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育改革路徑探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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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美兩國法學教育歷史淵源比較

美國屬英美法系，獨立前是英屬殖民地，其法學教育發展路徑獨具特色。殖民時期，美國的法學教育師從英國，以授徒為主，學習法律的方式主要是留學英國，本土只在法律事務所中進行學徒式的職業訓練。建國后至19世紀中期，部分放棄了法律事務的事務所改建為法學院，但此時的美國法學院只是大學中的一個附屬院系，和大學本身并無直接的隸屬關系。19世紀50年代以后，法學院在法律教育中的優勢越來越明顯，成了孕育優秀法律實踐者的搖籃。上世紀初，美國的法學教育進入了高潮時期，成了培養優秀法律人才的搖籃。通觀美國法學教育史，可見其法學教育是在實踐中發展起來的，包括早期的法學院也是在法律事務所的基礎上建立的，這使得美國的法學教育從源頭上打上了職業化的烙印。整個19世紀以前的美國，學徒是法學教育的基本模式，想當律師的人都要到律師事務所當助手。學徒式的律師從業教育無疑是粗糙的，但正是這種教育模式強化了法學教育的實踐性，促成了理論教育與實踐需要的良性互動。

二、比較后呈現的中國法學教育的不足

(一)目標定位不符合法學教育特點

法學教育目標是由其培養的人才決定的，美國的法學教育培養的是職業化的精英。這一目標可見于美國康奈爾大學前校長懷特的一段話：“我們創辦法學院的目的，非在造就許多訟棍，乃欲以嚴格之訓練，提高其程度，使其將來出校之后，有高深的學問，有遠大的目光，有高尚的道德，若再輔以相當的經驗，則無論其為法官，為律師，為各種公共事業，鮮有不成為造福國家的法學者”。[2]可見美國法學教育的目標首先是職業，法官、律師、公共事業都是其從業的目標，兼具學問高深、目光遠大、道德高尚這些品質，足見美國的法學教育在廣度和深度上的平衡，可以定義為精英教育與職業教育的結合。中美兩國法學教育目標相去甚遠。建國后，我國法學教育基本沿襲前蘇聯模式，主要目標是培養熟悉政策、法令的政法干部。這樣的定位繼承了中國歷史上法學教育附和官方輿論的特點，過于強化了法律的政治性，難免置我國的法學教育于政治的從屬地位上。所以我國的法學教育目標定位首先是政治的、理論的，職業目標沒有得到強化，導致我國的法學教育和法律職業嚴重脫節。以中國的司法考試為例，在中國只要具有本科學位即可報名參考，而每年的考試結果顯示，具有法律本科學歷的考生并不比非專業的考生具有明顯優勢，這表明我國的法學教育并未將職業性作為其主要目標，法科學生在校期間也沒有受到足夠的職業方面的訓練。然而另一方面，職業性不足并不意味著我國的法學教育是精英的，我國的法學教育對象是高中甚至初中畢業的學生，這一群體年齡小、實踐經驗不足、社會閱歷淺，價值觀、知識體系尚未完全建立，在學習法律的過程中難免紙上談兵。可見，在我國現行的法學教育目標定位下，法學教育體系培養的學生既不是精英的，也不是職業的，確切地說，我國的法學教育培養了一批具有法律常識的人。

(二)辦學層次參差不齊

我國的法學教育在建國后的很長時間內都是停滯的，改革開放以后，卻出現了一個“野蠻生長”的階段，30年增長了200多倍。到2008年11月，我國有634所高校設立了法律本科專業，在校法律本科生達30萬，專科在校生達22萬人，碩士研究生7.9萬人，博士研究生1萬人。[3]混雜的辦學層次導致了我國法學教育學位體系不明確，相互之間邊界模糊、目標不清，各教育層次之間銜接不到位。關于法學的進修班、非學歷教育等亂象叢生，破壞了法學教育的整體形象。我國的法學教育并不局限于成熟的政法學院或法學院，大批未成立法學院的本科院校及部分的專科學校也都開設了法律專業，甚至有很多面向初中畢業生招生的初中中專也開設了法學專業。而法學是一門實踐的學科，它需要一定的閱歷及對社會認識和判斷的能力，法學教育起點低造成了法科學生見地不足、人云亦云，中美法律人才差距之大便不足為奇了。美國的法學教育有自己的評估體系，全美律師協會是最為權威的評估機構，只有通過全美律師協會評估的法學院，方可成為美國律師協會認可的法學院。同時，美國的法學教育起點要高得多，美國的法律教育有三個主要的學位學程，JD(DoctorofJurisprudence)、LL.M.(MasterofLaws)以及S.J.D.(DoctorofJuridicalScience)。[4]其中最基礎的是J.D法律博士，在這一稱謂中，博士是通稱，意指在法律方面比較博學多人，不是真正的博士學位，該學歷相當于我國的法學學士學位，J.D是美國職業律師必須具備的基本學歷，這一學歷是進一步學習法律的前提條件。可見，美國的法學教育是一種后本科的精英教育，也就是學習法律的學生必須是之前已經獲得了一個其他專業的本科學位，這樣的生源基礎提高了美國法律人才的入行門檻，法學人才有一定的社會閱歷并且知識面廣，這些素質都是法律人才所必須具備的。

