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營企業產權保護水平的提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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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改革開放以來的持續高速發展，我國GDP已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回顧這30多年的發展歷程，民營企業可謂“功不可沒”．但令人擔憂的是，大部分民營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仍然處于產業鏈的上端，產品的科技含量較低，被稱為低價格、低技術和低附加值的“三低”產品，競爭優勢主要源于我國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要素相對低廉的價格．隨著我國人口紅利的逐漸消失，人民幣升值的外部壓力不斷加強，民營企業粗放式的生產經營模式將受到日益嚴峻的挑戰．2007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東南沿海地區一些生產“三低”產品的民營企業頻現“倒閉潮”，便是很好的證明．考慮到民營經濟占我國GDP的比重以及其目前所處的發展困境，學術界對我國經濟未來能否保持高速增長產生擔憂，政府也意識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根據內生經濟增長理論，技術創新是經濟增長的源泉［1-2］．因此，鼓勵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水平以增強我國自主創新能力、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已成為學界和政府的共識．然而，如何才能促進和鼓勵民營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呢?換言之，當前阻礙或制約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的因素有哪些呢?本文強調和關注民營企業所處的制度環境，特別是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對其研發投入決策的影響，主要原因有以下兩點．①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的觀點，制度為人類交換設定了一系列社會游戲規則，也為企業決策提供了相應的激勵結構［3］．研究也表明，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等制度因素的確對企業的成長機會［4］、融資決策［5-6］、資源分配［7］以及投資行為［8］等諸多方面產生了重要影響．遺憾的是，目前鮮有研究直接分析企業所處地區的制度環境對其研發投入究竟產生了何種影響．現在，我國各地區在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等方面已經有了明顯的改善，但地方間的差異仍然比較大［9-10］，這為分析制度響．我們認為，民營企業所處地區的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對其研發投入水平的影響也十分重要．②有助于深入理解產權保護和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影響的內在機理．近年來的研究表明，法律制度和金融發展對一國經濟增長和企業成長至關重要［4-7］．本文提出，更好的產權保護和金融發展應該有助于促進民營企業進行更多的研發投入，而技術創新恰恰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和源泉．

1理論分析和研究假設

1．1產權保護與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產權保護首先會影響到企業家的投資意愿和投資傾向．顯然，在產權保護水平很低以至于連投資回報的安全都無法保證的情況下，企業家沒有意愿和動力進行更多的投資活動［19-21］．進一步地，即便企業家愿意投資，產權保護水平也會影響到他們對資源的分配決策．如Claessens和Laeven［7］所言，與固定資產投資相比，創新等無形資產投資的產出更容易被員工帶走從而被競爭對手獲得，因此產權保護水平低會降低企業進行創新活動的意愿．產權保護水平還會影響到企業家的活動配置．Johnson等［21］以及Cull和Xu［8］的研究表明，在轉軌經濟中，由于法律對私有財產權保護不明確，民營企業的發展往往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面臨更多風險．我國民營企業的產權保護在2007年《物權法》出臺之前一直都缺少明確的法律依據①，它們也往往因為所有制歧視等原因而成為國家宏觀調控中付出代價最大的群體［11］．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家開始積極參與政治并試圖通過獲取政治關系來提高自身產權的安全性［11-22］．盡管上述學者認為民營企業的政治參與是民營經濟在各種法律不完善、產權保護不周的環境下起到良好保護作用的替代機制，然而其對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卻可能是有害無益的．這是因為，在目前企業發展所依賴的關鍵資源(如土地、資金、行業準入等)仍為政府控制的情況下［23］，民營企業一旦獲取了政治關系，擁有了政策、信息、資金等優勢后，可能更傾向于投資經營風險低、市場穩定、獲利快的項目［16］．胡旭陽和史晉川［24］、羅黨論和劉曉龍［25］均發現，擁有政治關系的民營企業更容易進行多元化投資或進入政府管制行業．陳爽英等［16］則證實，民營企業家的政治社會資本對其研發投入有顯著負面影響．另外，產權保護水平低也不利于各類研發合作組織的形成．由于創新活動具有投資大、風險高、技術復雜等特點，為了實現風險分散或技術互補，往往需要企業間或企業與研發機構間形成各種各樣的研發合作組織．特別是對于我國民營企業而言，由于缺乏人力資本、技術設備等創新資源，它們的創新活動可能更需要他方協作．然而，如果產權保護水平很低，將會誘發各合作方之間嚴重的機會主義行為或者套牢問題，從而不利于各類研發合作組織的形成［26-27］，最終導致企業不愿進行或者選擇降低研發投入．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H1所處地區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促進我國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

