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機構與權利保護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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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會議概況

隨著人權問題在國際社會的日益顯現，如何更好地保護人權越來越為各國所重視和關注，世界性、區(qū)域性人權保護機構相繼出現，許多國家也設立了國家性人權保護機構。2004年，由徐顯明校長主持，中國政法大學與瑞典隆德大學羅爾•瓦倫堡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研究所簽署了關于開展“國家人權機構”項目研究的合作協議。至2007年底，“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項目已基本結束，為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建設，雙方擬于2008～2010年期間舉辦一系列學術研修班和研討會。本次研修班即拉開了這一系列學術活動的序幕。

2學術交流受瑞典國際發(fā)展署資助，中國政法大學和瑞典隆德大學羅爾•瓦倫堡人權與人道主義法研究所于2008年10月27日在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舉辦了國家人權機構及其對少數者權利保護研修班。隨著人權問題在國際社會的日益顯現，如何更好地保護人權越來越為各國所重視和關注，世界性、區(qū)域性人權保護機構相繼出現，許多國家也設立了國家性人權保護機構。2004年，由徐顯明校長主持，中國政法大學與瑞典隆德大學羅爾•瓦倫堡人權和人道主義法研究所簽署了關于開展“國家人權機構”項目研究的合作協議。至2007年底，“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項目已基本結束，為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建設，雙方擬于2008～2010年期間舉辦一系列學術研修班和研討會。本次研修班即拉開了這一系列學術活動的序幕。本次研修班既交流學術知識，又普及人權知識，在推動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建設方面具有積極的實踐意義。本次研修班的人員，既有來自澳大利亞、瑞典、法國、冰島等國的外國專家，又有來自中國政法大學、浙江大學、山東大學、福建師范大學的專家和學者，還有來自浙江省和江蘇省政府部門的官員。此次研修班上，外國專家們作了精彩的演講，大家暢所欲言，傾心交流，收獲頗豐。本次研修班分上午、下午兩節(jié)。上午由中國政法大學人權與人道主義法研究所副所長張偉博士主持。研修班首先邀請澳大利亞人權委員會前主席、瑞典隆德大學羅爾•瓦倫堡人權與人道主義法研究所客座教授布萊恩•伯德金致開幕詞。

隨后，由中國政法大學法學院法理學研究所副所長鄭永流教授介紹合作項目取得的主要成果。鄭教授從3個方面對“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項目進行了介紹：第一個方面是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相關研究的進程“，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項目的進程大致可分為3個階段，首個階段為初始準備階段，以2004年10月在青島舉行的第一次研討會為開始，標志著此項目的正式啟動，并對課題組成員的工作進行了分工，并初步擬定了寫作計劃，之后成員們分頭搜集資料進行調研；第二個階段為主要撰寫階段，從2005年10月到2006年10月，此期間在北京召開了第二次和第三次研討會，大家在研究撰寫項目過程中進行了充分的討論和交流；第三個階段為項目完成階段，從2006年10月至2007年底，到2007年底“國家人權機構”研究項目已基本結束。第二個方面是研究目標，國家人權機構項目研究的最終目標是設立國家人權機構，這其中又有最低目標和最高目標之分，最低目標是在中國整合立法、司法、行政、社會團體等各方面資源，在現有國家機構內部設立一個委員會，最高目標是根據巴黎原則設立一個獨立的國家人權機構。第三個方面是研究成果，項目的主要研究成果就是委托齊延平教授起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人權委員會法”（建議草案），即中國人權國家機構可行性報告，該報告除導言外包括6個部分，第一部分為設置國家人權機構的法律基礎，第二部分是國外人權機構比較研究，第三部分是中國人權保障制度現狀，第四部分講中國國家人權機構設置的模式，主要包括獨立型、非獨立型、混合型3種，第五部分闡述了獨立型方案，第六部分是非獨立型方案。

