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體制基礎與經濟改革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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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海論叢雜志》2016年第5期

摘要：

構成經濟體制基礎的是產權關系、職權關系、社會契約關系等三類經濟關系。社會主義制度對自己的經濟體制選擇，經歷了“藍圖構想—實際建立—改革”這三步長期的歷史過程，每種選擇都體現著三類經濟關系的不同結構與狀態。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使國民經濟中的三類經濟關系各自的地位與相互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文章高度概括了這些變化并指出了其中值得注意的問題。當前經濟改革處于某種膠著狀態，從某種意義上是由于三類經濟關系的布局與內在發育處于困境。經濟體制改革必須按照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性，引導三類經濟關系發育成長，使之符合規范性。

關鍵詞：

經濟體制；產權關系；職權關系；社會契約關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一、問題的提出：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現實之一是經濟關系存在若干重要的不順

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以來的一個主要問題是經濟關系的結構與內容沒有符合改革的目標模式——“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合理要求。具體表現在六個方面：一是作為主要的公有制形式——國有經濟活力不夠，內部經濟關系未能充分體現社會主義性質。二是政府與企業主要是國有企業的關系未能完全理順。一方面國有企業資產管理體制不健全，國有資本人格化不到位；另一方面企業自主經營仍然得不到保障，政府部門的無效干預還未放棄。三是農村的公有制形式——集體經濟薄弱，多數地方沒有集體與家庭的雙層經營，集體經營名存實亡。四是其他非公有制經濟包括外資經濟、私人經濟、個體經濟等，未能在公有制生產關系這一“普照的光”籠罩之下，勞動者地位低下乃至生存狀況曾經惡化。五是企業之間競爭關系多，協作關系少，未能像日本企業那樣形成一致對外、內部分工的經濟團隊。六是農民家庭經營的合作經濟逐步演變成股份制經濟，勞動者之間的資產擁有分化在擴大。上述經濟關系不順的問題，特別是前4項，背離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面對這一問題，就事論事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但要從中抓到根本問題，遵循正確方向推進改革事業，就要發展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剖析相關的經濟關系，認清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內部的結構。

