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議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的出路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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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的困境

（一）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在立法上缺乏獨立性

近年來，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處理方式受到了許多的質疑。在司法實踐中適用該制度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主要體現為：首先，先刑后民原則盡管體現了公權至上思想但違背了“以人為本”的現代司法理念。在普通的民事案件中被害人有獨立的賠償請求權，但是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卻受到刑事訴訟的限制，這是不合理的。其次，某些大案要案久拖不決或者訴訟中止，直接影響了民事部分案件審理的正常進行，這個問題在一些急需民事賠償的刑事案件中顯得尤為突出，如挽救被害人生命。再次，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處理的直接法律依據少且不規范，又無法直接適用民事規范處理，導致刑事被害人的許多民事權利在附帶民事訴訟中得不到支持，比如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在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是一項重要的被害人救濟制度，作為一種處理糾紛的方式，有其特殊的存在意義，但在現行的法律制度下，我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缺乏獨立性，未能充分發揮其優勢，因此需要重構這一制度。

（二）主客觀原因的限制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執行難”

在司法實踐中，由于許多主客觀原因的限制，被害人的求償權無法真正的實現。常見的原因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在法院判決加害人賠償被害人物質損失時，由于加害人家庭經濟困難而無可供執行的財產。第二，社會觀念的陳舊落后導致“賠錢減刑”制度仍然無法獲得絕大多數公眾的理解，在全國大范圍運用存在風險。第三，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完善，刑事附帶民事案件久拖不訣等原因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時與應有的賠償，出現“求償不能”、“求助不能”的現象。這些因素的直接后果就是導致法院的判決書成為了“法律白條”，而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所涉及的民事賠償也因此成為了無法兌現的“空頭支票”。因此為化解“執行難”的問題，真正實現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也就成為解決我國當前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困境要重點考慮的方面。

二、我國刑事被害人司法救濟制度的主要出路

（一）打破“先刑后民”傳統，引入精神損害賠償立法

1.借鑒域外立法規定，打破我國“先刑后民”的傳統審判模式。英美法系國家特別強調民事訴訟的獨立地位，將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完全分離，民事訴訟與刑事訴訟之間具有獨立性，不存在依附關系，是一種平行的模式。被害人可以不受“先刑后民”原則的限制，直接提起民事訴訟向加害人請求賠償，這樣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就得到了充分的保障，而且賠償數額也不會受到犯罪分子刑事責任的影響。而在我國，采取的是一種“先刑后民”的方式，民事訴訟是“附帶式”的，只有在完成刑事訴訟后才能開始民事訴訟。若罪犯同時要承擔刑事和民事責任的雙重責任，在刑事責任沒有解決的情況下，是不會優先解決民事責任的。借鑒英美法系國家的這種立法模式，我國可以賦予民事原告方當事人選擇訴訟方式的權利。這一內容表現為法律應當承認附帶民事訴訟具有獨立的民事訴訟法律地位，授權基于犯罪行為所引起的民事賠償請求原告，既可以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也可以提起單獨的民事訴訟；既可以在刑事案件審結之后提起民事訴訟，也可以在刑事案件判決結果作出前，甚至在刑事案件未立案前提起民事訴訟［1］。

2.引入被害人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進一步完善我國刑事訴訟法。法國、英國的法律中都有刑事附帶民事訴訟制度，但是在法國和英國，刑事和民事訴訟是可以分開進行的，并且刑事訴訟并不妨礙被害人獲得精神損害賠償。法國是率先對刑事訴訟中的精神損害作出明確規定的國家，《法國刑事訴訟法》第3條規定：“民事訴訟可以與公訴同時進行，并由統一管轄法院審判。一切就追究對象的犯罪事實所造成的損失而提起的訴訟包括物質的、身體的和精神的損害，均應受理。”［2］日本刑事訴訟法典第69條規定：“在刑事案件中，涉及民事責任的事件，由案屬法院依民法……之規定處理之。”英國是英美法系國家中立法最為完善的國家之一，尤其在精神損害賠償的立法方面更是走在世界前列。英國《1970年刑事審判法》規定，可以命令對犯罪行為所造成的人身傷害也負賠償責任，并將人為傷害分為人為攻擊、脅迫、精神折磨等［2］。了解國外的立法情況，大多數國家都承認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有權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的刑事訴訟中，法院不支持被害人所提出的精神損害賠償，只在民事訴訟中予以支持。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99條擴大了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主體，規定：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為能力的，被害人的法定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和舊法相比較，這是一個進步，但是新法對于被害人的精神損害賠償請求權仍未涉及。為此，建議通過修改我國現行《刑事訴訟法》中有關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法律規定，將精神損害賠償明確納入被害人提起的附帶民事訴訟的范圍之內，明確刑事被害人可以提起精神損害賠償。凡是符合精神損害賠償責任構成要件的，就應當規定適當的救濟途徑，既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的程序，也可單獨作為民事案件通過民事訴訟的程序得到有效救濟，這樣才能體現出法律的實體正義和程序的正義性，以切實保護自然人合法的民事權益，使得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的精神損害能得到賠償。