1．2融資約束與民營企業研發投入Demirgü和Maksimovic［6］發現，無論是對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而言，獲得外部融資的容易程度對于其本國企業成長至關重要．Johnson等［21］對東歐轉型經濟國家的研究進一步表明，當投資規模增大時，外部融資對于民營企業成長的作用更為明顯．Cull和Xu［8］對我國企業的研究也發現，獲得外部融資會顯著提高我國私營企業的利潤再投資水平．上述研究說明，融資約束是影響企業投資水平的重要因素．與一般項目投資相比，融資約束對企業研發投入水平的影響可能更為關鍵．這是因為，研發活動通常以一個產品的概念為起始，然后進行產品原型開發和試驗，再進行試生產，通過了市場檢驗后，才能形成產品的規模生產和銷售，而這一完整周期的每個階段都需要一系列的資金投入，如果任一階段不能得到足夠的資金支持，均可能導致研發失敗．顯然，由于研發投入資金需求較大，單獨依靠企業自身內部融資往往無法滿足．因此，獲得外部融資的困難程度無疑會對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產生重要影響．然而，由于創新模仿等原因，創新企業家更加不愿意向投資者透露太多的研發活動信息，這進一步加劇了企業家和投資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再加上創新項目自身的高風險特征，因此，與一般項目投資相比，研發項目往往面臨更為嚴重的融資約束［29］．最近的實證研究也表明，即使在荷蘭和英國等發達國家，外部融資約束仍然是阻礙企業進行或提高研發投入的重要因素之一［30-31］．在我國轉型經濟背景下，由于大部分金融資源仍為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所掌握，而它們由于政府干預的原因，往往對民營企業存在著明顯的信貸歧視［32-33］;同時，大部分民營企業成立時間較短、規模較小、固定資產有限、歷史信用記錄缺乏、信息透明度差［16］，因此，民營企業要獲得外部融資更加困難．可以看出，即使我國民營企業有意通過研發活動謀取更高的利潤，也可能因為融資約束而無法實現．這意味著嚴峻的融資約束可能是阻礙我國民營企業進行或提高研發投入的重要因素．陳爽英等［16］發現，民營企業家擁有更高的銀行社會資本能夠顯著促進企業參與研發活動，這也從側面為上述判斷提供了依據．基于以上分析，我們提出以下研究假設:H2所處地區融資約束程度的降低有利于促進我國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環境如何影響企業研發投入提供了便利．②在我國轉型加新興經濟的特殊背景下，與國有企業相比，民營企業得到的產權保護更低并面臨更嚴峻的融資約束［11-12］，再考慮到民營企業對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的重要性及其目前的困境，專門分析制度環境對民營企業研發投入水平的影響無疑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基于以上討論，利用世界銀行2005年對我國120個城市6826家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本文實證檢驗了產權保護水平、融資約束程度與民營企業研發投入水平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的研究貢獻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①豐富了我國民營企業研發投入影響因素的相關研究．目前，專門針對我國民營企業研發投入影響因素的研究尚不多見，僅有少數幾篇文獻分析了企業規模和市場力量［13］、CEO特征與CEO激勵機制［14］、集聚效應和出口導向［15］以及企業家的社會關系資本［16］等因素對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的影

2研究設計

2．1數據來源與樣本

本文數據來源于世界銀行2005年對我國120個城市的工業企業進行的“中國城市投資環境調查”，此次調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找出影響我國商業投資決策的重要因素．所調查的城市分布于我國大陸地區除西藏外的所有省份(省會城市均包括在內)，這120個城市的GDP之和占全國GDP總量的70%～80%．調查中，企業總經理需要回答公司基本信息、企業所面臨的制度環境等問題，企業財務主管需要填寫相關的財務指標，如研發投入、銷售收入等．除了在北京、天津、上海、重慶4個直轄市各抽樣調查了200家工業企業外，本次調查在其他每個城市均抽樣調查了100家工業企業．因此，初始樣本總數為12400家企業．根據研究需要，按以下程序對初始樣本進行篩選:①刪除登記注冊類型為國有企業或國有控股企業的樣本;②刪除數據缺失的樣本;③刪除員工人數小于10的樣本．最終得到6826個有效的民營工業企業樣本．

