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訟權利平等原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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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是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中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具有統率具體訴訟程序和訴訟制度的功能。《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民事訴訟當事人有平等的訴訟權利。人民法院審理民事案件，應當保障和便利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從這一原則的立法內容上看，它有以下兩層含義:
（一）民事訴訟法賦予當事人雙方平等的訴訟權利
1.當事人雙方共同享有的訴訟權利。如，請求司法保護、提供證據、進行辯論、提出上訴、申請再審與執行等訴訟權利，原被告均享有，是完全平等的。
2.當事人雙方對等享有的訴訟權利。即某些訴訟權利分屬于原告和被告各自享有，但又是相互對等的，以對等尋求平衡，達到訴訟權利的平等。如:原告享有起訴權，被告享有答辯權，原告有權提出訴訟請求，被告有權反駁訴訟請求或提出反訴等。
（二）人民法院應當為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提供便利和保障
在訴訟中，要求作為行使國家裁判權主體的人民法院必須做到:
1.履行告知義務。告知當事人他們所享有的訴訟權利有哪些、應如何行使、何時行使以及不及時行使將會產生的法律后果。
2.為當事人平等行使訴訟權利提供便利條件和機會。包括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在時間、場合、方式上等有相當的保障。
3.保持中立。在訴訟中，人民法院應與利益處于沖突狀態的雙方當事人保持“等距離”，處于一種超然的、不偏不倚的地位，對各方當事人平等對待，居中裁判。
（三）訴訟權利平等原則設置的深層機理
眾所周知，訴訟作為解決爭議的活動，實際上也就是在當事人之間合理地分配程序性和實體性權利和利益的過程，它本質地要求將公正作為其最高價值。而一項訴訟程序能夠充分發揮當事人的積極性、主動性，保障裁判者處于中立地位，減少個人偏見，并將判決建立在當事人和社會公眾樂意接受的基礎上，那么，依照該訴訟模式設計的民事訴訟程序就是公正的[1].從《民事訴訟法》第8條規定及上述分析看，訴訟權利平等原則首先體現在立法上對當事人訴訟權利義務的平等分配，其次，又要求對當事人行使訴訟權利應有平等地保障。這樣，訴訟當事人便具有了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的機會，這是程序公正的重要內容，也是民事訴訟程序公正理念的制度形態。世界各國無論采取職權主義訴訟模式，還是采取當事人主義訴訟模式，其立法都十分強調雙方當事人的平等對抗，將雙方置于平等的地位，使雙方均等地獲得攻防的手段和機會，訴訟制度本身對哪一方都要保持不偏不倚的立場，這是程序公正的必然要求，也是民事訴訟法的目的之所在。之所以要保持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防平衡，從根本上講是由于當事人雙方各執一端、法院居中裁判這一等腰三角形訴訟結構所決定的，它最直觀地體現著程序公正的最高價值理念。倘若在訴訟制度的設置上，原告的攻擊力量大于被告的抗辯力量或與此相反，均會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當事人之間的攻守平衡，從而扭曲、異化民事訴訟結構并最終殃及程序公正的實現[2].
