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觀念與民族權利關系探討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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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權與民族權利存在內在的理論相關性

從字面意義上看，人權即屬于人的權利，并無深奧難解之處，但是在對“人”與“權利”的理解問題上，無論觀念史還是政治史都走過了一段曲折的路程。人權觀念中的“人”，與人類歷史上所有傳統社會理解的人有本質的不同:人權概念中的人，并不是生物學意義上的鮮活生命，而是被理論抽象后的理性主體。這種“理性人”除了其鮮明的主體性標志:獨立、理智與個體化之外，還與現代政治中的自由、平等理念密不可分，其理念的生成與一些核心理論共識的最終達成也經過了一個漫長而復雜的過程。同樣，此“權利”亦非彼“權利”，其內涵不僅與主體性的人的概念一樣必須結合現代政治觀念來理解，而且，人權中的權利無論從具體內容還是從劃分標準的龐雜，都已經遠遠超過歷史上的各種權利概念。對于民族的概念，學界尚未達成全面共識，但如果限定在政治研究領域，強調民族概念中體現出的現代意涵，恐怕不會有太多學者反對這樣的觀點，即，民族(無論國族、民族國家、語言文化體抑或與民族有關的各種主義)是一個現代性產物。民族與民族主義無法脫離主權概念單獨理解，而主權的現代性則基本不是一個值得爭論的問題了。“民族不但是特定時空下的產物，而且是一項相當晚近的人類發明。‘民族’的建立跟當代基于特定領土而創生的主權國家是息息相關的，若我們不把領土主權國家跟‘民族’或‘民族性’放在一起討論，所謂的‘民族國家’將會變得毫無意義”。人權觀念反映政治學者對人性普遍、同一性的執著看法，而民族概念則強調人類多元與差異性的一面，表面看來兩者存在明顯的理論張力，然而世界政治的現實告訴我們，對人權的申張與保護離不開對民族因素的重視，而且這種重視已經在人權領域導致了集體人權理念的出現。為什么這兩個表面看起來充滿矛盾與張力的概念在現當代政治中卻幾乎同時產生，并且兩者的互依伴生關系變得愈發密切呢?換言之，需要進一步探討的是，個體人權與民族權利兩者是如何結合起來，并一同構成了人類現代政治思想與政治中的重要篇章。對此問題的全面回答需要更扎實的理論基座支撐，而嘗試用有限的篇幅對兩者的相關性作一個回溯性分析則是有一定必要性的。人權與民族源于現代性觀念本身，因此，兩者的內在理論相關性已經有了本體論相似的意味，當然，本文無意在此延續對現代性的反思與探討，但對兩者同屬現代性觀念的質性原因，則需加以說明。人權的現代性質不僅源于其出現的時間特殊，更基于其某些顛覆性的主張。人權最早以“自然權利”或“天賦權利”的形式被討論與提倡，并直接得益于西方早期啟蒙主義思想家的努力。英國思想家洛克強調權利的自然屬性，認為人的理性與道德來自上帝并依照上帝賜予的自然法則享受屬于人的權利;法國重要的啟蒙思想家盧梭則堅稱人類具有權利的同時這種權利有一個更高階的存在理由，即更多地來自于社會契約:“社會秩序乃是為其他一切權利提供了基礎的一項神圣權利。然而這項權利決不是出于自然，而是建立在約定之上的。問題在于要懂得這些約定是什么。”除去這些側重點的不同，啟蒙者們在結論上卻是異常地一致，即存在一種屬人的權利，這種權利神圣并不可被以任何非權利的理由剝奪，權利的擁有者只要是人就不需要在實現權利時附加任何的條件，這些論點已經和傳統西方政治思想中的差序權利、權利的行使需附帶一定前提等觀點有了巨大的差異。人權自出現之初已經具有現代性質，但對這種現代性權利的來源卻需要進一步說明，也就是說，如果想借人權來申張諸多自由權、財產權等現代權利，就必須將人權與封建神學中的天賦觀念完全隔斷，現實政治中的諸多革命性宣言解答了類似問題。依時間順序排列序列，體現美國立國之初人權理念的《獨立宣言》(1776年通過)早于法國革命后的《人權宣言》(1789年通過)。在這兩篇已經被載入人類政治史的文獻中，兩篇宣言都對“人權”來源嘗試作了“去神學化”的解答。其中，美國宣言繼承了英法等國啟蒙思想家，特別是洛克的自然權利思想，而在歷史上占居更重要地位的法國宣言則除了承襲自然權利的思想之外，吸取了盧梭關于政治結合的目的和人民主權的思想。自《人權宣言》之后，人的權利根源不再直接來自于自然法或者神法，而是來自于人之為人的事實。民族，尤其是民族國家的現代屬性同樣不僅僅是關于其產生時段的問題，更確切地講，現代民族的出現離不開人權理念的推展。從政治意義上的民族概念來講，主要在兩個層面與人權相關。一是國內政治層面，民族在標定著種族或族群范圍的同時，往往也標定了其民族權利邊界。二是在國際政治層面，民族不僅意味著民族國家，同時在現代政治中更有強調殖民地國家反對壓迫、通過主權獨立保障自身權利的一面。在國內政治領域，對人權與民族權利關系的問題，西方啟蒙思想者已經有了比較令人信服的論證，民族與人權的關系也比較容易理解:保護個體人權與保護民族權利在內的集體人權之間并不矛盾。這也是為什么多民族國家內部針對民族權利的保護往往比直接宣稱保護個體人權來得真實有效。

