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風化刑法的衰落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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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嫁娶違律

(一)居喪嫁娶

按中國古代社會的觀念，至親喪亡，家人哀痛難當，因此“窮餓而死，尤當終喪”［5］。將喪事的兇禮與婚嫁的吉禮同時舉行則被認為是對風化的極大敗壞。若服喪期未滿而嫁娶不僅會受到道德上的責難，也會受到法律的嚴懲。明律規定:凡居父母及夫喪，而身自嫁娶者，杖一百……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若居父母、舅、姑及夫喪，而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八十……［6］“居父母喪而自身嫁娶者”屬于十惡中的“不孝”［7］。明律將夫喪與父母喪并提，可見夫喪嫁娶的法律后果之嚴重。但對于冒喪嫁娶，不僅媒婆、主婚人、當事人行之不諱，官府也沒過問。雖說“欲懲不美之風，宜勅親之法”［8］。“但執法者，未必皆依律執行，往往從輕發落，且有相習成風，法亦無從執而問之”［9］。法律對相沿成俗的冒喪嫁娶社會風氣無力制止，禁止居喪嫁娶的律條成了具文也就不足為怪了。

(二)娶親屬妻妾

中國社會極重倫常，親屬之間性禁忌很強，娶親屬妻妾與親屬相奸一樣，都為法律所嚴禁———服制愈親近，律法禁止愈嚴厲，刑罰也愈嚴重。明律規定:凡娶同宗無服之親及無服親之妻者，各杖一百。若娶緦麻親之妻及舅甥妻，各杖六十，徒一年……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妾各減二等……并離異［10］。實際上雖然娶親屬妻妾為法律所不允許，但是明代中后期民間“風俗日下，男計奩資，女索聘財”［11］，而貧窮人家往往無力置備聘禮，因此兄亡娶嫂、弟亡收弟婦的現象屢禁不絕，以致成為一大風俗。法律對此習俗只能扮演消極角色，民不告官不究，民告之則輕斷之，以避免詞訟之累。也正是因為法律在司法實踐中成了虛文，多數人才敢視之不見，行之不諱。

(三)納妾限制的突破

由于納妾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為求廣嗣，因此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律和習俗都允許納妾，但是為了維護社會道德體系，往往也通過法律與習俗限制和規范納妾行為。明律規定: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許娶妾，違者，笞四十［12］。《大明會典》對此做了更加具體的規定:世子郡王選婚之后，二十五歲，嫡配無出，具啟親王轉奏長史司，仍申呈巡按御史核實具奏，于良家女內選娶二人，以后不拘嫡庶，如生有子，則止于二妾;至三十歲，復無出，方許仍前具奏，選足四妾……至于庶人，必年四十以上無子，方許奏選一妾［13］。明代不僅對王公貴族納妾定額入律，對平民違律納妾還規定了犯罪處分，不可謂不嚴。明代前期關于納妾的法律限制得到較嚴格的遵守，如景泰年間，趙王瞻縞奏:“臣第四子襄邑王祁鏜妃魯氏薧，無嗣。欲從本府地方軍民良家續選婚配。”［14］而在明代中后期，由于經濟進一步走向繁榮，新興商人階級得到空前壯大。富甲一方的商人往往在法律的允許之外納妾來滿足色性需要。

二、律令空懸:男風與寡婦改嫁

明朝將程朱理學作為官方統治思想與社會意識形態，順應“存天理，滅人欲”的思想，將封建綱常與禁欲主義結合起來，實行性禁錮與性封閉。在法律上，明律禁止命婦改嫁，設定各種法律條件規制民間寡婦守節，明代中期則在比附律條中對男同性戀規定嚴厲的懲罰。但是明中后期男風之盛與夫亡再嫁之風說明律令已是空懸，法律規定與社會現實存在著巨大的差異。

