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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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圍繞社會保障與人力資本相互關系的研究被更多學者所關注，逐漸成為政府實行經濟政策所關注的重點。國內外學者大多是在研究社會保障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過程中把人力資本作為一個中間變量來分析，但在這個問題上的結論也莫衷一是，觀點紛呈。文章對目前國內外的研究現狀和主要觀點進行歸納總結，綜述了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的影響。結合現實，我國應該優先發展農村社保，實現農村社保體系的全覆蓋;建立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制度;更加注重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

［關鍵詞］

社會保障;人力資本積累;人力資本存量;農村社保;社會保障制度

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力資本在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這已成為國家不斷加大對勞動力教育投入的重要依據。除了國家對教育的直接資金投入以外，社會保障也成為國家對人力資本投資的一個重要途徑。縱觀國內外的理論研究及實證研究，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的積極作用十分明顯。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13億的人口數量是我國最基本的國情，但我國的人力資本卻與之相反。如何將龐大的人口資源轉變成巨大的人力資源，繼續保持經濟社會的穩健發展成為了當下一個重要的課題。因此，有必要研究社會保障與人力資本積累之間的相互關系。

一、基于社會保障內容視角

社會保障是一個綜合性且內涵極為豐富的詞匯:“社會”既是保障的承擔者，又是保障的受益者，“保障”更是包含了人類從出生到死亡的所有階段，并向著更加完善和豐富的方向發展。［1］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社會保障本身就是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社會保障中的各個子項目通過各種各樣的經濟補償方式，比如養老服務、醫療保健、失業救濟、教育投資及保障性住房等方面對受到創傷的個人集體進行救助使其重新恢復活力，這些都有利于人力資本積累的提高。第二，社會保障作為一種激勵因素，激勵人們自發地重視人力資本的投資。

(一)社會保險對人力資本的培育社會保險是社會保障的主要內容，它包括養老、醫療、失業、工傷和生育保險，這其中的各個子項目通過對不同群體的生活和就業保障，可以看做是對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形式，對人力資本的積累產生了重要的影響。Merton認為由于人力資本未來收益不確定且無法通過資本市場交易來分散風險，養老保險提供一種保險機制，通過養老金回收全部的人力資本投資報酬從而刺激人力資本投資。［2］Losada認為，在純粹的利他主義狀態下即父母更加關心子女的未來，父母會為了子女而增加儲蓄，這些儲蓄主要是為了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因此在現代社會愈來愈重視人力資本的情況下，基于工薪稅的現收現付制養老保險制度有利于推動人力資本積累和經濟增長。［3］Kemnitz，Wigger認為，現收現付的養老保險制度實際上是人力資本積累存在外部性時政府矯正市場失靈的政策手段，它可以促成人力資本積累達到最優水平。［4］由此可見，這些學者認為通過收入的代際再分配及其自身的制度特點，現收現付制下的養老保險計劃促進了家庭以及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和優化。

(二)社會救助對人力資本的培育中國社會救助以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為基本內容，并輔以專項救助。專項救助包括教育救助、醫療救助、住房救助和法律援助。［5］疾病、貧困和缺乏教育是相伴產生的，對于生活在貧困中的人來說，健康狀況和受教育權利往往難以保障，對他們來說健康救助和醫療救助是最亟需解決的。社會救助對這些人意義重大，對失業者和生活困難者救助，使其生存和家庭生活得以維持，實際上也就保護了這部分勞動力不萎縮和衰退，并為再就業創造了條件;教育救助可以讓適齡兒童獲得受教育權利，為貧困學生提供物質和資金援助，讓這些人具備一定的知識和技術技能;醫療救助是對健康的投資，可以讓受助者的身體得到保證，更重要的是減小窮人疾病后無錢醫治導致死亡的概率，為人力資本的發展奠定人身基礎。當然還有住房救助和法律救助，這些也都從某些方面有益于對人力資本的投資。

