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的價值體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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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哲學的基本內涵

1．孜孜以求的人類平等

在革命戰爭年代，著重于變革農村的所有制，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小生產方式，以解放農民、滿足農民的均等擁有土地的要求;在革命隊伍中，經濟上采取供給制的分配方式，政治上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的平等制度。新中國成立后，根據形勢發展的新變化，實行生產資料所有制的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從制度上鏟除了不平等的社會根基，消除了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現象。晚年發動了，究其深層原因，就是要創造出最“純潔”、最“完全的社會主義”。中的“五七指示”，就是早年的“新家庭”欲望的回光返照，1974年的“理論指示”所批資產階級權利，一再表明在他有生之年追求平等的夙愿。為了實現經濟、政治、社會生活的平等，他設計了嚴密的保障制度。五八年的、文化革命中的全國學解放軍，各行各業實施軍事化管理，就是為了實現這一目標的實踐。馬克思在科學社會主義理論中，曾對平等觀念做過許多的論述，所有這些論述有一個前提，那就是只有在共產主義高級發展階段上，社會物資財富極大豐富和人們的思想觀念與一切舊的傳統觀念實現徹底決裂之后，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這當然是科學真理，但是離開了馬克思設想的兩個前提，企圖用無產階級專政的行政力量加以解決。這里，雖然受歷史條件的局限，具有一些非理性因素，但在實踐上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社會發展理論，對于當時反對特權、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促進全國人民各得其所，維護社會穩定，保障社會主義各項事業協調、有序發展具有積極的作用，對于當前深化改革開放過程中進行社會建設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

2．國家法律基礎上的政治自由現代西方政治哲學從抽象的人性論出發，把人的自由視為具有普世價值的神靈天使。則從人的社會性特點，把人的自由看作人的實踐本性的內在規定。在看來，人的自由是外在自由和內在自由的具體的歷史的統一。外在自由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改造，變必然王國為自由王國。這是指人們從事創造性活動的外部環境和條件，即主體化的自然和社會。人們實踐活動具有對象化的特征，其本質在于根據自己的需要改造客觀對象。按照黑格爾的說法，人的實踐具有兩方面的功能，一是克服主觀的片面性，使自己符合客觀對象的規律性，使自己不符合實際的錯誤認識得到揚棄;二是使客觀事物符合人的需要，不符合人的需要部分得到改造(這就是馬克思的“人化自然”)。黑格爾認為:人通過改變外在事物來達到目的，在這些外在事物上面刻下他自己內心生活的烙印。人這樣做，目的在于他要以自由人的身份，去消除外在世界的那種頑強的疏遠性。自由是人類區別于動物的本質屬性。動物在自然界面前是沒有自由的，只是改變自身去適應自然界。而人則可通過實踐活動改變自然超越動物與自然的狹隘關系，將自然界的外在必然性變成人的內在必然性，這就是所說的變必然王國為自由王國。在西方政治哲學中，伊壁鳩魯最早把自由理解為“擁有決定事變的主要力量”。這就把自由與必然聯系起來，然后斯賓諾莎明確地提出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顯然，歐洲的舊哲學家已經懂得了“自由是必然的認識”這個真理。馬克思的貢獻，不是否認這個真理，而是在承認這個真理之后補充了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據對必然的認識而“改造世界”這個真理。在看來，必然王國之變為自由王國，是必然經過文化認識與改造兩個過程。如果只是對客觀規律的認識，還不能實現人的自由，只有在認識客觀規律的基礎上，通過人的實踐進行改造，才能滿足人的需要，真正實現人的自由。顯而易見，在這里只是在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的關系層面上的外在自由。更看重的人與社會的關系層面上的內在自由。處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時代，人民頭上頂著三座大山的壓迫，民族積弱積貧，廣大勞動人民處在水深火熱之中，不僅沒有人身自由，更談不上政治自由。在他剛剛投身社會時，就發出了“萬類霜天競自由”的吶喊，以畢生的精力，探索中國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實施對中國社會的革命改造，爭得了中華民族的獨立自主，人民的翻身解放，實現了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治自由。在建立人民政權以后，如何保障人民的國家主人翁地位，參與國家的管理，強調國家領導干部，工作人員，不是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老爺，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仆”。從而徹底巔覆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君臣官民的等級關系，為實現廣大人民的政治自由提供了理論前提和實踐層面的操控手段。

