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前教育事業發展評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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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前教育機構數量的變化趨勢

由于全國性學前教育機構數據的相對缺乏①，我們無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精確的數據比較，但通過一些相近年代的區域性數據，依舊可以推導其變化趨勢。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兩個近代學前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歷史階段，近代學前教育機構的數量呈增長態勢。

（一）20世紀20－30年代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教育事業大發展的推動下，該階段各地學前教育機構呈現穩步增長的趨勢。1927年的北京市與廣州市，各有幼稚園12所［2］、9所。其中廣州市各園設立時間見表。廣州市9所幼稚園中設立于清末的僅有1所，設立于民初的亦僅有2所，而在20世紀20年代卻有6所新園成立，為清末民初的2倍，數量增長的趨勢十分明顯。至30年代初，這種趨勢更加強化。以經濟教育文化事業在全國相對發達的廣東與人口大省四川為例，其幼稚園數量也出現了相當的增長。其中廣東省一年就增加了7所幼稚園，年增率達到了35％，四川省3年內增加了40所，年均增長率達到了9．77％。截止到1933年，全國幼稚園數量已經達到了829所。其中四川省最多，為164所；察哈爾省最少，僅有1所［5］。至抗戰前夕，保守估計，全國幼稚園數已逾千所。

（二）抗戰及戰后恢復時期該階段，在政府的主導下，隨著全民保育、公育運動逐漸興起，學前教育事業在大后方有了高速的發展，數量也迅速增加，幾乎每個縣都有學前教育機構的出現。因為全國半壁江山的淪陷，兼之戰爭環境下檔案資料的缺失，全國學前教育機構的具體數量難以統計，但僅以國民政府社會部、戰時兒童保育會等單位所屬學前教育機構數量統計，即可見其趨勢。至1940年，短短一兩年內，全國戰時兒童保育會已設立了15個分會及40多個保育院、6個寄養處及3個連接站［6］。至1943年，戰時兒童保育會所屬的保育院分布于全國12個省份。同年，國民政府社會部所設之直屬保育院僅在重慶地區即有5所，分別是設于唐家沱的第一育幼院，設于歌樂山的第二育幼院、嬰兒保育院，設于土橋的救濟院育幼所與設于北碚的兒童福利實驗區［7］。以上這些機構都是在抗戰期間設立的，可見，大量政府兒童保育機構的設立，為抗戰期間大后方學前教育機構的數量增加提供了新來源。抗戰勝利后，首先是大量戰時兒童保育機構在后方地區的裁并與在恢復區的增設。如至1945年底，社會部直轄兒童保育機構為20所，分布如表4所示。這其中，安徽第二育幼院、陜西第二育幼院、重慶第三育幼院、重慶第五育幼院4個育幼院已被裁并。裁并后的重慶地區保育院數量也達到8所，超過1940年的數據。而南京兒童福利實驗區、上海特殊兒童輔導院、廣州水上托兒所及江蘇、山東、遼寧、湖南、山西、河北等地的育幼院正在籌設之中。至1946年年底，社會部有案可查的全國兒童保育機構單位數達到了1737所，詳見表5［8］：從上表可見，因為抗戰剛剛結束，內戰又很快開始，恢復區的數量盡管有所增長，但依然明顯不及后方，如江蘇（含南京）僅有12所，山東（含青島）僅有6所，北平僅有5所，河北僅有3所。而后方的重慶有76所，陜西有159所，四川有277所，對比懸殊。但很快就有了變化，有數據證明：上海市在1946－1947年的一年內，即新成立兒童保育機關12處，占全部53處的22．6％，年度增長率達到了近三成［9］。1948年，南京市僅托兒所即達到了6所，分別是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兒童福利實驗所托兒所、南京婦嬰保健所兒童所、社會部南京兒童福利實驗區第一日間托兒所、航空工業局托兒室、中央醫院托兒所、新運婦女指導委員會婦女日間托兒所［10］。從上海、南京的情況來看，增長速度是驚人的。

二、學前教育機構的一些數據分析

在數量增長的同時，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前教育機構在內涵建設上的進步并不明顯，但亦有變化。我們可以從機構的教職員數、機構教養幼兒總數與平均數、被教養幼兒的人均經費上進行考察。