二、理論基礎：構成經濟體制基礎的三類經濟關系

當我們深入分析經濟體制時，發現經濟關系是經濟體制的基礎。因為一切經濟活動都是在各種經濟主體之間進行的，所有經濟主體、各種經濟當事人，都是在一定經濟關系中開展活動的。經濟關系規定了經濟體制的框架，決定著經濟資源分類型配置的空間，提供了經濟運行的實際載體。經濟關系可以從不同角度分類。本文以下分類是出于這一角度：社會經濟中人們的各種經濟行為發生在什么類型的環境中、受什么約束、受什么推動。從這個角度，概括歷史上產生的種種經濟關系，可分為三大類型：產權關系、職權關系、社會契約關系。產權關系就是商品貨幣關系，精確地說是商品貨幣關系的實質。社會經濟中圍繞著財產（廣義）所形成的權利關系都是產權關系。廣義的財產包括生產資料、消費品和一切可占有的經濟資源（如勞動力、技能、技術、商譽、著作）。權利關系包括所有權、占有權、經營權、使用權等等。產權關系有一個歷史發展過程，這里所指的產權關系不再考慮它在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形態，而是專指以市場經濟為環境的產權關系。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提出的“商品所有權規律”、新制度經濟學家科斯的“市場”，與本文的“產權關系”概念在內容上有相通之處。現實生活中的交易關系與交易契約關系都是產權關系的具體表現。產權關系中的人們受到來自市場上經濟利益的約束和激勵，人們為了獲取、維護、增加自己（個體或群體）的財產而努力行動、認真行事，由此產生“經濟理性”。缺少“經濟理性”就可能遭受財產損失的懲罰。職權關系是圍繞著“崗位職責”產生的指揮、命令、服從、遵守、負責等相互關系。職權關系廣泛發生于人們的社會生活中，當它發生于經濟生活中時，就是經濟關系。職權關系的背景是組織，人總是處于一定的社會組織中，現代社會中兩種典型的組織是國家機構與企業。國家機構中的各級公務人員履行規定的職責，企業中的員工也與此相似。恩格斯在《論權威》中提到的“權威原則”、科斯的“科層”，與本文的“職權關系”概念在內容上有相通之處。職權關系中的個人受到的約束和激勵都與組織的管理規則相關，在特定崗位上的業績如何，關系到行為者的升遷、獎懲、在崗以至責任追究。社會契約關系是人們追求共同的目標、境界、價值觀而形成的有約束性的契約而發生的關系，它的產生與人的社會本能有關。社會契約關系有經濟性的，也有非經濟性的。我們這里只研究經濟性的。社會契約關系可以是功利性的，也可以是非功利性的，看人們追求的是什么目標。很明顯，現實社會發展水平下，多數社會契約關系還是功利性的，是對共同經濟利益的追求而形成的。社會契約關系的本意是自愿形成的，但社會的復雜性使之產生了非自愿的類型。社會契約關系與交易契約關系有根本性不同。交易契約關系是由產權關系派生的，是一種嚴格的“雙贏互利”行為，其來源是相互尊重對方所擁有的經濟資源的所有權，具有狹隘的功利性。保護交易契約關系的力量，首先是來自于法律，其次才是來自于自律，即在一個憑輿論的力量可以迫使人們遵守信用規則的社會環境中，“守信用”的信譽成為當事及今后進行交易的必要條件。社會契約關系則并非由產權關系派生，它是一種“禍福同當”的群體行為，其功利性是長遠的。保護社會契約關系的力量，首先是來自于群體內的約束，其次才是部分依靠現代的法律。交易契約關系的發展與商品經濟的發育程度有關，而社會契約關系的發展則與社會文明程度有關。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除了商人階級之外，很少有社會契約關系，因為低下文明程度會把各種群體內的關系馬上轉化為人身依附關系，“契約約束”對首領不起作用。社會契約關系到資本主義社會才有所發展，而在代表最高文明程度的共產主義社會，它將普及于全社會。縱觀當今世界各國的經濟體制，雖各有差異，但基本的共同之處大體如下：其一，當代世界處于“有獨立性的人對物的依賴關系”這一社會發展階段，因而社會經濟的基礎是產權關系，個人與組織進行經濟活動的主要背景是市場。任何一國的多種所有制經濟與市場體系都依靠產權關系來形成社會經濟系統。其二，政府既是超越市場的力量，也是影響市場供求的一個因素。政府或多或少具有管理社會經濟的職能，在此當中職權關系起作用。其三，各種社會團體與合作經濟組織基本上是以社會契約關系為依托。企業是經濟體制的最主要的微觀基礎，各種類型的企業都是三類經濟關系的具體承載體。首先，企業主要是在產權關系環境下存在，以商品貨幣交易者的身份進行經濟活動。其次，企業建立所依托的經濟關系各有不同。多數企業是以自己的財產進行投資（個人投資或結成股份投資）、以財產增值為目的而建立的，依托的是產權關系。國有企業是政府以國有財產進行投資、以實現政府某種目的而建立的，依托的是職權關系。合作社是社員按自治原則平等出資、以實施社員們某種共同的目標而建立的，依托的是社會契約關系。這些經濟組織內同時又可能參有其他經濟關系。這就是本文從經濟關系角度對世界現存經濟體制的最一般的考察。

三、歷史源流：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體制與經濟關系演變

社會主義制度以哪種經濟體制為表現形式，這個選擇實際上就是尋求適宜的經濟關系。社會主義制度的發展歷程，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個探尋可作為經濟體制基礎的經濟關系的過程。這個過程，經歷了“藍圖構想—實際建立—改革”這么一個三部曲。