（二）進一步完善刑事和解制度，發揮其應有的功效

刑事和解制度，又稱被害人與加害人會議、被害人與加害人的對話，是指犯罪行為發生后經由調停人（通常是受過訓練的志愿者）使加害人與被害人直接見面交談，共同解決刑事糾紛［3］。該項制度鼓勵被害人與加害人兩者之間進行自愿協商，類似于民事訴訟法中的調解制度，但是又有其自身的特點。首先，刑事和解不是民間為解決一般的民商事糾紛所采取的單純的“私了”方式。刑事和解只能適用于刑事糾紛領域，而且是以刑事懲處為基礎的。其次，刑事和解重視被害人在刑事訴訟中的獨立地位，尊重被害人的話語權，通過在加害人與被害人之間進行協商來彌補被害人的損失，力圖恢復到犯罪行為發生之前的狀況。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第277條、278條、279條具體規定了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范圍、條件、程序和法律效力，將這一歷來飽受學術界爭論的制度正式寫入了《刑事訴訟法》。新法將刑事和解的范圍由自訴案件擴大到了公訴案件，并且規定了這類公訴案件適用刑事和解的前提條件、范圍、程序和產生的法律效果。新法規定，在公訴案件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悟，積極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活得了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愿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另外，還具體規定了公訴案件的具體適用范圍：第一，因民間糾紛引起的，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和侵犯財產罪，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第二，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7年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并且將累犯排除在外。新法將刑事和解的適用范圍主要限制在一些侵犯個人法益的犯罪中，從被害人的角度來看，充分尊重了其自主決定權，使被害人行使賠償請求權具有了正式的法律依據。從加害人的角度來說，對被害人進行經濟補償減輕了其心理罪責，有利于其重返社會。但是新法在刑事和解的法律后果上仍然保留較多，和解協議并不意味著必然從寬處罰，還要考慮其他的情節，這在司法實踐中容易對加害人的積極性產生負面影響，從而有損于刑事和解功能的實現。不可否認的是刑事和解制度在法學界仍然存在很大爭議。刑事和解最明顯的一個缺點就是容易成為有錢人逃脫刑事制裁的避風港，如果處理不當就會被理解為“用錢買刑”、“以錢買命”，還可能導致“同案不同刑”。因此在適用該項制度時必須重點考慮行為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大小、罪犯的認罪和悔罪態度、以及被害人的真實意愿。盡管刑事和解有不足的地方，但是這項制度保護了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也節約了司法運行的成本，如果能進一步完善這項制度，使其發揮應有的功能，也不失為救濟被害人的一個重要途徑。

（三）構建國家補償制度，化解“執行難”

1.國家補償的前提條件。一般來說，刑事被害人獲得國家救助的前提有三個：第一，已經窮盡其他救濟手段，國家的救助是刑事被害人的最后選擇。第二，刑事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具有緊迫性和現實性。在一些嚴重侵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暴力性犯罪中，被害人的賠償請求權具有急切性，若沒有經濟來源就有可能給被害人的生命或者其家庭的生活帶來困難，所以必須要由國家提供幫助。第三，被害人的生活限于貧困是因為加害人的行為所造成的。加害人所實施的犯罪行為直接導致被害人的人身或者財產受到嚴重的損害，使被害人失去了生活的經濟來源因而限于貧困。