2．2變量定義和說明

2．2．1因變量使用研發投資決策(R＆DDecision)和研發投入強度(R＆DIntensity)這兩個廣泛采用的指標衡量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14，34］．具體地，若企業2004年進行了研發投入，則R＆DDecision=1，否則R＆DDecision=0．R＆DIntensity等于企業2004年研發投入費用與銷售收入之比．

2．2．2自變量自變量包括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兩個變量．產權保護(CityLaw)．目前關于產權保護水平的度量，尚無廣泛使用的方法．在Claessens和Laeven［7］的研究中，他們同時使用了美國傳統基金(theHeritageFoundation)、世界經濟論壇(WorldEconomicFo-rum)等多個組織或機構對全球不同國家和地區產權保護水平的打分或排名作為度量指標;Cull和Xu［8］、Johnson等［21］則使用了來自企業層面的調查數據，但他們的多數指標反映的是企業對政府掠奪行為的感受．在世界銀行2005年對我國120個城市12400家企業的調查問卷中，企業總經理需要回答以下問題:“在涉及貴公司的商業或其他爭議中，貴公司的合同權利和產權(包括履約)得到保護的可能性(以百分比表示)有多大?”．這為我們度量產權保護水平提高了有效和直接的途徑．具體而言，我們取每個城市所有民營企業這一答案的均值作為企業所處地區產權保護水平的衡量指標，數值越大，意味著該地區民營企業感受到的產權保護水平越高．根據上文的分析，產權保護更多的是影響民營企業進行研發投入的主觀意愿，而這一指標測量民營企業家對企業產權保護水平的主觀感受，因而能更加直接地反映產權保護水平對企業研發投入的激勵作用．融資約束(CityFinance)．目前我國公司債券市場還不發達，民營企業(特別是中小民營企業)上市融資仍面臨諸多困難，銀行貸款仍是民營企業獲取外部融資的主要渠道．因此，能否獲得貸款仍是衡量我國民營企業面臨融資約束程度的有效指標．Cull和Xu［8］在研究我國融資約束對我國私營企業利潤再投資水平的影響時，就采用了類似的做法．Johnson等［21］也把企業是否獲得銀行貸款作為度量其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的關鍵指標．在世界銀行2005年的調查問卷中，企業需要回答以下問題:“貴公司是否獲得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這為我們使用上述做法提供了方便．然而，這種做法在分析融資約束與民營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關系時，可能是不合適的，因為我們無法確定企業究竟是研發活動需要投入而去申請貸款，還是因為獲得了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才進行研發活動，即研發投入和銀行貸款之間可能存在內生性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本文使用每個城市民營企業獲得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百分比作為企業所處地區融資約束程度的度量指標．需要注意的是，這是一個反向指標，即取值越大，企業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越低．

2．2．3控制變量根據已有研究，企業特征［25］、企業家特征［14］以及企業所處行業特征［36］等因素都可能對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產生重要影響．因此，本文引入企業規模(Size)、企業年齡(Age)、企業歷史績效(Lagro)、企業利潤率(Profit)、資本密集度(CapitalIntensity)、市場力量(MarketPower)、員工受教育程度(Larboredu)、總經理受教育程度(Ceoedu)、總經理任期(Ceotenure)等作為控制變量．一些研究表明［13，36］，公司規模(Size)與企業研發投入存在倒U型關系，因此引入企業規模的二次項(Size2)作為控制變量．另外，為了控制行業特征的影響，我們還根據國民經濟行業二級分類標準引入了一組行業虛擬變量(Indus-try)．表1給出了具體的變量定義和說明．

2．3模型設定和計量方法

為了檢驗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與民營企業研發投入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設定以下回歸模型:R＆DDesision=α+β1CityLaw+β2CityFinance+∑kλkControlk(1)R＆DIntensity=α+β1CityLaw+β2CityFinance+∑kλkControlk(2)在模型(1)中，研發投資決策(R＆DDecision)是二分的定性變量，因此使用Probit模型進行估計．在模型(2)中，研發投入強度(R＆DIntensity)是一個下限為0的拖尾變量，如果僅使用R＆DIntensity＞0的樣本進行OLS回歸，估計結果將是有偏的，因此使用Tobit模型進行估計．上述兩種方法都廣泛應用于研發投入相關研究文獻中［10，36］．Controlk代表各控制變量．

