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法學研究的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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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客觀法:基于價值秩序的憲法環境權功能

在傳統上，憲法理論對于基本權利的解釋僅僅限制在可以直接向國家提出請求的“主觀權利”層面上。二戰后，德國憲法法院通過一系列相關判決，發展出基本權利的“客觀法”意義，其意味著:基本權利不僅僅包括防御權，在客觀上也是一種“價值秩序”。這種價值秩序對于憲法和其他所有法律都有相當的效力，能夠對包括立法、行政、司法在內的國家權力進行有效約束。這就意味著，國家對于基本權利不僅負有不侵犯的消極義務，同時還負有幫助和促進的積極義務，即國家的“保護義務”;每一項基本權利不僅是能夠對抗國家不法行為的“防御權”，同時也對公權力形成了客觀上約束的價值秩序?；緳嗬翱陀^價值秩序”的確立，加強了基本權利的效力，也使得許多有助于基本權利實現的行為和制度得以進入基本權利的功能體系。憲法環境權同樣具有自身的“客觀價值秩序”和由此導出的相關國家義務。具體而言，憲法環境權的“客觀功能”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第一，制度性保障功能。“制度性保障”的概念首先由德國法學家施密特所提出。由于當時德國憲法學通說認為基本權并不約束立法權，只約束行政權，造成立法空白無法受基本權利約束，有侵犯人民自由的危險，所以施密特提出“制度性保障”的概念以反對立法者的恣意，保障與基本權本質相關的制度不受立法權的侵害。〔15〕在此基礎上，制度性保障逐漸成為基本權利客觀內容的一部分，要求根據基本權利的本質，國家必須建立某些法律制度并確保這些制度得到有效實施，保障基本權利得以實現;這些制度有賴于存在的基本規范，國家(立法者)不得任意加以變動。由此，制度性保障功能要求立法者積極建立和維護必要的制度，保障基本權利得以實現。一般而言，為了保證憲法環境權的實現，立法機關要建立的制度應包括:預防類法律制度(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環境標準制度、環境規劃制度等)、污染控制類法律制度(排放許可制度、限期治理制度、環境監測制度、排污稅費制度、防治污染轉移制度等)、補救與救濟類法律制度(突發環境事件應急制度、行政救濟制度、民事救濟制度等)。對于這些重要的環境法律制度，立法者負有盡快建立并不斷加以完善的積極義務。

第二，程序保障功能。程序保障功能有兩個方面的內容:消極層面根據基本權利所內在的程序保障要求，國家所作出的任何決定都有義務在程序上遵循“正當法律程序”(duelegalprocess)的要求;積極層面則表現為一些基本權的實現在組織和程序上具有依賴性，即如果缺乏國家的有效組織和程序上的配合，該基本權就無法得到實現。此時，國家就必須為該基本權提供組織和程序上的保障，例如從憲法所保障的學術自由推導出國家在進行大學組織時有承認相關自治權的義務?！矊τ趹椃ōh境權而言，其既有“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也是一種具有“組織與程序依賴性”的基本權:在消極面向上，由于國家對環境的管理可能出現“政府失靈”的情況，此時就需要有效的公眾參與來監督環境行政程序的全過程，即公民有請求參與環境行政程序的權利;①在積極面向上，由于環境問題的產生很大程度上是源于無法通過市場機制解決的外部性問題，此時就需要國家遵循行政組織法的要求，建立有效的環境管理體制。可見，組織與程序保障是憲法環境權非常重要的一項“客觀功能”，即國家有義務提供環境行政的各項基本程序(如許可程序、聽政程序、環境影響評價程序等)，同時應通過立法、行政等方式，建立有效的環境管理體制，為憲法環境權的實現提供組織和程序上的保障。