(三)社會福利對人力資本的培育社會福利是針對特殊人群的福利項目，包括對生活能力較弱的兒童、老人、殘疾人、經濟困難家庭等群體進行社會照顧，社會福利的目的是提高廣大社會成員的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社會福利在某種程度上有利于提高這些群體的生活水平和工作能力，從而間接增加他們的人力資本存量。具體說來，老年人福利和殘疾人福利在維持這類人基本生活水平和人生健康方面意義重大，同時也使他們的家人有更多的精力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婦女福利不僅有利于婦女提高基本的身體素質和勞動技能，而且有利于生育子女的質量的提高;兒童福利和教育福利最直接的作用于健康生長和素質的提高。可見，社會福利的各類項目，均在不同程度上對人力資本的形成有一定的積極作用。

二、基于人力資本形成途徑視角

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途徑包括以下兩方面的內容:一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途徑有哪些，分別用什么指標去衡量;二是社會保障如何影響這些變量指標進而達到影響人力資本積累的目的。人力資本形成的途徑主要表現為健康服務、教育投資和人口流動三個方面。教育和健康主要是提高勞動者自身的人力資本水平，勞動力流動則體現為優化人力資本的配置。分析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就可以分別分析社會保障對教育、健康和勞動力流動這三個指標的影響。

(一)社會保障對健康服務的影響健康是人力資本最基本的內涵之一，失去了健康就失去了對人力資本投資的意義。健康武裝身體，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健康服務質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醫療衛生的支出，而社會保障會影響家庭或個人在醫療衛生保健等方面的支出進而影響健康。社會保障對健康保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醫療保險方面，兩者的關系非常直接。健康保健是形成人力資本積累的途徑之一，人力資本理論認為，健康資本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為勞動者提高健康的體魄，保證勞動者能夠進行基本的體力勞動，為進一步的腦力勞動提供保證，是勞動者能夠成為人力資本積累的基本條件;二是延長了勞動者壽命，使得健康保健在人力資本的實現上扮演著基礎性的角色;三是較高的壽命預期給勞動者形成了一種激勵，使得人力資本實現了再生性，因而勞動者愿意進行更多的教育投資，有利于人力資本的積累。Bloom，Canning和Sevilla將健康作為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計量結果顯示平均壽命延長一年，產出增長4%。［6］他們認為，健康保健會促進人力資本投資的回報，而人力資本的提高又促進了經濟增長。如此往復，健康和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形成了良性循環。梅爾和勞赫指出，科教文衛政策在擴大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服務的同時，社會保障部門可以資助一些符合資質的私人衛生保健服務的提供者，針對當地的實際情況提供有針對性的更優質的醫療服務，以此來有效改善國民健康。其中增加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是改善國民健康最有效的手段。［7］這暗含著通過合適的政策引導社會保障資金用于健康投資，可以促進人力資本的積累和提高國民福利。

