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藝術論文：國內視覺藝術的缺陷與解決措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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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楊源弘單位：中國藝術研究院

學校和社會經常舉辦各種視覺藝術活動并進行獎勵，這與其他學科的獎勵一樣重要。孩子的作品會用鏡框裝好，像藝術大師的作品一樣被掛在家里或被當作禮品贈送。這樣的教育環境使學習視覺藝術可以成為被社會所尊重的選擇和認可的職業，而且視覺藝術修養甚至會成為社會精英的身份標簽，社會也因此形成了包容創造和熱愛藝術的氛圍。藝術在西方許多人的生活中不可或缺，比如用視覺藝術品裝飾居所和公共場所，即使是在租來的居所里。去美術館看藝術展是休閑生活的一部分，藝術深入人心。

中國的藝術輸出忽視視覺藝術。長期以來，中國藝術輸出更重視雜技、歌舞等表演藝術和大眾藝術，而不是被西方人所看重的屬于精英層面的視覺藝術。當下中國的藝術熱其實是非理性的藝術投資熱。中國視覺藝術引起社會關注的主要原因是藝術與資本相結合成為理財產品而進入大眾生活，并不代表中國人藝術理解力和藝術修養的提升。比如從中央到地方的電視臺層出不窮的各類鑒寶收藏類節目引導的基本是投資性收藏，這類節目的關注點是低層次的財富增值而不是基于藝術史價值和審美偏好的高層次收藏愛好。中國對視覺藝術的忽視也表現在國家對視覺藝術扶持政策的長期缺位。比如2009年國務院通過《文化產業振興規劃》指出國家將重點推進文化創意、影視制作、出版發行、印刷復制、廣告、演藝娛樂、文化會展、數字內容和動漫等產業，重點扶持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產品進入國際市場。這樣的產業扶持主要關注贏利空間更大的新型文化產業和具有民族特色的藝術品，并不包括以非營利為主的視覺藝術。這與歐美等國把視覺藝術當作核心產業扶持和鼓勵現當代藝術輸出的文化藝術扶持政策的思路有很大差距。

中國文化藝術對外交流和貿易忽視當代藝術。長期以來，中國藝術“走出去”對外交流忽視了藝術的時代性和社會性。在全球化的視野中，中國經濟領域的跨國經營幾乎可以與世界無障礙地對話。但在藝術領域我們卻固守傳統缺乏創新，我們更多的是把自己所認可的文化藝術精品送出去交流，即“國粹”式的交流。而這些傳統藝術即使在中國本土已經成為一種文化藝術遺產。比如一成不變的水墨，永遠難以理解的京劇和高難度的雜技技巧，一直是中國文化藝術輸出不變的內容。但這些基本上是中國封建社會士大夫含蓄內斂、中和為美的精神風貌的體現，雖然精致到難以超越，卻不能充分體現當下中國社會時代精神和活力。而藝術根本上要反映當下藝術家對社會生活的反思。中國的當代藝術在國際藝術品市場上無疑正日益受到關注，但中國當代藝術在國際重要雙年展和藝術博覽會的參與度與影響力都不足，中國當代藝術也處于“走出去”初級階段。中國藝術創作和對外交流迫切需要解放思想轉換思路，需要全球化思維和當代視野，從已經缺乏當代藝術語境的傳統水墨、大頭像的政治波普藝術的單一化思維中走出來，讓藝術創作直面復雜的社會問題進行更多元化的創作和輸出。

中國藝術機構“走出去”缺乏成熟商業模式

長期以來，我國藝術輸出沒有把視覺藝術品看作是重要的出口商品，政府主導的文化藝術輸出基本上是不以贏利為目標的“對外宣傳”和對外交流，缺乏“視覺藝術品貿易”經營理念。在中國傳統的對外視覺藝術交流工作中，政府是主體，政府派出視覺藝術展覽單位去國外執行對外宣傳任務，經費由政府承擔，在國外展覽也大多是免費贈票。這種做法雖然對外宣傳了中國的視覺藝術，取得了一定的社會效益，但幾乎沒有經濟效益。雖然有必要，但是在市場經濟社會這種高投入低回報甚至無回報的做法難以持續進行。

這種文化藝術的“走出去”其實更多的是“送出去”和“抱出去”，這也導致了中國文化藝術的對外文化交流只能是小眾的偏好和消遣，不能引起主流社會的關注。而且即使以贏利為目的的文化藝術輸出也因缺乏成熟商業模式而難以獲得真正成功。中國國有文化藝術機構很長時間一直是事業單位，靠國家財政撥款生存，缺乏產業化的運作手段，即使后來文化體制改革轉企改制，因為起步晚，與西方文化企業和文化跨國公司在經營理念和管理水平、營銷手段等方面差距巨大，尤其缺乏成熟的商業模式，缺乏競爭力。中國不乏優秀的藝術資源，但由于缺乏先進的符合市場需要的商業模式，未能把優秀文化藝術資源變成能帶來可持續增值的資本。比如在文化傳播方面，中國的孔子學院是政府主導的非營利性的文化輸出，規模小，擴張速度慢，僅成為小范圍海外民眾的個人選擇，而不會像商業輸出的好萊塢電影一樣無孔不入，融入輸入國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具有強大吸引力。