二、現行訴訟制度背離訴訟權利平等原則的體現及其矯正
檢視我國現行民事訴訟法的規定，不難發現其中某些訴訟制度的建構并不完全符合甚至直接背離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原則:
（一）立法對被告提交答辯狀行為的隨意性規定
答辯制度是民事訴訟中被告對原告的訴訟請求及其所依據的事實理由闡明意見進行抗辯的一項制度，其目的在于對抗原告的攻擊，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在我國民事訴訟法中，被告答辯卻被設計為任意性規定，成為一項單純的訴訟權利。《民事訴訟法》第113條規定:“人民法院應當在立案之日起5日內將起訴狀副本發送被告，被告在收到之日起15日內提出答辯狀??被告不提出答辯狀的，不影響人民法院審理。”此項程序制度的設計，使得被告通過起訴狀副本了解了有關原告起訴的一切，然后通過選擇不提交答辯狀的行為（從我國的民事訴訟實踐來看，被告一般均不按期向受訴法院提出答辯狀），堂而皇之地隱蔽自己的觀點和證據，造成原告事先完全不能知曉被告的主張和證據等而在庭審中束手無策，難以隨著訴訟的進行而采取進一步的防御和攻擊。因此，該制度設置的缺陷不僅凸現出立法對被告提交答辯狀行為約束的軟化，使被告答辯形同虛設，更為嚴重的是使原告因此而喪失了作為訴訟當事人原本均應享有的對對方當事人訴訟主張及抗辯的了解權，從而處于與被告相比并非公平的訴訟境地，導致當事人雙方攻防力量實際上的不平衡，違背了民事訴訟當事人權利平等原則內在要求。因此，要實現此階段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防平衡，有效的辦法即實行被告強制答辯制度。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32條規定已將被告答辯由民事訴訟法中的任意性規定轉變為強制性規定，彌補了現行民事訴訟法答辯制度上的不足，將被告的答辯定性為訴訟義務，不再允許被告選擇提交答辯狀還是不提交答辯狀，以期實現訴訟公正和訴訟效率。當然，這一規定仍有其不完善的地方:首先，本條未對答辯狀的內容作出細致的格式規定。為了促使被告充分闡明其對原告起訴的抗辯理由，防止被告運用訴訟技巧回避答辯要求，對于答辯狀的內容與形式應作出明確規定。在此，可以在參照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原告起訴狀內容與格式要求的前提下，借鑒其他國家民事訴訟規則中的有關規定。根據《美國聯邦民事訴訟規則》第8條第2款的規定，被告的答辯狀應包括以下內容:
1.對原告所主張的事實加以自認或否認。第8條第2款規定:“當事人應當以簡明的措詞對每一請求作出答辯，并應對對方當事人所主張的事實加以自認或否認”，“否認應明確地針對被否認的主張的事實”。
2.積極抗辯。積極抗辯是被告積極防御的一種手段。
它是指即使原告主張的事實是真實的，被告也可以以新的事實或法律證明其不承擔責任，例如，原告主張被告違反合同，而被告以新頒布的法律為根據，提出如果履行合同就是違反法律的抗辯。其目的是事先向原告通知被告所主張的新的事實，讓原告有所準備，以防止被告在法庭上突然襲擊[3].
我國民事訴訟法在規定答辯狀的內容時應包括被告對原告起訴所提出的訴訟請求、事實和理由作出具體的否認、反駁、承認，而且必須詳細地表示出為證明被告的事實主張而將采用的各種證據方法。另外，我國的證據規定也未明確規定答辯的效力或被告違反答辯義務的法律后果，這樣仍然會使該項規定缺少其剛性約束。因此，在重新構建我國的答辯制度時，除了應將提交答辯狀定位為被告的一項義務外，同時還應明確規定關于答辯的效力。即被告在答辯期限內如無正當理由不進行答辯，則喪失程序上的抗辯權，此后不得進行答辯和舉證，法院應當根據原告的主張和舉證進行裁判。即被告無正當理由未答辯或未在法律規定的答辯期屆滿前提交書面答辯的，視為被告對原告訴訟請求和主張及其理由的承認。
3.立法在撤訴問題上對被告權利的忽視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31條第1款規定:“宣判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是否準許，由人民法院裁定。”可見，原告撤訴權的行使不以被告接受為條件，但這一規定卻使被告處于不對等的境地，因為請求公正裁判也是被告的權利。審判實踐中，法院在決定是否準許原告撤訴時，基本上不征求被告的意見，更不給被告對此表示反對意見的權利。
原告申請撤訴的原因不一而足，從被告方來說，他為抗辯原告的訴請而參加訴訟，在財產上、時間上、精力上都有不同程度的付出，對訴訟結果有期待利益。尤其是當被告認為原告的起訴毫無道理甚至是“惡人先告狀”時往往便具有在法庭上擊敗原告，打贏官司，以證明自己無過錯、無責任的強烈欲望，這種欲望使被告不愿讓原告撤回起訴，而是堅持要把訴訟進行到底，以弄清是非責任。撤訴只取決于原告和法院，就等于承認和允許原告可以通過撤訴手段輕易使被告丟失追求勝訴的權利和機會。另外，根據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11條的規定，原告撤訴后并未喪失再次起訴的權利，而一旦原告再次起訴，被告將不得不再次遭遇訴累，這對被告顯然是極不公平的，如果原告出于玩弄訴訟技巧及拖垮對方當事人之不良目的，視訴訟為兒戲，無理取鬧，反復撤訴、起訴，被告就更是倍受訟累之苦[4].