第三，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根據傳統的憲法理論，憲法約束的對象僅為國家權力，基本權利只體現“人民—國家”的法律關系。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強者和弱者之間的差距加大，隨之出現了諸多強勢一方侵害弱勢一方基本權利的實例，而私法由于其性質所限，無法對此種損害提供有效救濟，這就提出了憲法基本權利條款在一定條件下適用于私法關系的問題，即基本權的第三人效力問題。一般認為，基本權利原則上可以在私法上發生效力，但對于憲法產生效力的具體方式卻存在諸多爭議，其中主要有“直接效力說”和“間接效力說”兩種學說。從德國和日本的相關理論與實踐看，目前的通說是“間接效力說”，也就是認為憲法基本權利條款不能直接適用，而是法官在審理民事案件時，通過法律解釋的方式體現基本權利的精神，使基本權利間接在私人關系之間具有效力。

按照這種“間接效力說”，基本權利的第三人效力其實是國家保護義務的一種適用情形。此時的國家保護義務表現為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1)立法機關應根據憲法精神，制定相關法律解決私法領域中的基本權利沖突問題;(2)對于司法機關而言，當私法規范有法律漏洞或者存在明顯錯誤時，法官在具體個案中應該按照基本權利“客觀價值秩序”的要求進行合乎基本權本質的解釋，保障基本權不受非法侵犯。顯然，對于環境權而言，“第三人效力理論”及相關的國家保護義務為立法者根據憲法精神，建構私法上環境權體系提供了基礎理論支持。①

二、主觀與客觀的互構:憲法環境權中“主觀權利”的認定

一般認為，劃分基本權利雙重性質的主要標準為是否存在主觀請求權，即指作為主觀權利的基本權利明確的賦予公民個人以請求權，國家必須依據個人請求作出或不作出相應行為;而在“客觀價值秩序”面向上，基本權利不涉及個人請求權的問題，僅僅對國家提出保護義務的要求。但是，基本權利的主觀權利屬性與客觀屬性并非截然對立而是相互聯系和補充的。實際上，客觀法是對國家加以義務，而主觀權利則使得部分的國家義務有了對應的個人權利，在這種意義上，客觀法是可以包含主觀權利的。在“主觀權利”與“客觀法”互構的基礎上，就產生了兩者的界限問題，即:如何準確的認定“主觀權利”在基本權中的范圍。對憲法環境權而言，該問題則更加復雜。這是因為，實體性環境質量涉及“良好生活環境”的要求，無法簡單依據客觀物理事實來判斷公民權利是否受到侵犯。有學者指出，有關環境質量的評斷屬于價值判斷(valuejudgement)問題，很難用傳統的法言法語進行明確解釋，同時環境質量往往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無法得出單一的判斷。這樣，針對國家行為對公民實體性環境利益產生的影響，就很難直接依據外在的物理事實而得出侵犯公民環境權的判斷。另外，憲法環境權中亦有客觀法內容“再主觀化”的問題。國家的環境保護義務在何種情況下可“主觀化”為人民的主觀保護請求權?這實際上又包涵兩個問題:一是在涉及公民實體性環境利益時，如何認定憲法環境權所具有的“主觀權利”?二是國家的環境保護義務如何轉化為人民的主觀公權利?對于第一個問題，其實正是對憲法環境權之客體———自然環境要素的特定良好狀態———在實體性問題上的界定。換言之，破壞或者未達到這種良好狀態，就可認定為侵犯了公民的環境權。這種自然環境要素良好狀態的外在表現即為環境質量標準。制定環境質量標準的基礎是環境功能分區，即針對人類活動強度和環境要素需求的不同，將環境地域分為若干類別并確立不同的標準值分別適用。