人權問題與民族問題相勾連，回溯起來有其一定的必然:民族國家的公民成員至少在理論上應當擁有某些抽象的平等權利，非此則民族國家的合法性基礎將受到極大動搖。故而，西方政治家與思想家們在追求構建起統一、勻質的民族國家時，情理之中地發現了人權理念對實現其政治目標的極端重要性。以法德兩個現代國家為例，無論是從法國思想還是從德國思潮的理論進路來看，在理念與現實政治中，人權與民族的交匯看起來都不可避免。現代國家必須保護其疆域內的成員，但一個人類成員依憑何種標準才能得到這種保護呢?如果人人都自愿同意受某個現代國家的保護，則一個國家如何決定是否將這些都攬入懷中呢?民族概念，尤其是民族國家理念的出現解決了這個問題:受不受這個主權國家保護的標準之一，至少在民族國家誕生之初的標志之一就是民族性。從法國革命的思想與實踐來看，人權最終與民族權利相聯系是借助主權國家的概念來完成的。“普遍人權被宣稱乃是全體人類共同的傳承，是各個民族的遺產;另一方面，各個民族被要求服從人權以及國家主權的法律———亦即最高的法權。這種矛盾性帶來的結果是，自此以后，人權必須由主權國家所保護，而且被視之為一個民族的權利”。而在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看來，雖然這部分思想家在理論上反對法國啟蒙的“理性原則”，但他們的論證同樣把對人權的獲得與民族相掛鉤。德國人認為，國家得以建立的根源與基礎來自民族的靈魂，國家當然要保護人民的人權，但國家更須代表民族的靈魂，如果無法代表民族的靈魂則失去了其治理的正當性。因此，人權的法治原則就被集體的民族意志所取代。在國際政治領域，這種關系則因民族國家的出現而略顯復雜一些。民族國家之間至少在理論上必須奉行主權平等的原則，這在某種意義上是人權平等的邏輯延展，國家間的平等，是國際社會和平的前提，只有在此前提下，民族國家才能更好地履行保護公民人權的義務，這是西方政治史已經為人們提供的理想解決方案:法國革命的人權宣言的歷史意義在于將17世紀以來政治思想家理論上建構的自然法則與自然權利轉變成為國家權力必須履行的義務責任，而類似觀點在美國革命中同樣被明確地表達出來。民族國家擁有保護自己公民個體人權的義務，這種對人權的保護同樣是國際社會和平存在的重要理由，問題在于，現代政治中兩次世界性戰爭，尤其是納粹針對猶太族裔的大屠殺的事實揭示了理論邏輯的蒼白無力，人們不得不在民族國家之外尋找新的政治力量。在這次新的探尋開始之時，人們同樣將目光投向了人權理念本身。在國家與國際社會政治力量都聲稱要保護人權的情況下，對民族國家及其主權的存在意義就有了激烈的爭論，爭論的結果將問題引向兩個方面:民族國家的主權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保障、對多民族國家內部以族性顯現的那部分人群，尤其是弱勢民族群體人權的保護如何進行?人權與民族在理論上存在的相互關系在這些問題中得到了具體的呈現，而又由于這些概念的現代性特征，對于這些問題的反思，直接構成了哲學界現代性反思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現代性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顯著特征，在于有關‘人’的嶄新觀念———人權說的生成”。人權與民族的互動，在現實中同樣展現出一種明顯的同步性關系。

