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傳承論文：英美文化中的文化繼承論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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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娟單位：防災科技學院講師

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呈現明顯的一邊倒文化傾向的同時，另一方面民族傳統的回應在很大程度上對現代文化中的西化起著顯著的制衡作用，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對于中國本土民族傳統化的傳承，對于翻譯上“中國化”風格的追求，一直都是英美文學翻譯家為之奮斗的事業。就在白話文興起之前，在英美文學翻譯中就一定運用了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各種傳統的表達方式，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外來文學就范于我們民族傳統文學的表達方式，與此同時，在英美文學翻譯著作中，也逐漸地呈現出文化歸化的端倪，例如，我國著名英美文學翻譯學者陸志偉，在其翻譯華茲華斯名著《貧二行》之時，大量地使用了我國傳統文學中的七言歌體行體形式，不僅在表達形式更在主題反映上體現出了深深的中國古典文化特色。通過對陸譯作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本國文化傳統在英美文學翻譯中的再生，也可以看到這一時期的英美文學譯介帶有明顯的文化建構動機，現就以《學衡》中所刊登的華茲華斯一詩為例，深入探討英美文學翻譯中的文化傳承與發展。

華茲華斯詩歌翻譯

《學衡》作為我國早期著名的刊物，其辦刊宗旨就是要“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因而在1925年首次刊登了賀麟對華茲華斯《露西組詩》第二首的翻譯著作。現就華茲華斯《露西組詩》第二首原作與賀麟譯文部分摘抄如下。Shedweltamongtheun-troddenways/BesidethespringsofDove．．．Butsheisinhergrave，and，ohThedifferencetome!賀麟對其的翻譯是:佳人處僻地。佳人處僻地，地在鵠泉旁……謁冢吊芳魂，彼我隔渺茫。通過對原文與譯文的對比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賀先生在譯文中對原作所使用的語言形式作了很大的改動，在將其舍棄之余，還將其巧妙地轉化成漢語古詩的語句形式。

與此同時，在原著中華茲華斯在其表達上追求精確，對主語、介詞等不可缺少的語言表達因素，在譯文中賀先生則通過漢語古詩的方式將其省略。例如，“紫羅依苔石，艷姿半潛匿”，賀先生用漢語動詞“依”換去英語介詞“by”，并將“fromtheeye”隱去，讓紫羅蘭成為“半潛匿”的主動者，這是用中國文學的語言思維模式來規劃英美文學語言思維模式的典型表現，同時也凸顯出英美文學翻譯中對原文文本形式的歸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譯文本土化民族氣息與文化精神的形成。

英美文學翻譯的文化歸化

譯者對詩的翻譯中所涉及的文化規劃比形式層面更值得我們研究。《露西組詩》是華茲華斯借“露西”來抒發他的幻滅感的著作。《學衡》中曾有記載，詩人認為“露西”的美沒人賞愛，她的離去卻又令他感到幻滅，影射出詩人獨自欣賞的心境。借女性抒發情感的作品，在中外文學中比比皆是。最早可以追溯到屈原的《楚辭》，“佳人不偶”和“士不遇”，形象地展示了當時特有的社會政治環境。男女之間的怨尤與自戀成為他們的話語方式。以此寄托對理想世界的執著，進而使中國古典詩歌中的“佳人”具備了特殊的文化傳承功能，并通過后人的傳承，形成了我們的閱讀模式。詩人在描寫女性的絕色而無人欣賞之時，促使我們想起了佳人們的人生境遇。當譯者重新詮釋原作時，本土文化就把原作給歸化了。《露西》的譯詩中，譯者以“佳人”指代“露西”，這是建立在原作基礎之上的，是譯者以中國的閱讀模式進行翻譯的結果。因此，譯作就呈現了與原詩不同的風格，是在中國文化傳統之下的文化風格。這反而使我們與英美文化的距離越來越遠，似乎又拉近了與本國文化的距離。我們可以發現，這種翻譯已經不是常規的文學翻譯，而是把翻譯歸入了目的語文學的范疇。

這就是為什么在譯詩中會出現我們所熟悉的中國傳統意象。如“佳人在空谷”，我們就很難看出這是譯作。這是因為譯者在翻譯時既保持了原詩的意蘊，還進行了一定的轉換，或直接加入中國傳統詩歌中一些特有的詞匯。例如，同樣描寫女性，“露西”與“佳人”不可同日而語;“佳人在空谷”其中的“空谷”是我們讀者更為熟悉的場景。再如譯詩中的“俗眼”“春夢”等，這些都體現出了濃濃的中國文化情調。因此，這些詞語符號所能傳遞的信息已大大超出原詩的范圍，譯者通過翻譯，既摒棄了一些英美文化符號，但與此同時又結合了中國豐厚的文化，使傳統價值得以重構。因而，我們可以說《學衡》所刊載的這幾首詩說明了在英美文學翻譯中，既對英美文學進行了歸化，同時也傳承著本國的傳統文化。但這一切也要視譯者所持的文化理念所決定。

英美文學翻譯的文化傳承

《學衡》的諸位譯者以文化歸化的意識進行英美文學翻譯。這正如吳宓所言:翻譯的工作實際上就是用新的材料去練習舊學中的格律的最好的練習場所。近年來，我們翻譯英美文學的作品不少，然而卻多用白話文與英語中的標點符號，使讀者頓感厭煩。同時，他還指出，要想使原文的意趣與本國文章相似，就必須反復誦讀直至背誦，才能開始翻譯。這就是《學衡》雜志的翻譯總綱，也是眾多譯者的實踐宗旨。

學衡派的翻譯宗旨與他們所持的文化理念是密切相關的。他們所持的“博采東西，并覽古今”的思想，更傾向于以古希臘的思想來探尋普遍的、永恒的人文價值。這得益于白璧德的思想影響。白璧德與《學衡》同仁力主糾正新文化運動對西方文化的過度推崇，而否定中國傳統文化，為強調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提供有力的依據。然而，他們努力重構中國傳統文化的思想并沒有得到當時社會主流思想的接納，反招多方斥責。這正如“佳人”的形象無法與新文化相融合一樣，似乎昭示著不合時宜的意味。莫非譯者借“佳人”預示他們與主流思想的對抗，并在隨后的幾十年一直處于邊緣的地位。直到現在，我們才重新審視它所具有的當代意義。客觀地說，學衡派在進行文學翻譯時借文化歸化追認普世價值，這容易與現代文學精神相背離。而且用文言文來翻譯英美詩歌，則更容易使人聯想到復古派的風格。實際上學衡派也并不是不能容忍白話文，他們是反對新文化對文言文的棄之不顧。他們認為，一個國家的語言乃是一國傳統文化之載體。他們并不是要增加現代人的閱讀障礙，而是希望文言文能夠傳承中國的文化。在新文化運動中西方語言的盛行，使保存文言文無異于保住了中國的傳統文化的連續性。所以，在白話文興起之時，學衡派提倡文言文，有一定的意義。

結語

歷史證明，如果當時新文化運動能適當接受一些批評的意見，那么就不會出現后來過于俗化的趨向。今天的譯者在借歸化提高本國文化之時，令我們不得不回想起當年學衡派的堅持。進入21世紀，在擔負我國民族文化重構任務的時候，《學衡》的譯作，能帶給我們無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