(二)社會保障對教育投資的影響教育投資是除健康保健以外最重要的人力資本投資形式，教育武裝了大腦，有利于提高員工的工作質量。舒爾茨、貝克爾、明瑟等都曾指出教育對人力資本積累的重要意義，因此教育對人力資本積累的影響是最直接的。正規教育和非正規教育構成了教育投資，而教育投資是由政府和家庭的教育年限、教育支出決定的。教育投資越多人力資本水平就越高，教育投資的主要來源于父母和政府的公共教育投資。社會保障主要是通過影響生育率以及退休決策等變量進而間接影響家庭的教育決策。另外，社會保障也會直接影響家庭和政府的教育投資支出。教育是人力資本形成的最主要的途徑，在國外，KaganovichandZilcha分析了政府的稅收收入同時投入在養老保險支出與教育中的情況。他們得出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制度對于教育投資具有明顯的正向作用，同時政府給予父母的教育補貼將起到加快人力資本投資的作用，而基金制下，這一結論并不成立。［8］在國內，周成、劉子蘭的研究顯示養老金給付對人力資本投資基本上沒有顯著的影響，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對于教育也就是人力資本的投資的影響甚至是負面的。這與很多經濟學家的觀點相左，他認為養老保險支出會擠占勞動者原有的收入，進而擠占對于人力資本的投資。［9］彭浩然、申曙光利用中國31個省區的數據分析得出，現收現付制的養老保險與人口增長成正比，但會降低儲蓄率，對經濟增長產生不利影響，對教育投資即人力資本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社會保障對人口遷移的影響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告訴我們:資源的自由流動可以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資源的優化配置也是現實帕累托最優的基礎。人力資源作為最重要的一類資源，人力資源的遷徙對于人力資源的配置具有著重要的意義，而人力資本的資本屬性也決定了人力資本的配置，也需要以人力資本的遷徙為前提。在這一點上，大多數經濟學家都傾向于認為社會保障制度阻礙了人力資本的遷徙。究其背后的影響機制，各家的觀點看法卻有所不同。關于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遷移的影響，研究文獻很少。比如Allen．ClarkandMcdermed的研究指出，一個國家一般都規定了領取養老保險的最低繳費年限，每個地方領取養老保險的條件也有所不同，因此已經在某地繳納養老保險的人便不再傾向于遷徙，否則已經繳納的養老費便白白浪費了，也就是說變動工作地點所帶來的收益是小于成本的。因此理性的經濟人是不會選擇遷徙的。［11］Gustman和Steinmeier認為不能簡單的從遷徙的直接成本以及直接收益的角度去判斷社會保障對人力資本遷徙存在的負面影響，因為這樣并沒有考慮到其他影響工資差距的因素。而Allen等人沒有充分考慮這一點，從而高估了養老金資本損失對流動率的作用。［12］由此可見，一般都認為社會保障對人口遷移有阻礙作用。但張祖平認為社會保險帶來教育投資的增大效應要遠遠大于養老保險造成的人力資本遷徙的負面效應;同時相對于DC計劃，DB計劃更有利于企業增加培訓，促進人力資本提升。［13］

三、基于人力資本存量的視角

(一)社會保障與人口數量的關系1．社會保障對生育率的影響社會保障從兩個方面影響人力資本的數量:生育率和退休決策。社會保障的發展對人口結構的變化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反過來人口老齡化的趨勢也給傳統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挑戰。Isaac．Ehrlich等通過一個動態的世代交疊模型對社會保障和人口趨勢問題進行了分析，其中組建家庭、生育和教育子女是選擇變量。［14］經研究得出結論:社會保障稅和收益促使人們減少家庭的組建和生育，而且這些效應不能被家庭中的跨時空或代際間的轉移完全抵消。貝克爾認為在非利他主義的代際關系中，即父母不會為了子女將來考慮而是為了自己的養老考慮，社會保障之所以存在就是為了替代子女樣養老，那么父母就不需要更多的子女來替自己養老，反而把積蓄投入到社會保障體系中。這樣社會保障制度就會促使父母減少生育子女的數量，從而降低了生育率。［15］Zhang的研究發現現收現付制度下的社會保險制度會導致生育率降低，而且會因此增加單位人力資本投入進而促進經濟增長。發達國家近兩個世紀生育率不斷下降而經濟增長率不斷提高，也正是因為發達國家有著比發展中國家更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16］Ehrlieh和Kim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運用57個國家三十二年的數據分析了現收現付制對生育率的影響，發現伴隨著養老待遇水平和現收現付制繳費率的上升，凈結婚率和生育率都在下降。［17］他們認為現收現付制的社會保險政策解釋了世界范圍內特別是OECD國家的大部分家庭組建和生育下降的趨勢。2．社會保障對退休決策的影響在討論社會保障對退休決策的影響時，需要區別有無社會保障制度的影響和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對于退休決策的影響這兩個層次。MatinFeldstein認為，社會保險本質是一種強制儲蓄，相對于沒有受保障的人，受到制度保障的人具有更早退休的激勵(更傾向于提前退休)。［18］他是從儲蓄的角度出發，在人們儲蓄意愿總量不變的前提下，勞動者沒有必要再多工作幾年，反而傾向于提前退休。Gruber和Wise的研究顯示社會保障收益越高的國家平均退休年齡越低。［19］Spataro以90年代的意大利男性勞動力為樣本數據，發現養老計劃對于退休決策的作用很小，而且政府并不鼓勵這樣做。Fiseher和Sousa以1967－2004年的數據分析表明:社會保險水平的提高對于退休決策有著非常明顯的負面影響。然而Klaauw和Wolpin則認為社會保險水平對于不同年齡段的人的影響作用是不一樣的，不能一概而論。［20］由此可見，無論是有無社會保障制度還是社會保障水平的高低對退休決策的影響并沒有一個統一的觀點，盡管如此大多數人還是認為社會保障與提前退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當然，這些國外的研究并不能全部應用于我國。一方面是因為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只有在城市是比較完善的，如果他們退休后拿到的退休金與退休前的工資并無很大差距的話，那么員工便會傾向于提前退休。然而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大部分并無退休之說，更沒有退休金而言。另一方面是因為中國人勤勞堅毅的傳統，即使老有所依也會為了子女的未來而延遲退休。