2.國家補償的資金來源。為了實現補償經費來源的多元化，我國可以考慮建立被害人救濟基金制度，即設立一個專門的被害人救濟基金會來對被害人進行補償。這些救濟基金主要來源是：（1）國家進行財政撥款。根據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被害人認真履行了對國家的義務，國家也就產生了保護被害人權利的義務。根據盧梭的社會契約論，公民與國家之間是一種契約關系，公民信賴國家才會將自己置身于這個管理機構中，因此國家負有保護國民的義務，如果在這個統治機構中受到了損害就相當于國家沒有履行好保護自己國民的義務，國民理所當然有獲得賠償的權力。（2）罪犯的勞動所得和罰沒收入。對罪犯的勞動所得給予一定的報酬，將所取得的部分勞動收入歸入被害人救濟基金會中。這些勞動報酬可以分為三個部分，一部分用來補償被害人，即并入基金會的那一部分；一部分用來維持勞動改造場所的運營；還有一部分由犯罪分子自己來進行支配。這樣分配比較合理，一方面調動了勞動者的積極性，照顧到了雙方的利益；另一方面也體現了法律制度的人性化。另外，由罪犯勞動所得轉化而來的基金不是針對某個被害人而是針對全社會的，也就是說救助的對象不限于犯罪分子涉案范圍內的被害人，這樣做的目的就是為了使被害人能夠獲得及時有效的賠償。因為在很多情況下，個案中犯罪分子的勞動所得不能立即達到彌補被害人損失的目的，所以需要形成一種專門的制度，從基金會中抽取一部分來作為被害人的補償金。（3）社會各界的捐贈。我們應該積極倡導社會上熱心慈善的人來進行捐贈，將這樣一種幫助被害人的制度告知公眾，讓公眾知曉維護被害人的合法權益也是行善的一種方式。

3.補償與范圍和對象要求。國家補償帶有社會救濟的性質，并且只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予以適用，為了不過多的加重國家的負擔，對救濟的范圍和對象應該做出具體的法律規定。結合最新的《刑事訴訟法》中對刑事和解條件的規定，可以將國家補償的范圍也限制在嚴重危害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的案件和一些過失性犯罪中，由被害人或者其近親屬提起。

4.補償的機構設置。國家補償的機構設置在學術界意見不一，法院、檢察院、民政部門或者司法行政部門是爭議的焦點。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將申請補償機構設立在檢察機關之內比較合理。因為檢察院是代表國家提起訴訟，具有威信力和威懾力。而且檢察院作為刑事訴訟的公訴方，對被害人的經濟狀況、具體案情、被害人的訴求等均有良好的掌握。之所以不宜將此機構設置在法院系統內是考慮到法院裁判的獨立性，受理刑事被害人的救助申請可能會影響到法院居中裁判的公正性，導致裁判結果過重或者過輕，從而有損法律的權威。

（四）推行社會保障制度，加強補償的持續性

在一般情況下，被害人會首選從加害人處獲得賠償，國家的補償只在特殊情況下才適用。只有當被害人急需實現求償權、而加害人又無可供立即執行的財產時，國家才會進行救助。可見，刑事被害人的國家補償對被害人的權利救濟具有臨時性的特點，只能解決被害人一時的燃眉之急，不能解決其長期的生活困難，為此，要使被害人權利救濟具有可持續性，必須實行社會保障［4］。將對刑事被害人的救濟納入社會保障制度的范疇，被害人從而有了可持續的基本經濟來源，也彌補了罪犯賠償與國家補償的局限性。大多數侵犯財產權的犯罪行為，尤其是觸犯了盜竊、詐騙、搶劫、搶奪等這些罪名的案件中，由于行為人的家境一般都比較貧窮，因此即使行為人造成了被害人人身傷害，法院判決要給予一定的賠償數額也存在著“執行難”的問題。盡管國家的補償可以提供臨時救濟，但是從長遠來，必須要建立刑事被害人社會保障制度才能徹底的解決這一問題。

從我國當前的整體形勢來看，社會保障水平還處于低級階段，立法也比較分散，要將對刑事被害人的救助與社會保障制度二者結合起來并具有可操作性，必須要解決社會保障制度與其他制度的銜接問題。比如：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與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銜接；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與醫療保險、養老保險、工商保險、商業保險中人身保險等保險制度之間的銜接；刑事受害人救助制度與災民和居民臨時困難和救助制度的銜接，等等。（本文作者：洪巧單位：湘潭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