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辯證法與技術與經濟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自然辯證法與技術與經濟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我國自然辯證法界為什么要開展技術與經濟的研究

現在，在我國自然辯證法界許多人可能已經意識到，技術與經濟的研究，特別是其中的技術創新的研究是一個前景廣闊的研究方向。但是，自然辯證法界為什么要開展技術與經濟的研究？對此問題似乎還無人作過認真的思考。這里試給出如下三個方面的理由。

首先，這是面向現實的需要。誠如吳國盛先生在其“試論自然辯證法”一文中所說，我國自然辯證法界有一個傳統的研究取向，就是注重研究社會經濟等現實問題。［（1）］如糧食問題、農業問題、持續發展問題、甚至南水北調問題等。即使是科學史那樣的幾乎與實際無關的學科也試圖作一些科學社會史研究，以便與社會發生關聯。而八十年代興起的科學社會學熱則更是出自這種研究取向。這種研究取向，從自然辯證法在我國的發展歷史來看也可反映出來，而且是越來越明顯地反映出來。本來，恩格斯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開始創建的自然辯證法只不過是一種自然哲學或自然科學中的哲學理論，并不研究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而在我國解放后于1956年制訂的第一個自然辯證法研究規劃《自然辯證法（數學和自然科學中的哲學問題）12年（1956～1967）研究規劃草案》中則把“作為社會現象的自然科學”也作為自然辯證法研究的一個內容，其中就包括自然科學同生產、技術的關系以及同其他社會因素如政治、宗教等的關系，而按照當時參與制訂該規劃的許良英先生的看法，這就相當于今天所說的“科學、技術與社會”。［（2）］雖然這個研究內容在后來的一段時間內并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但從粉碎“”以后我國自然辯證法研究新的興趣點的變遷情況來看，大致經歷了從傳統的三大塊即自然觀、科學觀和方法論到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再到科學、技術與社會，直至近年來出現的技術與經濟研究這樣的一個過程。從中可以看出，研究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的取向越來越明顯。甚至可以說，技術與經濟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前幾年比較熱門的科學社會學和科學、技術與社會研究的必然的延伸、發展或深入。

其次，自然辯證法要研究現實的社會經濟問題，但現在的研究范式又面臨困難，這也要求轉移研究重心和切入點，尋找合適的新范式。先來看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這類研究大多是問題導向的研究，常常具有跨學科的性質，并沒有統一的范式。對于解決具體問題來說，這類研究可能具有一定的參考意義；但是對于研究本身來說，往往是各談各的問題、各有各的觀點和分析方法，相互之間無甚聯系，因而也就缺乏積累性、繼承性和進步性。這恐怕正是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多年來發展緩慢的一個原因。再來看科學社會學，本來作為一門學科的科學社會學應該可以為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提供一個基本的范式。但是，以默頓為代表的科學社會學，主要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局限于科學家小社會的一些問題，如科學家的行為規范、科學獎勵系統和科學界的分層等等，而對科學家小社會與整個大社會的互動關系則很少涉及，即使有所涉及也并不深入、很不系統。事實上，這也是由科學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應該承認，總的來說與技術相比科學活動更具相對獨立性，即后者與大社會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不如前者那樣強。雖然在大科學的時代情況有所變化，但即便如此，我們所說的大科學中相當一部分實屬技術。因此，要想更多、更直接、更有效地研究社會現實問題，必須將研究對象轉向技術。而在研究技術與社會諸因素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時首要的任務就是研究關系最密切、作用最強的技術與經濟的問題。

