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言文學課設置觀念與策略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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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社會學家大衛•里斯曼（DavidRiesman）把美國高等教育系統的發展歷程描繪成爬行動物的運動過程。如同爬行動物的尾巴總是沿著頭的軌跡運動，較低學術地位的機構也總是盡力模仿較高地位的大學，從而使得高等教育系統從分化逐步走向趨同。[1]在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和演進過程中，同樣無法擺脫這樣的發展模式。從實踐層面來看，表現為人才培養方案和課程設置的復制與雷同，其背后隱含的是理念與策略問題。當前，高等學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亦是如此。實際上，不同層次和不同學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根據自身人才培養的定位和目標，依據自身所具備的資源狀況，除了在培養共同基礎方面應該堅持共同理念而外，在課程的設置上應該是各有特點的，因為高等教育大眾化的一個核心特征就是差異化或者分化。

一、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應該具備的“通識”

美國學者帕卡德（A•S•Packard）認為，通識教育包括古典學、文學和科學方面的有關課程內容，它是學生進行任何專業學習的準備。它為學生提供所有知識分支的教學，使學生在致力于學習一種特殊的、專門的知識之前對知識的總體狀況有一個綜合的、全面的了解。[2]我國學者李曼麗從性質、目的和內容三個層面揭示了通識教育的基本內涵：就性質而言，通識教育是高等教育的組成部分，是所有大學生都應該接受的非專業性教育；就目的而言，通識教育旨在培養積極參與社會生活的、有社會責任感的、全面發展的社會的人和國家的公民；就內容而言，通識教育是一種廣泛的、非專業性的、非功利性的基本知識、技能和態度的教育。[3]基于通識教育，根據專業自身的知識構成和在知識圖譜中的地位，筆者認為，不同高等學校，所有漢語言文學專業，在課程設置中都應該貫穿如下理念：一是教化人格，二是傳承文化，三是培養治事治學能力。高等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培養人，人的培養最重要的是人格的教化。有些高校，尤其是一些工科院校，往往比較忽略學生人格的教化，甚至是漢語言文學專業這樣本該具有強烈人文氛圍的學科也表現出非常濃厚的功利主義色彩。譬如，許多學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大幅度削減專業核心課程的學時，將節余的學時分配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英語，尤其是英語對話與交流、英語等級考試的強化訓練；二是寫作，主要是各種應用文體的寫作，尤其是各種報告、講話、總結等的寫作；三是經濟常識的普及，比如如何做CEO；四是科技知識的普及，比如如何優生優育。其背后深層的思想動機就是功利主義，學生直奔找工作、求高薪的主題，教師直奔工作量。當代中國的大學，文化精神正在流失，有的甚至已經缺失。這正如著名教育學者張應強所說：“大學教育不再關注人的精神和道德境界的提升，而是像生產流水線一樣制造和批發文憑和證書。人們為好職業和高收入不擇手段地競爭入學機會，不擇手段地混文憑以獲得進入功利社會的‘敲門磚’。更為嚴重的是，我國傳統的人文教育精神和大學精神成了落后與守舊的代名詞。當中國人民大學開設國學研究院、有的小學嘗試教授‘四書五經’等儒家經典時，當有的國學大師預言‘21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的時候，來自社會的質疑和責難聲此起彼伏，并斥之為‘傳統文化自戀癥’。人文教化的大學傳統和教育精神在當今中國社會和大學中已無立足之地了，科技與人文的分裂遠比在西方社會和大學中更徹底更深刻，而人文學者和人文精神的吶喊和抗爭也更微弱更無力。”[4]這說明，當代中國大學，不僅肩負復興和創新中國文化的使命，更承擔著傳承中國文化的責任。因為，沒有基本的傳承，何來復興和創新？反觀我們今天的大學教育，尤其是工科背景的地方高校，雖然開設了文化類課程，甚至設置有漢語言文學等專業，但對這些課程和學科專業的認識存在諸多問題。我們應該形成這樣一種認知，即科技的基本屬性中始終內含著人文價值的維度。《周易》有云：“剛柔交錯，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關乎天文以察時變，關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古希臘早期犬儒學派的代表人物安提烏斯則更為直接地指出，“科學研究，除非對積極的人生具有某種直接的影響，否則便沒有任何價值。”[5]因此，科技理性的澄明始終離不開人類的生命價值的自由與張揚。關于培養學生治事治學能力這個問題，現在有許多誤解。對于治事能力來說，許多單位要求所有學校的畢業生，到位后馬上就能夠上崗，似乎學生是學校定點為廠家生產的機器。而大學在人才培養上也迎合了社會的這種思維。學校培養的學生是面向社會各個行業，不是面向某個具體單位的某個職位，它著重培養學生的普適能力。誠然，不同類別和層次的學校，對能力的培養側重點也不同。一般的職業技術學校，主要是側重技能。普通本科院校，主要側重普適能力和一些特殊的技能。重點大學主要側重研究能力的培養。譬如地方本科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所培養的學生的普適能力，其內涵包括良好的寫作能力，熟練的計算機運用能力，較好的中英文交流能力，人與人之間的協調和溝通能力，對地方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把握能力等。學生具備了這些能力，到了具體工作單位接受了某個具體職位，經過崗前培訓，是能夠適應自己的工作的。因此，用人單位針對自身某個職位所需要的具體技能，有通過崗前培訓解決問題的責任而不應該把責任全推到學校。對于治學能力來說，許多學校在教學思想和方法上仍然沒有把重心放在提高學生自我學習能力的提高上，采用的教學方法仍然是滿堂灌的傳統方法。要解決這個問題，首先要更新大學領導和教師的觀念，繼而更新教師的知識，提高教育教學的能力，改變教育教學的方法，最終才有提高學生治學能力的可能。