3．民主是走出人亡政息周期率的新路1945年7月，著名的民主人士黃炎培先生在延安考察與交談時說:“我生六十多年，耳聞的不說，所親眼看到的，其所謂‘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不少單位沒有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一部歷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榮取辱’的也有，總之沒有能跳出這周期率。……中共諸君找出一條新路，來跳出這周期率的支配”。說，我們已經找到這條新路，就是民主。在看來，只有讓人民當家作主實行政治民主，讓人民來監督政府，參與政府的管理事務，政府才會不致松懈，才能全心全意地為人民服務，國家政權才能永葆革命的青春活力。他指出，“民主屬于上層建筑，屬于政治這個范疇，……它是為經濟基礎服務的”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西方政治哲學所鼓吹的“民主”的“普世價值”思潮。這與列寧的“民主思想”是一脈相承的。列寧曾指出:“民主是一種國家形式，一種國家形態，因此，它同任何國家一樣，也是有組織有系統地對人們使用暴力，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民主意味著在形式上承認公民一律平等，承認大家都有決定國家制度和管理國家的平等權利。”社會主義的民主制度具有特定的內涵。其一，民主，作為人的自主意識，是作為主體的人對自我肯定性評價，即對自我存在和價值的積極認可，是人自己支配自己，自己決定自己的主體性觀念表現，民主是人源于對象化活動的自主性本質，通過一定社會調節在社會政治生活中的真實表現。其二，民主作為國家政治形式，首先是政治的概念。是社會成員之間的隸屬關系，表現為一定社會的上層建筑，歸根結底，又必須從屬于一定的社會經濟關系，并由這種經濟關系所派生、所制約。其三，民主必然表達國家政權中居統治地位的統治階級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具有強烈的階級性。它只能是統治階級行使政治統治的手段，毫不隱諱地強調包含著專政，它的專政構成國家機器不可分割的兩個方面，它只承認統治階級內部的平等，而不對國家的敵對勢力講仁慈。超越階級、純粹民主、抽象民主、普遍民主是從來沒有的。其四，民主是與專政相對立的政治組織形式，它不允許少數獨裁，強調統治階級內部的平等，實行民主集中制，少數服從多數的統治，對敵對勢力是不平等的。在《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一文中，針對匈牙利事件指出:我們主張集中領導下的民主，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和集中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這就從根本上否認了西方政治哲學所鼓吹的民主，從而深刻地闡明了社會主義政治民主的基本原則。民主集中制體現了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是以多數人的認識、選擇為前提，多數人的意志是唯一的最高權威。“公意”的確立，不是某種抽象、虛幻的原則，也不是取決于某種居于特殊、顯赫地位的個人的主觀任意，是在無外來干涉的情況下，經由民主主體嚴格按照一定程序的表決和選舉來完成的。是通過“公意”物化表現的權力機構，即委托少數人和由他們組成的權力機構去決定，這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統一，我國的人民代表制，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就是中國特色政治民主的具體體現。西方資產階級所稱道的普選制，看起來公平合理，但是在普選背后的競選，由財團支付高昂的競選經費，成為了有錢人的把戲，是一種欺騙人民的虛偽民主形式。

