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內心深處心靈世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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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梨華,一個生在大陸,離去臺灣,到了美國的女作家,寫過許多與“留學生文學”相關題材的作品。從五六十年代享譽文壇的《又見棕櫚,又見棕櫚》,到七八十年代《傅家的兒女們》、《三人行》,她的作品一直是以身居海外的留學生和學者為主要描寫對象,生動地描述了他們的種種異國遭遇,包括思想與生活,婚姻與家庭,事業與追求,成功與失敗等等。她尤其善于以一個女性的身份和視角刻畫女性內心深處豐富而隱秘的心靈世界。她以其文筆流暢細膩,故事真實感人,雅而不俗,哀而不傷,被譽為臺灣“留學生文學的鼻祖”。

於梨華的長篇小說新作《在離去與道別之間》首次在大陸的《鐘山》雜志增刊2003年長篇小說專號中全文刊登,并隆重地配以了楊振寧、余英時、痖弦的撰文予以特別推薦。這部小說主要講述的是在美國的大學校園里華人知識分子生活和事業上的人生經歷,寫了幾對教授夫婦之間錯綜復雜的靈與肉的精神旅程,而重點放在了敘述兩個女性知識分子(段次英與方如真)之間從相識、相交到相離的那段愛恨恩怨的人性故事,在一種異國語境下的中國形象觀照中,向人們展示了一幅幅活靈活現的異國儒林肖像群式特別是女性知識分子的圖景,甚而被譽為“北美版的《儒林外史》和錢鐘書的《圍城》”。

其實,我們不難發現,在於梨華的作品中,幾乎每部都是圍繞著一種異國與故土的對應關系,塑造了在異國參照下的中國整體形象,表達的是一代人辛酸而難以擺脫的關于故國的思想歷程。從《又見棕櫚,又見棕櫚》中留美博士牟天磊眼里“祖國變成了一個抽象的、想起來的時候心里充滿了哀傷又歡喜的鄉思的一種凌空的夢境”之“無根的一代”,到《傅家的兒女們》中李泰拓“要回祖國去做事”之“尋根的一代”,再到現在她的新作《在離去與道別之間》李若愚“四處尋找說話的人,湖南人”,方如真回到祖國在天安門前“趁人不注意,拿出一張紙巾悄拭了眼里突然涌現的眼淚”和一口忘不了的上海話演變成的“歸根的一代”,那剪不斷理還亂的濃濃鄉愁,這些表現可以說是與作家的童年生活經歷密不可分的。

關于海外文學中對“中國”的敘說,如果依據費勇先生的劃分,分別是鄉土中國、現實中國、文化或美學中國,於梨華小說中的中國形象首先應該是一種“鄉土中國”。知識分子的鄉土情懷,飽含著小說主人公對故土的童年記憶,被放逐后對隱性家園的迷惘、尋找和歸依的完整思想過程。其次,是對那種種“中國烙印”的集體無意識記憶與抒寫。如果我們忽略了紐約曼哈頓的摩天大樓,寬松的公寓,金發碧眼的外國人,濃郁的純正咖啡香味,我們讀到的就是典型中式的家居布置,典型的中國家庭教養,倫理道德,婚姻方式,人情交往,段次英可口的中國烹飪美味,汪疆的純正北京腔和京劇,方如真的上海話等等,一切都打上了文化符號的印記。

在這種中國整體形象的觀照下,小說中充溢著典型的“鄉土中國特色”,從整體投射到個人,還有那濃濃的人情世故,精打細算的人際較量和人與人的交往手段,甚至于中國人之間的互相排擠。記得於梨華曾經說過自己的一段童年記憶,在流浪中“我看到了真正的不以金錢衡量的朋友的真摯情感,和在危難中損人利己的人。等到一家人像叫花子一樣,到了嘉陵江畔的重慶時,我雖然只有十四五歲,卻已擁有一雙銳利的眼睛,能觀察、分析和辨別被世俗裝飾起來的真偽了”。毫無疑問,這段難以忘懷的記憶,已經深深地烙印在作家的創作之中了。作家用她銳利的眼在高處俯視著這抹不去的“中國印記式”的人性,這一點在小說《在離去與道別之間》里體現得極為明顯。小說細膩而生動地刻畫了在知識分子的背景下人與人之間的各種世俗關系,其中包含了對女性與男性,靈魂與肉體,愛情、友情與親情,學格與人格等諸多問題的深刻拷問,它在某種程度上也賦予了文本上升到對人性特別是對女性不可逃避的終極悲劇命運的追溯。

