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識教育對國內高等教學的作用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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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來自政府的投入不能滿足高等院校正常運轉的情況下,各高校只能自己想辦法來解決這一問題,這也導致有的高校負債運行。由于在發展生存艱難的情況下,高校出現了教育收費,經營收費,后勤社會化的現象。政府雖然沒有明確的提出教育產業化問題,但實際上教育產業化的程度已經遠遠超過世界發達國家,在北京理工大學教授楊東平先生看來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已經成了名副其實的國有二級企業。學費,雜費及其他教育經費不得不讓受教育者承擔。擴招在嚴重造成師資力量短缺、學生素質下降、畢業生魚目混珠的同時,又打亂了社會的公平。此外,高校畢業生就業難成為社會的共識后“學而無用論”普遍流行,有的家庭或者因為經濟問題或者因為就業問題而不愿接受高等教育。這不僅背離了我國高等教育理念的初衷,而且還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問題,無論是作為政府、教育者還是有識之士都不得不去面對。這究竟是管理理念的滯后、管理模式的滯后、還是評價體系的滯后都不能不發人深思。

通識教育理念的復興

2009年11月國務委員劉延東以及新任國家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從全面推進教育均衡發展的角度來重新深思我國教育發展的方向,認為教育均衡發展是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要求,是貫徹黨的十七大精神,實施教育法的新舉措,是堅持以人為本,辦人民滿意學校的需要,是教育事業自身發展的需要,是實施素質教育的保證,它指出了教育必須要做什么,我們能夠做和怎樣做的問題,這其中包含了如何改革高等教育目前所面臨的管理理念的滯后、管理模式的滯后、評價體系的滯后的問題。他為當前的中國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視角,其中以人為本,辦人民滿意的學校,實施素質教育,必須有新的教育理念作為前導。當前有許多教育者認為,通識教育的教育理念是高等教育改革的一個切入點。借用總理的一句話“:我覺得要培養全面發展的優秀人才,必須樹立先進的教育理念,敢于沖破傳統觀念的束縛,在辦學體制、教學內容、教育方法、評價方式等方面進行大膽地探索和改革。”

全面推行新的教育理念,這將是今后面臨的最大問題。通識教育在中國自古有之,它把培養“全人”“完人”作為自己的終極目標,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賦予不同的歷史內容。李曼麗教授認為: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旨在培養大學生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使之成為有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人,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礎知識、技能和態度教育。叢慧卉認為:通識教育是指對所有大學生進行的共同內容的教育。它強調的是知識的廣博與統整,其目的是要將受教育者作為一個具有主體性的,完善的人實施全面的教育,使受教育者在人格和學問、理智與情感、身心等各個方面得到自由和諧的發展,不僅具有高尚的情操、獨立思考、善于創新的能力而且能夠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主動有效地參與社會公共事務,成為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

彭壽清先生針對上述的界定進一步指出通識教育是一種非職業性,非專業性的教育,是人人必須接受的教育,是大學理念完美的教育思想,是培養“完整的人”“健全的人”“自由社會的健全公民”,這樣的人要具備有效思考的能力,清晰溝通思想的能力,做出合適判斷的能力,辨識出普通價值的認識能力。上述學者從通識教育的性質,目的,內容,目標,結果,過程,功能等不同的角度來闡釋通識教育的本質,來應對我國處于轉型期的高等教育。

無論是從錢學森老人的憂思到高教擴招現狀的弊端,從劉延東、袁貴仁全面推進教育均衡的發展到通識教育理念的復興,我們都不能不反思我們的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教育模式以及評價體系的方向,去追問我們的高等教育出現了什么問題？我們應當通過何種途徑去變革從而解決這些問題？