4．社會秩序的獨特建構舊中國，由于各帝國主義的入侵，營造了各自的勢力范圍，造成了軍閥的混戰，形成了廣大民眾“一盤散沙”、國無寧日、民不聊生的局面。新中國成立后，利用人民政權的力量，重構社會基層組織，鐵碗整治社會的各種毒瘤，著力改善民生，將留下來的爛攤子，改造成社會秩序井然、人民安康樂業的新家園，形成了時代特有的社會風尚和精神面貌。其一，建構社會新秩序以保障、改善民生為重點。安排就業，改善民生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礎。解放伊始，經濟凋蔽，民不聊生，擴大就業，就成為新中國面臨的嚴重問題。為了穩定社會秩序，安撫民生，強調指出:“不輕議遷移，不輕議裁員，著重整理稅收，以增加收入。三個人的飯五個人勻吃，多余人員設法安插需要人的崗位去。”在《不要四面出擊》的講話中進一步指出:“要合理地調整工商業，使工廠開工，解決失業問題。并且拿出二十億斤糧食解決失業工人的吃飯問題。”根據的指示，黨和政府采取了許多具體的政策和措施，對改善民生、安撫民心起到了積極作用。改善民生的著力點是社會最底層的工人農民。他指出，“過去因負擔太重無以為生的農民，必須解決救濟問題”，“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災害之外，我們必須在增加農業生產的基礎上，爭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員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員的收入不增不減，如有減少，也要及早想辦法加以解決。”在關注人民群眾的衣食住行的同時，努力發展醫療衛生事業，解決缺醫少藥的狀況，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過去西方國家把中國人民辱稱為“東亞病夫”。當時病魔肆虐，缺醫少藥，健康水平很低。

對此，及時指示，“必須教育干部，使他們懂得，就現狀來看，每年全國人民因為缺少衛生知識和衛生工作引起疾病和死亡所受人力、畜力和經濟上的損失，可能超過每年全國人民所受水、旱、風、蟲各項災荒所受的損失，因此至少要將衛生工作和救災防災工作同等看待，而決不應該輕視衛生工作。”1965年針對醫療資源集中城市的情況，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的方針。此后國家在農村培養了大批赤腳醫生和基層醫療工作人員，建立了系統醫療治防網絡，開創了農村合作醫療的嶄新道路，大大改善了農村缺醫少藥的狀況。其二，創新社會管理，為構建社會秩序井然提供了制度保障。加強社會基層組織建設，把社會成員組織起來實行有效管理。針對舊中國一盤散沙，混亂無序的狀況指出:“應當將全中國絕大多數人組織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種組織里，克服舊中國散漫無組織的狀況”。

為此，依靠國家政權的力量，以城市單位制，農村制，完成了社會基層組織的建設。在城市單位體制下，政府通過把就業場所轉為國家單位，將所有勞動者納入到單位體制中，由單位提供就業住房、公費醫療等“從搖籃致墳墓”的一切福利保障，實現了對城市基層組織的改造和管理。在農村，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為了防止新的貧富差別，經過互助組、合作社，直到，把分散的農戶組織起來，集中在跨家庭的集中組織當中。認為，實現了政社合一，從制度層面上建立了國家力量直達基層的網絡體系，歷來被視為一盤散沙的農民被整合到集權體系之中。其三，提供社會保障，是建設社會秩序的重要條件。建立社會保障體系是實現社會穩定和發展的重要條件，這是面臨的一個突出問題，為解決這些問題，他提出了社會救濟，社會福利，社會保險等重大措施。強調，“一切城市人口和農村里頭的缺糧戶，我們都要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進學校，或者到農村去，或者到工廠去，總要有個安排。對那些全家沒有人就業的，還要救濟，總以不餓死人為原則。”為此，人民政府頒布了一系列文件，對社會救濟的對象、救濟辦法、救濟標準作了明確的規定。這些措施，對于維護社會的穩定和正常的秩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還注重全體社會成員的社會福利事業。他指出:“工人的勞動生產率提高了，他們的勞動條件和集體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進，……我們歷來提倡關心群眾生活，反對不關心群眾痛癢的官僚主義”。在這些指示下，逐步形成了國家指令性計劃體制下的民政社會福利和單位體制下的集體福利。國家通過“高就業、低工資、高福利”等方式，對城市職工提供勞動保險，文化娛樂、生活服務和福利補貼等單位福利，在國家財力有限、社會公共服務不發達的條件下，這些政策和措施對滿足人民最基本的福利要求，起到了積極作用。

