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權利保障與少數民族習慣法的互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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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族壽用地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沖突

在苗族地區“留壽用地”、“依祖墳而葬”的習俗從古至今延續了數千年，一直被當地少數民族所遵守。但是在法治社會的今天，這類習俗卻出現了與現代國家法律不相適應的地方。正如前述第一個案例表現出的問題，村民沿用古老習俗看風水或自由選擇“壽用地”，存在著侵犯他人已經在該土地上享有的權利的隱患；同時，以依祖墳而葬旁的習慣又促使了墳地的無限擴張，這一矛盾更加凸顯。最直接的就是國家實行土地承包制度后，承包人的土地承包經營權受到這些現象的威脅。

第一，與承包經營權的沖突。《土地管理法》第16條第1款規定承包方依法享有對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的權利，有權自主組織生產經營和處置產品；第53條規定：任何組織和個人侵害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經營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苗族“留禁壽用地”的習俗允許當地人根據自己的喜好自由地選擇墓地，這是來源于苗族的信仰中關于墓地風水的講究和對逝者的敬重，這種風俗習慣在有的苗族聚居區根深蒂固于群眾的思想中，不容置疑。如果打破，則會造成對少數民族的不尊重，引起民族事件。正如前述兩起案例中所反映出來的，這也的確侵害了承包人對承包地的權利，給承包人的生產生活帶來了消極的影響，利益遭受損失。

第二，與承包經營地用途的沖擊。《土地管理法實施條例》第15條規定：“單位和個人承包經營的土地和依法確定給個人使用的自留地、自留山，應當依照用途，不得擅自建房、建窯、建墳……。”國務院1997年頒布的《殯葬管理條例》第10條規定，“禁止在下列地區建造墳墓：（一）耕地、林地；……”。國務院2008年出臺的《關于殯葬管理的暫行規定》禁止占用耕地（包括個人耕地和自留地）作墓地的規定。然而在實行“留禁壽用地”這一風俗的地區，“壽用地”往往位于承包的耕地、林地中，在這些承包土地上建造墳地，明顯違反了國家法律法規的規定，對耕地、林地造成破壞。第三，與承包人權利的沖突。我國實行土地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土地管理法》第10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依法屬于村農民集體所有的，由村集體經濟組織或者村民委員會經營、管理。所以說，農村土地承包后土地的所有權性質不變，仍然屬于農村集體所有，承包人享有的只是對承包地占有、經營、使用和收益的權利。該法第十四條規定：農民集體所有的土地由本集體經濟組織的成員承包經營，從事種植業、林業、畜牧業、漁業生產。土地承包經營期限為30年。發包方和承包方應當訂立承包合同，約定雙方的權利和義務。《農村土地承包法》第54條規定，發包方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應當承擔停止侵害、返還原物、恢復原狀、排除妨害、消除危險、賠償損失等民事責任：（一）干涉承包方依法享有的生產經營自主權；（二）違反本法規定收回、調整承包地；（三）強迫或者阻礙承包方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四）假借少數服從多數強迫承包方放棄或者變更土地承包經營權而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八）其他侵害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行為。承包方給承包地造成永久性損害的，發包方有權制止，并有權要求承包方賠償由此造成的損失。本案中，根據當地村規民約和風俗習慣，村民有義務讓別人埋葬于自己承包地下，有人不履行這一義務，村委會就可以出來主持公道。然而，臺江縣排羊鄉巖寨村村委會不顧承包人許仕云夫婦的反對，同意蔣家占用許仕云家的承包地埋葬蔣光烈，這一行為已經違反了有關法律的規定，對承包方造成了損害。

少數民族文化權利保障視角下的“墳地糾紛”

文化是每一個國家和民族的重要資源，是一個國家的軟實力。一個國家的綜合國力既包括由經濟、科技、軍事實力等表現出來的“硬實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識形態吸引力體現出來的“軟實力”。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越來越重視文化軟實力和國家形象建設，謀求增強自身思想文化影響力。比如，美國小布什政府先后成立“公共關系辦公室”、“全球交流辦公室”，奧巴馬政府提出運用“巧實力”重塑美國形象；俄羅斯總統辦公廳成立專門負責改善俄國家形象的委員會；韓國設立國家形象委員會。前述情況表明，加強國際宣傳、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樹立良好的國際形象，對于維護國家長遠利益，提高國際地位，增強綜合國力，使我國在復雜激烈的國際輿論斗爭中占據有利形勢，實現當前和長遠的發展目標，都具有重要意義。[4]我國是擁有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每個民族都有著獨特而絢麗的文化，這是其他國家都無法比擬的文化寶藏，因此繼承和發揚少數民族文化是國家的重要任務。在貴州省T縣法院所處理的這起墳地糾紛中，當地法官基本也都是苗族，他們與糾紛的雙方當事人都生活在習慣法的氛圍之中，他們在案件的處理過程中，在依法辦案的同時，適當考慮當地苗族習慣法對圓滿解決糾紛是非常必要的。相比較而言，前述的云南省L縣人民法院的判決是有欠妥當的，甚至會引起新的糾紛。少數民族文化權利是指法律規定的少數民族對其文化所享有的權利的總稱。法歸根結底是一種文化，例如中國傳統的法律“禮法結合、德主刑輔、等級有序、家族本位、重視調解、無訟是求”的原則就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的表現。因此國家尊重和保護少數民族習慣法是對少數民族文化及其文化權利的保護，同時，國家法對習慣法的批判性保留也應該參考其是否有利于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為標準。世界上許多國家將對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的保護寫入法律。在韓國，由于歷史和傳統深受儒教文化的浸染，存在濃厚的祖先崇拜之精神。這種韓國民眾的傳統意識衍生了對自己乃至他人的墳墓予以尊重的觀念，這種傳統衍生出韓國習慣法上被稱為墳墓基地權的物權，即在他人享有所有權的土地上設置墳墓的人所享有的使用墳墓基地附近土地的類似地上權的習慣法上的物權。我國《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各民族都有使用和發展自己的語言文字的自由，都有保持或者改革自己的風俗習慣的自由。”《民族區域自治法》第6條規定：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機關繼承和發揚民族文化的優良傳統，建設具有民族特點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不斷提高各民族人民的社會主義覺悟和科學文化水平。這些法律規定都表明，包括喪葬習俗在內的少數民族習慣法與其文化權利保障之間的關系是非常緊密的，我們在處理涉及少數民族民眾的相關喪葬糾紛時要慎重考慮其習慣法中的合理因素。