(三)課程設置缺乏針對性

課程設置是法學教育的基礎框架，我國現行高校法學教育的十四門核心課程是由教育部和司法部共同規定的。按慣例，中國法科學生一入校首先學習法理學，而法理學實際上是一門極其理論的課程，學好它需要事先掌握很多專業基礎知識，如本土化、法系、羅馬法等等。美國法學院則把一些容易理論聯系實際的課程放在一年級開設，如侵權法、合同法、刑法、民訴法等。除了實踐性、針對性強外，美國法學課程設置的另一大特點是選修課比重大。比較而言，我國的法科學生在課程選擇上自由度相對太小。我們的大學法學教育真正成為選修課的只有寥寥幾門，而且是純粹的專業外業余選修課，在專業內學生沒有任何選擇余地。另外，我國的法學教育背景課程嚴重缺乏。我國的現代法治建設起步比較晚，加之世界現代化的進程對中國傳統的法學進行了摧枯拉朽式地更新，屬于傳統的中華法系的精神可供我們借鑒的已經非常少。改革開放以后的法律主要師從西方國家，例如民法主要移植于德國民法典，公司法、證券法等主要移植于英美法系等。所以想要深入掌握中國法律，就必須對那些被移植的外國法律有充分的了解。但是，相關法律背景課程在我國大部分高校都極為顯見，不僅羅馬法、德國民法典等經典大陸法系課程難覓蹤跡，甚至相關法律文化背景知識的課程都極為顯見。[5]這對法科學生的法律思維的培養是極為不利的。

(四)教學方法單一

我國的法學沿襲了大陸法系的傳統，注重理論、法典，這使得我國的法學教育形成了理論教學占主導地位的風格。課堂教學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處于被動地位，做些簡單的備考筆記即可。此種教學法老師在課堂上傳授的信息量小，并且很少在課堂上提問，致使學生上課時幾乎沒有壓力，考試所要記憶的內容也不多，所以長此以往，滋生了學生的惰性，反而成了受歡迎的教學方法。美國隸屬于英美法系，更加強調案例在教學過程中的運用。美國的案例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增強了師生之間的互動與交流。每一年開學初，老師會把整個學期的教學大綱發給學生，有時老師會提出預習的內容，甚至開出一些書目。要跟上老師上課的內容，學生必須做很多課前準備。上課時老師一般開門見山，直接進入討論程序，而且隨時找人發言，那些提前不預習的學生，無法在課堂上蒙混過關。因為討論是該門課程成績重要組成部分，所以學生們一般都能踴躍發言。此種授課法，不但課堂氣氛活躍，也極大地調動了師生教與學的積極性，并為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能力打下良好的基礎。

三、關于中國法學教育改革的建議

(一)合理化法學教育目標定位

我國傳統的法學教育培養了一批具有一定法律基礎理論知識的人，各種層次的廣泛的準法學教育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國大批的政法干部具有了一定的法律素養，在建國后的法律文化的廢墟上，這種短平快的教育方式對我國法學教育的復興起到了立竿見影的作用。然而，法律人才是一個國家法制建設的中流砥柱，是一個精英的群體。這一群體必須是知法的、懂法的，知道法的過去、現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預見法的未來；同時法律是一門實踐的學科，所有的精英必須是具備實踐能力的，即必須是職業的。如前文所述，美國在這兩方面都是典范。結合美國的經驗不難看出，法學教育的目標定位應該是精英的職業教育。合理的法學教育目標定位為美國的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基礎，也為美國社會培養了大批優秀的治國人才，美國總統半數以上都是法律出身就是個證明。以此為鑒，筆者以為應把法學教育的目標定為培養精英的法律從業者。法學教育培養的是治國人才，這一群體必須是精英的，同時法學是一門實踐的學科，法學教育所培養出來的人必須有法律的職業能力，能夠靈活運用法律知識、法律思維去界定生活中的各種利益關系。所以，筆者以為未來我國的法學教育應在精英教育的同時強化實踐功能。

