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療糾紛對醫務人員心理的影響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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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醫療糾紛對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影響，為防范醫療糾紛及保護醫務人員心理健康提供依據。方法以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200名醫務人員［糾紛組（n＝100）和對照組（n＝100）］為調查對象。采用普查法和現場流行病學調查方法，并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2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問卷調查，同時與全國常模評分進行比較。結果糾紛組軀體化因子、迫癥狀因子、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評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對照組焦慮因子評分明顯高于糾紛組（均P＜0．001）。糾紛組強迫癥狀因子、偏執因子評分均明顯高于全國常模，對照組偏執因子評分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均P＜0．01）。糾紛組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的癥狀陽性率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均P＜0．05）。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學歷較低者、職稱較低者、發生過醫療糾紛者均是醫療糾紛的影響因素。結論醫療糾紛對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有消極的影響，應重點關注女性、學歷較低、職稱較低、發生過醫療糾紛的醫務人員。建立醫療糾紛防范機制，為醫務人員開展心理干預，以改善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

關鍵詞：醫療糾紛；醫務人員；心理健康；影響因素；癥狀自評量表

隨著我國醫療保健制度和醫院改革的深入，醫學模式的轉變，醫患關系也發生了變化，病人和社會對醫療服務質量的要求越來越高，醫患關系日益緊張，醫療糾紛增多，醫護人員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心理健康問題也日益凸顯［1－2］。開展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研究，對構建和諧醫患關系、改善其身心健康水平、提高工作效率和組織凝聚力具有重要的意義。筆者采用癥狀自評量表（SCL－90）對200名醫務人員進行測試、分析，以期了解醫療糾紛對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影響，提出防范醫療糾紛及保護醫務人員心理健康的對策與建議。

1對象與方法

1．1調查對象

2015年9月至2017年9月，以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的200名醫務人員為調查對象，并以本院發生過醫療糾紛的在職醫務人員作為糾紛組（n＝100），共有105人發生過醫療糾紛，其中有5人已經退休。以性別、年齡、工種一致、年齡相差不到5歲、未發生過醫療糾紛的在職醫務人員作為對照組（n＝100）。

1．2調查方法與調查內容

1）調查方法：①采用普查法對2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問卷調查（對發生過醫療糾紛案的醫務人員名單由醫務科存檔資料中查出），同時與全國常模評分［3］進行比較。②采用現場流行病學調查方法，以面對面方式由調查員解釋調查目的及問卷解釋語，被調查人員在一個安靜的環境中自填完成。

2）調查內容與評定標準：醫務人員的一般信息和心理健康狀況。一般信息，內容包括性別、年齡、工種、學歷和職稱。心理健康狀況采用SCL－90，內容包括軀體化、強迫癥狀、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敵對、恐怖、偏執、精神病性、其他10個因子，其評分標準：1分＝無，2分＝輕度，3分＝中度，4分＝相當重，5分＝嚴重。影響SCL－90評分的各相關因素賦值：性別（X1：女＝0，男＝1），年齡［X2：按實際年齡（歲）］，工種（X3：按“醫生＝1，藥師＝2，護士＝3”建立啞變量，以“醫生”為參照），學歷（X4：博士＝1，碩士＝2，本科＝3，專科及以下＝4），職稱（X5：正高＝1，副高＝2，中級＝3，初級及以下＝4），醫療糾紛（X6：無＝0，有＝1）。SCL－90陽性癥狀評定標準：總分≥160分計為有陽性癥狀，任何一因子評分≥2分則計為陽性癥狀。

1．3統計學方法

數據錄入excel表，再轉為SPSS18．0統計軟件進行數據處理。計量資料以x±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比較采用χ2檢驗。對醫療糾紛的影響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結果

2．1調查對象的基本情況

糾紛組，男57人，女43人，年齡（33．2±9．4）歲。工種：醫生62人，藥師12人，護士26人。學歷：博士3人，碩士研究生29人，本科61人，專科及以下7人。職稱：正高7人，副高16人，中級33人，初級及以下44人。對照組，男57人，女43人，年齡（33．8±9．6）歲。工種：醫生62人，藥師12人，護士26人。學歷：博士3人，碩士研究生32人，本科58人，專科及以下7人。職稱：正高7人，副高16人，中級34人，初級及以下43人。2組基線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2組SCL－90評分的比較