“人是一座圣殿,人也是一間穢所。人的燭火般微弱的精神之光,就在這兩者之間徘徊。”這就是人性的悖論。英國著名作家D.H.勞倫斯認為,人與人的基本關系就是男人與女人的關系。對于小說中的方如真或段次英而言,她們在男性與女性的關系中似乎更是一場悲劇,古典化的中國女人式的悲劇。先看看段次英與男性的交往歷程。段是個美貌而好強的女性代表,初戀的情人夏雨人是學生會主席,兩人可謂是郎才女貌。但夏是個共產黨員,不久便被捕失蹤,失落之余,她靠一個特別偏好貌美女學生的天主教牧師的協助出了國。好不容易找了個一流大學的教師,不料卻是大男子主義,霸氣得很,得過且過生活了幾十年,生了個女兒。離婚,又和著名學者黃立言結婚,卻也是吵吵鬧鬧地過著。與尚必宏、墨院長之類的男性接觸,也是總想著施展女性魅力,關系曖昧,竭力依附于男權。總體來說,她在與男性的交往中表面上是風風光光的,但實際上卻是一個失敗的悲劇角色,結局是既失去了教職,婚姻也再度破裂。而方如真,一個極有吸引力的,有生命力的,充滿女性嬌小柔媚的東方女性代表。她忍讓順從,但也敢恨敢愛,由于父母的反對,被迫與學戲劇的男朋友分開,負氣找了李若愚,“過著不算十分滿意的生活但也不是十分不滿意的生活”。因為生活在不健全的婚姻里,她一度與尚必宏的關系很曖昧,但為了子女而忍辱生活著。當她碰上了柯瑪校長,第一次感受到異性的愉悅時,卻受到中國傳統倫理觀的壓抑,在戰戰兢兢的偷情日子中,內心充滿了痛苦、喜悅、悔恨等復雜而矛盾的感情,最終還是被李若愚發覺,走進了婚姻的死胡同,不知何去何從。她與尚必宏的交往也是曖曖昧昧的,而在與黃立言的交往中,黃對她更是隱秘的調戲。方如真總是處在一種男權干預下的尷尬地位。男人與女人的關系歸根到底是靈與肉的關系,肉是一種生理需求,靈是一種精神依托,兩者的水乳交融才是通往幸福的光明之路。但在對于異性靈與肉的追求中,婚后的段次英與黃立言是“貌合神離”,黃立言只不過是段次英追求事業與權力的利用工具,在只有肉體歡娛而沒有精神和諧的情況下,最后還是導致了段次英的再一次離婚。而盡管婚外的方如真與柯瑪校長相戀是“貌離神合”,卻只能在以親子為軸心的中國傳統家庭關系下維持自己與李若愚“貌合神離”的婚姻,盡管最后方如真搬出了與李若愚婚姻的小屋,卻是一種沒有結局的等待,在愛情、友情與親情的破碎中最終無處可逃。通過兩個女主人公與男性交往的歷程,可以看出中國傳統道德特別是男權主義處于一種強勢地位,而女性的空間則一直是處于劣勢。