（一）“藍圖構想”第一部曲由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唱響

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資本論》中，設想未來的共產主義（包括社會主義）社會關系是“自由人聯合體”。而“自由人”之間的關系，既不是人身依附關系，也不是“物的依賴關系”即產權關系，而只能是社會契約關系，是在共同理想、價值觀基礎上形成的相互約束關系。顯然，這是一個理想目標，但決不是空想的。它的前提是：在勞動占有關系上，以社會化大生產為基礎，并以其與資本主義私有制的不可調和的矛盾為依據，建立相適應的生產資料公有制；在勞動交往關系上，以商品市場經濟高度發達所造就的個人能力與關系的普遍發展為基礎，建立自由人聯合體的聯合勞動和勞動時間經濟。社會契約關系的普遍化，是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下產權關系的成熟，由此創造出個人關系與個人能力的普遍、全面性為前提條件的，這也是歷史規律性的表現［1］。至于這種歷史必然性的具體內容如何，在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沒有現成答案。沒有面臨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這一實踐任務的馬克思、恩格斯也就沒有去構想未來社會的細節。列寧在十月革命前唱的這一部曲與馬克思不同。在《國家與革命》中，列寧對即將要通過革命來建立的新社會這樣設想：整個社會將成為一個管理處，成為一個勞動平等、報酬平等的工廠。列寧指出：“在這里，全體公民都成了國家（武裝工人）的雇員。全體公民都成了一個全民的、國家的‘辛迪加’的職員和工人。”推動社會運轉的基本因素是監督生產和分配，計算勞動和產品。列寧清楚地看到，實行這種計算和監督的國家，必須是一個“能夠迫使人們遵守法權規范的機構”，是在全社會推行“工廠紀律”。這是必要的。因為“如果不愿陷入空想主義，那就不能認為，在推翻資本主義之后，人們立即就能學會不需要任何法權規范而為社會勞動。”［2］按照列寧的思路，全部社會經濟關系體現為在“管理處”或“工廠”之內的關系。這種必須遵守法權規范的經濟關系，就是職權關系。在這一職權關系中，人們互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接受管理，是由于要獲得個人消費資料，必須受雇于掌握全部生產資料的國家，由國家來安排、監督、計算勞動內容和勞動量；進行管理，是出于“武裝工人”即進入國家機構的無產階級代表履行自己的階級使命。十月革命后經過短期痛苦的實踐，列寧對這一藍圖作了修正，他開始注重將商品市場關系引進社會主義制度的建設中。列寧生前只能暫時得出這個結論：在一個原來小農經濟占統治地位的國家，建立社會主義制度離不開商品市場關系。

（二）“實際建立”第二部曲是在斯大林時期唱響的斯大林領導下的

前蘇聯實際建立的經濟體制，就是一個以職權關系為主，承認有限的集體性產權關系的指令性計劃經濟體制。這個體制的建立拋開了列寧在生前最后時間實施“新經濟政策”所提出的啟示，又與列寧十月革命前的設想有重大偏離：其一，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身份已經“硬化”。管理者所承擔的監督管理職能，并不像列寧當年設想的那樣，不再是一種特殊的社會分工和工作任務。相反，管理者不僅需要有較高的管理才干和相應的專業知識，而且需要經過長期考驗和逐步提拔，從中證明他對工作的忠誠負責與相應的品質。而賦予某人某種管理職務這一環節發展為一個復雜的系統。其二，管理者行使職權，也不是憑著“階級本能”，管理者在具體的傾向上，有自己的利益、偏好與認識習慣。管理者遵照規則來行使職權當中，總會根據自己的特殊考慮，來選擇其傾向。這樣的經濟體制稱為“集權式計劃經濟”或“指令性計劃經濟”。已有大量論著詳盡分析了其經濟關系的細節與經濟運行的特點。它是20世紀社會主義制度的歷史存在。