3實證結果與分析

3．1描述性統計

表2給出了主要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2004年有57．5%的民營企業進行了研發投入，高于Lin等［14］調查得出的38．3%．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我國越來越多的民營企業開始重視產品或技術創新并進行相應的研發投入．然而，研發強度的均值僅為1%，說明我國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的資金比例仍處較低水平．產權保護的均值為0．630，這說明從全國平均水平看，民營企業對自身產權受到法律系統保護的信心一般;產權保護最小值為0．269，最大值為0．982，標準差為0．170，充分說明我國各地區間產權保護水平存在很大的差距．融資約束均值為46．7%，說明仍有一半以上的民營企業沒有獲得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總體而言，我國民營企業仍面臨較為嚴重的融資約束;同樣地，各地區融資約束程度也存在較大的差距(方差為16．4%)．另外，樣本分布較為合理，基本涵蓋了不同規模、不同年齡的民營企業．

3．2多元回歸分析

進一步使用模型(1)和模型(2)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具體結果如表3所示．其中，列(1)和(2)是Probit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列(3)和(4)是Tobit模型的回歸分析結果;列(1)和列(3)分析產權保護(CityLaw)對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即檢驗H1;列(2)和列(4)分析融資約束(CityFinance)的影響，檢驗H2．從表3可以看出，在Probit模型中，產權保護(CityLaw)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有助于顯著促進民營企業參與研發活動(R＆DDecision)，從而支持了H1;融資約束(CityFinance)的回歸系數也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考慮到融資約束(CityFinance)是一個反向指標，這說明融資約束程度的降低也能夠對民營企業參與研發活動(R＆DDecision)起到顯著積極影響，從而支持了H2．與此同時，在Tobit模型中，產權保護(CityLaw)的回歸系數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說明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對于促進民營企業提高研發投入強度(R＆DIntensity)也有顯著積極作用，這為H1提供了進一步的支持;融資約束(CityFinance)的回歸系數也均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正，這意味融資約束的降低對于提高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強度(R＆DIntensity)具有顯著積極影響，從而為H2提供了更有力的證據．

3．3進一步分析:企業規模的影響

與大型民營企業相比，中小型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可能對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更為敏感，這是因為:①大型民營企業為當地經濟發展做出了更多的貢獻，提供了更多的稅收和就業崗位，政府會傾向于為其提供更多的幫助;②大型民營企業掌握了更為豐富的內部資源，可以通過內部融資降低對外部融資的依賴;③大型民營企業可能擁有更好的條件去獲取社會關系資本，而諸如行業協會、銀行等社會關系資本有助于提高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16］．另外，Cull和Xu［8］在分析產權保護、融資約束與我國民營企業利潤再投資之間的關系時也發現，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對企業利潤再投資的影響僅在規模相對較小的企業樣本中顯著，而在規模相對較大的企業樣本中并不顯著．Beck等［4］也發現，法律環境和融資約束對企業成長的影響隨企業規模不同而存在顯著差異，小企業更能從法律環境完善和融資約束降低中獲益．為檢驗上述判斷，根據企業員工人數并結合《中小企業標準暫行規定》②將企業分為3組:小規模企業、中等規模企業、大規模企業．借鑒Beck等［4］的做法，生成Small、Medium、Large3個虛擬變量以及這3個虛擬變量與產權保護(CityLaw)和融資約束(CityFinance)的交互項，以檢驗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對不同規模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是否存在顯著差異，具體結果如表4所示．在Probit模型中，CityLaw×Large的系數要顯著低于CityLaw×Medium(差異為－0．498，在5%的水平上顯著)和CityLaw×Small(差異為－0．523，在5%的水平上顯著)的系數，CityFinance×Large的系數也顯著低于CityFinance×Medium(差異為－0．981，在1%的水平上顯著)和CityFinance×Small(差異為－0．808，在1%的水平上顯著)的系數;進一步地，在Tobit模型中，CityLaw×Large的系數也要顯著低于CityLaw×Medium(差異為－0．007，在10%的水平上顯著)和CityLaw×Small(差異為－0．008，在10%的水平上顯著)的系數，CityFinance×Large的系數也顯著低于CityFinance×Medium(差異為－0．017，在1%的水平上顯著)和CityFinance×Small(差異為－0．013，在1%的水平上顯著)的系數．上述結果意味著，總體而言，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和融資約束程度的降低對于提高中小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影響更大．