糾紛組SCL－90總分高于對照組（P＜0．001）。糾紛組軀體化因子、迫癥狀因子、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評分均高于對照組，對照組焦慮因子評分高于糾紛組（均P＜0．001）。

2．32組SCL－90評分與全國常模的比較對照組強迫癥狀因子評分與全國常模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2組SCL－90總分和軀體化因子、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評分均高于全國常模（即中國正常成年人）（均P＜0．01）。糾紛組強迫癥狀因子、偏執因子評分均高于全國常模，對照組偏執因子評分低于全國常模（均P＜0．01）。

2．42組SCL－90癥狀陽性率的比較2組軀體化因子、強迫癥狀因子、抑郁因子、焦慮因子、偏執因子的癥狀陽性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糾紛組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的癥狀陽性率均高于對照組（均P＜0．05）。

2．5醫療糾紛影響因素的多元線性回歸分析本調查以SCL－90總分作為因變量，以性別、年齡、職稱、學歷、工作類型、近3年是否發生過醫療糾紛案為自變量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學歷較低者、職稱較低者、發生過醫療糾紛者均是醫療糾紛的影響因素。

3討論

本調查結果顯示，對照組焦慮因子評分明顯高于糾紛組，糾紛組軀體化因子、迫癥狀因子、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偏執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評分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均P＜0．001），其與鐘菁蕓等［4－5］研究的結果相符；糾紛組SCL－90總分和軀體化因子、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抑郁因子、焦慮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評分均明顯高于全國常模（即中國正常成年人）（均P＜0．01），其與文獻［4－5］研究的結果相符，并說明醫療糾紛對于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影響較中國正常成年人大；對照組偏執因子評分明顯低于全國常模（均P＜0．01），其與鄒志禮等［6－7］研究的結果相符，并說明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水平亦低于中國正常成年人；糾紛組人際關系敏感因子、敵對因子、恐怖因子、精神病性因子、其他因子的癥狀陽性率均明顯高于對照組（均P＜0．05），其與文獻［5］研究的結果不一致，出現此結論可能是本調查的醫院類型、等級與已有結論的研究醫院不同。另外，醫療糾紛發生后，醫院的重視程度和針對糾紛采取的措施可能不同，對待糾紛組的醫務人員態度亦不同，導致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況不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結果顯示，女性、學歷較低者、職稱較低者、發生過醫療糾紛者是醫療糾紛的影響因素，這可能與女性的生理學特點、心理承受能力有關［8－9］。學歷較低者往往在專業知識、工作經驗、職稱、收入、社會地位上處于劣勢，他們難以面對來自這些方面的壓力，導致心理健康狀況較差；職稱較低往往是低年齡段、低學歷者的體現，他們工齡短、工作經驗缺乏、收入較低，面對崗位的高要求、職稱晉升壓力、經濟壓力，導致其壓力倍增；發生過醫療糾紛者，不僅要承受來自患者家屬的辱罵、毆打等不公正待遇，面對糾紛和院方的反復調查，還要不斷被要求或者主動回憶在診治過程中是否有過違規行為和醫療過失［10］；有些家屬出于自身利益，無視醫院的調查結果，對醫院提出巨額的金錢賠償，這些行為增加了醫務人員的心理壓力。綜上所述，醫療糾紛對醫務人員的心理健康有消極的影響，應該重點關注女性、學歷較低者、職稱較低者、發生過醫療糾紛的醫務人員，建議減輕女性醫務人員工作強度，給她們提供心理咨詢，以減輕女性醫務人員的身心壓力；給學歷較低者、職稱較低者提供業務培訓，使其充分掌握專業基礎知識和工作技能，以提高醫務人員專業技術水平，將醫療差錯降到最低［10］。另外，衛生管理者應建立醫療糾紛防范機制，醫療糾紛發生后的科學處理，為醫務人員開展心理干預，以提高醫務人員的心理素質，使其盡快恢復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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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陳杰1a，2，3；黃博抒1a，2；周小軍1b，2；許薷丹1a，2；李民浩1a，2 單位：1．南昌大學a．研究生院醫學部2013級；b．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與衛生事業管理教研室；2．江西省預防醫學重點實驗室，3．九江市第一人民醫院質量控制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