5．革命是歷史發展的根本動力馬克思早在1844年就指出:“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并改變現存事物。”從世界觀的高度賦予了革命的普遍意義。甚至把革命喻為歷史的火車頭。繼承了馬克思的觀點，把革命看成是政治哲學的核心問題。甚至把革命視為判斷個人、集團、政黨性質的標準。他說:“一切革命同志須知，國民革命需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現在有了這個變動，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擁護這個變動，否則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場上去了。”的“革命”具有多方面的內涵，主要包括三個方面，一是在奪取政權以前，強調的是暴力革命;二是奪取政權后隨著生產力的不斷發展，對上層建筑進行不斷的改革;三是隨著社會關系的變革，在思想上與舊的觀念實行徹底決裂，不斷地進行思想革命。政治哲學區別于其他政治哲學的根本就是把革命看成是促進社會進步的根本動力。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崇尚改良主義，自由主義者則認為社會必須在正常秩序中實現個人的自由平等，反對人為設計的革命。當然，早期也信奉過改良主義。經過多次改良的試嘗，結果都失敗了，教訓使他懂得“改良一途，絕無希望”，才不顧一切，另辟了蘇聯十月革命的道路。他說:“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認為，在“階級社會中，革命和革命戰爭是不可避免的，舍此不能完成社會發展的飛躍，不能推翻反動的統治階級，而使人民獲得政權。共產黨必須揭露反動派所謂社會革命不必要和不可能的等等欺騙的宣傳。”

經過28年艱苦卓絕的武裝斗爭，奪取了革命勝利，取得了人民政權，及時告誡全黨:奪取全國革命的勝利，這只是萬里長征走完了第一步，但今后革命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這就提出了不斷革命的理論原則。正是在這一理論原則指導下，實行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建立了社會主義制度。暴風驟雨式的群眾革命結束了，我黨的中心任務是社會主義建設。向自然開戰，向科學進軍。但是，認為，無產階級的歷史使命，決定了其政治特點是革命的徹底性，實現共產主義，除了先進的生產力，使社會財富不斷地涌流之外，無產階級本身還要在思想上，與舊的傳統觀念實現徹底的決裂，拋棄自己身上一切陳舊的骯臟東西。基于此，總是從戰略的高度，在不同場合闡述了不斷革命的思想，他在1960年讀蘇聯經濟學教科書時指出，從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過渡還是要進行社會革命，會有很多的革命。這里的革命，既有一種生產關系代替另一種生產關系的革命，更有思想觀念上的革命，重點是從革他人的命到革自身的命。要求共產黨員，特別是黨的高級干部從靈魂深處進行革命。的不斷革命論思想，在理論上、實踐上的偉大意義，蘇聯亡黨亡國的慘痛教訓得到了證明。

二、政治哲學的特點

政治哲學作為社會政治制度變革和理想社會秩序安排的反思，由于作者不同的文化性格、精神氣質和思想境界，所呈現出它的理論形態具有不同的特點。作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家，以救國救民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責任感，從事政治革命實踐活動，其內容的豐富性和時代精神的流變性，反思中的哲學之維的深度和廣度獨具匠心，別開生面。其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現實性與理想性的統一理想與空想不同，它是現實性的一種超越，是一種尚未實現的“現實性”。馬克思的共產主義是縈繞心中至死不渝的理想。這種理想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以及由此矛盾決定的發展趨勢，這種趨勢不是外力強加社會，而是社會自身內部產生的不可阻擋的新生力量推動前行的，只是一種尚未實現的“現實性”而己。它始終躁動著的超越情懷，觸動他那革命性和批判性的旨趣。當他面對積弱積貧的中國，實實在在訴諸革命實踐的時候，必須分析中國社會錯綜復雜的政治勢力的矛盾沖突，尋求一條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當他在解放的中國大地上繪制最新最美圖畫的時候，又必須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生產力落后現實，不斷地調整經濟建設的部署，找出一條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這種理想性與現實性的辯證統一，更表現在他設計中國社會制度和安排社會秩序的時候，既始終保持共產主義的前進方向，又立足于中國的國情，一步一步地、一個臺階一個臺階地攀登，在前進中，盡管碰到了意想不到的艱難險阻，迎來的卻是一個又一個的勝利慶典。

