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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曾一針見血地指出:“資產階級,不管他們口頭上怎么說,實際上只有一個目的,那就是當你們的勞動的產品能賣出去的時候就靠你們的勞動發財,而一到這種間接的人肉買賣無利可圖的時候,就讓你們餓死”。資本主義制度及其根深蒂固的基本矛盾下“資本”的唯利是圖、消費主義盛行,導致人際關系的功利性與貪婪性,不可能形成自然資源節制消費的社會氛圍,更不可能提供承擔生態修復責任的道德條件。再次,資本主義私有制及其社會基本矛盾運動不僅誘發了本國的嚴重生態環境問題,而且憑借先發優勢并由此而獲得的國際話語權,通過生產和貿易的全球化促使資源消耗性與環境污染性產業的國際轉移從而引發了全球性的生態環境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在160多年前深刻揭示了資本主義自由競爭階段的生態環境惡化問題,警示人們必須關注人類環境的惡化、資源的浪費和生態責任的不公平轉移。資本主義先發國家首先迎來了近代科技革命并引發了工業革命,在根本上緣于它的社會基本矛盾運動,資本主義社會制度進一步強化了科技的工具理性,弱化了科技對于人類的價值理性,以至資本主義最先周遭了經濟發展的高投入、高排放、高污染與低效益即所謂“三高一低”。事實上,在先發的資本主義國家中,自然界早就開始報復了他們:資源短缺、生態失衡、環境惡化等,業已成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與特征。資本主義的生態問題當下依然大量存在,較之于自由競爭階段,只不過是手段更加隱蔽、方式更加多樣而已。緣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大肆跨國界掠奪,馬克思、恩格斯斷言,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一定會在時間維度上導致生態環境問題的漸次全球化。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揭示,資本主義社會“這些工業所加工的,已經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來自極其遙遠的地區的原料;它們的產品不僅供本國消費,而且同時供世界各地消費。”馬克思、恩格斯闡發的“歷史向世界歷史轉變”思想,充分預示了生態環境問題的世界性意義:隨著經濟全球化加速發展與世界各國的聯系日益緊密,生態環境問題已經遠遠超越了國界的限制。“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
并指出,“資本主義的工業已經使自己相對地擺脫了本身所需求原料的產地的地方局限性。紡織工業所加工的原料大部分是進口的。西班牙的鐵礦石在英國和德國加工;西班牙和南美的銅礦石在英國加工。每個煤礦區都把燃料供給遠在國外的逐年擴大的工業地區。在歐洲的全部沿海地方,蒸氣機都用英國的、有的地方用德國的和比利時的煤來發動”。從美國拒絕簽訂《京都議定書》到哥本哈根會議上資本主義國家的種種行徑,都表明以先發強國為代表的當代資本主義對待生態問題的制度本性即實質上推行的是與其在歷史上所標榜的政治、經濟殖民統治相一致的“生態殖民主義”與“生態帝國主義”。當前,世界先發資本主義國家為了降低本國的生態環境成本,倚仗其國際強勢話語權,利用世界后發國家的經濟困境及對技術溢出、資本溢出的渴求,對后發國家與地區展開“垃圾戰”,以非常低廉的價格將污染物運往發展中國家,使這些國家成為資本主義先發國家有毒有害廢棄物的垃圾站。同時,資本主義先發國家利用發展中國家環境保護立法相對滯后的狀況以及迫切實現工業化的愿望,將“粗放污染產業”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結果導致了這些國家資源的枯竭和生態環境的惡化。
馬克思、恩格斯對于人類的自然生態問題的制度性歸因,目的在于試圖通過論證唯物辯證法的自然觀與社會歷史觀的有機統一,建立與完善科學的社會主義理論,揭示社會主義社會超越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必然性。其生態文明思想既有別于古代社會以人對自然的依附、適從、無為為主要內涵的生態文化觀念,又不同于近代工業文明社會的以人對自然的占有、支配、豪奪為利益取向的生態文化理念,而是以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為根本旨趣,并引領人類走向生態文明社會。正是在《共產黨宣言》中,馬克思、恩格斯已經把關于建立與自然的協調關系與可持續性發展的思考作為“關于共產主義建設論證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看到,由于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根本落后性,其社會制度導致的生態環境問題,不可能在資本主義社會制度框架內得到根本的超越與解決,而必須實現社會制度的更迭即以社會主義制度取代資本主義制度,必須改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方能得以根本性的超越與解決。
社會矛盾運動決定了社會的生產目的、生產方式、生產手段和生產途徑。在社會主義社會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制度條件下,其社會主要矛盾是人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決定了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因此,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更好地為實現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三者的有機統一,為生態文明建設提供合理的社會制度前提與條件。社會主義社會制度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核心內容,也是中國特色生態文明建設的制度保障。生態文明是社會主義制度的題中應有之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高級文明形態,建設生態文明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換言之,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進化、協同發展,必須在根本上構建以社會生態化為價值取向的社會制度即確立社會主義制度,使社會生產與社會生活體現“人的尺度”與“自然界的尺度”的有機統一,以此彰顯國家主導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制度優勢。馬克思認為,“只有在偉大的社會革命支配了資產階級時代的成果,支配了世界市場和現代生產力,并且使這一切都服從于最先進的民族的共同監督的時候,人類的進步才會不再像可怕的異教神像那樣,只有用人頭做酒杯才能喝下甜美的酒漿”。