（一）機構教職員數南京國民政府時期，限于機構規模，學前教育機構教職員數量普遍在1～5人的范圍內。如1927年，北京幼稚園教職員人數為58人［11］，園均4．8人。1930年的四川省幼稚園教員有255人［4］，園均2．06人。1933年的江蘇昆山縣，有3所幼稚園，教職員6人，園均2人［12］。具體到省份范圍，以1936年的河南省為例。36所幼稚園中，教職員共58人，園均1．61人。教職員最多的鄭縣、扶溝幼稚園，也只有4人。而僅有1名教職員的幼稚園多達14個，占總數的38．9％。再如1948年，江西省贛縣、大庾、浮梁、貴溪4縣有4所幼稚園，教職員有7人，園均1．75人［13］。南京國民政府時期，也存在一些大型的幼稚園，如私立集美幼稚園，擁有教職員十數人。又如抗戰前南京的一些大型幼稚園，也有相當數量的教職員，但總體相對于中小學而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前教育機構的教職人員的數量明顯偏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前教育師資的缺乏與學前教育事業整體規模的相對弱小。

（二）教養幼兒總數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各學前教育機構所收容的幼兒總數呈上升趨勢。20世紀30年代初期，全國幼稚園入園幼兒總數已經達到2萬6千多人，較之清末的數百人，有了天壤之別。從江蘇、上海、河南、廣東、四川等具有代表性的省域及全國的數據上分析，更加明顯。從上表可見，四川省為民國人口第一大省，其幼稚園幼兒數量也居全國首位。此5省市教養幼兒數達到了全國總數的近一半，從另一個角度說明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前教育事業的發展存在著區域性的不平衡現象。除幼稚園外，其他學前教育機構的幼兒數量也有發展，如1932年，江蘇、上海的縣立保姆所也收養了大量的幼兒。抗戰期間，在全民保育、公育的大環境下，大后方的幼兒保育人數有了巨大的增長，以社會部直轄兒童保育機關為例。截止到南京國民政府時期末年，全國保守估計，各類學前教育機構教養幼兒應不下于數萬人。

（三）機構平均教養幼兒數整個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幼稚園的園均幼兒數普遍不高，在幾十人的數據上徘徊。如以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初的幾個代表意義的城市幼稚園園均幼兒數的比較。這5個城市中，北京、廣州為南北部特別市；汕頭為普通市；合肥、昆山為中部、東部縣，各有其代表意義。除了汕頭園均幼兒數超過百人以外，其余皆不足百人。除各園具體幼兒數不詳的北京外，廣州、合肥、汕頭、昆山4市的23所幼稚園中，僅有6所入園幼兒數超過百人，僅占總園數的26％；而入園幼兒數不超過50人的有9所，達到了39．1％。從上表可知，1936年河南全省幼稚園37所，總計教養幼兒1396人，園均幼兒數為37．73人，其中僅鄭縣，實際是鄭州，園均幼兒數超過百人，為總園數的2．7％。而園均幼兒數超過50人的也僅有扶溝一縣。園均幼兒數不足30人者多達9縣11園，占總園數的近三成。抗戰時期，幼稚園園均幼兒數基本保持與戰前一致。如1938年江西4縣的園均幼兒數在50人左右。相比于幼稚園，在抗戰時期全民保育運動下所興起的保育院等機構的院均保育幼兒數相對較多。1939至1940年，全國戰時兒童保育會成立約60個保育院、寄養處、連接站，前后收容幼兒將近2萬人［6］，單個機構收容幼兒超過300人。1945年年底，社會部直轄兒童保育機關的單個機構保育幼兒數見表13［8］：上表中，20所保育院總計收養6799名兒童，其中學前幼兒6696人，院均幼兒數為334人，甚至出現了超過700人的廣東第二育幼院（733人）、陜西第一育幼院（741人），而最少者亦有82人。這是因為在抗戰時期，需要保育的幼兒數量大量增加的現實環境所造成的。這種情況在抗戰結束后就有了改變，如抗戰勝利后的1947年，上海22所兒童保育機關共收容幼兒1046人［9］，所均47．55人。所均收養幼兒數明顯下降。

（四）學前教育機構兒童人均經費南京國民政府時期，學前教育機構的經費來源分公立與私立兩部分。一般而言，公立機構的經費較私立機構更加充裕。如1927年的北京，11所私立幼稚園全年經費為65118元，同期的1所公立幼稚園全年經費為9960元［11］，園均經費公私立比為1∶0．59。在公立機構中，高一級的政府所立機構較低一級政府所立機構經費更為寬裕。以1932年的江蘇為例，如表14：學前教育機構兒童人均經費區域不平衡現象也很突出，如以四川、廣東、河南三省為例，如表15：可見，廣東省幼稚園兒童人均經費是河南省的近2倍，是四川省的近3倍，是全國平均水平的1．42倍，河南與四川卻僅有全國平均水平的74％與51％，差距懸殊。但在經費總數上，廣東卻不占優勢，僅為河南的54％，四川的24％。南京國民政府時期，近代學前教育事業實現了在系統上的三個轉變，其機構數量也呈現巨大的增長，而其內涵建設上，亦有相當變化。

作者：朱季康 孔祥德 單位：揚州大學 淮揚文化研究中心 孟菲斯大學 亞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