（三）“改革”第三部曲最早是由鐵托為首的南斯拉夫共產黨唱響的

與斯大林鬧翻了的南共聯盟厭惡國家所有制經濟產生的官僚主義，試圖將一個以職權關系為主的經濟體制改成“自治社會主義”體制，向馬克思的“自由人聯合體”回歸。他們以勞動者的解放為目標，以勞動者不同層次的聯合體作為構架，以自治協議為紐帶，來建立這個體制［3］。由于自治協議不屬于國家行政指令，也不是勞動者集體之間的商業性交易的產物，這種自治協議可看成是社會契約關系的表現。然而，這一實踐“自由人聯合體”設想的體制構建嘗試失敗了，根本原因在于：普遍建立以社會契約關系為基礎的勞動者自治聯合體所需要的社會前提在當代并不具備。根據馬克思的學說，建立自由人聯合體，是進入人類社會發展“第三個階段”的產物，需要有“建立在個人全面發展和他們共同的社會生產能力成為他們的社會財富這一基礎上的自由個性”。為了進入“第三階段”，就必須有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在商品經濟的社會關系形態下，形成普遍的社會物質變換、全面的關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體系。南斯拉夫顯然達不到這樣的成熟條件。另外，直接原因是“自治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構建中未能塑造合理的經濟機制。現實的契約經濟，既削弱了國家的經濟職能，又未能充分發揮和調配市場的經濟力量。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開始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削減職權關系、引入產權關系。概括改革的三大主流是：由單一的公有制經濟轉變為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承認了不同主體的財產所有權；經濟資源的配置越來越多地運用市場方式，市場體系得到建立和發展，承認不同主體的資源交換權；公有制經濟內部，產權關系的份量逐漸增大，職權關系與產權相結合。三類經濟關系互相接壤、互相滲透。“藍圖構想—實際建立—改革”這“三部曲”的內容，反映了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體制及其基礎的經濟關系變遷。

四、當代現實：我國經濟體制改革中實際形成的經濟關系

（一）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目標模式，這是歷史上一個全新的經濟體制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包括企業制度—市場體系—宏觀調控體系—社會保障，分別都是三類經濟關系為主或為次的有機結合。其中，最能體現經濟體制特色的是企業制度，這一經濟體制的微觀基礎是三類經濟關系最重要的承載體，經過多年改革，整個動態格局可概括如下：

1.原來的國營經濟完全是以職權關系為基礎的，企業只是政府機構管轄下的執行生產或流通任務的下級單位，保留下來的商品經濟范疇也是作為行使職權關系的工具。改革在其內部引入產權關系，國營經濟轉變為國有經濟，職權關系正在退出部分領域。企業的經濟關系開始是“兩權分離”，政府機構掌握所有權，企業擁有經營權。后來演化為企業的法人財產權，政府代表國家擁有出資者的產權即股權。

2.原來建立的集體經濟分為城市和農村兩類。城市的“集體經濟”從20世紀50年代行政指導下的勞動者集體經營蛻變為城市政府機構管轄下的計劃體系外的“部門所有制”，企業完全依托職權關系，被稱為“二國營”，社會契約關系基本喪失。農村的“集體經濟”經過20世紀60年代前后的頻繁變動，穩定為“三級所有、生產隊為基礎”，公社、大隊一級基本以職權關系為主、生產隊一級則是行政指導下的勞動者集體經營，保留著社會契約關系，但職權關系占據主導地位。20世紀的經濟改革，使城鄉“集體經濟”沿著不同的途徑分化。大體上，農村的公社解體首先弱化了職權關系；“大包干”責任制和家庭經營條件下發展商品生產，使產權關系開始起決定作用。在保留集體經營與發展合作經濟的意義上，社會契約關系有恢復性發展。城市的“集體企業”分化為實行承包經營的社區公有制企業與合作性質的企業（主要是股份合作制），總體上處于萎縮狀態。在一段時期，非國有的城鄉公有制企業按生產資料歸屬不同分成三類：社團公有制企業、社區公有制企業和勞動者集體所有制企業。當生產資料屬于一個既有的社會團體共同所有時，就是社團公有制，如國家企事業單位自辦的“集體企業”就屬于這類。當生產資料屬于一個具有共同地域的社區共同所有時，就是社區公有制。當生產資料屬于一個由勞動者自行組織的集體共同所有時，就是勞動者集體所有制。上述企業外部都處于產權關系環境，以商務交易關系與外界發生交往。而內部的經濟關系，社團公有制以職權關系為主；社區公有制是職權關系與社會契約關系并存，村級的社區公有制以社會契約關系為主；勞動者集體所有制基本上是社會契約關系。到21世紀，這些非國有的城鄉公有制已經存在不多了。

3.出現了完全以產權關系為依托的個體、私人、外資經濟。這些企業內部的職權關系是產權關系派生的，是后者的工具，其設計與實施的有效性均受外部市場競爭的約束。中國人習慣的“家族式企業”影響了企業內部的職權關系的有效性。對上述動態從三類經濟關系的角度來分析各類企業的性質及其生命力，構成政治經濟學的新內容，可加深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