因此，在撤訴問題上完全不考慮被告的意愿，不給他說“不”的權利，有違訴訟公正，也造成了訴訟資源的浪費，有悖于訴訟效益原則，更有悖于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正確的做法是，人民法院在決定是否準許原告申請撤訴的問題上，應當根據訴訟階段的不同酌情考慮被告的意見。在向被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前原告申請撤訴的，法院原則上都得準許，在向被告送達起訴狀副本后原告申請撤訴的，法院應在征求被告的意見后進行審查再決定是否準許原告撤訴。唯有如此，才便于原告確定在什么階段行使撤訴權，才利于保護被告的合法權益，給被告一個對應性的訴訟權利，彌補原告濫訴之后還可以通過撤訴逃避敗訴的立法漏洞，同時也便于法院正確裁定是否準許撤訴。
（三）立法對法院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規定的不明確
《民事訴訟法》第64條規定:“當事人對自己提出的主張，有責任提供證據；當事人及其訴訟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的證據，或者人民法院認為審理案件需要的證據，人民法院應當調查收集。”現代法治國家，就民事訴訟而言，皆采證據裁判主義，因此，證據在整個民事訴訟中，對人民法院和當事人來說居于核心地位已經成為不容置疑之事實，它是當事人據以證明自己的權利主張或抗辯理由成立、實現權利救濟的法律基礎，是進行訴訟攻擊、防衛必要和有效的手段。雙方當事人為維護其合法權益，證據的收集與提供皆應由當事人來自行負擔且應直接與訴訟結果相關聯。人民法院對訴訟證據的主動調查收集直接破壞了雙方當事人之間在收集證據能力上的平衡狀態，扭曲了民事訴訟的合理結構，使當事人和社會公眾對法院的中立性產生懷疑。因為，法院作為案件的裁判者行使訴訟指揮權，不偏不倚地對待雙方當事人并居中裁判，雙方當事人作為案件的直接利害關系人各執一端而形成攻守關系，乃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民事訴訟的基本運作模式。在此架構之內，民事訴訟直接表現為當事人雙方所提供的本證與反證之間相互較量的過程，而法院判決的作出也完全取決于本證與反證之證明力的強弱。如果法院主動“客串”了當事人之角色，必然使得原本只應有本證與反證這兩方面之間的直接較量異變成為本證、反證及法院主動調查收集所得證據的三方面混戰，從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改變了本證與反證之證明力的強弱對比，打破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守平衡，使得審判權與訴訟權利之間的運作樣式發生了惡變[5].另外，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也容易造成法官對自己調取的證據先入為主，無法站在中立的立場上客觀、冷靜地評判證據。因此，民事訴訟法必須對人民法院主動調查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明確加以界定。對于涉及可能有損國家利益、社會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權益的事實以及與當事人之間的實體爭議無關的程序事項，由法院依職權主動調查收集證據，其他與當事人實體爭議相關的一切證據皆由當事人舉證，如證據確屬當事人及其訴訟人因客觀原因不能自行收集需要由人民法院依職權調查收集的證據，應當依當事人的申請進行，而不得依職權主動為之。目前，這一立法精神已被最高人民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所肯定。然而，該規定畢竟只是一項司法解釋，需要立法加以明確規定，防止法官對此權利的濫用，確保訴訟過程及結果的公正。
（四）立法對原、被告缺席采取不同的處理制度