(二)社會保障與人口質量的關系社會保障對人口質量的影響主要是通過其各個子項目對人力資本經濟救助的過程實現的。與此同時，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作為個人工作生活的防護網，有利于激勵勞動者提高自身的人力資本投資，提升勞動技能最終提高就業的質量。Becker和Murphy指出，養老金是父母對子女進行人力資本投資的一種回報，父母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越多，子女的收入越高，繳納的社會保障稅越多，父母一代的養老金水平就越高。［21］Ehrlich和Lui卻持不同觀點，他們指出父母年老后要依靠子女贍養自己，所以才愿意對子女的教育進行投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父母安度晚年。然而社會保障制度正在逐漸改變子女贍養老人的傳統，因此，社會保障制度可能會降低父母對其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水平。［22］RodrigoA．Cerda也得出了相似的結論，他發現社會保障不僅降低了生育率，也改變了父母的人力資本投資決策，父母更愿意對自己的未來進行投資。［23］賴德勝等依據統賬結合的社會保障制度，證明了在個人賬戶中，個人領取的養老金數額和其退休前的工資相聯系，這意味著較高的工資可以獲得較多的養老金，而較高的工資水平又取決于較高的人力資本。［24］田永坡等人以我國養老保險的“統帳結合”模式為例，認為增加社會統籌賬戶份額而減少個人賬戶份額時，人力資本投資會減少。［25］換句話說，他認為在“統帳結合”模式下，增加個人賬戶資金比例有助于提高人力資本投資水平。

四、基于城鄉差異的視角

在我國城鄉差距十分顯著，社會保障也存在著明顯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比較完善，有利于加大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而對于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甚至還沒有享受到社會保障的農村居民來說，他們都在解決自己的溫飽和老年生活的問題，根本無暇顧及對自己或子女教育投資的問題，就算是認識到人力資本的重要性，也只能心有余力而不足，從而導致家庭在生育選擇上偏好數量，而不考慮質量。

(一)社會保障對城市居民人力資本的影響城市的社會保障體系可以從以下兩個途徑影響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首先，城市中較為完善的社會保障為人力資本投資提供了強大的經濟支持。李實認為，在政府控制部門實行的是較為平均的工資率，并且不考慮或者低估人力資本收益率，這些部門大多是傳統的經濟部門和國家行政事業單位。［26］這些單位的就業人員享受著比較完善的社會保障服務，其間包含的高福利構成了從業者的隱性收入，這些隱形收入甚至比工資水平還要高，這些人因此也就有了更多的精力和財富去進行人力資本的投資。此外，要想進入這些高福利單位或部門，需要較高的人力資本水平，因此，那些不具備高水平人力資本的勞動力只能進入保障水平較低的非正規就業部門工作，這無形中對勞動力的人力資本投資形成了一種壓力，即不進行人力資本投資就與高福利無緣。其次，城市社會保障中內含教育福利促進了城市高水平人力資本的形成。在國家一單位保障模式中，城鎮職工享受一系列的社會福利，在這些福利制度中，包括面向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福利。這樣，城鎮職工子女就免除了就學的后顧之憂，在受教育時間相等(與農村相比同是九年義務教育)的情況下，較多的教育投入意味著較高的教育質量。在高等教育方面，由于基礎教育質量和水平的差異，農村子女升入大學的比率要遠遠低于城鎮子女。在這種二元結構的社會保障模式下，城市具備了積累較高人力資本所需的經濟條件和社會條件，而農村則由于收入水平和社會保障水平比較低，人力資本積累的速度便很緩慢。