（二）當前經濟改革處于某種膠著狀態，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由于三類經濟關系的布局與內在發育處于困境

1.改革的目標之一是政府管理職能的轉變。政府機構要基本退出國有企業直接經營管理，同時卻要行使國有資產管理與指導產業發展的職能。政府機構固然不是企業的經營者，但在不同場合，它可能是項目業主、發包人、出租人、企業股權的執掌人，這就不可避免地以職權行使于市場經濟活動中。改革就是要花大力氣，形成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有效職權關系。

2.在國有企業內部，引入產權關系沒有統一的模式，但要有正確的認識［4］。哪些企業可以不觸動所有權，僅僅引入承包關系、租賃關系；哪些企業要根據資產經營管理責任制，由政府機構根據有效的“委托—”原理行使“所有者職能”；哪些企業要改造成股份制，保留國有股份，政府成為出資人；哪些有國有股的企業要由政府控股，等等。這些問題，僅僅簡單分類還不可以解決。搞得不好，哪種產權模式都不理想。而搞不好的原因多樣又復雜，既有制度設計不科學的問題，又有十分具體的管理水平問題，還有各種外部因素，如權力制約、人事制度、思想觀念、政策環境、企業原來的財務狀況等等。國有經濟領域中建立系統、完善、合理的產權關系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

3.在整個社會，社會契約關系發展滯后似乎是我國的一個“國情”。其結果主要是：企業之間難以結成有效的民間團體，如商會、行業協會，以幫助企業更好地經營；依托社會契約關系的合作經濟發展不足，對經濟起到的作用不夠，個體經營缺乏自助機制；沒有社會契約關系的自律自治效應，農村社區的集體經營得不到支撐。總之，市場經濟與公有制的發展都缺少這類有效的經濟關系來加以促進。

（三）現實經濟生活中三類經濟關系的變動，出現了不和諧的局面

我國的經濟體制改革總體上是在體制內部加強引入產權關系、完善產權關系，客觀上產權關系在經濟體制與企業組織中也在不斷增大比重。這是市場取向改革的必然趨勢，也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主體需要。然而，當另外兩類經濟關系得不到應有的維護與發育時，社會經濟就不能和諧發展，具體表現有：其一，各個市場主體自身的產權趨于健全時，企業相互之間卻沒有相應的社會契約關系發展，民間組織極不完善、作用不大，商會行會官辦色彩仍然濃厚。其二，國有企業資產管理體制不健全，國有資本人格化不到位，企業自主經營仍然得不到保障。這說明國有企業的職權關系并未理順。與此同時，國有企業內部的集體則越來越成為“雇傭團體”，職工的積極性僅由懲罰和獎金來調動，人最低級的本性（恐懼與直接金錢利益）成為管理的依托，工會形同虛設，社會契約關系被削弱。其三，村級的社區公有制與勞動者集體所有制是兩種以社會契約關系為主的公有制企業，但社會契約關系很不強健，正日益受到產權關系的侵蝕。或是演變為名義上的公有、實際上的私有；或是進行產權變更，走向私有。由此，許多村級集體經濟（社區公有制）變成“空殼”，唯一的公有財產就是土地的社區公有，理論界還一再出現要求土地私有化的主張，這對農村走共同富裕道路相當不利。在產權關系比重增大的趨勢下，合作經濟逐步演變成股份制經濟，勞動者之間的資產擁有分化在擴大。上述現象說明，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并非只是發展和健全產權關系，發展和健全職權關系與社會契約關系同樣重要。今后，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體制構造，既要避免唯產權論導致的企業與土地私有化傾向，又要避免盲目回歸到職權關系上來。從經濟關系角度正視上述問題，對我國進一步推進改革事業，能夠起到看清道路的作用。