我國《民事訴訟法》第129條規定:“原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按撤訴處理。”第130條接著規定:“被告經傳票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經法庭許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決。”可見，我國立法對原被告缺席采取了不同的處理制度。而“按撤訴處理”與“缺席判決”這兩種不同的處理方法所具有的法律后果是絕然不同的。按撤訴處理，所涉及的只是原告的起訴權，原告的實體權利依然存在。按撤訴處理后，原告仍可再次提起訴訟，而缺席判決的效力等同于對席判決，其解決的是當事人雙方爭執的實體權利與義務關系，判決一經生效，當事人不得對此再次提起訴訟。顯然，我國民事訴訟法對待原被告當事人缺席的處理方法與當事人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是背道而馳的。筆者認為，在對我國缺席審判制度重新設計時，應當確保程序公正，無論原、被告哪一方缺席一視同仁，采取同等的立法態度。另外，在一方當事人缺席的情況下，法院是否作出缺席判決須根據到庭一方當事人申請，不能依職權決定。
（五）立法賦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為再審程序啟動的主體
再審程序建構的價值理念在于保障司法公正，維護司法權威。盡管多年來的審判實踐證明，這一程序的立法規定，對糾正確有錯誤的裁判和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起到了積極的作用，但同時也不難看到該程序自身固有的缺陷。其突出的一點就在于，我國現行的民事訴訟法在再審程序啟動主體的規定上，除了有當事人之外，還規定有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當事人作為再審程序的啟動主體，這是由其所享有的訴權而定，自無可爭議，但是人民法院作為這一程序的啟動主體則違背了“不告不理”的基本訴訟原則，因為法官在訴訟中的中立裁判角色決定其在啟動程序方面只能是消極、被動的，否則，即與一方當事人無異，也容易使再審結果對其不利的一方當事人與法院形成對抗，使法院與雙方當事人這一等腰三角形的訴訟結構蛻變成了線形結構，實際上也是法院對自身審判權威的自我否定，實難樹立法院裁判的公信度及司法權威。另外，民事訴訟法賦予人民檢察院以提起抗訴的方式來實施其法律監督權，啟動再審程序，要求人民法院修正原生效的錯誤裁判，實際上是重新調整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在訴訟中必然造成一方當事人的權利增加，對方當事人的權利相應減少。檢察機關參與法庭調查和法庭辯論，在訴訟中必然形成被申訴方與申訴方、抗訴機關的雙向對抗和申訴一方與抗訴機關的“并肩戰斗”。這種格局，顯然與訴訟主體地位平等原則相沖突，造成檢察機關的監督權身份與當事人的身份混同。從這個意義上講，檢察機關實際上直接扮演了支持一方當事人的角色，具有明顯的傾向性，很容易讓人懷疑檢察機關是申訴人的人，而不是法律監督者，檢察機關對任何一方當事人立場的支持，對另一方當事人來說本身就是一種不公正，由于在這種情況下雙方當事人并非是在一種平等的地位下參與民事訴訟，程序公正無從談起，嚴重損害了民事訴訟當事人雙方訴訟地位平等和訴訟權利平等的基本原則，違背了當事人平等對抗的民事訴訟基本原理。
鑒于上述分析，建議取消法院公權利啟動再審程序的規定與做法，嚴格遵守審者不訴的基本法理，確保其中立性。而對于人民檢察院通過抗訴啟動再審程序的案件通過立法嚴格限制在保護公益的范圍內，私法領域不能也不應該進行干預。
三、訴訟權利平等原則在司法實踐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完善
“徒法不足以自行。”訴訟權利平等的實現固然要求科學合理地設計相關的訴訟制度，但這些制度最終還需相關訴訟權利主體在訴訟過程中能夠全面地平等地運行以及裁判主體嚴格的貫徹執行，才會使訴訟權利平等原則落到實處。司法實踐過程中存在的以下問題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重視并予以克服和改進。
1.法官私自會見一方當事人的問題。法官庭前接觸一方或雙方當事人從而可能受到來自于當事人的金錢、請客送禮等不恰當的影響并在內心形成偏見和傾向。
2.法院主動援引訴訟時效的問題。時效屬于實體法范疇，但是否適用則屬于程序法范疇。它是義務人的一種抗辯權，當事人有自由處分的權利。但司法實踐中往往存在負有履行義務的債務人沒有提出時效問題而法官卻主動依職權適用時效，代替債務人行使抗辯權，這種做法既違背了“不告不理”原則，又破壞了雙方當事人之間的攻守平衡狀態，法官的地位明顯地站在了義務人一邊，其居中裁判將不復存在。