(二)社會保障對農村居民人力資本的影響在中國農村，社會保障內容較少，水平較低。就拿養老來說，農村傳統的養老保障模式是建立在依托土地之上的家庭養老模式，生老病死主要靠家庭成員的互助，因而農村父母普遍存在“養兒防老”的心理，子女對父母來說就顯得非常重要。在此我們討論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對農村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的影響。在他們看來，孩子的成本主要取決于食物的數量和價格，這就使農村居民的生育成本比較低。在生育收益上，兒子解決了古稀之年的生活問題，使其可以頤養天年，“多子多福”成了農村居民生育追求的目標。因此，在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和人力資本是負相關，而非北歐和發達國家那樣社會保障降低生育率，甚至低于社會最優生育率。［27］其次，在農村尤其是西部地區的農村，教育資金緊缺，教育基礎設施較差，家庭本身對子女教育的投入就少，再加上中央財政投入的不足，義務教育經費主要由當地政府籌措。而在我國現在財權與事權及其不匹配的情況下，教育經費時常被擠占，用于農村的教育支出嚴重不足，這就導致農村的人力資本質量難以保證。由此可見，在中國農村，由于社會保障的不完善，導致了家庭在生育選擇上對孩子數量偏好，而忽視對子女的質量。［28］我們通過吸取發達國家和我國城市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經驗以及結合分析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對其人力資本方面的影響，發現保障程度的差異作用人力資本數量和質量的結果恰好是相反的。因此，加快我國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建設，不僅有利于降低農村人力資本的數量，提高農村人力資本的質量，也有助于推動農村經濟的整體增長。

五、結語

以上文獻表明，社會保障通過其各個子項目的具體措施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人們的生育率，進而影響到人口的數量和質量，對于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和醫療衛生服務起著無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地區間不同的社會保障服務水平也誘導人們進行人口遷移，從而優化了人力資源配置狀況。總之，社會保障通過影響人力資本的數量和質量選擇以及勞動力供給和退休決策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結合國情，目前我國農村地區尤其是中國西部農村地區的社會保障制度依然很不完善，還有相當一部分沒有加入到社會保障中，社保水平也比較低。因此，首先有必要繼續擴大社會保障的覆蓋面，尤其是要重點發展農村的社會保障，使廣大農村地區實現全面覆蓋，實現社會保障人人享有，這有助于提高農村的人力資本水平。其次，不久前十二屆人大審議通過了《推進機關事業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建立與城鎮職工統一的養老保險制度》，而“新農保”和“新居保”早在去年初就已合并，但是具體操作起來不僅需要時間而且面對的阻力和困難依然很大。目前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多元化問題依然很嚴重，加之各地的社保水平不一，人口流動規模很大，多元化和區域化的社保制度對人力資源流動帶來的負面效益不可忽視。因此有必要繼續完善城鄉一體化的社保制度，將同一項目的多種制度進行合并重組，形成相對統一的全國性制度，這有助于促進人力資源流動實現人力資源的合理配資。再次，我國正面臨著社會保障體制改革的問題，即是否要把現收現付的社會保障體系轉變成基金積累制。在這一轉變中，不僅要考慮是否能夠改善政府的財政狀況，而且還要考慮是否有利于社會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公平性，這也有助于實現人力資本的持續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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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睢黨臣 彭慶超 單位：陜西師范大學 國際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