檢察權性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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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法理上分析現代檢察制度，首先要關注的一個問題就是檢察權的性質問題。檢察權到底是一種行政權還是司法權？從檢察制度產生時起就是一個爭論不休的問題，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如果說檢察權是司法權，為什么它具有行政權的層級結構，并表現為行政的運作方式？如果說它是一種行政權，為什么在制度和觀念上會強調它的獨立性，強調檢察官的司法官性質？這的確是一個復雜而又關鍵的問題。從中國的司法實踐看，這一問題迄今還沒有一個很好的解答。與這種情況形成有趣關聯的是，我們這些年來講司法改革在很大意義上講的都是法院的改革，好象司法權就是審判權，司法權的主體就是法院。于是就出現了一個盲點，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就是檢察制度的丟失。檢察制度在國人特別是在學術界對司法改革的談論中、在學者的司法改革視野中好象被丟失了！這意味著什么？是不是有一種潛在的意識認為檢察制度、檢察權是一種行政現象，認為談司法特別是談現代司法、談現代司法權的主體就應該象英美等國一樣定位在司法裁判和法院法官？這樣一種主觀臆斷是不是導致了漠視檢察制度存在的現象？不管怎么說，在近幾年關于法制和司法改革的議論中，的確有一種值得關注的把檢察制度邊緣化的傾向。

關于檢察權的性質定位，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許多學者是按照三權的政制架構來定位檢察權的。按照三權的政制架構，檢察權肯定不是立法權，需要回答的是它到底是行政權還是司法權？這樣一種提問方式，給回答這一問題造成了困難。因為，從權力的性質來講，我們應該采用的是“兩分法”，區分法律制定和法律的適用，然后在法律適用這個層次上才會看到了行政、審判、檢察等。按照“兩分法”的思路分析問題，可能對檢察權的定位會好些。檢察的職能也是一種適用法律的職能，在適用法律的意義上，法院和檢察院所行使的權力在性質上到底有多大差異？另外，以“三權”作為一種不言而喻的前提預設、在這個意義上爭論檢察權到底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力，完全脫離了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制架構。我們不能無視我們自己的現實。如何在人代會的政制架構中定位檢察權，這是一個需要很好思考的問題。

從法理角度分析，第二個層面的問題是檢察制度的正當性基礎。這方面的追問，可以采取回歸原點的辦法。就是說，從發生學的意義上考察檢察制度最初是基于什么樣的目的而設立的。從我掌握的資料看，檢察制度是法國大革命的產物，它是1789年作為“革命之子”產生的，到1804年拿破侖刑事法典獲得定型，然后隨著拿破侖的東征西討，這種制度在歐洲大陸傳播開來。到了德國，它又結合了德國自己的傳統，被有所發揮。中國的檢察制度是清末改制通過日本引用借鑒德國的一種體制。我們今天的檢察制度雖然在1949年后受到過前蘇聯的深刻影響，但從制度框架和基本理念上看，仍然可以歸結為歐陸樣式。

從歐陸檢察制度產生的歷史看，當時主要是基于三個目的。第一個目的是權力制約，制約裁判機關。這個制約有兩層意義：一是入口處的監督制約；二是對審判過程的監督。從入口制約而言，檢察官是站著的法官，裁判官是坐著的法官，檢察官審查決定刑事案件是不是需要提起公訴，檢察官不起訴，法官就無從審理。這與從前的糾問式裁判是不同的，糾問式裁判沒有檢察與審判的區分，沒有這種入口控制，因而容易產生裁判的專橫恣意。為了控制裁判權的專橫恣意，檢察權才從中分化出來，進行這種入口控制。這里引發的一個問題是公權和私權的平衡問題，如果檢察機關不起訴，受害方是不是就不能夠通過正當的法律途徑來保障自己的權益。這方面現在已有進步，但卻沒有得到很好的解說。按照原初的設計，起訴與否是由檢察官決定的。從監督審判過程看，檢察機關對審判的監督除了入口制約外，還有一個全程監督。但是，對此人們總是會提出這樣的疑問：較之于檢察院上命下從的行政組織結構和運作方式，法院在制度構造上顯然更為客觀、更加公正。出于實現公正的要求，卻通過一種行政階層式的機構去監督一種更有內部制約的機構，其合理性何在？這一問題到目前也沒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第二個目的就是控制警察，通過檢察對警察進行合法化的控制。問題是，什么是有效的控制？有效控制是不是必須要另外設一個機構？許多學者主張“警檢一體化”，但一體化可以通過設立檢察機構和警察機構、確立它們之間指揮和服從的關系來實現，也可以通過將檢察職能設計安排在警察機構內部來實現。控制警察權是現代社會的一種趨勢，但是控制的方式、控制的體制則可以有不同的合理選擇。

