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角色與中國文化外交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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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1月18日，應美國總統奧巴馬(Obama)邀請，中國國家主席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開始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此時，自1月17日起，由中國國務院新聞辦籌拍的《中國國家形象片———人物篇》在紐約時報廣場大型電子顯示屏上播出。中國各領域杰出代表和普通百姓在片中逐一亮相，讓美國觀眾了解一個更直觀更立體的中國國家新形象。20世紀后半葉以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多極化的發展，國際交往呈現多極化和多樣化的趨勢，文化與經濟和政治相互交融，文化作為國際關系研究的第三維度受到學術界的空前重視。本文擬從文化外交、國家角色理論和中國文化外交三個研究角度來綜述探討這一領域的有關問題。

一、文化外交研究述評

文化外交，一般指以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來促進國際相互理解與友好的文化交流活動，也是國家從對外關系的工作格局與部署出發，以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或手段，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對象開展的國家或國際間公關活動。這一概念最早在20世紀40年代由美國外交史學家拉爾夫•特納(RalphTurner)提出，后又經美國外交史學家弗蘭克•寧科維奇(FranckNink-ovic)系統闡述。1990年，美國哈佛大學肯尼迪學院國際政治學教授約瑟夫•奈(JosephSNye)在《外交事務》發表《軟實力》一文，進一步提升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并提出風靡世界的“軟實力”的概念。荷蘭政策學家彼得•馮•漢姆(PeterVon-ham)2001年10月在《外交事務》中撰文認為國家的品牌化就是如何在國外銷售國家的形象，強勢的品牌國家在吸引外資、吸引人才和產生政治影響力方面是非常有利的。品牌國家的經營過程，既可以強化外交，也可以幫助國內發展，并使其成功地融入國際社會。2003年，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彌爾頓•C•卡明斯(MiltonC．Cummins)博士在《美國政府的文化外交》項目中對美國70余年來的文化外交進行了深入的研究，并簡要地總結了美國政府文化外交的深層模式和發展趨勢。我們的文化外交的研究還處于剛剛起步階段，多數著作主要研究他國的文化外交。福建師范大學王曉德教授2000年出版了《美國文化與外交》，通過對歷史的考察和對決策者思想的分析，認為美國文化價值觀一直對美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與執行產生著影響。當美國作為一個主權實體開始發展與外部關系時，文化因素便在美國對外關系中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給美國對外關系打上了帶有本民族文化特征的烙印。2002年計秋楓、馮梁等撰寫了《英國文化與外交》，介紹了英國外交的人文歷史背景，近代英國的開端，殖民帝國與世界霸主之夢，英國外交的保守性，帝國的衰落與英聯邦文化關系等內容。一些青年學者開始介紹國外研究理論和方法，研究美日等國的文化外交和我國文化外交政策。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胡文濤在他的博士論文《美國對華文化外交的歷史軌跡與個案分析》中，研究了文化外交的定義和相互性、誠實性和長期性等三大屬性，論述了文化外交的思想緣起、文化外交中的教育改造功能、文化與權力和文化與國際秩序的關系，以及文化外交行為體多元化的特征。北京大學的李智博士在《文化外交:一種傳播學的解讀》一書中界定了文化外交的定義，借鑒了美英等國的文化外交戰略，并為我國的文化外交決策提供了若干建議。對外經貿大學彭新良博士在《文化外交與中國的軟實力》一書中從多軌外交、建構主義國家利益分析和傳播學等角度，對文化與外交的關系進行了探討，并結合文化外交實例對中國的文化外交戰略與體制進行了初步探索，提出了一些創見性的理論觀點和政策建議。外交學院的梁曉君在《塑造新中國形象———試論的文化外交》中總結了總理塑造新中國形象、改善國際輿論、打開新中國外交局面的文化外交經驗。中共中央黨校博士繆開金在《中國文化外交研究》一文中探討了文化外交的基本概念和兩重性。國內學者在文化外交的定義、特點、理論體系、研究范疇上眾說紛紜，沒有取得一致的見解。到目前，研究多側重于某一方面，大多集中于探討定義、歸納特點，區別文化外交和對外文化交流的功能。文化外交的定義暫時還沒有一個權威標準，文化部副部長孟曉駟認為，“文化外交”可以定義為圍繞國家對外關系的工作格局與部署，為達到特定目的，以文化表現形式為載體或手段，在特定時期、針對特定對象開展的國家或國際間公關活動［1］。彭新良認為文化外交就是:“主權國家以維護本國文化利益及實現國家對外文化戰略目標為目的，在一定的對外文化政策指導下，借助包括文化手段在內的一切和平手段來進行的外交活動。”相對于這些爭論，大家對于文化外交的主體仍然是國家則意見一致。而國內外在文化外交的建構主義理論及國家角色理論上，廣存爭論。

