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薪酬盈余管理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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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擇本文數據來自深圳國泰安公司的CSMAR數據庫，并且選擇2012年作為觀測期，對初始樣本進行了以下篩選：①剔出了含B股和H股的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面臨境內外雙重監管，與其他公司的監管環境有所不同；②剔除金融和保險業上市公司，因為這些公司所處行業特殊；③剔除數據不全和數據明顯異常的公司，最終得到2012年樣本數據1306個。

(二)變量選擇1.被解釋變量。本文采用分行業橫截面回歸計算出來的可操縱性應計利潤絕對值(用上年末資產進行平整后)作為盈余管理程度變量。在應計制會計模式下，會計盈余包括經營現金流量和應計利潤額兩部分，因此理論上盈余管理可以通過操縱經營現金流量和應計利潤兩條途徑來實現。但由于經營現金流量一般與公司銷售和收款政策等密切相關，與會計選擇的關系不大，所以經營現金流量的可操控性不強，而應計利潤項目相對彈性較大，因此盈余管理主要通過調整應計利潤來實現。由于操縱各種應計項目進行盈余管理最為靈活和常見，數據也較容易取得，因而在實證中多以應計項目作為研究盈余管理的對象。由于我國上市公司存續時間較短，缺乏足夠的時間序列數據來保證參數估計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使用橫截面數據和修正的Jones模型(Dechow等，1995)來計算上市公司的盈余管理程度。凈資產收益率是判斷企業積累獲取報酬水平和自有資本的最有代表性與綜合性的指標，反映了企業資本運營的綜合效益。該指標適應范圍較廣，通用性很強，不易受行業限制，在國有企業效率綜合評價中使用率相當高。對該指標的綜合經過對比分析，我們可以看出企業盈利能力在同行業中的位置和與同類企業的差異水平。通常認為，凈資產收益比率越高，企業通過自有資本獲取的運營效益越好，實現收益的能力就越強，對企業債權人和投資人權益的保證度越高。凈資產收益率(ROE)=凈利潤/平均凈資產?？刹倏v性應計利潤(DA)=TA-NDA其中，TAt是經上年總資產標準化后的總應計利潤，NDA是公司i在第t年的經上年總資產標準化后的非可操縱性應計利潤額；2.解釋變量。貨幣薪酬激勵釆用前三名董事的年度報酬總額的自然對數，用COMP表示。3.控制變量。(1)公司規模(SIZE)。公司規模與政治成本往往具有很強的相關性，在我國，很多企業與政府存在說不清的關系，公司規模越大，對該地區的經濟影響就越大，大公司受到社會關注的程度也會越高，相對來說，信息不對稱現象較輕，公司經營績效就越好。(2)資產負債率(DEBT)。債務契約往往是影響企業會計的選擇性的重要原因?，F在，債務契約的限制已經變得越來越多。通常，資產負債率越高的話，相應的受到的契約限制就會變得越多。因此，我們把資產負債率納入到研究的控制變量中。我們采用總負債與總資產之比作為控制變量。(3)成長能力(Grow)=凈利潤增長率=(當年凈利潤-上年凈利潤)/當年凈利潤。企業成長能力指企業未來發展速度與發展趨勢，包括利潤、所有者權益的增加和企業規模的擴大。隨著市場環境的變化，企業盈利能力、資產規模和市場占有率都反映了企業未來的發展前景。凈利潤增長率是衡量企業成長能力的一個基本數據，凈利潤增長幅度較大，則公司經營業績突出，市場未來競爭的能力較強，相反，如果凈利潤增加過小或者負增長，則成長力和競爭力都較弱。4.模型設計估計模型采用修正的橫截面Jones模型。修正的Jones模型可表述如下：其中：TA為應計總額，等于扣除非經常性項目后的凈利潤(NI)減去經營活動現金流(CFO)，A-1為年初總資產，ΔREV為營業收入的變動，ΔREC為應收賬款的變動，PPE指的是固定資產原值。上述變量除A-1外均用年初總資產調整，消除規模變動的影響。其中α(1/A-1)+β1(ΔREV-ΔREC)+β2PPE+εPPE為非操縱性應計(NDA)，模型的殘差項ε可看作是操縱性應計(DA)?？紤]到應計總額與經營活動現金流呈現出顯著的負相關關系，在修正的Jones模型中加入經營活動現金流量的變動會顯著提高模型的解釋能力，因此，采用下述模型估計可操縱性應計利潤。

二、實證結果

描述性統計。通過整理相關數據，我們得到表2，相關變量的描述性統計。代表公司盈余管理程度的操縱性應計利潤的最大值為72.79，最小值為-816.29，均值為-0.95，可見公司盈余管理程度差異很大；高管薪酬對數的最大值為11.24，最小值為2.33，均值為4.84，說明各上市公司高管年薪水平存在顯著差異，凈資產收益率的最大值為0.57，最小值為-0.95說明公司績效差異很大。這與公司規模，資產負債率和增長能力等有關。在表3中我們看到模型一、二薪酬激勵的回歸系數都為正，且通過了5%的顯著性檢驗，這一結果驗證了假設1和2。

三、研究結果及展望

本文想通過實證的研究方法探討了高管薪酬與盈余管理和公司績效間的聯系，結果驗證了本文的假設。但本文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只選擇了一個解釋變量COMP去衡量對高管的薪酬激勵，結果不一定很客觀，還可以用其它的解釋變量去測試。其次，高管薪酬和盈余管理之間相關因素還有相很多，但本文就就選擇了其中幾個適用范圍較廣的變量進行控制，結果不太精確。第三，本文由于時間關系，只選擇了一年的數據，還可以擴大樣本繼續研究。

作者：王麗麗高明娟單位：泰山學院商學院泰安市東岳聯合會計師事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