之后，張偉先生邀請布萊恩教授作了題為《國家人權機構的使命、作用、權力和結構》的演講。布萊恩教授首先回顧了國際人權機構的發(fā)展史，30年前他在澳大利亞倡導建立國際人權機構時同樣遇到了很多困難，經過30年發(fā)展越來越多的國家都已建立起了自己的國家人權機構，并且他發(fā)現那些設置最完備的人權機構并非是那些最早建立的。隨后，他介紹了國家人權機構產生的淵源，在兩大公約通過之后，又通過了一系列國際公約，除了反酷刑公約外，其他公約都是針對少數者群體，比如消除種族歧視公約、殘疾人公約等。但是，在過去幾十年國際社會經歷了很多教訓，政府經常侵犯人權，比如柬埔寨、東帝汶等，而國際公約和國際機構并不能對一個公民給予很好的保護。因而，在各國建立一個獨立于本國政治體制之外的國家人權機構就成為必須。他隨后指出，世界國家人權機構的發(fā)展處于一個演變的過程。政府讓國際人權機構管理公民政治權利，而非經社文權利，他們認為自己在經社文權利方面做得很好。在大多數國家，少數人權利受侵犯狀況很嚴重，但是國際人權機構管理的范圍究竟應該在哪，涉及多大群體仍是個難題。布萊恩教授同時對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現在中國正發(fā)生著巨大變化，如何適應中國的國情，建立一個適合中國的國家人權機構就顯得尤其重要。首先，中國法律體系發(fā)生了很大變革，應該建立一個人權機構能夠適應這樣的法律體系；其次，我們要研究在中國國家人權機構的具體范圍是什么；再次，建立人權機構的數量，在印度有幾個人權委員會，那么擁有13億人口的中國要多少？他認為建立多了也并非益事，他們可能會互相抵觸；最后，是資金的問題。如果資金不夠，這個機構的運作就不會成功?，F有法律體系的問題是，法院審判效率很低，律師收費很高。而國家人權機構本身是不收費的，這是它的優(yōu)勢。他還提到，關于國際人權公約，中國已經批準了很多人權公約，現在還有很多國家沒有批準某些公約。很多國家找各種借口，比如一些國家認為人權已經在我們的憲法范圍內受到保護了，我們沒有必要批準人權公約。在這方面，中國政府做得很好，如果沒有中國的努力，我們就不會有殘疾人國際公約。最后，布萊恩教授闡述了國家人權機構的六大職能，并且指出國家人權機構與其他國家機構的關系并不是對抗，而是合作。國家人權機構會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面臨更多的挑戰(zhàn)。

江蘇省殘聯維權處處長王必亮先生就“殘疾人權利的保護”問題進行了演講。他指出，一直以來中國政府對殘疾人組織的發(fā)展給予了高度重視，使得中國的殘疾人組織充分發(fā)揮自己的民主地位。中國一直積極通過法律手段來保障殘疾人權利，目前保障殘疾人的法律、法規(guī)有50多部，基本形成了殘疾人法律保護體系。但是，中國目前在殘疾人權利保護方面仍存在很多問題，需要在體系建設、機制發(fā)展上進一步完善。比如，今后制定法律規(guī)章需要聽取殘疾人組織的意見，建立殘疾人提案表達機制。進一步明確黨委和政府的殘疾人權利保護的職責范圍，依法積極探索維護殘疾人權益保障的新途徑、新方法。最終形成一個以政府主導，社會各界參與，由殘疾人組織的整體殘疾人保護體系。在研修班的提問和討論環(huán)節(jié)中，來自浙大的馬平博士首先提問，請鄭教授介紹國家人權機構調查的組織及調查的人員等問題。鄭教授給予回應，指出這個問題涉及國家人權機構的準司法地位，第一，需要法院啟動，第二，人權機構有調查權。大家更關心的可能是調查之后的事情，調查之后并沒有一個約束力的判決。我們認為應該賦予一個強制力的判決執(zhí)行力，但是多數國家并沒有賦予。另一位浙大博士問國家人權機構怎樣成立及與人大的關系，是否需要修改憲法，在現有政治體制內設置是否可能？鄭教授回答道，按照巴黎原則，是獨立的。與其他國家機關的關系在各國是不一樣的。在我們國家并非完全獨立，在我國也并未修憲，采取制定《人權委員會法》。齊延平教授隨后進行了補充，指出這個問題是我們在研究這個項目以來一直未停止討論的問題。鄭永流教授也提到幾個不同方案，而且理想方案已在110多個國家建立，我們也應該追尋這種大的趨勢，最理想方式有兩種，一個是修憲，另一個制定專門法。我們采取了后一種。布萊恩教授補充道，在各個國家情況都是不同的。人權機構的建立本身是一個發(fā)展的問題，其體系在不斷演進。比如，與法院的關系，在澳大利亞國際人權公約沒有適應性，我們訴至最高法院，來幫助法官判斷。他隨后又舉了印度和蒙古的例子，最后他說，正如鄭教授所言，國家人權機構與法院的關系是輔助作用關系，最終通過法院做出有約束力的判決。并且其與法院、議會等的關系也在不斷發(fā)展。