通識教育對高等教育的影響

1從高等教育的教育理念上

錢學森并沒有提出通識教育的高校教育理念,但錢學森從其父著名的教育家錢均夫那里不僅得到數學和物理知識,而且得到了包括音樂、繪畫在內的中國傳統文化教育。錢老講“:科學上的創新光靠嚴密的邏輯思維不行,創新的思想往往開始于形象思維,從大跨度的聯想中得到啟迪,然后再用嚴密的邏輯加以驗證。”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錢老以廣博的知識作支撐、全新的思維方式、知識的交叉融合,創新思維、發散性思維至少沒有在教育的理念上受到了泯滅乃至扼殺。哈佛大學文理學院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在《大學所有的手冊》當中提出五項標準:要有起碼的說服溝通的能力;對宇宙,社會,人類要有基本的知識,培養獨立思考判斷的能力;在生活品質上,閱歷上有較寬的視野;遇到進退兩難時,在道德選擇上有足夠的明辨力;在主修科目上能夠掌握問題的理論,方法與數據,未來可在較深的基礎上觸類旁通,以確切證鑒,下結論,甚至能說服人。蔡元培先生在任北大校長時提出的“兼容并包,學術自由”的辦學理念,許智宏先生更是明確地指出“現在的北大不缺錢,缺的是思想”。他們留給北大的許多文化和精神并沒有隨著他們的離去而消失,而是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北大學人。

2從高等教育的教育模式上

中國的教育受中國傳統的教育——儒家文化的影響根深蒂固,宗法倫理滲透一切,皇權至上,等級特權觀念濃厚,德治仁政,重義輕利,它集中體現在儒家的學而優則仕。而發軔于隋唐的科舉制度本身又是一種高度倫理化的教育,科舉制度首先是一種選拔官吏的制度,然后才是一種考試制度,所以中國的傳統教育始終圍繞著科舉這一重心,以固有的國家功利主義為指針。雖然科舉制度隨著中國兩千多年封建王朝的滅亡而走到了盡頭,但它并沒有隨著封建王朝的結束而從人們的思想中徹底的消失,甚或隨著時代的變遷不斷地豐富它的內容,通過新的形式依然根深蒂固地生存在每個人的思想深處。只不過是在封建社會教育的成本全部由受教育者自己承擔,一旦“學有所成”,由社會來加倍返還,這不僅成就了封建等級觀念,而且使教育的模式徹底依附于國家的政治體制。現在我們能否通過在科學的組織和制度的創設,包括設計的原則、貫徹原則的策略上下功夫來完善高校的教育模式,營造高等教育的文化氛圍,如強調其內容應該涵蓋古今中外,從政治經濟到科技文化,從宗教哲學到文化藝術;強化學科之間的溝通和聯系,突破封閉式的狹隘專業的范圍,從而為培養知識面廣,基礎厚實的復合型人才創造良好的氛圍。

3從高等教育的評價體系上

前中國駐法國大使吳建民先生在談到中國的教育體制時不無感嘆地說中國的幼兒在學習小學的課程,小學在學習中學的課程,中學在學學的課程,大學在學習幼兒園的課程——即學習怎樣做人,這種給小學生講大道理,給大學生講小道理的傳統的微言大義的教育價值觀使高等教育無法脫離基礎教育和中級教育的評價模式。小學升中學,中學升大學需要通過考試,研究生需要考試,博士生還需要考試,考試成為衡量是否掌握某門知識的標尺具有一定的作用,但作為衡量是否達到了適應社會需要的人則失去了評價的意義。再者,高等教育機構有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山大學黨委副書記,副校長李萍認為:把高等院校定為部級和副部級就會使高等院校按照行政的模式來考慮問題,背離了高等教育自身的發展規律,會造成學術帶頭人成為學術官僚,學術官僚就握有相關權利,就能拿來相關的“項目”“資金”,獲得資源,使得搞學問、做學問成了手段,做官才是目的。當官掌權后,就掌握了學術評價的標準,這使高等教育徹底地背離了學術的本質要求,徹底官僚化。用這種標準來衡量高等教育,受教育者把受教育的終極目標確定為做官,追求做官的價值取向使得高等教育對社會公民責任心的培育、公民倫理道德的培育徹底落空。這猶如在基礎教育過程當中,不論在教學的方式、教學的內容怎樣的千變萬化,考試的模式不變,一切都將淪為空談一樣,高等教育無論怎樣的變革,如果不確立社會所需求的綜合性人才的評價標準,必定使教育者感到無所適從,最終使受教育者深受其害,社會也必將付出相應的代價。

作者：張瑜沈玉潔段其偉單位：廣東醫學院醫學教育研究所廣東醫學院外語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