二、人權與民族權利保護的現實同步性

人權理念的可貴之處不僅在于其理論邏輯的完整自洽，還在于當其與民族因素疊加，并作用于國內政治與國際政治時，仍能不斷地給現實層面提供理念滋養。從國內政治領域來看，人權保障與民族權利(在國家內部有時也表現為種族等弱勢群體)保護基本同步，理論上銜接有序，因此，在政治上往往能夠相互聲援，比較典型的表現在發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美國人權運動與黑人解放運動、發生在晚近的印度以保障人權為目標對種姓制度中的所謂賤民群體實施保護，等等。在類似政治事件中，對種族或族群的正義與進步要求與人權的申張完全融合在一起，這基本上是對啟蒙以來人權思想家理論的再次強調或印證。在國際政治領域，人權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也呈現高度的重合，這突出表現在二戰后大批殖民地國家的反殖運動以及社會主義國家的建立過程中。既然現代國家，尤其是民族國家的立國之基是人權的最高法權地位，那么，將此原理平移至世界政治的層面，同為人類構成部分的其他弱小民族成員當然也應擁有人權，自然也有建立自己的民族政治體，擁有獨立自主地位的權利。因此，人權運動在當代國際政治生態中通過民族自決權等權利理論與民族權利保障運動聯系密切。如果說人權與民族權利，尤其是與民族國家主權的關系在西方啟蒙思想家那里還需要論證的話，那么兩者的關系在發展中國家以及絕大部分社會主義國家來說則根本無需爭論:人權的實現必須以民族權利的獲得與保有為前提，這種邏輯推論體現在政治中結果就是，沒有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根本無法奢望對人權的保護。因此，在現實政治中，人權的覺醒必然需要族權的覺醒與確立，這個過程伴隨傳統帝國主義國家的興起和衰落反而更加明顯，國際人權保護領域出現了人權運動、民族解放運動借助國際化趨勢席卷全球的新趨勢。人權在具體權利內容上的增多與人權保障實踐國際化的步伐亦屬同步:如果說在張揚自然權利的時期，人權的斗爭與獲得還主要是一國內部問題的話，那么，顯而易見的是，在人權理念成為現念之后，人權保護問題的國際化與人權內容的不斷擴展是極具同步性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人權問題基本上屬于國內管轄的事項。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后，人權問題開始進入國際法領域，并受到國際法的保護。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專門保護人權的國際人權法逐步形成并發展起來。為了更好地實施國際人權保護，根據《聯合國憲章》和有關國際人權公約，國際社會設置了一些國際人權機構。”人權理念伴隨著人權保護實踐的國際性而一步步發展、深入人心，而人權運動與民族解放運動同步國際化發展的一個標志性事件，就是聯合國的建立以及“國際人權法案”的通過。第二次世界大戰及其帶來的慘痛后果讓整個人類意識到，必須有一個為世界上絕大多數文明國家認同的人權標準，人權的問題不再是某個階級、某個國家或某種文明體的問題，而是全人類必須認真對待的挑戰。基于此，聯合國誕生與其政治地位的確立過程中，也伴隨著對人權問題的新一輪認識與爭論。最終一系列當代人權相關文件的通過，成為人權領域標志性的事件。

