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應型行政法論文范文

本站小編為你精心準備了回應型行政法論文參考范文，愿這些范文能點燃您思維的火花，激發您的寫作靈感。歡迎深入閱讀并收藏。

一、回應型法———一種可以借鑒的理論模式

回應型法突破了形式合理性法的僵化，它“探究法律秩序明顯與世隔絕的原因并尋找補救措施”[5](P1)，其最大的特點是強調法律與社會的互動。在回應型法律體制下，形式合理性法由于與外界隔絕而存在的封閉自治性蕩然無存，法律不再受形式主義的束縛，而是成為了一種能夠主動適應社會變化、積極回應社會需要、促成實質正義之實現的社會規制手段。“法律機構應該放棄自治型法通過與外在隔絕而獲得的安全性，并成為社會調整和社會變化的更能動的工具。在這種重建過程中，能動主義、開放性和認知能力將作為基本特色而相互結合”[6]，因此，回應型法通過一系列的目的背景下的制度設計，整合了法律的形式合理性與實質合理性，整合了制度封閉性與操作開放性，將一個社會的法治建設由形式合理性法治理下的“硬性法治”轉向了回應型法治理下的“軟性法治”。“回應型法不僅僅是一種抽象的理想，因為它根植于歷史的迫切需要。”[5](P85)也正如圖依布納所言，回應型法是法律形式主義危機的結果，是從法律形式主義危機中涌現出來的將目的性和參與性結合在一起的全新的法律形式。[7]塞爾茲尼克、諾內特提出的“法律制度將呈現壓制型法向自治型法轉變，并最終邁向回應型法”的觀點，成為當今認同度較高的理論范式。回應型法理論的興起和應用似乎為困頓中的中國行政法治指明了一條道路，為中國行政法學的研究提供了一種符合當代行政趨勢的理論模式和平臺。將回應型法的原理運用到行政法的研究中進而形成的回應型行政法，為我們的行政法學研究和行政法治建設打開了一條新思路。①

二、中國建立回應型行政法的具體進路

（一）回應型行政法的提出———一個新的思路以回應型法為模型的回應型行政法，其基本特點在于：行政運行以尊重社會的主體性為主要價值取向，以強制性行為和非強制性行為并用為行政手段，以實現國家與社會的多元權力的合作為基本目標，力圖實現法律與社會的互動，保持行政法對周圍環境的敏感性，更加靈活地回應社會需求，在更廣闊的范圍內追求實質正義，從“硬性法制”走向“軟性善治”。在完善行政法制工作的基礎上，它將法律自我保護、自我隔離的盔甲卸下，使得行政機關“依靠各種方法使完整性和開放性恰恰在發生沖突時相互支撐。把社會壓力理解為認識的來源和自我矯正的機會”。[5](P85)現代行政法治的目標在于馴化國家權力，而不僅僅是“限權”或“保權”，在要求對公民權益的侵害降低到最小程度的同時將國家權力對社會利益的積極促進功效發揮到最大。而在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不同地域、具有各自傳統特點的社會中，公民與社會對于國家的期望和提出的要求并不相同。因此，行政法治在不同時期、在法律的框架內對于回應“我們為什么需要一個政府、需要一個怎么樣的政府”也將給出不同的答案，進而對政府提出不同的要求。國家———社會二元對應的思維模式與理論模型雖然不能解決中國法治建設的全部問題，但它確實能為我們提供一種有利的資源以及思考和實踐的路徑。行政法治目標的實現離不開對于行政法治所置身于其中的社會現實的具體解讀與主動回應，離不開對目標得以實現的現實資源的挖掘。“不同的時代背景下產生不同的行政法基本理論，也就有了不同的行政法理念，行政法的理念應當也必然會與時俱進，不斷發展。”[7]同時，建立在回應社會需求基礎上的行政法制度建設不僅與社會自生自發秩序相耦合，更為重要的是，民眾對于制度的實施不存在心理障礙和實踐困難，社會在最低運行成本下有了自發的動力來維護這種制度的穩定。我們的目標模式———“回應型”的最大特點即在于其“開放性”、“靈活性”、“參與性”以及“互動性”。在開放性的過程中，回應型法尋找一種標準而又有范圍、有層次、有選擇地回應社會，從而具有一種促進社會良性發展的目的性，避免社會發展的隨意任性地變化。行政法的主動回應不僅能解決自身的單方性、封閉性與強硬性缺陷，還成為培育和促成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的關鍵動力。而西方行政法治的發展歷史表明，一個成熟的市民社會的的存在，不僅在于防止政府權力濫用，還能夠引導敦促政府完成不斷擴展的社會責任，行政法治所不斷追尋的“善治”在其推動下得以逐步實現。