這里順便再討論一下吳國盛先生在前引文中的一些觀點。他指出，只存在作為事業和作為理論的自然辯證法，而沒有作為學科的自然辯證法，原因是它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范式，事實上它不是一個學科而是多個學科和多種研究的簡稱（在這個意義上，本文認為可把自然辯證法廣義地理解為科學技術研究，這里的研究是多方位的研究，如哲學的、社會學的、乃至經濟學的等，因而是復數，對應的英文studies比較能表達這一意思。這種理解也有利于與國際接軌）。這樣，也就為在自然辯證法的名義下進行廣泛的研究和發展一系列新學科作了某種辯護。在這一點上，我們比較贊同他的觀點。但是，接著他又把自然哲學、科學哲學、科學史和科學社會學作為自然辯證法事業應該大力支持發展的四大重點學科，則就顯得有點狹窄了。因為他把技術全然排除在外，同時也就將技術與經濟的研究排除在外。從嚴格意義上講，如果按現在把自然辯證法的性質定為哲學（自然辯證法專業的學位是哲學學位），那末它只應包括自然哲學和科技哲學以及作為其基礎的自然史和科技史。既然作為事業的自然辯證法可以把性質屬于社會學的科學社會學作為重點學科加以發展，為什么不把技術社會學（近年來在國外發展很快）和技術與經濟的研究（下文將談到其基本范式是技術變遷經濟學）包括進去呢？而且，據吳分析，社會學研究注重實證，有現實意義，哲學研究要求思辨能力，沒有多少現實意義，因而搞哲學的人越來越少，搞社會學的越來越多，這是必然規律。［（1）］那末，按照這種邏輯，關于技術與經濟的研究，必將成為自然辯證法事業中一個重要的研究內容和主要的發展方向。

最后，在我國關于技術與經濟的研究有必要由自然辯證法界來參與，還在于如下一個“國情”：我國的主流經濟學者由于其學科背景的原因而缺少對技術本身的了解（不象西方經濟學家，如斯坦福大學的NathanRosenberg長期潛心研究技術，按他自己的說法，已成了業余的技術史專家），因而很少有人關注或從事這一研究；經濟學界關注或從事這一研究的一些學者大多屬于技術經濟的范式，而技術經濟主要是關于工程或技術項目的經濟評價問題，當然還有一些技術創新管理學者的研究也與此有關，但多側重于企業中技術創新的實證研究。這就造成了技術與經濟的理論研究上的相對薄弱。而理論研究恰恰正是自然辯證法學者的特長。進一步講，那些原先從事科技史和科技哲學的學者則更是具備了豐富的關于科技的歷史發展過程和科技的本質特征等方面的知識，因而在這些方面比經濟學者更具優勢。這也是我國自然辯證法界為什么要參與技術與經濟研究的一個理由，也可以說是對自然辯證法界開展技術與經濟研究的合法地位的一種辯護。

二、技術與經濟研究的基本范式是技術變遷經濟學

如前所述，近年來在自然辯證法界已經出現了不少有關技術與經濟的研究，而且許多人已經意識到這是一個前景廣闊的研究方向，因此預期將會有越來越多的研究產生出來，這種方興未艾的趨勢當然是令人欣喜的。但是，另一方面，這一研究的現狀也已經暴露出一些問題。最突出的問題就是，似乎還沒有找到一個公認的、統一的范式來指導這一研究。相當一部分研究，無論是理論研究還是經驗研究，其質量都是不能令人滿意的。許多所謂理論研究常常讓人有前無古人后無來者之感，就是既不以前人為基礎又不會有后人來繼承，不理會應有的基本范式，自說自話憑空發明創造；而許多所謂經驗研究則往往成了從經驗到經驗、從數據到數據的調研報告或統計報告，缺乏必要的理論指導，實在無學術性可言。這種狀況長此下去必將有害于這一研究的健康和順利的發展，就象上述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一樣。就此而言，也就難怪這一研究沒有被納入吳的重點發展學科之列了。

然而，與科學、技術與社會的研究相比，技術與經濟研究的情況本應該有所不同。前者是由于其研究范圍如此之廣泛以致不可能有一個單一的學科為其提供統一的基本范式；而后者的研究范圍是明確界定的，即技術與經濟的互動關系，其研究角度也基本上是經濟學的，因而完全有可能找到一個統一的基本范式。