探求文化權利保障與少數民族習慣法的良性互動之路

少數民族文化權利是少數民族特有的對其自身文化的享有的權利，是少數民族人權的基本人權之一。但由于我國少數民族地區普遍落后，人們缺乏權利意識，往往不能正確行使其權利，濫用文化權利的現象層出不窮。很多少數民族習慣法產生于鄉土社會中，在這樣的“熟人社會”中，包含著濃厚的道德觀念傾向，如苗族認為通奸是比強奸更為嚴重的罪行，其背后體現的道德觀念是通奸者比強奸者得到更多利益。而我國的法律僅將強奸定罪，而認為通奸是由道德或其他社會規范調整。為了嚴格規范調整對象的行為，習慣法往往使用重刑對犯罪進行懲罰，這些習慣與現代意義上的刑法相比，缺少對個人權利的關注，往往是“多數人的狂歡”。當犯罪行為發生時，“罪犯”往往要先接受習慣法的處罰，再接受國家機關的處理，這無疑加重了對“罪犯”的懲罰；同時，許多習慣法上的“私刑”是對“罪犯”的一種侵權，甚至對受害人構成再次傷害，如“連坐”、“親緣復仇”等。這種過于隨意、不夠精細的處罰程序，極有可能演變成“以暴制暴”，嚴重侵害到“罪犯”的權利。[5]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的題中之義，需要依靠國家的強制保護、政府的政策支持以及社會成員的努力，建立全方位保護體系。

（一）加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保護立法。充分考慮少數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明確少數民族文化權利內容及具體保護措施。建立起國家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等協調一致的法律制度。對少數民族習慣法予以批判的繼承，將那些有益于保護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的習慣法給予肯定。各級政府應該充分行使其職能，為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的行使提供便利，讓少數民族的優秀文化真正得到發揚，讓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真正得以實現。

（二）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這里的“以人為本”就是以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為根本，任何法律、政策的制定都要遵循這一原則，注重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發展與經濟、資源、環境的協調。少數民族文化權利的實現不僅需要國家的強制保護，也需要社會各成員權利意識的增強。加強社會成員特別是少數民族的法制教育，引導他們正確行使權力和履行相應義務，在行使自身文化權利的同時尊重其他少數民族的文化權利。

（三）尊重少數民族習慣法。國家法是經過嚴密科學論證制定的規范，但是我們不能認為國家法完全是科學的，僵硬性、滯后性的特點使得國家法不能像一般習慣或社會規則一樣可以根據時展靈活的變動。國家法之所以能發揮作用，必須取決于兩個因素，一是國家強制力，二是受控主體對該規范的價值評價力量。國家法在少數民族地區的的推廣和實施，最重要的還是需要少數民族群眾認同國家法的價值，認可國家強制力的公正。我國國家法在民族地區的實施一般表現為“送法下鄉”，是政府推進型強制性制度變遷。而少數民族有著自己的傳統文化和信仰，其遵循的習慣法是其獨特價值觀的體現，這和國家法的價值觀往往存在差異，這就使得國家法在民族地區的推廣和實施存在巨大障礙。另外，國家法在民族地區的推行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作為基本保障，這也是阻礙國家法實施的重要原因。[6]因而，很多情況下，少數民族習慣法是可以填補國家法留下的空白，起到調整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的作用，這時尤其需要我們尊重少數民族習慣法。

（四）尊重少數民族傳統的糾紛解決方式在我國少數民族地區，目前主要通過一般國家法與民族類法律來進行治理，通過行政裁決來解決糾紛也廣泛地存在，其中最常見的是森林、土地、草原、礦產、水面、灘涂等自然資源的權屬方面的爭議。行政裁決較司法訴訟更具有“軟法”的性質，較行政調解和民間調解又更具有硬法的性質，因此，有些糾紛可以通過類似協商這樣的軟法方式來解決，有些可以通過“族長”、“寨老”、村委會等民間權威調解解決，有些則適合由各級行政機關進行有效地調解，而有些糾紛必要的時候還得靠行政機關作出具有“權威性”的行政裁決。當然，行政機關的行政裁決權是一種國家行政權，使用它處理民族地區的糾紛時要保持謹慎，要充分吸收利用民族習慣法因素，以取得最佳的效果。（本文作者：王虹懿、周真剛單位：中央民族大學法學院、貴州省民族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