要對商自然人的破產進行立法。筆者認為以下原因都可以說明商自然人破產的必要性：
（一）現代破產制度的社會功能由單一關注債權人的利益，轉為不僅關注債權人的利益，同時也關注債務人的利益。
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應該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因為一方面當商自然人陷于債務不能清償時，商自然人有可能將自己現有的有限財產優先償付給與之有特殊利益或關系的人從而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個別債權人也可能先通過法院強制查封或變賣破產人有限的財產，從而使自己優先獲得受償從而損害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另一方面，商自然人也可以利用其不能被宣告破產而無限期地承擔連帶債務的特點，利用虛假合同、抵押等方式，在債務出現危機時，隱匿資產或對抗債權人查封拍賣請求，惡意不償還債務，使債權人即使訴諸法律也無法實現其債權。
同時商自然人可以破產也能保護商自然人的利益。因為在一個經濟運轉正常的社會中，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可以使其通過破產免責，解除剩余債務從而獲得新生，重新投入到社會經濟生活中去；如果背負沉重債務的商自然人不能申請破產，當他繼續參加社會交易時，往往形成一連串的債務不能清償，影響社會交易的安全，最終使債務人成為社會的負擔。如果允許商自然人破產，就可以使商自然人從沉重的債務壓迫下脫離出來，重新開始事業，減輕社會的負擔。另一方面，對于法院而言，如果商自然人可以破產，則可以一并解決針對商自然人的全部金錢訴訟，避免了執行難的問題，也減少了法院及當事人的訴訟。
（二）法律應對同是市場主體的商自然人和企業同樣對待，提供同樣的市場準入機制和同樣的淘汰機遇，設定同樣的破產后果，提供同樣的破產保護。公平競爭原則是市場經濟基本原則，所有經濟主體，無論大小、強弱、所有制形態如何、其市場主體地位都應平等、一致，都應在公平的基礎上展開競爭,得到平等的法律保護。市場經濟要求其主體按照市場規律的要求有序運營，也要求不合格的主體退出市場，否則就極有可能使其他不了解該主體具體經濟狀況的市場主體同其繼續進行商務往來，最后可能會導致無法正常回籠資金，陷入債務危機。同時，立法中如果不確立商自然人破產的話，陷入債務危機的商自然人的相對人（即債權人）的財務帳面中就會體現出債權，但是這種債權卻因商自然人無力償還而長期存在。這樣市場主體的真實經濟狀況因無法實現的債權而處于一種虛幻狀態中，當這種虛幻所產生的負面影響在整個社會中積蓄到一定程度時，必將對市場秩序產生嚴重的破壞。
（三）商自然人破產也是一個國際化的趨勢。經濟全球化和破產程序域外效力屬地主義轉向普及主義的趨勢，使得在一國法院提起的破產程序會涉及債務人位于國外的財產，我國入世后對外開放的力度會更大，國際間各種商事主體的經濟合作會增多。如果我們不承認商自然人破產，那么將會產生或者在我國境內的外國商自然人陷于無力清償到期債務的境地時，我國將無法根據債權人的申請宣告其破產；或者在外國境內的中國商自然人達到了破產的界限，被外國法院根據其國內法宣告破產并將效力擴展到我國時，我國債權人無法請求國內法院的救濟，也難訴諸國外法院的情況，這對我國的債權人來說都是非常不利而且是很不公平的。為了解決以上問題，我國立法應遵循國際慣例，擴大破產主體的范圍，認可商自然人的破產。
三、商自然人破產的可能性
我國目前存在的商自然人破產的客觀條件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商自然人債務危機的客觀存在為商自然人的破產提供了現實基礎。當一部分商自然人因無力償還到期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而數個債權人又同時要求清償債務時，商自然人便產生了經濟上的破產可能。市場為商自然人建立了市場準入機制，也應該為其制定相應的市場淘汰機制。當商自然人資不抵債時，其財產已不能使全部債權都獲得清償，債務清償矛盾便由債權人與商自然人之間擴展到了債權人相互之間。債權人為了各自的利益，爭先恐后地對商自然人采取一些合理不合法的自力救助行為，比如扣押債務人的財產或拘禁其人身以滿足自己的債權。這樣訴請在先的債權人有可能得到清償，而處于同一序位的其他債權人的利益可能得不到法律的平等保護，因此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促使人們走向合理合法的公力救助，要求債權人在財產的分配形式和程序上保持平等，最終公平受償。商自然人破產就可以解決這一問題。因為通過破產，可以依法強制分配商自然人的破產財產、公平清償債務。商自然人破產也成為了維護交易安全，保障交易公平有序的有效手段。
