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進和發展受刑人權利立法依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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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權是指人基于其自然屬性而應當享有的生命權、自由權、平等權、財產權等具體權利的總和。人權具有必要性、普遍性、平等性和至上性的特點。一個人，只因為他是人，就應該享有某些權利，而因其在社會上的身份地位和實際能力不同，就剝奪、否定一部分人應享有的權利，是人權的異化。“人權進則法治興，人權滯則法治衰，百世不移。”［1］受刑人作為特殊的權利主體，其某些公民權利能力被依法剝奪或限制(這里的“限制”，是某一項權利能力內容的限制，即該項權利能力的部分內容。如某些受刑人的人身自由權是被剝奪，另外一些受刑人的人身自由權是被限制)，形成他們特殊的法律人格。但是，受刑人作為公民，仍然享有未被法律剝奪或限制的其他公民權利，由于法律確認受刑人的公民身份，因此也就不再像規定公民權利那樣全面地重新規定受刑人在各種法律關系中所享有的未被法律剝奪或限制的各項公民權利。全面分析受刑人權利的基本特征，充分認識受刑人行為能力的特殊性，切實保障受刑人權利的實現，是中國民主法制建設的需要，是國際人權斗爭的需要，是社會穩定發展的需要。
一、受刑人行為能力局限性特征
對受刑人來說，他們既有少于普通公民的行為能力，也有與其特殊的法定權利相適應的行為能力。受刑人公民與普通公民的行為能力有明顯差異，原因在于受刑人是特殊身份的公民，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和特殊的人身狀態，因為沒有充分的客觀條件促成他們行使全部的未被依法剝奪的公民權利，某些權利只得暫時停止行使，即使能夠行使的那部分權利，也帶有不同程度的被動性，他們以自己的行為實現其權利的能力減弱。監禁狀態下服刑人的行為能力，相對于普通公民的行為能力有明顯的局限性特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受刑人的某些權利停止行使，即享有權利能力而沒有相應的行為能力
在監禁狀態下服刑的受刑人，除了被依法剝奪人身自由權和剝奪政治權利(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以外，仍然享有未被法律剝奪的其他公民權利。但是，受刑人的特定法律身份和特殊人身狀態，使其享有的某些權利無法實際行使，即有某些權利能力，卻沒有相應的行為能力，這些權利能力的可能性無法轉化為權利的獲得和實現，權利暫時停止行使，只能停留在應有權利狀態，等待具備行為能力條件時轉化為現實權利。例如，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受刑人，從法定的應有權利來看，他們是享有政治權利的，只是由于其人身自由被剝奪，某些權利暫時停止行使。為了保障受刑人行使其法定的應有權利，我國有些法律、法規明文肯定未被剝奪政治權利的受刑人能夠行使某些權利內容，如規定:“被判處有期徒刑、拘役、管制而沒有附加剝奪政治權利的受刑人，可以行使選舉權”。［2］“犯人在勞改期間所寫的稿件和著作，原則上不得公開發表、出版。對于確有出版價值的科學技術和醫療衛生等方面的著作，經省、市、自治區或中央有關部門審查批準后，可以出版。”［3］服刑受刑人的選舉權和部分的出版權被有關法規明文肯定，明確了受刑人實現這兩個權利的行為能力，而其他的政治權利盡管沒有被法律法規明文規定，也并不意味著被剝奪，只是由于受刑人處于監禁狀態，沒有人身自由，不便實際行使這些權利，如果具備條件，受刑人也能夠實際行使其他某種政治權利。又如，關于受刑人結婚的權利，法律沒有明文規定，但是也絕沒有剝奪受刑人的這項權利，事實上在監禁狀態下服刑的受刑人，人身自由權已被剝奪，被禁錮于服刑場所里面，不能與人自由交往，不能自由戀愛，已經不具備條件行使戀愛結婚權利。再如，受刑人對其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對父母的贍養權、享用家庭私有財產權等，同樣無法行使。［4］承認受刑人某些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分離，從而只享有權利能力，而暫時沒有行為能力———暫時停止行使權利，其意義在于承認受刑人公民的法律地位。實踐中常有一些誤解，有人把受刑人權利的可能性、權利的預備狀態視為一種現實性，即實際行使這項權利。當情況并非如此時，就橫加指責，認為受刑人喪失了這些權利，甚至認為受刑人沒有法律地位。受刑人本人更容易有這種錯誤的認識，由于他們不能實際行使某些權利，不能通過他自己的行為取得權利內容的利益或行為自由，就認為自己不享有此項權利，認為法定權利是虛假的，產生抵觸情緒，甚至表現出抗拒改造的行為。因此，幫助社會和受刑人糾正這種認識上的偏差，理解受刑人某些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暫時分離的合理性和必然性，有助于獲得社會的廣泛支持，也有助于調動受刑人的改造積極性，從而促進受刑人改造。