三、人權與民族權利面臨共同挑戰，亟待理論與現實的突破

聯合國的成立與國際社會對人權、民族權利的重視成為未來世界政治和平的重要保障，但這并不意味著在人權與民族問題上，人類達成了一勞永逸的共識。以人權與民族權利關系為例，新的矛盾與挑戰正在不斷產生之中。這些矛盾與挑戰最集中地表現在“集體人權”以及與此相聯系的人權本身的“代際性”問題上，而此問題又突出地與民族概念、民族問題聯系起來。作為聯合國“國際人權法案”中第一個系統性提出保護人權的國際性文件，聯合國《世界人權宣言》定稿通過于1948年，但在這份由多個國家參與起草，反映了二戰后多種文明在人權問題上的共識性文件中，基本上都是對個體人權的申張，并沒有提到任何有關集體權利或集體人權的內容。直到1966年通過的《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兩部公約中，才對發展中國家倡導的自決權、發展權等集體人權予以確認。具體到“民族”這一事關集體人權的核心概念問題上，聯合國文件也一直是語焉不明，直到1992年通過的《聯合國在民族或族裔、宗教和語言上屬于少數群體的人的權利宣言》方才明確地使用民族一詞來界定與集體人權相關的人權保障話題。可見，民族概念在國際社會的少數群體權利保障理念與實踐中被認識與重視也是經歷了一個過程的，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如何認識人權的性質，尤其是如果看待集體人權的問題。在當代人權研究中被學術界討論最多的焦點問題:人權與集體人權問題，是在人權保護實踐進入現當代，民族問題成為重要探討主題之后出現的，并且，對此問題的討論不僅大大豐富了人權理論內涵與具體實踐標準體系，同時，對民族問題、少數民族問題的解決起到了重要的引領作用。質言之，人權是一種個體性權利，對集體性權利的保障最終也必須要落實到對個體性權利的實現中來，基于此，很多學者認為集體人權是一個沒有必要出現的詞匯。但隨著人權問題在歐洲與世界范圍內困局的出現，人們逐漸意識到集體人權存在的合理性，并對集體人權的保障等問題進行了集中的研究。圍繞此問題的討論大致有以下幾種:一是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在現實政治中的概念更替究竟是理論發展的結果還是政治斗爭的產物。集體人權中包括了國家主權、民族自決權、民族發展權等，這些權利毫無疑問屬于民族權利。而集體人權的出現也極具啟示意味:該概念最早是在非洲國家制定的《非洲人權和人民權利憲章》中，以“人民的人權”形式被提出的。這種說法被提出之初，頗為當時的西方學者所不屑，但是后來在聯合國層面，以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通過為標志被國際社會加以確認。而聯合國《發展權利宣言》也被公認為是集體人權概念史上的一個標志性文件。這一事實也許更能說明，集體人權本身不僅是理論探討的產物，更是發展中國家與眾多社會主義國家在國際政治舞臺努力爭取的結果。二是民族自決權這一重要集體人權與個體人權的關系問題，這也是當代人權研究領域爭論的比較激烈的話題。民族自決權的源頭最早可以追溯到資產階級革命時期，馬克思、恩格斯等經典思想家也支持此種權利。從這點上看，民族自決權至少與傳統的權利觀念及自由平等思想沒有本質矛盾，這也是民族自決權在近現代史上的兩次勃興。一次是在西方資產階級革命時期，而另一次則在弱小國家反西方殖民主義浪潮中的理論邏輯原因。換言之，民族自決權屬于集體人權，因此亦屬于人權范疇，西方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以其為理論武器在國內政治中展開反對封建專制主義與制度的斗爭，但在追求全球公平與正義的當代，自決權同樣可以演繹至國際政治領域，變成殖民地國家與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公平權益的有力工具。

