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教學模式革新的必要性解析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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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我國法學研究以及教學尚處于法律詮釋學階段，任何部門法學都沒有自足的自生自息的理論體系，現實情況是法學不能帶動法律，只有法律帶動法學的發展。受此影響，教師過分重視法律條文的重要性，教學以闡釋和講解現行法律條文為主，忽視對法律條文背后的法理分析與講解，回避引導學生對法律事實契合理論的質疑、碰撞與說服，形成了教師在課堂上講法條、學生在課下背法條、考試時教師考法條為基本特點的教條式教學模式。這種教學模式扼殺了學生的獨立思辨能力，學生對隱含在法律背后的法律理念、價值取向、社會觀念、文化背景和知識傳統不關心也不關注，法律教育應有的虔信法律的職業精神、尊重人的價值與尊嚴的人文精神以及追求社會正義的公共精神蕩然無存。當年，塞爾蘇斯眼中“法學是善與公正的藝術”已蛻變成了一門技術，此種“教條化”的“規則至上”的教學模式培養出的學生必定是被禁錮了頭腦，自我束縛，不僅不能夠為建設先進文明的法治國家提供幫助，還可能成為巨大的阻力。終上所述，實踐性與職業化是高職法學教育發展的必然趨勢，也是其能夠繼續生存并蓬勃發展的生命線。然而當下我國高職法學教育的人才培養體制及其主導下的教學模式與普通高等學校的法學本科教育并無區別，并在教學模式上日益嚴重地陷入了工具主義的困境。因此，針對此種情況，如何建立適應社會發展的高職法學教育的人才培養體制，并通過教學模式的改革去達成培養目的，是我們現在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通過教學模式改革探索我國高職法學教育的出路
人才培養目標準確定位是教學模式改革的前提條件，只有按照人才所需的知識、能力、素質進行科學的設計，進行人才培養模式、教學內容和課程體系改革，實現教學內容、課程體系的整體優化，才能真正達到深化教學改革的目的，并帶動與教學相配套的教學管理體制的改革。因此，在當下正在形成的中國法律職業群體中為高職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準確找尋自己的位置就顯得尤為重要。現在，我國法律職業結構已形成多元化態勢，從事法律職業的人員一般有三種:應用類，主要指律師、法官和檢察官，以及立法人員、仲裁員、公證員;學術類，主要指法律教師和法學研究人員;法律輔助技術類，主要指的是法律家的助手以及法律技術和法律執行人員。其中法官、檢察官、仲裁員、律師、企業法律顧問等，對任職人員的學歷要求較高，資歷要求較深，高職法學畢業生中的部分優秀者經過進一步深造才可能取得資格，而法律教師和法學研究人員的從業群體應為具有法學碩士以上學位的高等法學教育畢業生，與高職法學教育的培養目標無關。
因此，高職法學教育專業人才培養目標應定位在培養適應我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需要，掌握法律基本理論和應用技能，具有良好的職業道德和敬業精神，從事與法官、律師、檢察官等職業相配套的法律輔助工作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的應用型法律職業類人才。這就要求在整個高職法學教育過程中，必須著眼于素質教育的目標和應用能力的需求，改革傳統法學教學模式的弊端，加強學生實踐能力的培養，通過對學生職業素養能力的分析，明確教學模式改革的目標，因此，要建立一種相對于我國傳統的教學方式和理念而言全新的開放性教學模式。此種教學模式應包括以下幾種基本內涵要求。
(一)思維能力的開放性如前文所述，在工具主義教學模式下我國高職法學教育大部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習慣“三中心”，即以教師、教材、課堂為中心，按照既定的教學程序，以單向的提問、設問達到目標的形式傳授固定的教學內容。這必然使學生成為知識的被動接受者，被牢牢地禁錮在課堂上學習書本知識，限制了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積極性，扼殺了學生的創新精神與寶貴的獨立思考精神。因此，改革后的教學模式首先應是建立以學生為中心的師生互動型結構，教師從知識傳授者到咨詢者和引導者，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到主動的參與者、項目的主導者的轉變。這種模式強調老師和學生的雙向交流，互相參與其中，學生是教學過程中始終圍繞的核心，參加庭審，受理案件，調解糾紛等活動，學生成為教學過程中的主角，而老師則是教學過程中的導演，通過引導提高學生的實踐能力，變“教”師為“導”師。通過實踐場景的鍛煉，學生逐漸具備了自己的主體意識，反思法律知識的不同面向，而不再是簡單地閱讀和復述，通過實踐檢驗來驗證理論或尋求標準答案外的可能性。這種從“魚”到“漁”的轉變開放了學生的思維，提高了學生的創新能力與操作能力，是整個學習過程中最有價值的進步。