2．國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統一無論是西方政治哲學還是中國傳統政治哲學，其核心就是如何處理國家與個人(群體)的關系問題，源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西方古代政治哲學都把國家利益推于至高無尚的地位，個人只能承受國家、上帝賦予的懲戒，吞食“禁欲主義的苦果”。上帝萬能，我不能。只能屈服國家，壓抑犧牲個人，不能言及個人利益。隨著資本主義的發展，自由主義的興起，國家與個人的關系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強調個人利益至高無尚，利己主義橫行，享樂主義泛濫。中國封建社會，普天之下，莫非皇士，黎民百姓，莫非皇臣，中國傳統政治哲學，推崇國家利益，無人民利益可言。只有所領導的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人民成了國家的主人，社會主義國家的性質，決定了人民在國家中的主體地位，奠定了國家利益、人民利益辯證統一的制度保障。在社會秩序安排上，強調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堅持國家、集體、個人三者利益的協調統一;但是在這三者統一的天平上，他在實踐中，卻總是向人民群眾傾斜。始終堅持人民為主體的價值取向，人民群眾是國家的主人，他要求黨員干部和政權機關工作人員全心全意為人民群眾服務，堅持群眾路線，傾聽群眾的意見;在這一前提下，又經常教育人民群眾，要大公無私，克己奉公，以“老三篇”重塑了中華民族的人格魅力，倡導雷鋒的奉獻精神，以集體主義價值觀作為人們的道德行為準則。從而形成了時代特有的國家政權形象，人們大眾的艱苦奮斗，克己奉獻、關心集體和同志般的團結互助，友好、誠信的社會風尚。

3．自由與紀律的統一洛克、霍布斯等人把自由看成是對自我利益的永恒追求，是人的一切活動的主要根源，是人的真正本性。后來形成為自由主義者鼓吹的一種“普世價值”，成為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核心。其實，“自然狀態的人”只是他們的一種假設。當自然狀態的人即“本身”從事生產滿足自己需求的物質資料的同時，就產生了兩個東西，一是生產了物質生活資料，二是生產了“生產關系”，即與他人的關系。也就開始了“本我”到“自我”、“超我”的過程。自由主義者所吹捧的普世價值的“自由”，一開始就打上了社會的烙印。在階級社會中就有了階級的屬性。而所追求的自由，與自由主義者的“自由”有本質的不同，他認為“自由是對必然性的認識”。這就從“超我”即具有能動性的層面，界定人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是個人自由意志的任性，它蘊含了必然性與能動性的統一。在領導中國革命的過程中，對革命隊伍里的每一個成員，即充分發揮他們的主人翁地位，尊重他們的革命首創精神和革命積極性，實行軍民一致，官兵一致，同吃同住同戰斗;又以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為宗旨，實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古田“決議”中，反對革命隊伍中的自由主義，平均主義的錯誤傾向，這種自由與紀律的統一，形成了一支眾志誠城，戰無不勝的鐵軍，奪取了一個接一個的勝利成果。建立無產階級政權以后，在國家政權中實行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在人民內部，不可以沒有自由，也不可以沒有紀律，不可以沒有民主，也不可以沒有集中，這種民主與集中的統一，自由與紀律的統一就是我們的民主集中制，正是這個統一在國家政治生活中，形成了“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