異性交往如此,在女性與女性的交往中也不過如此。段與方的交往歷程是全篇小說的主線。從小說的開始起,作家就運用了《紅樓夢》中王熙鳳“人未到笑先聞”式的寫法,著力寫段次英如何精心準備宴席,鋪墊了方如真的出場,從中也可看出段次英的良苦用心——為了達到與方交往并利用的目的。交往之后,從對方如真的權力支使與初試成功后的得意洋洋,到中國之行的猜疑妒忌,回校后的排斥打擊,沒有想到對朋友機關算盡,吃了虧的卻是自己。而方如真對待自己的好朋友段次英,也是由當初的信任、忠誠,到后來的挑剔和支使,導致不滿與憤怒的爆發,最后走向反抗,選擇沒有道別的離去。兩個中國女人的友誼,兩個女人的交往,始終被一種中國宿命式的悲劇氛圍籠罩著,并以散場落幕而收尾。總體而言,從小說中可以看出來,女性的命運一直是一種在悲劇中的找尋過程。

任生明在《西方現代悲劇論稿》中說過,當代悲劇分為社會悲劇和精神悲劇。社會悲劇,就個人的身份、價值、尊嚴而言,其向度是朝外的,指向他人和社會,旨在獲得接受和認同。精神悲劇,精神失落或非人化,其向度是朝內的,指向人自我,涉及自主和自我確定。小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社會華人知識分子的真實境地,他們為了獲得社會的認同,對自我價值的肯定,就必須獲得美國大學體制下的永久聘書,而東亞系只不過是個不被重視的小系種,有華人與華人之問的競爭,還有非華人漢學家與華人的競爭。段次英在這種不合理的體制下極盡其能,從信義大學到柏斯大學,不惜以肉體和美食換取黃立言的歡心,以吹捧阿諛換取院長、校長們的贊揚,但最終失敗了,她本想在得過且過的婚姻中努力發展自己事業的夢想也破滅了。在學格與人格的雙重悲劇下,她的失敗是必然的。反之,方如真雖然是半個學術職業者,但她也還是逃離不了知識分子之間的擠壓,更逃離不了中國傳統的相夫教子的道德倫理觀念,在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軟弱屈從中,以一種傳統儒家“和為貴”的性格姿態一次又一次地想和段次英和好如初,卻無法躲避段次英的咄咄逼人,只好相棄相離。而她陷入與柯瑪校長的婚外戀,與中國傳統的婚姻價值觀激烈沖突,最后還是夫離子散。她登上了欲望的方舟,卻迷失了自己的方向。從這個角度而言,她無疑也是悲劇的一種。也許,如同陳世旭在小說《世紀神話》中所寫的那樣:“人是什么東西?或許更多的只是一種過渡,是世俗和精神之間的一座狹窄而危險的橋梁。走向精神,是最內在的命運所驅使的;陷于世俗,則是最實在的欲望所束縛的。人就是在這兩者之間想入非非卻又戰戰兢兢地搖擺。”

《在離去與道別之間》描寫的是文化人的生活境地和精神狀態,在此參照下,小說所揭示的社會價值與精神價值的非統一性,人性中的沖突與悖論,以及深刻的悲劇意識,具有了深刻的現實意義。雖然作品的整體基調并不悲觀,而是留有余味,發人深思。與《圍城》側重于婚姻寓言,《廢都》享樂主義的頹廢寓言,《桃李》經濟社會轉型時期的校園寓言有所不同,小說緊緊圍繞著兩個女性知識分子之間從相識、相交到相離的愛恨恩怨的整個過程,敘述了女性知識分子在友誼、婚姻、家庭、愛情、事業觀上的生存危機,它更多的是把視角關注投向女性知識分子,可以說是一部關于女性知識分子的寓言。總體來說,小說成功地塑造了一個美麗能干但過于好強且兇悍猜疑的“女斗士”和一個極有吸引力和生命力的、嬌小柔媚的東方女性,兩類極具代表性意義的女性形象,從全球華人意義而言,豐富了女性形象畫廊中女性知識分子的形象,構成了一個新的探討話題。此外,於梨華的《在離去與道別之間》在給予了異國一種“中國形象”的同時,也為我們提供了打量外面的世界,反觀自身進行思考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