原因在于,“擺脫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框框的社會可以在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邁進。這個社會造就全面發展的一代生產者,他們懂得整個工業生產的科學基礎,而且其中每一個人都從頭到尾地實際閱歷過整整一系列生產部門,所以這樣的社會將創造新的生產力,這種生產力綽綽有余地超出那樣從較遠的地方運輸原料或燃料所花費的勞動”。在人類社會實現了“完全的變革”之后,在社會主義社會“我們也逐漸學會了認清我們的生產活動的間接的、較遠的社會影響,因而我們也就有可能去控制和調節這種影響”。社會主義本質內涵集中體現了社會主義制度對于徹底解決生態問題的制度路徑。1992年鄧小平為了進一步廓清社會主義的本質,明確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這一本質界定詮釋了社會主義社會是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居于平等地位,享有同等權利。事實業已證明,我國建構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國家意志并得到廣泛的社會認同與普遍的大眾接受。可以看到,馬克思、恩格斯闡發的由兩大“提升”到兩大“和解”,最終實現兩大“和諧”即人與社會和人與自然界“和諧”的生態文明思想,表明了解決生態問題在制度上必須以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的歷史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我們這個世界面臨著兩大變革,即人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同本身的和解”。兩個“和解”目的就是實現兩大“和諧”。
人類本身的和解是指人與人(社會)的和解即確立先進的社會制度,只有通過人同社會的和解才能達到人與自然的和諧。所以,“只有一個有計劃地從事生產和分配的自覺的社會生產組織,才能在社會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正像生產一般曾經在物種方面把人從其余的動物中提升出來一樣。歷史的發展使這種社會生產組織日益成為必要,也日益成為可能”。馬克思、恩格斯指出,要解決人與自然的對立,“為此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因為“社會化的人,聯合起來的生產者,將合理地調節他們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把它置于他們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讓它作為盲目的力量來統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無悔于和最適合于他們的人類本性的條件下進行這種物質變換”。
由實現兩大“提升”到兩大“和解”從而實現人類的真正解放并進而實現兩大“和諧”,這是馬克思、恩格斯思考人與自然關系的基本原則,即科學原則和價值原則也即真理觀與價值觀的統一。
作為馬克思主義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自誕生之日起就勇敢地擔當起帶領全中國人民創造幸福生活、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使命。以堅定的政治信念和科學的執政綱領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具有指導思想、執政核心理念、組織動員等方面的政治優勢,而這些優勢為我國促進生態文明建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政治保障。首先,科學發展觀作為中國共產黨引領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指導思想。毋庸置疑,中國共產黨歷來重視協調人與自然生態的關系,科學發展觀很好地詮釋了我們黨對于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價值訴求。中國共產黨重視馬克思主義發展學說的中國化,并結合當下世情、國情、民情和黨情對于經濟社會發展理論進行不懈探索,從而形成了我們黨符合時代條件的科學發展觀。以科學發展觀武裝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堅持與時俱進、銳意進取,不斷豐富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觀念、路徑和模式。始終堅持繼承馬克思、恩格斯生態文明思想的精髓,并結合對中國基本國情、社會主要矛盾和發展中國家國際地位的深入考量,不斷豐富和創新生態文明建設思想,將馬克思、恩格斯的生態文明思想中國化,體現了我們黨既堅持一脈相承又恪守與時俱進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品格與實踐膽識。自1993年制定《中國21世紀議程》,提出中國的可持續發展行動計劃,到黨的十五大確立可持續發展戰略與科教興國戰略,黨的十七大闡發科學發展觀,提出了內含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的社會主義文明建設框架,強調建設生態文明,基本形成節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消費模式,加強生態環境保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再到紀念建黨90周年的“七一”講話,黨中央強調以科學發展為主題,以加快轉變發展方式為主線,深刻把握發展規律、創新發展理念、轉變發展方式、破解發展難題,不斷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這些清楚地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對國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命運高度負責的執政黨,是積極協調人與自然生態關系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領導力量。