(二)教學主體的開放性針對高職法學教育應用性與職業性的特點，一方面要加強現有法學“導師型”教師隊伍的建設。“導師型”要求教師與學生建立起一種類似于師徒的教學關系，在這種教學關系下，學習的時間已不僅僅局限于課堂的教學時間，學生與教師可以隨時討論(討論的內容也不限于教師所授課程)甚至共同參加實踐活動(如庭審)，在正常的教學計劃學習之外，“導師”針對自己所帶的不同學生的特點制定不同的培養方案，全面提升學生的綜合素養，尤其是實踐能力;另一方面還可以聘請具有豐富司法經驗的法官、律師、行業專家作為兼職教師或客座教授進行講學。例如，《公司法》中有關股份有限公司上市的法律知識，學生通過教師的課堂講授是可以獲得的，但大多數老師沒有這方面的實務知識，對公司上市可能遇到的法律問題都來源于書本，預料不到也無法解決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可能遇到的開放性、復雜性、現實性問題。所以，如果能請全程參與公司上市的法律專業人士來解讀這部分內容，學生所能獲得的學習體驗是完全不同的。
(三)教學場地的開放性除了將具有實踐經驗的法律職業者請進學校，針對具體的教學環節，在教學中還應當走出去，教室不應再是高職法學教育學生上課的唯一課堂。校內可以建設模擬法庭、法律診所、法律援助中心，保證校內實訓項目的完成，校外可以與法院、檢察院、律師事務所建立長期穩定的實訓基地，為學生提供實習場所，使學生能夠真正地體會當事人處理實際案件，并感覺相關訴訟技巧和方法的運用。最終，使法院、模擬法庭成為學生越來越重要的學習場所，律師事務所、司法所成為學生時刻獲得實踐經歷的重要基地。
(四)教學方法的開放性教學模式改革的核心是教學方法的改革，教學方法改革能否成功決定教學模式改革的成敗。當下我國法律院系通行的教學方法是大陸法系的傳統講授法，教師依據教材和教學大綱編寫講義和授課。好處是，學生通過課堂學習，可以全面、系統地掌握該課程的基本概念、原則和知識。不足之處是，學生只是被動地接受前人的經驗和知識，而缺乏獨立的思考。著名的法學教育家哈佛法學院前院長克里斯托夫•哥倫布•蘭德爾(ChristopherColumbusLang-dell)于19世紀末吸取蘇格拉底教學法的精髓首創了案例教學法(CaseMethod)，它要求在上課之前，教師事先提供預設的案例給學生，在課堂教學上，教師以問題引領學生一起就案例(也可以是實例)進行討論，在討論中引導學生總結出法律的原則、規則以及各種法律之間的關系。我國法學教育從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學習該教學方法，但由于前期準備工作時間較長，以及對教師課堂掌控能力要求較高，因此，在我國法學教育中，以蘇格拉底教學法為引導的案例教學法較少被運用。實際上，有無蘇格拉底教學法的精神內涵作引導也是我國法學案例教學法(大多是典型案例的習題課，起不到提高實踐能力的作用)與哈佛大學法學院案例教學法的重要區別。蘇格拉底教學法的好處是，以學生為中心，由問題引發學生的思考與討論，啟迪學生的積極思維，調動學生的主觀能動性，使學生的邏輯推理能力能夠有較大的提高。不足之處是，難以使學生獲得系統和完整的法律知識，同時這種對話式和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只適用于部分思想活躍、善于表達的學生，而不適用于所有的學生。因此，我國高職法學教育教學方法的改革可以采用蘇格拉底教學法與傳統講授法相結合的方式，兼采講授法的系統性與蘇格拉底教學法的啟迪性，使學生獲得系統法學知識的同時也可以提高自身的實踐能力。
(五)考試考核的開放性高職法學教育的考試在考試內容與考試形式上應針對傳統考試模式做出革新。傳統考試模式的核心出發點是考察教師的教學情況與學生的學習情況，只注重結果審查而忽視過程能力培養。高職法學教育在考試內容上應注重實踐能力的測量，因此諸如名詞解釋、簡答、論述這樣的考題比例應大幅降低甚至取消，取而代之的應是案例分析等以測量應用能力、綜合能力為主的考題。考試形式上，可變期末一次性考查為平時多次考查，平時的能力考查可通過課堂辯論、模擬法庭以及法律援助、法律咨詢等做出，也可以變傳統的試卷考試為技能考試，通過技能考試對所授課程所需具備的職業能力、應用能力進行測量，最終給出成績評定。這樣考試的目的是促使學生將法學知識學活，達到既掌握法學基本知識，又能夠運用知識解決實踐問題的目的。
總之，高職法學教育應拋開普通法學高等教育定位爭議的羈絆，重新準確定位高職法學教育的人才培養目標，將法律教育與法律職業結合，根據實現人才培養目標職業能力的內涵分析，形成開放性教學模式，以培養目標所需的職業能力、職業精神、職業品格為中心作為我國高職法學教育發展的不變原則。
作者：于午丁單位：吉林省經濟管理干部學院經濟管理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