其實，在西方現在已經有一門發展正趨于成熟的學科，可以為技術與經濟的研究提供一個基本的范式或框架。這門學科叫做技術變遷經濟學（theeconomicsoftechmologicalchange），有時也按其中的一個核心內容來稱呼而叫做技術創新經濟學（theeconomicsoftechnologicalinnovation）。它的奠基者是奧地利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他后期移居美國并于1950年卒于美國），因為盡管古典經濟學家和馬克思對此也提出過一些有見地的看法，但都是零碎的。如果從熊彼特1912年出版他的以創新概念為核心的《經濟發展理論》［（3）］一書算起，到現在這門學科已有八十五年的歷史，遠比科學社會學的歷史要長（美國社會學家默頓發表他的科學社會學的奠基之作《十七世紀英國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已是1938年了）。熊彼特的這部著作，再加上他于1939年出版的《經濟周期》［（4）］和1942年出版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5）］，合起來可以被視為奠定了技術變遷經濟學基礎的三部曲。在這三部著作中，技術變遷無論是在分析資本主義經濟短期的不穩性還是在說明它的動態的長期行為方面都起著核心的作用。可惜，熊彼特的這些開創性工作并未引起他的同時代經濟學家的重視。其原因當然很多，其中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他發表這三部著作的時機不佳：第一部發表于1912年，當時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家還專注于在靜態分析框架之下說明資源的最優配置原理；第二部發表于1939年，恰好在凱恩斯發表他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1936年）之后不久，當時西方經濟學界的注意力顯然都集中在后者；第三部發表于1942年，則可能是被正在進行之中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淹沒了。不過，更為根本的原因恐怕還得從熊彼特理論本身去尋找。如熊彼特比較強調創新決策的非理性成分，即依賴于他所說的具有超凡魅力的社會領袖人物，又如他比較強調（后期有所改變）發明活動的外生性質。這些觀點都讓人產生這樣的感覺，就是技術創新活動是難以用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的。所以，在熊彼特生前這一領域幾乎是由他一人唱獨角戲，因為也只有他才超越了單純的經濟學家而具備社會科學綜合大師的學識。

由于上述原因，熊彼特的理論直到他死后才產生出越來越大的影響力，始于五十年代中期的熊彼特復興就證明了這一點。當然，熊彼特的復興還有其客觀原因。這就是產生于本世紀初的一個新的技術經濟范式——福特式大量生產方式發展到那時已進入它的鼎盛階段［（6）］，整個西方經濟因此而普遍繁榮，從而使更多的經濟學家認識到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那時也已積累了大量的證據說明技術變遷的決定力量至少在很大程度上是經濟的，而決不是什么外生變量，因而完全可以直接地作經濟學分析。后來的事實表明，經濟分析無論在解釋技術變遷的原因還是后果方面都是一種強有力的工具。這樣，從五十年代中期開始技術變遷經濟學先是在美國，以后又在歐洲，再在日本等國迅速地發展了起來。其中，七十年代之前可以稱為新古典主義發展階段，基本上是用新古典經濟學的方法來分析技術及其與經濟的關系問題，大多為靜態和比較靜態分析。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索洛用總量生產函數的方法對技術變遷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所作的定量研究。［（7）］這里，生產函數的概念是典型的新古典經濟學范式中的一個概念，它表示在均衡狀態下投入與產出的一種關系，可見生產函數的方法本質上是一種靜態的分析方法。因此，這一階段的技術變遷經濟學研究常常出現這樣的矛盾，即用靜態的方法來分析動態的問題，從而陷入難以解脫的困境。現在反思起來，這種狀況也與其創始者熊彼特有關，事實上熊彼特本人并沒有提供一套有效的解決技術經濟動態問題的方法，他的貢獻是提出了要研究動態的問題而并未建立有效的研究動態問題的方法，他自己所使用的方法也多半是靜態的方法，如生產函數法。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把創新簡單地定義為；“建立一種新的生產函數”。（［（4）］），P．87）就此而言，熊彼特應該對上述困境負責，在一定意義上他起了誤導的作用。所以，這個時期雖然復興了熊彼特對技術變遷（創新）的研究，但卻丟掉了熊彼特理論的精髓——強調技術經濟問題的動態性。這種局面，直到七十年代后期才得到扭轉，從此進入著重以動態的進化的觀點和方法來研究技術的變遷及其與經濟變遷的關系等問題的階段，這一階段也因此而被稱為新熊彼特主義發展階段。其標志是納爾遜和溫特于1977年發表的一篇有重大影響的論文，這篇名為“尋找有效的創新理論”［（8）］的論文為這個階段的許多研究制定了日程。在這篇論文中，他們指出創新的某些基本特性對主流經濟理論構成了挑戰。如創新的不確定性意味著新古典理論中有關理性的利潤最大化行為的某些核心假說是站不住腳的；又如系統的演化的特性是非均衡或多重均衡，而不是如主流理論所認為的一般均衡，（9）］等等。為此，必須對新古典理論的某些核心假說進行修正，并且尋找合適的動態方法來分析技術與經濟變遷問題。納爾遜和溫特他們自己于1982年出版的《經濟變遷的進化理論》［（10）］就是一次初步的但是非常有價值的嘗試。后來，又有人提出了自組織理論方法和非線性隨機過程方法等動態方法，關于后者我寫過一篇短文可供參閱。［（11）］總之，技術變遷經濟學目前已進入對主流經濟理論進行全面批判并試圖提出新的替論的初步框架的時候。［（12）］對此，我國學者一方面應該加緊學習，另一方面也應該積極參與，并且在尚未建立自己的理論之前先以此作為基本的范式或框架來研究我國的技術與經濟問題，也只有在這個過程中才能找到真正適合于自己的理論。