二、地方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應努力體現自身特色

地方本科院校的漢語言文學專業應該充分表現出自己的個性和特色。特色課程的設置，不僅是對自身教學資源的整合，彰顯大學學術生命力，更是形成學生進行差異化競爭的基礎。從課程設置來說，漢語言文學專業重點應該放在漢語言和中國文學文化方面。但事實上，僅以語言學習為例，學生在英語學習上花的時間往往更多。有人說，“內地高校的大學英語所占學分比例之高、學生投入精力之多難免有些‘異化’，不能排除極強的功利學習目的。”[6]因此，地方本科院校漢語言文學專業，首先應該正本，把重點放到漢語言和中國文學文化等課程上，盡量減少一些相關度不高的其他課程設置。即使是地方工科背景的高等學校，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也應該牢牢把握住根本，夯實學科的學識、學理和學術基礎。其次，不同學校所在的地方由于區域的差異，往往具有天然的不同，因此本專業應該利用好地方的本土資源來為課程體系的設置服務。我國幅員遼闊，歷史悠久，文化深厚，區域文化差異較大，這些資源正好能夠為我國的大學教育所充分利用。譬如筆者所在的西華大學，地處四川成都，屬于巴蜀文化區，歷史文化的積淀非常深厚。本土文化資源應該可以納入拓展性的專業必修或選修的課程之中。事實上，西華大學在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體系中，就設置有“巴蜀文化概論”、“文化名人故居考察”、“楊雄研究”、“三蘇研究”、“四川現代作家五大家”、“蜀學研究前沿講座”等必修和選修課程。除了開設課程，在第二課堂的設計中，我們還專門開設了“文津學術講堂”系列講座，聘請全國尤其是四川巴蜀文化研究專家系統講授巴蜀文學、文化的研究成果。近年來，此類講座已開講20場次以上，涉及內容相當廣泛，頗受學生甚至是教師的歡迎。從另外一個方面看，每個學校的師資力量其特色、水平都存在一定差異。這種差異，如果能夠加以很好地構置和安排，恰恰可能是形成該校課程體系特色的基礎。譬如，西華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師，在巴蜀文化名人、先秦文化元典、明清巴蜀詩學、文學制度研究、中國現代詩學、語用學研究等具有一定特色和實力。因此，在課程體系設置上我們就考慮了把這些研究融入課程之中，分別開設了巴蜀文化名人研究、經學專題研究、國學導讀、孫子兵法與謀略學、現代文史經典導讀、應用語言學、專業學術前沿、學術熱點問題研討等課程。這些課程和講座的開設，不僅充分發揮了教師的特長，而且滿足了學生多樣的求知需求，為學生繼續深造打下堅實基礎。正本教育和特色教育的思路和課程體系設計效果顯著。