3.法官的自由心證問題。自由心證制度是指證據的取舍和證明力的大小，以及案件事實的認定，均由法官根據自己的良心、理性自由判斷，形成內心確信的一種證據制度。它要求法官一要公平，即對無論哪一方提交的、對哪一方有利的證據，都應給予相同的注意而不能有任何偏私和成見；二要其心如秤，以雙方當事人之證據分置于左右之秤盤并從而權衡何者具有較大之重量[6].另外還要求法官公開自由心證的過程，以示公正。但這一制度的適用，由于立法沒有明確的規定，司法實踐中，法官的操控權過大，直接關系到當事人的勝敗。
4.庭審走過場流于形式的問題。民事訴訟法規定人民法院應當開庭審理民事案件（二審中可以不開庭的除外），要求人民法院在雙方當事人及其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由當事人公開地進行陳述、舉證、質證、辯論，充分地發表意見、理由、依據，最后，由人民法院據此作出裁判結果。可司法實踐中，有的法院由于庭前的不當介入，已形成了先入為主的觀念，無視當事人的訴訟權利，不給予或者限制當事人平等地行使訴訟權利的機會，造成庭審只不過是走過場而已。隨著我國民事審判方式的改革及立法的完善，應嚴加杜絕這種現象的發生。因為，對程序保障來說最重要的就是作為糾紛主人公的當事者能夠有充分的機會參加程序，在表達自己的主張并提出有利于自己的證據的同時，又向對方進行反駁和辯論。只有在制度上充分地保障當事者享有和行使這種參加權利的前提下，訴訟程序的展開才能夠為審判的結果帶來正當性[7].
5.法院裁判范圍不受當事人訴訟請求范圍限制的問題。我國民事審判的現象，往往會有意無意地超出訴訟標的及當事人請求的范圍，表現在有的法官經常會主動行使職權去解決當事人并未提出要通過司法程序加以解決的法律關系，如，原告只要求確認合同有效，但法院主動判決被告賠償損失。這種做法對雙方當事人來說，都是對其所享有的實體權利和訴訟權利的不當干預，或許，從表面上看，這樣做更好地維護了原告一方的權益，但是，卻嚴重地剝奪了被告一方的抗辯權，它是在被告毫無準備的情況下被判承擔民事責任的，是極其不公的。程序公正是我們追求的永恒的價值目標，訴訟權利平等原則的貫徹正是這一價值理念的體現，為了實現訴訟權利的真正平等，至少在程序的設置上最大程度地滿足和保障平等權利在訴訟中的行使，達到程序的公正。讓我們引用美國哲學家戈爾丁的觀點來結束本文:（1）對各方當事人的訴訟都給予公平地注意；（2）糾紛解決者應聽取雙方的論據或證據；（3）糾紛解決者應只在另一方在場的情況下聽取一方的意見；（4）各方當事人得應得到公平機會來對另一方提出的論據和證據作出反應。
注釋:[1]肖建國.民事程序價值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120[2]占善剛.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新論[J].法學評論，1999，（2）.91[3]李漢昌.美國審前程序中值得借鑒的幾個問題[J].法學評論，1998，（6）.[4]奚瑋.論我國民事訴訟中當事人權利不平等傾向[J].中華社科論壇，2003，（3）.[5]占善剛.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新論[J].法學評論，1999，（2）.93[6]齊樹潔，鐘勝榮.論民事審判方式改革對我國證據制度的影響[J].中國人民大學書報資料——訴訟法學、司法制度，1998，（9）.[7][日]谷口安平.程序的正義與訴訟[M].王亞新，劉榮軍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91
關鍵詞:訴訟權利/平等原則/程序公正
內容提要:訴訟權利平等原則是我國民事訴訟法中確立的一項基本原則。檢視我國相關法律不難發現:對被告提交答辯狀行為的隨意性規定；在撤訴問題上對被告權利的忽視；對法院依職權主動收集證據的范圍和條件規定的不明確；對原、被告缺席采取不同的處理制度；賦予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為再審程序啟動的主體等相關規定違反了訴訟權利平等原則。訴訟權利平等的實現需要進一步完善相關的訴訟制度，而這些制度的落實最終還需要相關訴訟權利主體在訴訟過程中能夠全面地平等地運行以及裁判主體嚴格地貫徹執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