下午由山東大學法學院院長、中國政法大學人權及人道主義法研究所齊延平教授主持。齊延平教授首先邀請法國羅伯特•舒曼大學校長弗羅倫絲•班尼特-羅默教授作題為《少數者權利保護》的講座。班尼特教授是首次來中國，她對中國的經濟發(fā)展取得的成就感到驚訝。她的報告主要談歐洲對于少數民族的做法。她指出，在法國，政府官員從來不承認少數民族權利。盡管法國有很多少數民族，比如，不列顛人、科西嘉島和阿爾薩斯的居民。法國1789年人權宣言中，不講少數人權利，所有人都是平等主體。如果講少數人權利，提這個概念，那么就有可能打破了平等基本原則。沒有定義少數民族的另一個原因是，如果定義，就會產生強行對特定人群進行界定的效果，這樣可能違反他們自己的意愿。雖然不提這個概念，但是實際上，少數民族在法國具有自己的權利，他們可以用自己的語言交流，進行教育，但是不準使用少數民族語言與行政機構交流，這是立法禁止的?，F在歐洲國家大多認為保護少數民族很重要，這對實現他們國家的穩(wěn)定很重要。大家知道在歐洲少數民族問題很敏感，經常會導致戰(zhàn)爭。為處理這個問題，歐洲在二戰(zhàn)后建立了歐洲理事會，其核心目標就是促進法治和人權。它和歐盟不同，規(guī)模更大，甚至包括羅馬尼亞、俄羅斯等國家。她進一步指出，在法國我們認為少數民族權利不是集體權利而是個人權利。因為，如果我們承認集體權利，那么他們會要求更多的權利，乃至于要求獨立。我們不希望這樣，所以我們把他們定義為個人權利。班尼特教授最后講到，歐洲框架公約承認少數民族的政治性權利，比如言論自由、結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等等。并且建立了專門的專家委員會來審核國家的報告。這些都是歐洲實施聯合國少數者宣言的措施。