第三個目的是保障民權。檢察官應該維護法律秩序，維護社會的利益，而不是簡單的維護政府和國家的利益。它應該有一個更加中立的立場，而不僅僅是代表政府去追訴被告。從檢察制度產生的那一天起，對它的正當性的論證，都包含著它應該搜集對被告有利的證據。如果在裁判過程中發現被告無罪，檢察官應該主動提出。這樣一種最初的理念與我們現在的實踐中檢察機關不斷強化自己的打擊職能、追訴職能形成明顯對比。我們的檢察制度如今是一部分職能在不斷地萎縮，一部分職能在不斷地強化，因此要考慮如何如何才能保持平衡的問題。如果僅僅把檢察官的職能定位在刑事犯罪的追訴，那么為什么只有在受害一方才存在國家利益，而在被告一方就沒有國家利益呢？為什么受害一方身上的國家利益要受到檢察機關維護，而被告一方身上的國家利益就得不到檢察機關的維護呢？這也是在理論上不能回避的一個問題。追溯檢察制度的歷史，我們會發現，從中世紀君主或領主的管家或人演變為近代民族國家中政府的代言人，檢察官所代表的利益似乎擴展得不夠，因為在近代民族國家中，無論被告還是原告都是國家的公民，在他們身上都有一個國家利益的問題。

檢察制度作為司法制度的一部分，它涉及到公權之間的關系、公權與私權的平衡。如何在法理上對檢察權的性質、檢察制度的正當性基礎作出圓通一貫的解說，是中國檢察制度改革和檢察理論發展必須面對的深層次問題。

張志銘（自由發言）：從法理的角度分析問題，會特別強調分析問題的方法。比如，我們會特別注意區分什么屬于“事實描述”，什么屬于“價值評判”。對事實的描述是不能代替對事實的價值評價的，反過來說也一樣。因此，即使你舉出種種司法不公，指出法院需要監督，也不一定就能證明需要有現在這樣的檢察監督。檢察制度改革和設計要考慮合理性，體現出合理的選擇和價值追求，這一點很重要。文顯教授講有一個現實合理性，一個預期合理性，實際上，預期合理性與現實合理性很難截然分開。現代檢察制度的發生最初是基于三種主要目的，這三種目的就是檢察制度預期的合理性所在，而一旦體現在具體的檢察制度安排中，它們就轉換為一種現實的合理性。隨著歷史的演進，這種合理性也出現了一些變化。在監督審判這一目的上，呈現出一種萎縮，變成為主要是“入口監督”，而且在“入口監督”上也有了限制，變得不那么絕對。在控制警察這個目的上，好象是不斷地被強化了。在保障人權的目的上，由于人們從現代司法的三角結構等方面提出了質疑，而且事實也證明了檢察機關的追訴傾向，因而似乎是動搖了。我們應該正視這些變化，只有這樣才能對檢察制度進行合理的定位，才能討論中國的檢察制度應該改什么、怎么改。改，就不是簡單地肯定現狀，而是要面向未來、作出合理的選擇；即使是肯定現狀，也有一個論證現狀的合理性問題。我們需要合理的思路和方法來考慮檢察制度的改革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