（二）隨著國家票據管理制度的逐步健全及銀行票據交換電子化水平的提高、現金管理制度和財務會計制度的嚴格執行，支票匯票等銀行票據交易結算支付手段和電子支付手段必將日益成為社會經濟交往中的基本支付手段，國家對各經濟主體，尤其是商自然人的監督管理方式和水平必將由此產生重大改觀，使商自然人的財產管理逐漸規范，對其財產的管理、監控變為可能，個人獨資企業法、合伙企業法等法律制度的不斷完善也使商自然人自身的組織和活動日益規范，為建立商自然人破產制度提供了條件。
（三）破產制度得以制訂和實施的條件之一就是個人財產有明確的界定和分配。我國在這方面是比較落后的，但隨著我國物權法的頒布，我國個人財產權屬不清，界限不明的狀況已有所改變，并且我國個人的信用體系也以極快的速度在建立之中。商自然人通過與外商大量的商務往來，也接受了西方社會先進的信用觀念，并體會到了誠實經商，信用經濟的潛在利益。另一方面，人們對破產的相關知識了解得也越來越多，懂得破產既能保護債權人的利益，也能保護債務人的利益，所以交易雙方的利益都需要破產法來調節。
（四）現行的企業破產法將破產標準定為：“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資產不足以清償到期債務”。司法實踐表明，“經營管理不善造成嚴重虧損”很難認定和操作，根據這一情況，草案將“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與“不能清償到期債務”并列為破產原因，草案對破產原因的認定將更加明確，更具可操作性。而國際上通行的破產條件之一也是“債務人不能清到期債務”。這說明我國在認定破產條件時已經和國際接軌了，這也是我國商自然人破產立法時機成熟的一個體現。
有些學者認為把商自然人破產是外來制度，把它移植于我國，必定與我國本土文化有很多不相容的地方，并認為目前我國商自然人破產立法的時機也尚未成熟，所以不宜匆忙立法。這些學者的主要觀點是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中國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重義輕利思想嚴重，加上歷來重農抑制商，使得破產制度的產生缺乏天然的環境。二是中國歷史上的家庭制度一直占統治地位，個人財產與家庭財產的財產范圍不明顯，缺少商自然人破產中“個人獨立財產”的條件。三是“欠債還錢”，“有債必還”以及“父債子還”等觀念深入人心，人們不會接受“債務可以被破掉（免除）”的觀念，這恰恰與現代破產法免責主義相對立。這種傳統文化可能會成為自然人破產免責主義確立的一種障礙。四是自然人信用制度的缺失是中國實施破產法最大的阻礙。西方社會有全社會范圍內的個人信用體系，個人的財產清晰度高，個人信用評估制度和信用體系都非常完整和發達。五是人們對破產的偏見。破產后可供自然人使用的財產及其有限，可能出現生活困難的現象；加上破產自然人的信譽信用受到損害，再行舉債幾乎不可能；并且法律對其人格進行的某些限制，不準其從事某些特定的職業以及人們對破產的世俗偏見，破產人再就業也比較困難。
但是筆者認為現實生活確實出現了許多破產法實施的可能性和成熟條件。當現實生活中的破產案件越來越多時，如果不及時采取應對措施而任由發展，其負面影響增大到影響社會生活時才來制定相關法律法規的話，法律的滯后性又凸顯出來了。所以基于以上對商自然人破產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的論述，筆者還是認為我國可以考慮對商自然人的破產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