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生態文明建設的提出并寫進黨的十七大報告中,不僅為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設指明了方向,而且為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關系、建立人與自然和諧關系提供了世界觀與方法論。黨的十七屆四中全會決定,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與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同等的戰略高度,全面部署,整體推進。
其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宗旨體現中國共產黨引領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價值取向。宗旨意識對執政黨的要求是全面而具體的,原因在于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是具體而全面的,主要包括經濟權益、政治權益、社會權益、文化權益和生態權益等,而隨著前四者的逐步實現和完善,生態權益顯得尤為至關重要,且成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最終落腳點與歸宿。同志在今年7月23日召開的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專題研討班開班式上明確指出,推進生態文明建設是涉及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根本性變革的戰略任務,必須把生態文明建設的理念、原則、目標等深刻融入和全面貫穿到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的各方面和全過程,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著力推進綠色發展、循環發展、低碳發展,為人民創造良好生產生活環境。應當看到,環境破壞、生態危害是對人民群眾最大的生態利益侵害。2006年2月,國務院在《關于落實科學發展觀加強環境保護的決定》中明確指出:“發達國家上百年工業化過程中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在我國近20多年來集中出現,呈現結構型、復合型、壓縮型的特點。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危害群眾健康,影響社會穩定和環境安全。”無產階級政黨除了實現和維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包括生態環境利益),絲毫沒有自身特殊的利益。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寫道,“共產黨人同其他無產階級政黨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各國無產者的斗爭中,共產黨人特別重視和堅持整個無產階級的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斗爭所經歷的各個發展階段上,共產黨人始終代表整個運動的利益”。
我們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和工作以符合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為最高衡量標準,其根本宗旨、政治綱領和堅定信念決定了其政治理想就是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執政行為就是維護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執政目的就是實現好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以實現人與人、人與自然的和諧為現實目標,努力保障全體人民的經濟權益、政治權益、文化權益、社會權益和生態權益,凸顯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事業的說服力和吸引力。我們黨在執政過程中堅持體現黨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始終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包括生態環境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確保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從而實現我們黨的經濟社會發展觀在發展目的與發展手段、發展價值取向與發展路徑選擇等方面的辯證統一,體現執政黨在執政過程中實現和保障人民群眾的生態利益的核心價值取向。