3．4穩健性檢驗

在度量產權保護水平時使用了企業所在城市民營企業對合同權利和財產受到法律系統保護的信心指數的平均值，在度量融資約束程度時使用了企業所在城市民營企業獲得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百分比．這一做法可能會受到極端值或抽樣偏差的影響．尤其是，如果某一城市抽樣民營企業數量極少，上述指標可能無法很好地刻畫所在城市的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特別是當這少數民營企業對合同權利和財產受到法律系統保護的信心指數均很高或很低時，又或者當它們均獲得了貸款或均沒有獲得貸款時．而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的度量方法，對于本文主要結論的可靠性具有重要影響，為此采取了兩種做法進行穩健性檢驗．

首先，為了降低極端值或抽樣偏差的影響，刪除了所在城市民營企業抽樣數量低于30家的樣本后(總共刪除了12個城市的282個樣本)，重新進行了回歸．在Probit和Tobit模型中，CityLaw和CityFinance的回歸系數依然在1%的水平上顯著(限于篇幅，這里不再給出具體回歸分析結果)．

其次，使用中國國民經濟研究所樊綱等［9］對我國各省和直轄市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環境(Prov-inceLaw)以及金融業市場化(ProvinceFinance)的打分作為度量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的替代指標，重新進行了回歸．其中，對市場中介組織發育和法律環境的打分綜合考慮了市場中介組織的發育、生產者合法權益保護、知識產權保護以及消費者權益保護等4個方面，得分越高，說明當地的法律制度環境越好，當地的產權保護水平越高．對金融業市場化的打分由金融業的競爭程度和信貸資金分配的市場化兩個方面構成，得分越高，說明當地的金融發展水平越高，融資約束程度越低．這一度量方法在最近的一系列研究中得到了廣泛使用［11-12，23］．同樣地，在Probit模型中，ProvinceLaw和ProvinceFinance的系數均在1%的水平顯著;在Tobit模型中，ProvinceLaw和ProvinceFinance的系數分別在10%和1%的水平上顯著(限于篇幅，這里不再給出具體回歸分析結果)．

4結論與啟示

提升我國民營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對于加快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轉變至關重要．顯然，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找到制約或阻礙民營企業研發投入水平提升的主要因素．不同于已有研究，我們將分析的重點放在了民營企業所面臨的制度環境上．利用世界銀行2005年對我國120個城市6826家民營企業的調查數據，本文分析了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兩個制度因素對我國民營企業研發投入的影響．論文以企業是否進行研發投入、研發投入強度兩個指標衡量企業的研發投入水平，以企業所在城市民營企業對合同權利和財產受到法律系統保護信心指數的均值衡量產權保護水平，以企業所在城市民營企業獲得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的百分比衡量其所面臨的融資約束程度，在控制了企業規模等影響因素后，利用Probit模型和Tobit模型進行了回歸分析，研究發現，產權保護水平的提高和融資約束程度的降低均對民營企業創新投入水平有顯著積極影響．進一步的分析還表明，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對中小民營企業的研發投入影響更為顯著．另外，為了克服抽樣偏差或測量誤差對本文主要結論的影響，還通過刪除所在城市民營企業抽樣數量低于30的樣本以及使用其他替代變量度量產權保護水平和融資約束程度等方法進行了穩健性檢驗，結果表明，本文的結論是穩健可靠的．

本文的研究發現具有十分重要的政策意義:①要想民營企業有意愿參與研發活動或提高研發投入強度，政府需要不斷完善法律環境、減少對企業的干預以提高產權保護水平，從而營造出激勵創新的報酬結構;②政府還需要進一步放松金融管制、積極鼓勵金融創新(如成立專門的科技銀行)，以緩解民營企業面臨的外部融資約束，從而使得民營企業有能力參與研發活動或提高研發投入強度;③由于中小型民營企業是我國自主創新的中堅力量，而其研發投入受產權保護和融資約束的影響更為顯著，因此，政府需要針對中小型民營企業出臺專門的措施以破解其產權保護難題和融資約束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