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資源的集成化開發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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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資源凈價值論辨析

土地和礦藏經濟豐度的差異性無處不在。豐度不同的資源開發者在單位產品上付出的代價高低有別，于是在同樣的市場價格下，較好資源的開發者能獲得壟斷性超額利潤。資本化的超額利潤就是所謂凈現值或凈價值，它只是社會必要勞動量與個別勞動量的差額，也就是私營者“凈化”了對社會有益的份額后據為己有的那一部分社會價值，而不是它的全額，更不含開發效果中的使用價值(表2)。所以凈現值或凈價值是被開發商雙重貶低的參量：既剔除其使用價值，也舍棄歸社會所有的那部分物化勞動價值。所以社會財富總是比套購國有資源者評估的凈現值或凈價值要多，二者的差值包含私營者與全社會的矛盾。所謂資源評價就是對資源開發效果的預期評價,不是對資源本身經濟價值的評估，因為不存在不被開發行為激活的資源經濟價值。按傾向套購者的評估值讓渡國有資源，必定有利于套購者；按貶低的評估值將國有資產剖股上市，近水樓臺者得到的原始股大多是低價優惠股，乍一開市股價當即大起，使巨額國有財富瞬間失落。這就是不少國有工廠、礦山和鐵路主持者對民營化趨之若騖的原因。可見改制的動力首先不在于國營或民營何者效率高，而在于民營化過程本身就是他們千載難逢的一次性高效益。由資本化超額利潤決定的凈現值或凈價值與社會財富的增長無關，它只是私營者因壟斷豐度較高的資源能分割的那一部分社會價值，所以馬克思稱它為虛假的社會價值。換句話說，把公有產權變為民間物業權不增加社會價值，只體現產權易手時新主人“凈得”的超額利潤或剩余價值。用另一種方式表述：凈現值或凈價值只是企業的微觀效益。但是國土資源開發業需要側重的恰恰不是這種微觀效益，而是社會的宏觀效益。偏向何方取決于誰能靠社會關系把機會爭取到手。評估資源開發方案所得凈現值或凈價值，就是西方通行的可行性研究。這種剩余價值評估法已深刻影響到任何經濟領域，揭露其實質必定會驚動大批牟利者。正是所謂凈現值和凈價值的魅力促使國土資源開發商挑戰道義和法律，逃避資源補償費和土地增值稅以占有超額利潤。記錄在案的違法亂紀案件竟然大多發生在房地產業和礦業中，而且正蓄勢向交通業擴散。即使人們一時忽略凈現值或凈價值論背后的社會矛盾，攫取公眾利益者也會情不自禁地把它展示出來。嚴格執行公有制政府職能和稅務條例是一方面，專業者的智囊作用是另一方面，共同努力才能求解這一重大課題。

2按知行統一律作礦量分級

對礦量分級制式的研討既始于溫故知新，就不難做到歷史分析和邏輯規范的統一。我們且從礦量分級的起點入手。倫敦礦冶研究院坎達爾等人在1901至1902年間率先把能夠被開發者直接掌握的塊段稱作可見礦量，把通過坑道從三面揭露的塊段定義為圈定礦量，把能夠著手開采的塊段稱作可采礦量，把能夠預期的塊段稱作可能的礦量。這種初創的分級制式雖未免粗略，但依據的是未予明言的礦藏開發程度，因為坑道既是勘探手段也是開采手段。1903年后，歐洲礦業界曾公認，應當按立足于開發程度的用途給礦量分級，倫敦礦冶研究院在1907年還就此過礦量分級規范。然而，胡佛在1909年所提劃分證實、可能和遠景礦量的制式，緊接著被1910年在瑞典召開的第十一屆國際地質學大會采納，并且約定對各級礦量標以A、B、C符號。于是礦量分級原則就由按立足于開發程度的用途收縮為僅按勘探程度，也就是不計開采準備工程的作用。這是因為鉆探工程正成為主要的勘查手段，逐步獨立于礦山企業的專業化勘查公司需要對基層的工作成果獨立地評級和驗收，于是地質專家們就當仁不讓地一手接管了礦量分級制式的決定權。僅按勘探程度作礦量分級的原則如此延續到美國1943年的資源儲量分級制，進而過渡到1997年以來的聯合國資源儲量分級框架。實際上資源只是備用的開發目標，它還處在有待分級的礦產儲量范圍之外。礦量分級既不是地質專家也不是采礦專家一己職責，因為勘探與開采就像“知”與“行”一樣不可各行其是，不與開采程序協調的儲量分級制式只是勘探專業者的自我規范。他們在對此多年的艱難探索中，遠非人人皆知真正難在何處。另一方面，如果礦山的開拓、采準和備采礦量不包含延續至今并與之緊密配合的探礦和取樣的作用，就不是完整的工作制。礦藏之所以脫穎于礦化地質體，是因為它至少有可用性或用途，這是礦產資源白皮書確認的要點。如果忽略其逐步升級的可用性或使用價值，就模糊了礦藏的含義，更談何礦量分級？而且不反映礦藏使用價值的分級框架不可能反映后者承載的社會價值，因此就不便于取舍塊段。這不是在聯合國礦量分級框架上加注孤懸的可行性研究軸就能盤活的局面。因此，不顧經濟上的現實性只注重礦化地質體自然特征的認識程度，至多屬于自然科學而不是礦業工程經濟學。對礦量分級制式的研討多年來側重于詳盡化而未作出實質性的跨越，是由于勘探專業者以為勘探度不同的礦量就可以各派用場，事先無需在意礦量用途。然而，勘探專業者對資源的認識程度不等于符合開采作業的需要，就好比無論多詳盡的地形圖都不等于地理知識，因為還缺少人文信息。資源勘查者單純按勘探程度作礦量分級必不順手，因為勘探工程和開采工程并非時時可分。比如用坑道開發形態復雜的固體礦藏，或者用鉆井開發油氣等流態資源，每項工程都兼有勘探和開采功能，于是礦量分級就只能按概括二者的開發程度進行。退一步說，即使有單純的勘探工程或開采工程，那也是開發工程突出一面的特例。圖1之例雖實為按開發程度分級，卻沿襲按勘探程度分級的稱謂。如果勘探專業者執意保留自己的礦量分級傳統，圖1的例子會反復出現。由此可見，唯有用辯證的方法處理勘查礦藏與開采礦藏在各個開發階段的銜接關系，才符合礦量分級的實質。用專業者的話說：為了從游移百年的礦量分級制式中理出頭緒，不應再限于按勘探程度分級，而需要正本清源，按照被歷史塵封了的，立足于開發程度的用途劃分礦量級別的原則，作否定之否定，并且隨時代要求演進，無需別出心裁。