五、未來發展：經濟體制改革與正確引導三類經濟關系的發育

探討經濟體制改革，三類經濟關系都是中性概念，本身不存在誰優誰劣，只有適應不適應社會經濟環境、本身是否發育成熟的問題。改革對三類經濟關系的比重已經做出了重大調整，今后更多地需要引導三類經濟關系的發育成熟。我們認真研究三類經濟關系各自的適應性、局限性，不僅有助于把我國各類企業或各經濟實體的制度改革置于科學的基礎上，而且有利于和諧社會關系的建立。總結多年來經濟體制改革的經驗，以下幾點原則是需要貫徹的：

（一）必須把政府管理經濟的職權關系的合理化放在改革的重要地位

無論政府機構是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從企業外部來管理經濟，還是以出資人的身份從國有企業內部來履行自身的職能，都需要明確職責，制定公平公正的規則，打造盡職盡責、出以公心的公務員隊伍，公務必需接受監督、公開透明，否則什么制度創新也談不上。

（二）國有企業中的經濟關系需要確定一個合理的格局

本文提出的設計是：建立職權關系統管下、能夠形成合理經營機制的產權關系，并發展企業內部的社會契約關系。其理由是：

1.無論國有企業內部的產權關系如何完善，終歸還要保留資產管理上的職權關系（而不是像私人企業那樣只有生產管理上的內部職權關系）。政府通過有效的職權關系分別履行其作為出資者、持股者、發包者、出租者或項目業主的職責，完成人民的委托。由于職權關系對市場經濟的環境適應性難以達到最優狀態，因此國有企業存在和發展的領域要有所限制，其合理領域是：（1）計劃調節很有作用的行業——這需要決策較為集中。（2）宏觀經濟效益顯著的行業——這彌補了微觀經濟效益難以很強的缺陷。（3）行使職權關系可行的行業，過于勞動密集型的行業顯然不適合國有。除此之外，國有企業無須從所有競爭性行業都退出。

2.判斷國有企業內部產權關系是否合理的標準，是能否形成合理經營機制、能否在市場中有競爭力，應拒絕“是否讓個人最關心財產的增值”這一片面標準。

3.發展企業內部的社會契約關系至關重要，要用一個共同的經濟發展目標來凝聚全體員工，發揮員工的主人翁精神與團隊精神，不能以純粹的產權關系（雇傭關系：企業給錢我做工）加通行的職權關系（企業的上級命令下級）來處理企業內部的人際關系。

（三）非國有的公有制經濟重心在農村

以下兩種類型都需要大力發展。其一，社區公有制是農村合理利用國土資源、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帶領農民走共同富裕道路所不可少的。農村社區不同于城市社區，城市社區可以沒有社區公有制，農村社區沒有公有制，發展總會有障礙。其二，農民的合作經濟也是重要的，這是推進農業產業化、建立現代化農業所不可少的。發展這兩種公有制經濟，固然需要健全農村基層黨組織、發展鄉村民主、提高農民教育文化水平等非經濟因素，但在理論上，必須明確有發育成熟的社會契約關系，這是村民自治能力和農民協作水平的關系基礎，是防止這類公有制經濟變質變味、名存實亡的保證［5］。

（四）我國正在大力發展非公有制經濟，這類經濟的成功發展也要取決于三類經濟關系的發育

一是打破家族式企業的狹隘性，提高產權的社會化程度。二是大力發展社會契約關系，建立健全企業民間組織。三是政府合理有效管理非公有制經濟，引導合理的市場結構的形成（如有合理的競爭度），也就是提高這方面的政府職權關系的有效性。此外，社會主義的政治社會環境應當鼓勵在非公有制企業內部發展一定程度的社會契約關系，雇主與雇員要逐步形成共同的目標，尤其是在人力資源舉足輕重的行業。總之，正確引導三類經濟關系的發育，是社會主義制度下建立現代市場經濟體制、保障社會經濟和諧關系形成的基本需要，應當是研究改革問題的新的興奮點。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2］列寧.列寧選集：第三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2-258.

［3］舍費爾.七十年代的南斯拉夫經濟發展［M］.熊家文，朱行巧，陳森，文正林，譯.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79：247.

［4］鄒東濤.中國經濟體制創新（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47-549.

［5］李濟廣.公有經濟的民營化治理［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07：138-145.

作者:李欣廣 單位:廣西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