(二)規范化法學教育層次

我國目前多層次、低門檻的法學教育難當培養精英法律人才的重任。當務之急是改變我國法學教育多層次、低門檻的狀態，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著手。第一，強制性提高辦學層次。鑒于法學是一門需要社會學歷方可習得的實踐性強的學科，筆者以為應將法學教育的辦學層次至少提高至本科階段。并要求具有獨立的法學院的本科院校方可進行法學教育，這樣固然在短期內培養的法學人數會有所下降，但是數量的下降一定程度上意味著質量的提高，須知治國人才的培養是不能以數量取勝的。哈佛大學法學院從1817年創立以來，每年錄取五百名左右J.D.新生，全校三個年級的J.D.總共大約一千五百名，這個學生數量一直都是固定的，而哈佛法學院培養的人才則是個個如雷貫耳，如奧巴馬、馬英九、佐利克等等，目前九名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中有六人曾在該院就讀。[6]第二，應提高法律職業的入行門檻。法律是一門實踐性的學科，但法學的實踐不是簡單的操作，一定的法律素養、法律思維、社會責任感是法律從業者必須具備的道德素質。所以必須凈化律師群體，提高律師、法官、檢察官準入門檻。筆者以為，嚴格的法學本科學歷是進入這一職業的必備條件。我國目前的法律職業入行條件極低，具有本科學歷即可報考全國統一的司法考試，是否法律專業則在所不問，很多未經專門法律思維訓練的人，掌握考試技巧也可在短期內通過該考試，這批人在實踐中遇到復雜的法律問題往往難當其責。所以，要凈化我國的法律職業群體就要從源頭上把關提高入行門檻。

(三)課程設置要具有針對性

任何學科都難以完全自給自足，現代法科學生不能固守門戶，應該對法律以外的邊緣學科多加涉獵，如心理學、歷史學等知識都是一個合格的法科學生理解政治體制、洞察政治結構必備的，更何況我國的法學移植多于創新。因此在課程設置上必須兼收并蓄，兼顧相關專業的邊緣學科和被移植的法律。可以從兩個方面進行完善，第一，可以增開法律素質課。增開如羅馬法、法制史等有關法律背景、法律文化方面的課程。第二，增加高質量的選修課。選修課可以增加學生在課程選擇方面的自由度，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拓展知識面。我國目前很多學校的法律選修課與必修課嚴重重復，只能面向非法律專業的學生開放。在維持現階段課程設置基本框架的前提下，可以通過增開法國民法典、德國民法典、比較法學、邏輯學以及英美國家的信托法律制度等選修課程豐富學生的法律背景知識。

(四)豐富教學方法

傳統的老師講授學生記筆記的教學方法顯然已經不能適用當下的法學教育，法學教育應注重師生之間的交流，通過交流及辯論培養學生的法律思維，美國以案例分析為主的討論式的教學方法值得借鑒。美國是典型的判例法國家，判例在美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判例教學的方法也在美國的法學教育中廣泛應用。案例討論課上老師的開場白很少，一上課就要求學生討論，所以學生必須花費大量的時間去預習老師提前布置的案例甚至包括所開的書目。課堂討論表現都是老師考核的內容，這就極大的調動力學生的積極性，通過討論提高學生在法律思維方面的能力，增強師生之間的互動。案例討論法最大限度的啟動了學生的學習壓力機制，很多中國留學生到美國學習法律，非常不能承受這種壓力，看書到一兩點鐘睡覺是家常便飯，因為不這樣加班加點的學習，自己就會成了第二天課堂上的傻瓜。討論課貌似老師很輕松，實則不然，要上好一堂討論課老師必須對所有學生討論的內容進行全面了解，討論過程中注意引導學生，討論進行不下去的時候，老師要能夠提出關鍵的問題，開拓學生的思路，并在最后作出專業的總結。很多老師不上或少上討論課的原因一是學生參與不積極，二是對于如何把握討論課的進程和方向經驗不足，所以案例討論的有效開展還依賴于我國高校考核機制的調整和教師教學技巧的提高。

四、結語

法學教育培養的是一個國家的法律人才，關系到一國治國人才的積累，是一個國家的重要事業，法學教育的改革也是一項需要全社會共同努力的巨大工程，將要涉及到的問題可謂方方面面。作為一名法學教育工作者，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對中國的法學教育的發展有感而發淺談一些拙見，以期拋磚引玉，不斷提高中國法學教育工作水平。（本文作者：丁芳單位：金陵科技學院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