②這樣，某國家行為使得該地域未達到相應的環境質量標準，即可認定為侵犯相關公民的環境權，該主體有權依據憲法環境權的防御權和積極受益權功能，尋求法律救濟。對于第二個問題，涉及客觀法“再主觀化”的具體標準。由于客觀價值秩序的再主觀化容易造成侵犯立法權等弊病，有學者提出了從客觀法中推出主觀權利需要的三條標準:對基本權利的實現有絕對必要性;請求權標的的內容可以確定;必要的財政手段已經確保，而且并不侵及立法者的財政支配權。一般而言，由于環境保護具有很強的科學技術性與政策性，立法機關在制定法律的過程中，針對如何具體實現憲法環境權所要求的環境保護義務具有較大的自由空間;行政機關在具體執行相關法律時，也具有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間。因此，如果主張公民享有向立法機關請求保護的權利(立法不作為)，或者請求行政機關為特定措施的權利，就很難符合環境保護的實際情況。因此，一般情況下，不能從憲法環境權的“客觀價值秩序”中導出主觀權利。但是，在特定情形下，基于國家的環境保護義務，人民可以享有保護請求權。如在發生突發環境事故或人民生命健康因環境侵害遭受到重大危害時，行政機關就必須采取必要的措施而沒有自由裁量的余地，此時，行政機關“裁量空間收縮至零”，而人民則享有請求行政機關為一定措施的公法上的權利。由此，在涉及程序性環境利益時，公民可直接依據憲法環境權的相關功能(消極意義上的程序保障功能和消極受益權功能)享有主觀權利，包括(環境)行政程序參與權和司法救濟請求權;在涉及實體性環境利益時，應根據環境質量標準，來判斷相關主體是否可以依據防御權和積極受益權功能享有主觀權利。需要注意的是，在立法機關已制定了專門法或者憲法已有相關規定的情況下，憲法環境權積極受益權功能中的特定內容可以直接成為公民的主觀權利。

三、研究視野的拓展:邁向“解釋論”的環境法研究

環境權作為環境法的核心問題從提出之日起，一直受到極大的關注，也面臨著巨大的爭議。從目前研究看，環境權的概念、屬性、內容等基本問題一直聚訟不休①，既無法明確環境權的基本構成，也沒有形成必要的共識，以至近年來，有觀點認為環境權是一個“有著良好動機的偽命題”，不構成真正的法律權利，也不是環境法最主要的命題。②在某種意義上說，如果環境權研究保持“停滯不前”、各種觀點相互間“不可通約”的現狀，質疑的聲音就必然越來越多，理論上的混亂情況就不可能消解，從而對環境法學研究及環境法治實踐構成不利影響?？朔h境權研究的困境的關鍵在于研究方法論的自覺，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明確研究的邏輯前提，二是確定研究的邏輯層次。從權利屬性上看，環境權是一項復合性的基本人權，在應然層面和實然層面上分別表現為習慣權利和法定權利。這表明，“環境權”只是一個集合性概念而非分析性概念。欲明晰環境權的具體構成，就需要進一步對“環境權”概念本身進行分解，在不同層次上展開規范性的分析，而不是籠統的對“環境權”主體、客體、內容等問題進行探討。將憲法環境權作為一個“分析性概念”③，從“解釋論”的角度進行深入剖析。

但縱觀現有對于憲法環境權的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度上已經陷入了簡單肯定或否定的誤區。一方面，現有研究多集中在“環境權入憲”方面，多通過闡釋環境權作為基本人權的定位，并列舉生態危機的嚴重，論證將環境權寫入憲法的必要性。然而，鮮有文章對于環境權入憲后所預期發揮的功效進行深入探討，這無疑是現有研究的缺陷所在。另一方面，有學者根據環境權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困境否定憲法環境權的規范性，認為各國憲法中相關條款不應被視為實體性基本人權，而應視為揭示環境保護政策、理念的宣示式條款。應該看到，在環境保護意識已深入社會的如今，簡單的呼吁環境權的重要性、強調環境權“入憲”已經意義不大，更為需要的是在法治框架下對環境權進行規范分析，這樣才能真正為環境權的確立及良性運作提供法律基礎。在某種意義上講，簡單的將環境權列入憲法而不深入挖掘其規范含義，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人民在環境保護領域的權利享有問題，造成該條款缺乏環境法律的嚴肅性，將環境法律與環境政策、甚至是政府部門的文件混為一談。更進一步說，如果學者的研究重心和學術旨趣不在于通過法律解釋揭示規則的意涵，而是不斷地對法律規則進行修改，環境法學研究就存在異化為“環境立法與修改研究”的可能?；诖?，環境法學研究應改變“以立法為中心”的思路，重視“解釋論”的研究，重視對現有條文規范意義的探求，通過成熟的法律解釋研究確立環境法學的法學“品格”，建構環境法治的微觀基礎。

作者：陳海嵩單位：浙江農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