民族自決權在聯合國國際人權法案中有明文提及，并得到多次確認與重申，因此表面看來，國際社會對此種權利似乎并無太多的分歧，但正像其在現實政治中表現出的上述矛盾性一樣，對民族自決權來講，更大的問題在于，民族自決權這一重要的集體人權固然可以在國內充當反封反專制的理由，但在當代政治背景下，也可以輕易成為民族分裂的有力說辭;在國際政治中，后發國家可用其來實現獨立與自主建國的目標，但一旦新的國家建成之后，自決權屬于人權范圍這一理論事實，又使得西方強國可以借人權高于主權的理由實施干涉。出現這種情況的理論原因在于，西方國家更傾向于強調民族自決權的實現必須以實現個體人權為前提性目標，故而可以用此種借口來掩蓋各種干涉主義的現實政治考慮。而后發國家則強調此種集體人權不受外部干涉的一面，堅持自主選擇自己發展道路與模式的重要性。除開政治分析，關于集體人權中的自決權的討論在理論邏輯上還涉及:自決權與個體人權之間的關系;自決權、個體人權與國家的關系;自決權的行使主體與個體人權的行使主體是否存在矛盾;自決權在本質上究竟能否被視為個體人權之一種，等等。三是包括民族權利在內的集體人權與民族主義的關系問題:在政治學理論中，個體人權在發軔之時即與民主主義密切相聯，而民族權利則毫無疑問與民族主義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那么，回到政治理論范疇，對民族主義與民主主義兩種政治思想關系的理論分析是否能從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的復雜關系中找到一種新的思路，這是研究者比較感興趣的話題。四是更具體一些的諸如個體人權與集體人權的理論與現實邏輯關系分析。比如，在民族問題領域對集體人權的提倡與保護會不會導致對主體民族成員產生“反向歧視”，從而使少數民族的群體權利成為一種“特權”;主要體現在國內范圍中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等具體權利的保護與集體人權的關系問題，具體如多元文化主義參與討論的少數人族群文化權利的保護，等等。以上討論展現出的矛盾與張力由于第三代人權論的出現而有所緩和，這種論點認為，依照產生的時間順序與內容劃分，人權總體上可以分為政治權利和公民權利為代表的第一代人權，以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為代表的第二代人權以及以發展權、和平權、環境權為代表的第三代人權，亦即一種集體人權。第三代人權的提出雖然在理論上將人權代際化，但從整個脈絡上講，集體人權與人權概念本身仍然是完整不可分割的，第三代人權的提出者與倡導者也都認可這一觀點。上述問題基本是現實政治過程中在人權問題上遭遇挑戰與疑問之后的思考結果，在時間上有先后接序性，在理論上有邏輯承繼。綜合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對集體人權與個體人權之間關系的討論，無法離開對民族概念與視角的借用。

四、結論

人權研究在很多領域實現了突破，而這些突破也與許多民族政治學關心的問題，如民族國家形態、國家主權與政府制度、政治思潮與意識形態變遷、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世界民族政治格局演變等結合起來。如運用現代心理學的有關知識，從心理分析角度分析權利觀念的產生原因，進而探討人權意識的社會心理基礎;或者是從關注人的民族國家公民身份到關注人的概念本身以及人權成立的生理條件;甚或從更具前瞻性的眼光打量當代科技的飛速發展可能存在的對人權的侵害;等等。現今，在很多場合進行的人權議題討論，事實上已經無法繞開對現實層面的民族、少數民族或少數族群等概念問題的解讀而獨立推進。基于以上認知，我們也許可以大膽地預言，未來在民族研究領域中實現的重大突破離不開人權問題研究的進展，而反過來講，人權研究領域如果希望取得更大成就，也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借助對民族問題的研究而達成。

作者：青覺馬東亮單位：中央民族大學中國民族理論與民族政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