3貧富兼用與集約開發資源互為前提

節約集約開發資源的提法與此同義。通過優化品位指標合理擴大資源開發空間和通過優化集約開發程度加深單位空間里資源的利用率，是充分開發資源中互為前提的兩個方面，本應遵循同樣的效益準則(表3)。每當用某種方法求一種或多種組分的品位指標，它應當以礦量的最優集約開發程度為前提。所以在標定某項品位指標方案時，它出乎多數人意料也與礦藏的最優集約開發方案相通。于是集約開發這個每每被繞行的任務當即出現在資源開發者面前。所以在并列節約和集約開發資源的提法之后，還需要把握它們的對立統一性，以避免兩頭落空。勘查部門熱衷于在找礦上搞突破，這無疑很重要。但是多數中小礦山的回采率已降低到百分之二十上下，且不論選礦和冶煉實收率。有待優化的這三率并非相互獨立，需要統一核定。但如果沒有建立在經濟分析基礎上的采礦、選礦和冶煉實收率，就無法確定要節約的范圍有多大，包括無法確定貧礦的下界，也不可能把握集約開發資源的尺度。列舉三者屬于過渡性的措施。如果不及早把它們建立在經濟論證的基礎上,經驗性的技術標準就會被任意解釋。協同優化品位指標和集約開發程度的辦法是：在最佳集約化程度的平臺上求解既定級別礦量的下限品位。或者說，開發某級別礦量的集約化程度恰到好處時，僅達該級別品位指標的礦量應當提供最低限度的開發效益。歸結而言，最佳經濟效益既是調節品位指標的關鍵，也是優化集約開發程度的要領。如要嚴格核定品位指標，它就包含在資源集約開發程度中；如要嚴格核定資源集約開發程度，它也包含在品位指標中。這就是二者的辯證關系。

4構建集成化國土資源開發對策

在西方被奉為行為經典的對策論盡管力求用數字制的程序處理復雜的格局，但因失于順應社會和國際關系的發展趨勢，以致其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界感到所取對策的結果總是與原定的目標大相徑庭。國土資源開發者面對的既然是多層次的對立統一體，就不能寄望于疊加一系列“單打一”的舉措，必須把經過篩選的多種舉措集成化為系統的對策。由紡織面料生產多少什么樣的時裝和便服，可以更多靠市場導向。原料和市場相對寬裕的其它制造業和服務業也是如此。但是農業和礦業對國家安全和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使它們不能任由應時的市場支配，必須對市場作前瞻性的的督導。這在實質上是協調個別生產者與全社會的長遠關系，是遵循高于應時性價值規律的持久性社會規律。也就是說，不可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作“非此即彼”的截然取舍，需要把二者當作辯證的統一體。有作者把市場法則突出到只能追隨不可駕馭的程度，認為這是尊重客觀規律和公平競爭的需要。客觀規律有局部與整體之分，有近期與長遠之別,需要明確是何所指。市場格局對各個社會群體的傾向性是不均衡的，也需要慎取為誰把握公平性，而不只是在民營者與公營者之間找平衡點。東西方各國都時時調整市場走向，然而調整的傾向性頗不相同。如果傾向投資商眼前的利益，而不顧競爭格局之外大多數平民百姓的長遠需要，劃紅線保耕地將受到明里挑戰和暗中侵蝕，要領就在于如何處理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計劃與商業性市場競爭的對立統一關系。

作者：徐燾單位：國際礦業經濟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