（二）公權力主導下的互動與共進———我國回應型行政法建設的現實路徑選擇與西方回應型法發展和依托的社會背景不同，我國的回應型法在現階段面臨的問題更具復雜性和困難性。西方市民社會的產生和發展是一個自下而上自然演進的過程，而我國孱弱的市民社會是在幾千年來強國家—弱社會的背景下，在自上而下恩賜文化的夾縫中艱難生成和發展起來的。政府公權力的態度和決心以及對于社會力量存在和發展道路的設計方案，對于市民社會的進程引導不可避免的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一個似乎是悖論的問題凸顯出來，一方面，公權力必須打破被動局面，積極回應、應對（服務）社會力量的各需求，另一方面，當前全球化的趨勢并不容許我國市民精神和社會力量漫長的自發演進，公權力必須具有主動培養“力量均衡的對手”的勇氣和胸襟。“蘇俄近半個多世紀的歷史給我們一個教訓：在遙遠的未來，人們肯定會進入國家社會，但現在我們卻應致力于市民社會的構建。”我們必須意識到，盡管中國有強大而深厚的專制主義、集權主義政治傳統，中國歷史上的社會一直湮沒于國家之中，以至于中國有著發達而深厚的臣民文化根基而極少自由、平等、權利等現代公民文化基因，但作為后發趕超型國家，公權力的合理恰當使用，也可以揚棄西方的市民社會模式，縮短西方市民社會發展的曲折歷程，成為構建體現中國特色的、與國家互動合作的先進市民社會。“雖然落后國家被迫跟隨發達國家，但前者并不按照相同的秩序去做事，歷史落伍者的特權……容許甚至迫使自己采納任何地方、任何時期已經完成的發展式樣，從而越過整個居間的等級系列”。這對于回應型行政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中國行政法必須清醒意識到當前中國法治和社會發展的政治背景，正視公權力在當前中國的強大威力，正如王學輝教授在論述法的政治背景時指出的：“觀行政法學須臾不能脫其政治背景而獨存，既已達成相當之共識……行政法學若將其自身立于錯誤根基之上，則必貽害無窮……故明智而又慎重之舉，當是盡早脫于與政治背景無涉之抽象性范式之窠臼，以一種自由的眼光審視行政實務這一行政法學之瑰寶，直視中國行政法學政治背景，并探尋與當代中國行政法學匹配之根基與平臺。”中國行政法治與市民社會的命運是緊緊聯系在一起的，引導、培育、促進市民社會的成熟和發展其實就是推進行政法治建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公權力主導下的互動共進是我國現階段回應型行政法建設的路徑選擇。

（三）主導與回應———我國回應型行政法建設的若干建議第一，公權力應當從觀念上改變將市民社會與社會主義國家對立起來的傳統思維定勢以及對社會組織根深蒂固的不信任和防范的心態，正確認識日漸成熟的市民社會對于政府治理和法治社會的重要意義，為社會力量的成長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擴大社會自治的范圍，建設服務型政府。要能夠真正理解“‘社會自治’是憲政理論的出發點”。第二，公權力應當樹立主動回應意識，及時、準確的把握社會需要，重塑一個開放的行政法結構。必須認識到“政府的合法性取決于社會成員的認同”，擯棄以往那種單純的命令服從關系，倡導雙方相互協商與合作，尊重人的主體性，提高行政相對方的參與熱情。政府的積極回應可以避免行政主體與相對方以針鋒相對的矛盾對立面姿態出現，尋求一種強調合作和協商精神的良性互動關系。行政決策應是行政法律關系雙方智識和力量的共同結果，是“行政主體與相對方平等交涉、談判、協商乃至必要的讓步結果，而不是行政主體單方情愿、一錘定音的產物。”在這種全新的行政法體系中“,行政機關與行政相對人之間也形成了一種全新的良性互動關系，這正是行政法治的目的所在。”同時，市民精神與法治理念的天然契合使我們意識到了培養市民意識對于法治的基礎性作用。當前的國際國內環境不容許政府的遲疑、猶豫和不作為，公權力必須拿出開放的姿態主動引導、保護市民精神的形成。其三，政府應進一步深化市場經濟體制改革，鞏固市民社會的前提和基礎。市場經濟是市民社會產生的前提，活躍的市場經濟意味著更多的流動資源和活動空間，為新的社會力量進行物質生產和社會交往提供了可能，社會成員出于維護自身利益的需要，發展了自我對話協商的自律機制，通過理性和平的方式解決彼此間的利益沖突，有效承擔一部分原本是國家的職能，抑制各種不穩定因素的出現，促進社會和諧穩定，例如“替代性糾紛解決機制”（ADR），“可以在司法、行政和民間社會中發揮特殊作用，彌補法律、制度以及資源的不足，成為社會秩序穩定發展不可或缺的一種緩沖、調節、更生機制。”同時，社會成員通過溝通與協商，參與與合作，促進和增強其成員對政府及其政策的認同感，進而形成積極行政與非強制行政的互動，這恰恰代表著當今行政法治的發展方向和趨勢。“從法律調整的基本原理看，法律調整就在于對事實世界規定性的表達和對主體可接受性的妥協……這種‘溝通’與‘妥協’，既是法治運行的內在機理，又是民主的實質所在。”[16]最后，政府應大力培養社會中間層，加快市民社會主體的形成和壯大，堅持多元化發展道路，提高社會構成的異質性程度。對于行政權最為有效、最根本的制約因素應當來自社會，多元利益的存在才能形成與國家談判、博弈的力量。昂格爾很早就總結過：法治的形成得益于如下兩種社會條件：一是多元利益的存在；二是它以一種更高的普遍的或神圣的法則作為依據，用它來論證或者判斷國家制定的實在法。我們建立和諧社會的唯一可能就在于我們能夠形成一個多元化的市民社會，而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必然是一個善于自治的社會。一個成熟、強勢、相對獨立的市民社會的存在是行政法治得以實現的最為重要的前提。歌德曾經說過：“最好的政府就是教會我們如何自治的政府。

作者：范文進單位：西南政法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