三、在當前自然辯證法界值得研究的三大技術與經濟問題

根據自然辯證法學者的優勢和特長，同時也結合技術與經濟研究本身應考慮的經驗基礎、理論建構和技術與其他影響經濟變遷的因素之間的關系，本文試提出以下三大值得研究的課題。

第一大課題是作為技術與經濟研究之經驗基礎的技術經濟史的研究。現在，在自然辯證法界有不少技術與經濟問題的研究者在做各種有關我國技術與經濟現實問題的實證研究，但卻很少見到對歷史上的技術與經濟問題（無論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的詳細研究。事實上，技術與經濟研究的經驗事實更多地是來自于歷史，而且在一定意義上歷史事件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更透徹、也更易于作客觀的分析評價。如三峽工程這樣的技術經濟問題，現在確實很難做到客觀地研究和評價，而不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當然現實問題也并非不能研究，如前所述技術經濟和技術創新管理學者就是專門研究這些問題的，相比之下，這是他們的特長。而自然辯證法學者的特長則在于研究歷史，本來他們之中就有相當一部分在研究科技史，只要進一步把視野拓寬，研究技術與經濟互動的歷史是非常自然的延伸，當然難度要大得多。所以，我們認為自然辯證法界開展技術與經濟研究的第一大（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不可替代的）課題是技術經濟史的研究。技術經濟史（對應的英文可叫做theeconomichistoryoftechnology）這個名稱在我國可能還是非常陌生的，即使是在國外專門的技術經濟史著作也相當鮮見，常見的只有一些論文（論文集）［（13）］或作為技術變遷（創新）經濟學者著作中的一個章節［（14）］（但也均未用技術經濟史的名稱），不過它們仍可以供我們研究時參考。技術經濟史對于技術與經濟（或技術變遷經濟學）的重要性，就象大家熟悉的科學社會史對于科學社會學以及科學思想史對于科學哲學的重要性一樣，這里不再多加論述了。