(二)受刑人的行為能力依賴于監獄機關的幫助
在監禁狀態下服刑的受刑人被剝奪了人身自由，他們的所有行為都必須置于監獄機關的管轄、約束下，監獄機關負責管理他們的全部行為。為此，受刑人實現法定權利的行為能力必然依賴于監獄機關的幫助。換句話說，受刑人行使法定權利直接依賴于監獄人民警察職務行為的幫助，否則，身處監禁中的受刑人就無法獲得或實現其法定權利。［5］如受刑人人身及合法財產的保護，選舉權的落實，辯護、申訴、控告、檢舉、通信、會見等權利的行使以及教育、醫療衛生、勞動報酬的獲得等合法權利的實現必須由監獄人民警察提供多方面的、一系列的幫助，以使受刑人能夠以其特殊的、可行的方式切實行使權利，獲得權利內含的利益。如受刑人行使會見親屬的權利，要在人民警察的幫助下，經過設立會見場所、制定會見規則、安排會見時間、為路途遠的會見家屬提供膳食和住宿等多方面的幫助，才能得以實現。正是因為受刑人的行為能力減弱，其法定權利的行使必須借助監獄機關的幫助。因此，監獄機關的公務人員———監獄人民警察應當依法恪守職責并在遵守法紀的前提下，發揮主觀能動性，視客觀條件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努力幫助受刑人實現那些依法享有，并且法律保障行使或者客觀條件允許行使的權利。
(三)受刑人的行為能力表現為縱向的動態變化和橫向的差異
1.受刑人行為能力縱向的動態變化
是指在受刑人服刑過程中隨著其認罪悔罪和改造的深入，行為能力逐步擴展、恢復，局限性減退，或者由于受刑人不認罪，甚至抗拒改造導致行為能力更為減退，局限性增大。如某些受刑人經過一段時間的服刑改造以后，因為認真悔罪，真誠改造，取得一定成績，得到寬一級處遇，某些前期停止行使的權利可能因條件的許可而得以實現，有的受刑人還獲得監獄機關的行政獎勵或特殊許可，得以離監探親或與入監探視的配偶同居，或者擔任犯人小組長等，在行政獎勵和特殊許可的具體條件下，受刑人可以適時、適當地行使以前被停止行使的權利，行為能力暫時增強。如果受刑人的悔罪態度、改造表現及刑罰執行期限符合法律規定的假釋條件，依法獲得假釋，人身自由從完全被剝奪的狀態，轉換為受一定限制的狀態，生存的空間由封閉的監獄轉換為正常的社會環境，從而有條件行使在監禁狀態下服刑時所無法行使的某些權利，如結婚的權利、享用家庭私有財產的權利等，受刑人權利的行為能力有很大程度的恢復。相反，如果受刑人在改造中表現不良，甚至抗拒改造，被降至嚴一級處遇，甚至被禁閉，原本能夠行使的某些權利可能因為嚴管而沒有辦法實施，這是行為能力的進一步減退。受刑人權利的行為能力以其縱向的動態變化過程伴隨受刑人度過刑期，其間不論受刑人行為能力增強或減退，只要其刑罰執行完畢，即重新成為普通公民，完全恢復普通公民的權利狀態，其行為能力隨即得以完全恢復。
2.受刑人行為能力橫向的差異
反映行刑處遇個別化原則，表現為與受刑人的罪行輕重、認罪態度、改造表現等不同情況相適應的不同的管理方式，導致受刑人行使權利的條件寬嚴有別，行為能力不均等。我國法律規定，“監獄根據受刑人的犯罪類型、刑罰種類、刑期、改造表現等情況，對受刑人實行分別關押，采取不同方式管理。”［6］依據這一規定，監獄對受刑人實行從嚴、一般，從寬三種不同管理制度，受刑人依此享有相應的較少、一般、較多的行為能力，從而有受刑人行為能力橫向差異的特點。［4］
從理論上講，凡是未被法律限制或剝奪的權利能力，權利人都應該有與之相應的行為能力。受刑人的行為能力較之權利能力的局限性，是由其特定的法律身份及其所處的特殊的客觀環境決定的。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經濟文化的發展等因素，都能夠推動受刑人行為能力的拓展，從而不斷改善受刑人權利狀況。監獄人民警察在明確認識的基礎上，創造性地開展工作，對于盡量拓寬受刑人的行為能力，縮小其權利能力與行為能力之間的距離，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監獄人民警察通過開展豐富多彩的活動，為受刑人創造條件，使其能夠實際行使某些依法享有，但法律沒有明確肯定行為能力的權利。如我國各地監獄經常組織受刑人開展演講比賽、體育比賽、書法美術展、文藝演出等活動，受刑人在參加活動的同時，實現合法權利，從而釋放精神壓力，獲得安慰和滿足，防止消沉和頹廢，鼓起對未來前途的信心和希望，激發改造積極性。