中國視覺藝術“走出去”忽視民間力量主導的藝術輸出

世界各國都重視民間外交與政府外交互補的重要性，積極發揮民間機構的靈活性、自由性、獨立性和低成本的優勢。無論是世界頂級跨國畫廊高古軒、佩斯，世界拍賣業巨頭蘇富比、佳士得，還是古根海姆博物館、基金會都是私人跨國藝術機構。這些私人跨國藝術機構的成功說明：靈活、自由的民營經濟模式更適合文化藝術產業以創意為核心的特殊精神產業的性質，民營跨國藝術機構已經成為世界文化強國文化藝術輸出的主體。民間力量日益以其靈活的經營模式和持續盈利的模式繞過各種政治壁壘尋找商機，憑借資本的力量在世界各國暢通無阻。

而政府主導或者國有藝術機構的文化輸出一直是我國文化輸出的主要形式，雖然在展示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文化成果方面發揮過重要作用，而且政府在非營利性的文化交流方面比民營機構更有優勢，今后也需要繼續發揮作用。但是政府主導或者國有藝術機構的文化輸出作為主要形式日益顯示出其局限性，尤其是中國政府主導的文化藝術輸出意識形態沖突被放大，容易遭致抵制。近代中國由于自身文化傳統無力解決當時內憂外患的嚴重危機被迫向西方求索救亡圖存的道路，在文化自信心上失去了漢唐文明的優越感，遭遇重大挫折。新中國成立后由于意識形態的沖突，又長期處于被資本主義強國隔離和封鎖的艱難地位。冷戰時代，意識形態沖突一直是西方封鎖和歧視中國的最佳借口。近年隨著中國的崛起，意識形態的沖突已經超越傳統的思想領域、政治領域，擴大到經濟領域和文化領域等各個領域，藝術領域作為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之一，更是成為各方爭奪的主要戰場。強勢的歐美視覺藝術市場一直對中國視覺藝術進行歧視與排斥。在世界各國民眾對政府和官方力量反感和抵制意識日益加劇的國際形勢下，中國被西方國家妖魔化的長期宣傳攻勢下，海外民眾對中國政府存在很多難以消除的成見與誤解。近年來，中國提升文化軟實力的國家戰略和孔子學院在全球的陸續設立也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威脅”。持不同政見者甚至會在中國政府在海外舉辦的各類文化藝術活動的現場進行抗議示威活動。中國國有藝術機構對外投資很容易被認為背后由政府支撐，違反自由競爭原則。這些都說明我國政府組織的文化藝術輸出遭遇的意識形態抵制不斷加大，輸出的政治風險加劇。

目前我們國內也面臨產業轉型，民生問題復雜的艱難形勢，不適宜再以國家形象強勢宣傳進行文化輸出，避實擊虛是我們目前最適宜選擇的文化輸出姿態。相比國有藝術機構，中國民營藝術機構更能適應全球化背景下民間資本和民間力量主導的對外輸出的新形勢，更能實現中國藝術跨文化傳播的效果。而且近年來隨著中國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我國日益重視民營機構對中國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作用，中國民營視覺藝術機構的實力日益增強。

民營畫廊、民營美術館、民營拍賣行發展迅速，其數量已經超過國有和外資視覺藝術機構，其經濟效益也大有趕超國有和外資視覺藝術機構之勢，已經逐步成為中國視覺藝術機構的主體。國有藝術機構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而民營藝術機構擁有強大的資金和經營策略的優勢，今后需要加強兩者的互補，充分發揮各自優勢，使雙方的資源都得到最大化的利用。

中國視覺藝術“走出去”實現跨國經營的基礎薄弱

（一）中國藝術機構與藝術產業總體落后。中國視覺藝術機構起步晚，相對西方成熟的藝術機構和藝術產業發展落后。歸結起來，從中國藝術機構整體來看主要存在以下問題：資金投入不足，規模相對都比較小；經營不規范，管理不專業，藝術品投機風潮盛行，藝術品制假、售假、拍假普遍，藝術品經營誠信體制缺失；缺乏學術性；合格的市場主體和骨干藝術機構偏少，產業集中度偏低；中國藝術產業發展水平偏低，對國民經濟貢獻和影響偏小等。從政府和社會的外部環境來看：國家缺少對視覺藝術機構尤其是非營利性藝術機構的有效支持，民營藝術機構與國有藝術機構發展環境不平等；社會對視覺藝術發展的重要性認識不足；藝術市場缺乏監管等。從文化藝術輸出來看，中國藝術品在國際藝術市場只占極小的份額，對國際消費者吸引力不足，國際認同度不高，視覺藝術品出口額在文化產品輸出中的比重偏低。以上問題嚴重影響了中國藝術機構的整體質量和國際競爭力。