三、漢語言文學專業課程設置的基本策略

一個專業的課程設置，往往受制于一個時代整個大學教育的趨勢，并以整個學校人才培養方案總體思路為依據。在發展的過程中，中國的高等教育曾經仿效過前蘇聯的模式，學習過歐洲的作法，到現在主要采用美國的模式。目前，中國高等教育在長期以來形成的分科模式的慣性作用下，在當今高等教育功利化目標的影響下，重點放在自然科學，關注的是工程技術，著力點在經濟效果，跟蹤的是社會的直接需求，對于難以直接顯示其成效的人文社會科學及教育重視得很不夠，在以工科為主的高校中尤為突出。在部分高校全校性的共同課程中，除思想政治、英語、體育等課程外，還有眾多的經濟類、理工類課程，通識性的人文課程的設置嚴重不足。這樣的共同課程，嚴重壓制了專業課程的設置，同時，即便是像漢語言文學這樣的文科專業在課程設置中，專業課程也容易被“實用化”、“經濟化”、“工程化”。這樣的傾向性，存在著巨大的問題和風險。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無力扭轉整個時代的趨勢，但我們又需要實現地方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教育目標，提高課程設置的質量。因此，講究一定的策略是必要的，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是可行的。以西華大學為例，全校所有專業的課程設置在總體設計上分5大版塊，即人格與素養課程群、表達與理解課程群、發展基礎課程群、專業與服務課程群、研討與探究課程群。在這些課程群中，思想政治、英語、體育等類型的課程都劃入人格與素養課程群和表達與理解課程群。總學分是170學分，而上述類型的必修課程就高達42學分。在這種情況下，漢語言文學專業在專業課程設置上的空間就很有限。這就需要我們在專業課程設置和其他選修、拓展課程設計上多動腦筋。我們的策略是：在專業課程設置上要“精”，既要壓縮課時，又要突出核心；在選修課程設置上要“滲”，即想盡方法向其它學科、方向滲透，增加課程的基礎覆蓋面；在拓展課程設置上要“深”，即結合自身實際，把學術研究和課程教學緊密結合起來。

在不偏離教育指導委員會要求的前提下，專業課程設置可以做到更精。譬如，在開設了“中國文化概論”之后，可以略開“中國文化要籍解題”、“中國傳統文化”；在開設了“古代漢語”后，可以略開“文字學”、“訓詁學”；在開設了“中國古代文學”和“中國現當代文學”后，可以略開“兒童文學”、“女性文學”等課程；在開設了“寫作學”、“秘書學”等課程后，可以略開“檔案學”等。這樣，既可以避免課程和知識的重復教學，也可以增強開設課程的厚度和容量，增加重要課程必要的教學學時。同時，選修和必修的通識教育類課程也是文學專業課程前期滲透的重要平臺。通過人文類通識教育課程，既可以服務于非本專業學生的需要，又可以增加本專業的學時，為漢語言文學專業的學生提供基礎支撐。所以，人文學科的若干課程，要向這個平臺“滲透”。西華大學用“三重”來統攝這類課程，即重大主題，重要思想，重要文本。從2010年開始，學校人文學科在通識類課程中就開設了多門課程，譬如“國學導讀”、“現代文史經典導讀”、“經典名著鑒賞”、“經典影視作品劇本賞析”、“孫子兵法與謀略學”等。我們的目的之一是，將專業課程通識化，既滿足非本專業學生的選修，也滿足本專業學生的選修，盡力拓展本專業知識的覆蓋面。事實證明，由于這些課程覆蓋面廣，趣味性強，講授方法靈活多變，所以既受到其他專業學生的歡迎，也受到本專業學生的熱烈歡迎。雖說大學是教給學生基礎知識、基本能力以及學習方法，但并不意味著該深的地方不去深入。相反，大學應該是一個學習和鉆研學術知識的地方，重要的學術問題應該要深入，仔細研學鍥而不舍。因此，我們在漢語言文學專業的拓展課設計上要求要“深”，各位教師盡可以發揮自己的研究專長，開設學術味濃厚的專題課程和專題學術講座。這類課程和講座的開設，也能夠很好地體現學校和地方的特色。譬如西華大學中文系開設的“楊雄研究”、“三蘇研究”、“明清巴蜀詩學研究”、“郭沫若研究”等。

總之，我們認為，不同層次、不同類別的學校，各有自己的特點，在漢語言文學課程設置上應該采取靈活的策略和相應的具體方法，切不可盲目模仿，照抄照搬其他學校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