齊延平教授邀請瑞典隆德大學羅爾•瓦倫堡人權與人道主義法研究所前所長古德蒙德•阿爾弗雷德森教授作了題為《國家人權機構及其對少數者權利的保護》的演講。古德蒙德教授首先就保護少數者權利的原因進行了論述。他認為少數者權利有必要單獨設立，少數者權利實際上在政治、經濟各方面都存在權利缺失。比如，少數群體在政治領域地位較低，很少有少數者高官。如果少數群體利益受到侵害，那么他們有可能揭竿而起，造成社會動亂。他又談到，聯合國的少數者保護體系，除少數者權利公約外，《消種公約》里面也有很多相關的機制。他談到的第三點是關于少數人的界定，提出4個界定因素即人口，地域、宗教和時效。在談到第4個要素時，他指出時效因素尚存在爭議，在不同國家有所不同。比如遷徙工人如何成為該國公民。在瑞典和匈牙利法律規(guī)定需要100年，而英國僅需要5～10年，一般通說認為需要2～3代人，即20～30年。接著古德蒙德教授向大家提出了一個很有趣的問題，即全世界到底有多少少數民族？這個問題至今沒有官方統(tǒng)計。他大致推測有14～15萬個少數人群體。那么全世界的少數民族到底有多少人？他估計大概15億，占全世界總人口的25%。因而，這不是一個小數目。他最后闡述了保護少數人權利的措施，第一個措施是平等權，這始終是實現少數人權利的重要理論基礎和手段，平等權最主要是關注平等的機遇；第二個是禁止歧視原則，這個主要依靠聯合國相關公約；第三是特殊保護，對少數民族給予特殊優(yōu)待。政府承擔這方面的責任。比如，教育權，不得歧視少數民族語言，政府必須以其語言進行教育，如果政府不提供教授少數民族語言的學校，那么應該允許他們設置自己的學校，進行教育。另一個是政治權利，如何讓少數民族在政治層面有自己的代表，比如實行配額制。另外，還有少數民族自治，比如中國。但是，自治和自決是有區(qū)別的，國際法明確規(guī)定少數民族不能因為自治而獨立。講座之后齊延平教授進行了評論，指出古德蒙德教授從國際法層面、聯合國的立場來闡述少數者權利，而班尼特教授則從法國理想主義的人權立場進行論述，他們在很多問題上觀點、看法是不同的，這和他們不同的人權觀有關。

隨后學者們展開了熱烈的提問與討論。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副院長夏立安向古德蒙德教授提問，國際機構怎樣對少數民族進行界定？脆弱性是不是界定的因素？古德蒙德教授答道，少數人權利并沒有一個確切定義。前面講的要素不能說對于國際法院的審理有多少意義，但這是必須進行的，大多數國家和國際組織是承認這些定義要素的。第二個問題涉及到少數民族權利和歧視，他們經常受到歧視，社會上有很多脆弱群體受到歧視，比如艾滋病人、難民，但是不同群體的需求不同，比如艾滋病人就不要建立學校。因此，脆弱性并不是定義少數群體的要素。比如，南非白人并非脆弱。浙大學生提問，婦女是不是少數群體？古德蒙德教授回答，婦女肯定不是少數，他們可能受到歧視，比如受教育權，聯合國消歧

3會議總結

公約有明確的規(guī)定。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少數者群體中的婦女受到雙重歧視，所以要考慮反少數，反性別歧視。鄭永流教授補充了對少數群體定義的看法，他認為應從3個方面進行界定，即民族種族、數量、語言。齊延平教授補充，對于少數者權利的保護，應該基于以上古德蒙德教授提出的4個方面進行，但是并不影響對其他要素給予關注。理論上的法律規(guī)定與實際上的保護存在著差異，比如政治因素會導致少數者權利受侵犯，在這方面如何進行保護是我們應該考慮的問題。古德蒙德教授補充指出，教育權受到歧視的人可以通過國內法措施，如果不行可以訴諸國際機制。我們之所以沒有用脆弱性、弱勢群體的概念，而是用少數者群體，這是有多方面原因的。對于科索沃的問題，確實很多族群的權利受到了侵害，雖然有2個宣言，但都不是公約，沒有約束力。研修班經過積極的討論，進入了尾聲，最后由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院長孫笑俠教授致閉幕辭。孫笑俠教授首先祝賀此次研修班的成功舉辦，并對參與代表的到來表示了感謝。隨后，與大家分享了他對于少數者權利的看法，從自身與摩梭族朋友相處的經歷出發(fā)，感悟到我們大多數時候其實是站在一個多數者的角度來思考少數者權利問題的，我們是否應該轉換角度進行反思，從少數者群體的立場來思考，他們是否真的認為我們對他們指手畫腳是合理的或必須的呢？或者他們可能并不需要我們對他們提供的所謂特殊關懷？！孫教授的一番話的共鳴。研修班圓滿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