（二）中國視覺藝術機構缺乏“走出去”的信心。中國文化藝術走出去比商品輸出更困難，加上由來已久的深層自我封閉的文化心態影響，中國視覺藝術機構對于“走出去”和跨國經營普遍缺乏信心。即使“走出去”，也大都是盲目地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缺乏明確的經營目標。長期來看，中國藝術市場的競爭會更加激烈，實力雄厚的外國藝術機構的不斷進入勢必會不斷壓縮中國本土藝術機構的贏利空間，生存會更加艱難，而主動出擊，盡快在海外尋找新型藝術市場也許能發現更多生機。回顧西方藝術機構進入中國的歷史，可以為我們增強跨國經營信心提供借鑒。

西方藝術機構進入中國遭遇極大文化折扣，中國人對西方藝術品開始幾乎不感興趣，這并沒有使那些外國藝術機構望而卻步，很多外資畫廊甚至比中國本土畫廊的壽命長，實力不可小覷。進行跨國經營，在困境中學習和融入乃至引領是西方藝術機構跨國經營的曲折發展道路。中國民營藝術機構跨國經營也會遭遇這樣的曲折，而目前大多數民營藝術機構寧肯在生死線上掙扎也不愿選擇應對這樣的曲折，這應該引起我們的反思。

（三）中國視覺藝術機構跨國經營實踐嚴重不足。西方跨國視覺藝術機構已經長驅直入，比如數量眾多并且資金雄厚的外資畫廊在中國藝術市場中逐漸壟斷藝術資源，巴塞爾藝博會收購了香港藝博會，實現了在中國和亞洲的擴張，蘇富比、佳士得已經在香港、北京、上海開設了分支機構，尤倫斯基金會和美術館以擁有數量眾多的中國當代藝術品而在中國藝術市場上興風作浪等等。與西方藝術機構大舉進入中國進行跨國經營相比，中國藝術機構跨國經營實踐嚴重不足，尤其缺少民營跨國藝術機構經營的成功個案。中國雖然不乏經過西方藝術機構和扶持而成功走出去的藝術家，有幾位中國當代藝術家作品價格可以進入世界前十位作品價格最高的藝術家行列，在國際藝術界享有盛譽，但那是個體的成功，不是中國有組織的藝術機構的成功，而且他們的幕后推手大都是西方藝術機構。中國真正的跨國視覺藝術機構極少，而且幾乎沒有有一定國際知名度的成功個案。甚至中國畫廊走出去參與國際知名藝博會的比例都嚴重不足。目前中國畫廊受邀參加巴塞爾藝術博覽會一直都只有四五家，數量偏低，而且常常包含外資畫廊。中國畫廊還徘徊在世界主流藝博會門口，并未真正獲得西方主流市場認可。

綜上所述，中國視覺藝術“走出去”面臨很多短期內難以改變的問題和嚴峻的形勢。一方面是各類外國跨國視覺藝術機構已經大舉進入中國，勢不可擋，我們和文化安全一樣的藝術安全正受到巨大威脅；另一方面我們的視覺藝術機構“走出去”和跨國經營卻裹足未前，缺乏應對之策。

目前要求尚處于起步階段的我國多數視覺藝術機構同成熟的西方視覺藝術機構進行直接競爭確實還很困難，我們必須正視現實，壯大視覺藝術機構實力，爭取更好地“走出去”實現跨國經營，這也是中國視覺藝術機構實現更好生存和發展的必然選擇。對于“走出去”我們一方面不能陷入自卑心理，自嘆技不如人，要解放思想，大膽走出去，另一方面也不能在中國崛起的形勢下滋生自傲心理，目中無人，應該看到我們正處于西方藝術機構的包圍中，實現突圍進行平等的對話還需要一個長期的過程。我國在文化發展的“十二五”規劃中提出引導民間資本投資文化企業，提升未來中國文化企業競爭力，對于藝術機構也應如此。中國視覺藝術“走出去”迫切需要轉變以政府主導的國有藝術機構為主體的思路，逐步將民營藝術機構作為文化藝術輸出的主體，回避政治沖突，以資本優勢進行滲透和傳播，進入海外大眾文化藝術消費領域，增強傳播效果。總之，建立優秀的中國跨國藝術機構是中國文化藝術能否在國際社會獲得有效傳播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