三、政治哲學的當代價值

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國內形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國稱霸世界的現象已不復存在，多極化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以和平發展的時代主題已逐步深入人心。國內以共產黨領導下多黨合作的民主制度不斷完善，人們的社會政治生活形成了生動活潑的局面，但是，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迎來了社會發展的機遇的同時，也陷入了社會矛盾的突顯期，在經濟的迅速發展過程中，新情況、新問題、新矛盾層出不窮。資源枯竭，環境污染，貧富懸殊，觀念多元，各種思潮疊起，社會建設滯后。的政治哲學，對于化解當前這些社會矛盾，落實科學發展觀，促進社會協調發展，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仍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實踐價值。

1．對于實現社會公平正義、縮小貧富差別提供了現實指導改革開放初期，為了調動人們的積極性，發展社會生產力，提出讓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的思想，并制定了相關政策。一些人憑借自己的聰明才智，奮力拼搏、搶抓發展的生機，實現了先富，也有一些人憑借手中掌握權力和資源的優勢，不擇手段巧取豪奪，實現了一夜暴富，而另一些人，由于職業、地域的不同，在勞動力的轉移過程中，待崗、失業，再加天災人禍病痛交加，則溫飽難求，住所無著，貧困潦倒。由于占有社會財富的不同，帶來了種種不平等現象。棚戶區與別墅群的鮮明對照，貴族學校與貧困山區學校強烈反差，蘊含著社會公平與正義的缺乏。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國家應該以強有力的手段，調控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的規章制度，加強公共資源的管理，讓人民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實現人民的政治平等，經濟平等和社會平等。

2．對于促進社會的和諧建設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一再強調要建設一個人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這是他建設“和諧社會”的理論構想，是如何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駕駛矛盾、化解矛盾，使廣大人民群眾安居樂業。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化，政治體制、民主制度不斷得到完善，形成了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的政治模式。但是“自由主義”、“人道主義的民主社會主義”等西化思潮的躁音、雜音時而雀起，對改革方向的誤導，對改革進程的曲解、對改革前景的質疑等“僵化”思想也不時沉渣泛起，影響著社會的政治生活;同時國家政權政治民主制度的建設還有許多不完善的地方。一些領導干部的“一言堂”，臺上、臺下的兩張臉，官氣、匪氣、秀氣(作秀)的“三性人”，他們民主決策走過場，暗箱操作盡名堂，好做表面文章，政績工程，批評建議、群眾呼聲置若罔聞。我們要在深化政治體制的改革中，建設好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清廉政府，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不僅要賦“代表”、“委員”以舉手權、鼓掌權，更要賦于他們的批評質疑權、建言獻策權。只有這樣才能形成生動活潑的政治局面，促進社會的和諧發展。

3．對于保障、改善民生提供了重要啟迪我國遵循市場經濟是現代經濟發展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的客觀規律，實行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把市場經濟合理置于資源優勢與社會主義政治優勢有機的結合，創造了經濟發展的世界奇跡。但是市場經濟的本質是追逐利益的最大化和成本的最低化，因此在經濟發展的同時，社會建設卻嚴重滯后，民生問題突顯，大批國企職工下崗待業，基本生活陷入困境，城鄉的二元結構使得大批農民工涌入城市，就業難，待遇低，社會福利保險無著落，形成了一批就醫難，子女上學難、住房難的弱勢群體。國家應將經濟發展的成果惠及廣大人民群眾，要堅持把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著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全面推進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健全城鄉居民低保、醫療、教育、法律等救助制度，要堅持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優先發展教育。教育問題既是一個迫切的民生問題，也是培育經濟社會發展的核心支撐能力問題。

更是人才強國戰略的基礎。民生問題是一個系統工程，習強調，關注民生問題沒有終點，我們必須貫徹科學發展觀，落實“五個統籌”。需要全社會的協同，統籌兼顧，適當安排，協調各方面的利益，使全國人民各得其所，讓各個人都有出彩的機會。只有這樣，才能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全身心投入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將民族復興的夢想變成現實。

作者：范湘濤范賢超單位：湖南城建職業技術學院湘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