第二大課題是技術與經濟問題的理論研究，亦即技術變遷經濟學的研究。如前如述，自然辯證法學者以理論研究見長，而且大部分具備堅實的科技史和科技哲學基礎以及一定的數學和自然科學（包括工程技術）基礎，這就決定了我國自然辯證法學者在學習引進和批判吸收西方技術變遷經濟學的基礎上完全有可能也應該在理論上作出自己的貢獻。這里，我舉三個例子分別說明歷史、哲學和數理基礎對于技術與經濟的理論研究的幫助。第一個例子是美國斯坦福大學的經濟學家羅森堡教授，他就是通過長期潛心于技術史（或技術經濟史）研究而提出了許多獨到的技術變遷經濟學的理論見解的，如關于技術變遷方向的理論中他提出相互依賴的技術之間的不平衡發展即“技術不平衡”（technologicalimbalance）作為誘導技術朝某一方向變化的“誘導機制”（inducementmechanism）的理論，以及現在在技術變遷經濟學中經常與“干中學”（learningbydoing）并用的“用中學”（learningbyusing）這一概念，都是他根據大量技術史的研究而提出來的。［（13）］第二個例子是意大利羅馬大學的經濟學家多西教授，他在意大利讀大學時開始是學哲學的，后來去英國蘇塞克斯（Sussex）大學留學轉而學習經濟，并在該校科學政策研究所（SciencePolicyResearchUnit，簡稱SPRU，是歐洲研究技術變遷經濟學的中心）所長弗里曼教授的影響下完成了有關技術變遷經濟學方面的博士論文，他后來在這一領域的一個影響很大的貢獻就是提出了“技術范式”（technologicalparadigm）的概念［（15）］，而這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他的科學哲學基礎，具體來講就是他對庫恩的科學革命理論中的“范式”概念的理解。第三個例子是美國斯坦福大學和圣菲研究所（SantaFeInstitute，設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菲市，是一個關于復雜性問題的跨學科研究所）的經濟學家1990年度熊彼特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瑟教授，他大學階段學的是電機工程，研究生階段又獲得了運籌學、經濟學和數學等多種學位，具有堅實的數理基礎，自八十年代起他和他的合作者發展出一種新的動態數學工具——非線性波利亞過程方法（nonlinearPolyaprocess），這種方法可以用于研究某些技術變遷過程如不同技術之間的競爭過程，［（16）］這是近年來技術變遷經濟學理論的形式化方面一個令人矚目的新發展。以上三個例子說明歷史、哲學和數理基礎對于從事技術與經濟的理論研究的重要性，而具備這三方面基礎的人才在自然辯證法界大有人在，可以說在我國還沒有哪一個專業、學科或研究領域能找出更多的具備這三方面基礎的人才。因此，開展技術與經濟的理論研究對自然辯證法界是非常合適的，在一定意義上也是不可替代的。新晨

第三大課題是研究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的關系及其對整個經濟變遷的作用。這一研究實際上是要把原先對技術與經濟的二元關系的研究拓展為對技術、制度和經濟的三元關系的研究，為什么要作這種拓展呢？首先是因為技術變遷與經濟變遷的研究本身已經揭示出單純用技術變遷還不能完全說明經濟變遷，技術變遷必須有相應的制度變遷的配合才能推動經濟變遷；其次是因為制度變遷經濟學的研究也已表明制度變遷對于經濟變遷的重要性；最后是因為目前的現狀恰恰是技術變遷經濟學與制度變遷經濟學的研究即使在其發源地西方也基本上處于分離的狀態，對此制度變遷經濟學的代表人物諾斯在他的諾貝爾演講中也已承認。［（17）］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從一開始就注重綜合利用技術變遷經濟學和制度變遷經濟學已有的成果來研究技術變遷與制度變遷和關系及其對經濟變遷的作用的問題，如果能夠真正發揮綜合的創造性作用，瞄準這一研究方向也許正是我們取得成功從而作出自己的一點貢獻的一條路子。下面舉幾個尚不多見的這種綜合研究的例子以供參考。一是在研究技術變遷與經濟變遷的關系時把制度變遷也考慮進去，如委內瑞拉女學者佩雷茲就是在多西的僅考慮技術因素的“技術范式”概念的基礎上引入制度的因素從而提出了“技術經濟范式”（technoeconomicparadigm）這一重要概念的［（18）］，這是一個融合了技術變遷和制度變遷的概念，我認為也是目前技術變遷經濟學者融合制度變遷因素而作出的最出色的成果。二是把對技術變遷的研究成果用于對制度變遷的分析，如諾斯在他的近著《制度、制度變遷與經濟績效》［（19）］中就吸收了阿瑟提出的路徑依賴的思想［（16）］來分析制度變遷的過程，從而大大深化和完善了他的制度變遷理論。目前，諸如此類的綜合研究還非常之少，總的來說技術變遷經濟學與制度變遷經濟學還處于分離的狀態。在我國的制度分析經濟學者正忙于引進學習西方制度變遷經濟學及將其用于分析我國自己現實的制度變遷問題而無暇顧及技術變遷經濟學及其與制度變遷經濟學的整合時，整合的工作也就歷史地落在了自然辯證法學者的身上。這對于我國自然辯證法界是一次挑戰也是一次機遇，愿有志者勇敢地迎接這一挑戰、果斷地抓住這一機遇。

參考文獻

（1）吳國盛：“試論自然辯證法”，《科學技術與辯證法》，1993年第4期，第1～4頁。

（2）許良英：“自然辯證法在中國三十年的風風雨雨”，打印稿，1986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