再次,突出的政治組織動員能力彰顯中國共產黨引領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獨特優勢。中國共產黨是具有突出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動員優勢的馬克思主義執政黨,這已被我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實踐所證實。正是由于我們黨具有指導思想的先進性和執政理念的人民性,極具權威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擁有政治動員體制和政治組織能力的優勢,可以隨時把握時機進行有效的政治動員與政治組織,充分發掘和調動蘊藏在廣大人民群眾之中建設生態文明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使廣大人民群眾自覺接受與認可生態文明理念并自愿地以全新的姿態全身心投入這一宏偉事業中。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宏偉事業中所具有突出的政治組織與政治動員優勢集中體現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信仰對于人民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感召力、政治綱領對于人民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吸引力和政治組織對于人民群眾參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凝聚力。中國共產黨具有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的理想信念并為之實現而不懈奮斗,通過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中國化、時代化與大眾化,不斷體現社會主義發展的本質要求,不斷伸張社會主義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竭力實現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福祉,著力解決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民生問題(包括生態環境問題),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確保生產發展、生態良好、生活富裕。通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施“三步走”的國家發展戰略及其實踐成就的不斷取得,我們黨不斷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投身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吸引力。中國共產黨完善的組織機構和世界大黨的光輝形象,彰顯了黨對于領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凝聚力。最新統計數據表明,截至2011年底,中國共產黨黨員總數為8260.2萬名,黨的基層組織總數為402.7萬個。黨中央高度重視加強黨的建設和改進黨的領導,通過壯大黨員隊伍、健全黨的基層組織和完善黨員教育管理體系,各級黨組織進一步抓好黨員隊伍建設,不斷增強了黨員隊伍生機與活力,努力使黨的基層組織和廣大黨員充分發揮在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過程中的戰斗堡壘作用和先鋒模范作用。根據十七大作出的戰略決策,全黨開展了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后來又對建設馬克思主義“學習型政黨”和“學習型黨組織”進行戰略部署,目前正在黨的基層組織和黨員中深入開展“創先爭優”活動,不斷鞏固和拓展學習實踐活動成果,不斷增強執政黨組織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積極參與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領導能力。自黨的十七大以來,我們黨努力形成科學有效的利益協調機制、訴求表達機制、矛盾調處機制、權益保障機制,保障了人民當家作主民主權力的合法行使,調動了人民保護生態、愛護環境的積極性與主動性,增強了黨和國家致力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不竭動力。事實證明,中國共產黨具有領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凝聚力,生態文明建設已經成為國家意志行為并獲得人民群眾的廣泛認同與實際認可。
作為國家意志行為的生態文明建設只有獲得廣泛的社會主義道德認同,才能成為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的實際行動與自覺自律的責任使命。我國具有構建生態文明道德的社會主義制度基礎,實際上,我國歷來重視社會主義文明道德體系建設,其中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道德思想。首先,社會主義社會生產關系為生態文明道德體系建設提供堅實的制度基礎。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雖然離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社會還有相當距離,但它仍然是實現生態文明社會的必由之路,要建構生態文明道德規范體系,實現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的共贏,必須堅定不移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為生態文明提供必要的道德體系支撐。生態文明所蘊涵的實際上是一種公平理念,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公平、當代人之間的公平、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的公平等。而這種公平理念的踐行,除了制度的約束,其實社會主義道德的規范與要求,顯得尤為重要而不可或缺。恩格斯曾在《反杜林論》中談到社會道德建設與社會生產關系之間的關系時鮮明地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覺地,歸根結底總是從他們階級地位所依據的實際關系中———從他們進行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觀念”。