(一)男風興盛

男風(即男同性戀)又被稱為分桃、斷袖、翰林風、雞奸等，自古以來被人們認為是不正常的行為，為主流社會所不齒。但由于中國古代的男同性戀一般是雙性戀，在為家族盡了成家立業、傳遞香火的責任之后，周圍人對其同性性行為會寬容很多。而且同性性行為多是為了享樂與漁色，不會對家庭倫理構成挑戰，所以也不會受到社會的強烈干涉，法律一般也不干預。而到了明代中后期，男同性戀蔚然成風，上至王侯將相，下至平民百姓都習以為常，士大夫階層更將其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以致成為一大社會問題。因此與之前各朝不同，統治者開始用法律禁止男性之間的性交，嘉靖年間頒行的《比引律條》規定:將腎莖放入人糞門內淫戲，比依穢物灌入人口律，杖一百。“蓋因例無專條，即可緣此以定罪”［15］。所以雖然大明律沒有規定，司法也可以依此條定罪。不過這個規定在法律實踐上似乎沒有起到多大作用，嘉靖以后商人、儒生、僧道等各色人物仍競相以孌童、捧狎男色為樂。除了商人、儒生和僧道，明代中后期的士大夫階層更是嗜好男色的先鋒。明后期士大夫張岱自稱，“少為紈绔子弟，極愛繁華，好精舍，好美婢，好孌童，好鮮衣，好美食，好駿馬，好華燈，好煙火，好梨園，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鳥”［16］。將孌童與歌舞宴樂相提并論，視孌童為一種普通的娛樂方式。李贄批評“今時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寵”［17］。士大夫集團是社會的精英階層，以男同性戀為風韻雅事的風氣在士大夫圈子的蔓延與普遍化，注定了試圖遏制男風的法律無法得到執行。

(二)寡婦改嫁

程朱理學鼓吹“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18］，要求婦女從一而終、夫死寡居守節。明代法律認為寡婦改嫁“事干風化，非細故也”［19］。因此通過刑法加以禁止，但禁止律條的適用對象僅限于受到朝廷詔封的命婦。明律規定:若命婦夫亡再嫁者，罪亦如之，追奪并離異［20］。按照此條，如果命婦夫亡再嫁，則按照居喪嫁娶處罰，嫁為人妻者，杖一百，為人妾者，杖八十，而且要追奪封號，強制離異。明前期即有命婦改嫁被法辦的案例，如景泰年間，山東鰲山衛副千戶宋成之妻戴氏被封為宜人，宋成死后戴氏改嫁，鰲山衛經歷司知事劉上奏，“乞敕山東按察司執問追奪改正，仍移文各處，曉喻命婦不得再醮。”［21］至于民間婦女，士大夫階層贊譽夫死不嫁，明代朝廷也不遺余力地旌表獎勵守節婦女，甚至通過頒行律令來鼓勵民間婦女守節，《大明令》規定:凡民間寡婦，三十以前夫亡守志，五十以后不改節者，旌表門閭，除免本家差役［22］。同時某些律條在客觀上也了增加寡婦改嫁的難度或降低寡婦改嫁的可能性，《大明令》規定: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具無者，從余親主婚［23］。其夫孝服滿，愿守志，非女之祖父母、父母而強嫁之者，杖八十。期親強嫁者，減二等［24］。

明代中后期的正史、地方志、族譜中《列女傳》所列貞節婦女為歷代最多，貞節牌坊、旌善亭也為歷代最興。實際上，《列女傳》的鼓吹與貞節牌坊大張旗鼓的興建正說明了婦女守節還不是社會的主流價值，因為如果社會已經基本遵從婦女守節的教化，官方也就不用這么聲勢浩大地宣傳了。“商業經營盈虧不定，禍福無常的不穩定性，必然使家庭紐帶松弛，社會關系轉型，傳統倫常淡漠，婦女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25］。隨著婦女地位的提高，寡婦再嫁在現實生活中應屬平常之事，即使用刑法提高寡婦改嫁的難度也是徒然。風化刑法是封建時代社會控制手段之一，它的衰落在客觀上縱容了社會的淪落。風化刑法不能遏制住頹波靡風，道德精神迷失，節制與理性就成為一種奢望，性欲放縱就成為了社會向上的阻礙，社會控制與調解機制就逐漸崩潰。清末法律大家沈家本曾言:“吾嘗謂明祚之亡，基于嘉靖，成于萬歷，天啟不過揚其焰耳。”［26］明代中后期風化刑法的衰落是明祚之亡的表征與機理之一。另一方面，風化刑法的衰落在一定程度上也代表著社會的進步與人性的解放，人們(特別是婦女們)可以從沉重的枷鎖與嚴密的禁錮中解脫，個性得以舒張。這對于整個民族來說，是件好事。

作者：王儲單位：中國政法大學刑事司法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