(二)進行心理溝通，促使受刑人積極改造，切實保障受刑人合法權益實現
監獄人民警察努力為受刑人實現權利提供盡可能的幫助，其現實意義不僅在于真實地維護了受刑人的合法權益，而且通過幫助受刑人實現應有權利，能觸及其內心，使其產生感激和悔罪之情。同時，監獄人民警察積極幫助受刑人實現權利，也會使改造受刑人工作博得社會各界廣泛的理解和支持。如浙江省某監獄一受刑人，因故意殺人罪被判處有期徒刑8年，服刑期間得知自己的妻子與本村另一青年同居，十分惱火，準備逃回家去，狠狠“教訓”他們。監獄人民警察及時發現了這個情況，耐心地啟發、教育他通過正當途徑保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在監獄人民警察的幫助下，一紙起訴重婚罪的訴狀遞到了人民法院，又是在監獄人民警察的積極爭取下，審理此案的法庭又臨時設在原告所在的監獄，經過開庭審理，宣判原告的妻子犯有重婚罪，并處以相應的刑罰，而本是受刑人的原告，獲得了這樁重婚案的勝訴。這件事對受刑人本人和周圍的其他受刑人及其家鄉的村民都有很大觸動，既激勵了受刑人積極改造，又促進了村民對監獄工作的信任和支持。這一實例又給我們一點啟示，監獄人民警察應當幫助受刑人認識其行為能力必須借助特殊的行使權利的方式———依靠監獄人民警察的幫助這一特點，在遇到困難或者面臨合法權利被非法侵犯的時候，積極爭取監獄人民警察的幫助，維護自己合法權利，不可魯莽沖動，做下違犯監規紀律，甚至觸犯法律的行為。
(三)完善監管機制，受刑人通過積極改造，為盡快恢復公民權利提供了機會
大多數受刑人在“趨樂避苦”本性的驅動下，希望自己能得到較寬的管束，能夠行使多一些權利，而不希望受到嚴格限制，行使權利的可能被控制在最低限度。［7］監獄人民警察應當適應受刑人的這種心理需要，采用調節受刑人行為能力增強或減退的手段，鼓勵受刑人積極改造。當前我國監獄部門普遍實行的“百分考核、以分計獎”“分級處遇”制，為受刑人通過自己的努力爭取增強自己的行為能力，爭取早日恢復普通公民權利提供了機會。［8］監獄人民警察在依法給予受刑人分別管理、區別對待的同時，根據本監獄的客觀條件給予表現較好或有專長的受刑人某種獎勵性的“特殊許可”———特殊增強受刑人的某種行為能力。如允許受刑人與入監探視的配偶同居，或者為受刑人提供特殊的環境、條件，允許其繼續從事專業工作或發展專長等，這種“特殊許可”在實踐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四川省某監獄曾經有這樣一個例子:一個原判無期徒刑的受刑人，因其在服刑改造期間有發明創造的特殊表現，在刑期還有12年零4個月時獲得假釋。該犯原有高中文化程度，入監以后，在監獄人民警察的教育、幫助下，勤奮自學，先后獲得了中國統計學院電大和四川函授大學的九科結業證書，向國家體改委提交論文《關于科學技術促進社會發展的建議》，并獲得優秀獎，被《中國改革建議精萃》一書收載。該犯在勞動生產中也表現出突出的鉆研熱情，經常搞一些小革新。監獄人民警察不僅注意到該犯有技術革新的特長和積極改造、勤奮鉆研的精神，而且盡力為他創造條件、鼓勵他搞發明創造。該犯在從事車床、刨床、劃線工的勞動生產中創造發明了集地腳圓規、單腳規、修正規、中心規、高度尺等10多種功能于一體的“多功能幾何劃線儀”，這項發明獲得了國家專利證書并在當代專利、科技成果轉讓博覽會上獲銀獎。監獄人民警察鼓勵該犯發展專長，一方面，激發了他的改造積極性，另一方面，又利用其專長為社會作貢獻，該犯的積極改造與發明創造相互促進，表現突出，經過幾次減刑，最后獲得假釋。該犯的改造經過在全監獄公開以后，很快引起強烈反響，受刑人中掀起了“把刑期當學期”的學習熱潮。這個實例說明，監獄人民警察視監獄條件及受刑人本人的具體情況，給予受刑人某種“特殊許可”，特殊增強其相應的行為能力，對于促進該犯積極改造，激發其他受刑人的改造積極性有重要作用。
受刑人權利的基本特征，是由受刑人的特殊身份決定的，是以法律規定為依據的。如果監獄工作無視這些基本特征，便背離了受刑人特殊身份的客觀要求，也違反法律規定，必然造成工作失敗。相反，如果監獄人民警察對受刑人權利的基本特征有足夠的認識，體現在工作上就是依循受刑人特殊身份(包括受刑人的個體差異)的客觀要求，遵守法律規定，同時，積極創造條件，采取適當的措施，盡力維護受刑人的合法權益，調動其改造積極性，并且積累實踐經驗，為改進和發展受刑人權利提供立法的理論依據和實踐依據。推動人權研究在我國司法領域的深化和細化，進而促進我國公民權利的確認和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