二、國家角色理論的爭議

中國的快速發展近年來引起全世界的矚目，從影響力的擴展到對能源需求的增加等等，“中國能否走和平發展之路?”成為國際社會西方部分人渲染的話題。因此，幫助全世界正確理解中國的發展成就及未來發展走向，是文化外交的重要意義之一。在這里，搞清楚“國家角色”的定位，是研究文化外交的重要關聯問題。國家角色是國家身份的類型之一，最先把角色概念用在國家對外政策領域的加拿大學者凱爾•霍爾斯蒂(KalHolsti)將國家角色定義為“外交政策制定者對于適合本國的總體決策、承諾、規則的總體概括，同時還包括了處于國際體系中的國家在連續性基礎上應盡職責的總體概括。”［2］一般來講，國家領導人根據他們對自己國家角色的認識所采取的外交行為被稱為“國家的角色行為”，“它包括對世界的態度、決定、反應、作用和對外承諾的總體規律。”與之相對，亞歷山大•溫特(RalphD．Mershon)認為國家角色不是基于內在屬性，只能存在于和他者的關系之中。但是同時他也不得不承認國家角色依賴于文化，國家要在國際社會結構中占據一個位置是國家獲得角色身份的先決條件。［3］國家角色在國內的研究相對薄弱，蘭州大學丁志剛教授在《全球化與國家角色》一文中從國家主權和國家職能方面探究了全球化背景下的國家角色問題，認為國家職能至少出現三個明顯的變化［4］。外交學院張清敏教授認為，國家特性決定國家角色，領導人對自己國家角色的判斷是影響一個國家外交政策的重要變量。他運用國家特性和國家角色的理論視角，分析中國的國家特性，認為目前中國的國家角色是“發展者”。［5］夏建平根據建構主義的分析框架認為中國的內生身份、類屬身份、角色身份以及集體身份的形成是一個明顯的建構過程，這種建構是在國內、國際體系以及與相關國家的互動三個層次同時進行的:相對保守內斂的文化造就了中國愛好和平的傳統，在與國際體系的互動實踐中，最終采取合作而非對抗的方式達成了與體系的身份認同，并在亞洲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6］。

三、從“和平崛起”到“和平發展”的中國文化外交研究

21世紀初，中國文化外交的環境和中國外交戰略取向，即耳熟能詳的和平崛起與和平發展，經歷了從實踐到理論的嬗變。2003年10月，“和平崛起”作為新的國家外交發展觀由前中央黨校副校長鄭必堅在博鰲論壇上首先提出。總理在美國哈佛大學演講時，首次使用“和平崛起”的字眼。2003年12月23日，國家主席在紀念誕辰110周年時，以國家最高領導的身份明確提出，中國“要堅持走和平崛起的發展道路”。和平崛起的國家角色觀在文化上涵蓋了中國傳統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的思想，在新世紀面臨新形勢重新確認國際社會的和平特征，并且表明中國的發展是和平中的崛起，不是威脅和崩潰。［7］［8］2011年1月20日，國家主席在華盛頓出席美國友好團體舉行的歡迎宴會并發表重要講話，再次闡明中國外交的和平發展觀。在講話中強調，我們將始終不渝走和平發展道路，繼續通過爭取和平國際環境來發展自己，又以自身發展維護和促進世界和平。中國致力于和平解決國際爭端和熱點問題，奉行防御性的國防政策，不搞軍備競賽，不對任何國家構成軍事威脅，永遠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我國學術界對于中國文化外交研究，現有的論著只能說是星星點點的探索，缺乏從理論到實踐的梳理和總結。

由文化部編寫的《新中國對外文化交流史略》，該書百科全書式的簡單介紹了我國對外文化交流的歷史和過程［9］。北京大學歷史系張注洪教授主編的《中美文化關系的歷史軌跡》一書，對近代以來的中美文化關系進行了歷史的回顧與思考，介紹了近代、現代和當代的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史實，并對有關人物進行了評析。但作者多從歷史角度解析中美文化交流，對于我國文化外交發展闡述較少［10］。現有涉及中國文化外交的論文多集中研究中國文化外交的軌跡，且分期較為一致，一般把改革開放前作為開創期或探索期，把1978年后至今作為發展期。在論及中國文化外交作用時，也多從文化安全、傳統文化認同、國家文化形象等角度加以探討［11］。

2003年12月5日，總書記在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大力發展涉外文化產業，積極參與國際文化競爭”，“走出去”戰略首次反映在文化產業領域。當下我國文化外交研究方興未艾，21世紀中國要制定自己的文化發展戰略，不僅要從整體上對新中國文化外交加以研究，更要求對文化外交進行宏觀的戰略分析和微觀的對策性分析。文化外交與政治外交、經濟外交被視為中國外交的三大支柱，是國家總體外交戰略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文化外交的功能在現當代正在經歷細化的過程，文化外交與承擔經濟功能的文化產業走出去發展日漸結合［12］，文化外交新時期的發展呼喚更多學者投身于這一領域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