這一經典論述告訴我們,作為上層建筑的道德意識決定于社會的經濟基礎,而經濟基礎總是受制于一定社會的生產關系。社會主義的生產關系與生產方式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夯實了基礎,有利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道德規范的確立。因為社會主義社會是廣大勞動人民當家作主的社會,人民群眾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為生態文明道德建設提供了適宜的“生產和交換的經濟關系”,所以人民群眾既是社會主義道德價值的創造主體,又是道德價值的實現主體。因而隨著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道德體系建設,人們能夠自覺地摒棄唯利是圖、急功近利、目光短淺的生產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同時對涉及生態的倫理觀念、道德意識和行為規范進行自我反省和調整,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維持發展與生態之間的和諧狀態,保證社會經濟發展與生態文明建設共贏。由是觀之,生態文明建設要求在全社會形成適度、節制、復活的生產模式、生活模式和消費模式,顯然契合了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的內在要求和邏輯關聯。事實證明,在中國,建構生態文明已經成為社會道德共識并成為實際的道德規范,倡導自然承載與自然修復的生態道德觀念已然成為一種社會風尚,蔚為壯觀。
其次,社會主義道德體系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生態文明道德思想。實際上,我國一貫重視社會主義文明道德體系建設并形成了較全面的社會主義文明道德體系。由于道德建設之于實踐活動的相對滯后性,作為規范、制約人與自然關系的行為準則,生態文明道德或環境文明道德也明顯滯后于生態文明實踐。盡管我國有的道德規范沒有明確提出生態文明道德,但我國現有的道德體系中卻蘊含著豐富而深刻的諸如“節約資源、文明生產、綠色生活、生態消費”的生態文明道德思想,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有利于規范人們的生態理念、生產活動、生活方式和消費行為。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以增強誠信意識為重點,加強社會公德、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個人品德建設,發揮道德模范榜樣作用,引導人們自覺履行法定義務、社會職責、家庭責任,不斷規范著人們的社會行為和生活習慣。以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愛國主義和集體主義作為原則要求的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為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道德建設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動力、增強了意識:社會主義保證了生態文明道德建設的政治方向,愛國主義激發了生態文明道德建設的不竭動力,集體主義強化了生態文明道德建設的責任意識。以集體主義、理想信念、責任意識為標志的社會主義道德規范,正成為確立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道德觀念和道德規范,妥善處理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個人或集體之間關系,成為促進中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核心理念。新世紀以來,我國頒布實施了《公民道德建設實施綱要》。2006年同志明確提出了以“八榮八恥”為基本內容的社會主義榮辱觀:“以熱愛祖國為榮、以危害祖國為恥,以服務人民為榮、以背離人民為恥,以崇尚科學為榮、以愚昧無知為恥,以辛勤勞動為榮、以好逸惡勞為恥,以團結互助為榮、以損人利己為恥,以誠實守信為榮、以見利忘義為恥,以遵紀守法為榮、以違法亂紀為恥,以艱苦奮斗為榮、以驕奢淫逸為恥。”
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必須樹立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的生態文明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各方面和全過程。與此同時,按照社會主義道德體系建設的基本要求,全社會各行各業、社區、公共場所、學校等都建立健全了各種規章制度、行為準則,使生態文明理念體現在行業規范、市民公約、學生守則等基本社會規范中,用以規范和倡導社會生態環境行為。由此看來,只有社會主義制度及其道德體系建設才能實現社會公平,滿足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以至于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一切要求社會進步的政治力量也在努力研究和宣傳社會主義,努力為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各種不公道、不合理現象直至實現社會主義革命而斗爭”。我國人們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能夠真切地感受到明確的生態價值導向的感召力和約束力,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道德體系正逐步落地生根、深入人心,成為全社會的共同追求。綠色生活、生態消費逐步成為大眾的普遍道德規范,倡導既滿足自身需要又不損害群體生存的生態理念,又不損害其他物種繁衍生存的綠色生活方式,正逐漸成為人們的普遍追求。總之,生態文明建設離不開合理的社會制度構建,社會主義的生態文明建設具有資本主義不可比擬的社會制度優越性。我國在生態文明建設的進程中具有社會主義制度、中國共產黨執政和社會主義道德體系等諸方面的政治制度優勢。只要我們充分張揚社會主義獨有的政治制度優勢,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觀念就一定能夠在全社會牢固樹立,生態文明建設就一定能夠取得輝煌的成就。
作者:胡長生單位:中共江西省委黨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