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知詩學的文學翻譯方法探微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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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詩學到認知詩學

世上沒有絕對完美、永恒的詩學，任何一種新興詩學的崛起總是建立在對過去的繼承、批判、突破和創新之上。作為文學體系中的一員，詩學也因循當下世界的發展定勢從一元邁向多元。認知詩學在文學研究從“語言學取向”到“文化轉向”，再到新世紀初的新趨勢——“回歸語言學”的“認知轉向”這樣一個大輪回的背景下應運而生。確切地說，過去近半個世紀以來認知科學的蓬勃發展催生了認知詩學的誕生。它的誕生標志著當代西方詩學理性主義和邏輯求真到人的感性回歸，這是對理性主義和傳統詩學的挑戰。認知詩學在繼承俄國的形式主義和捷克法國的結構主義的基礎上，批判了印象主義批評家只談文學語篇的效果卻無法建立結構和效果之間的聯系、結構主義批評家擅長描述文學語篇的結構卻不能解釋文學效果（Tsur，1992：1；蘇曉軍，2009：6），從認知體驗出發，將文學和人類經驗與人類認知緊密地聯系起來，成為一種以涵蓋認知語言學、認知心理學等多種認知科學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為依托，構建文學結構和文學效果統一體的全新“詩學”理念。誠如Stockwell所言：認知詩學不僅僅是認知科學的一個分支，它首先是一種新的“詩學”（2002：5）；是對傳統語言學與文學接合的一次本體論的重新審視和變革創新。

“認知詩學”是1983年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的ReuvenTsur教授首次提出的，1992年他出版的《建構認知詩學理論》一書真正開啟了認知詩學研究之端緒。雖然20世紀末并未見證認知詩學研究熱潮的到來，但到了21世紀初，Stockwell2002年出版的《認知詩學導論》（CognitivePoetics:AnIntroduction）、Gavins&Steen主編、2003年出版的《認知詩學實踐》（CognitivePoeticsinPractice）、Semino&Culpeper2002年出版的《認知文體學：語篇分析中的語言和認知》（CognitiveStylistics:LanguageandCognitioninTextAnalysis）等3部認知詩學標志性論著的相繼問世，引起了語言學界和文學評論界的不同反響，形成了認知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里程碑，從此將學術界對詩學的研究引上了認知的路徑。

認知詩學將認知學科運用到詩學研究中，而文學觀則是詩學的第一命題。Stockwell（2002：1）在《認知詩學導論》中開宗明義地宣稱：“認知詩學就是關于文學作品的閱讀”。Tsur的認知詩學研究強調認知學科工具和傳統文學批評與語言學工具相接合，解決了人類信息處理對文學語言的制約，對傳統文學批評通過內省直覺文學效果作出了強有力的闡釋（Tsur，1992：360）。Gavins&Steen（2003：1）認為文學是人類日常生活經驗的一種特殊表達方式，也是人類認知世界的一種特殊體現方式。這種認知根植于人類賦予世界以意義的一般認知能力之中。因此，文學解讀可參照人類普遍的語言機制和認知機制。

認知詩學按研究對象分為4個不同的研究派別：第一流派以認知詩學先驅Tsur為主要代表，借鑒了第一代認知科學研究成果，如認知心理學、神經解剖學和文學批評等描述研究詩歌理論和方法論，以及Gibbs（尤其是實驗認知和社會心理學，心理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和KeithOatley（基于認知心理學，以人類情感研究著稱）的研究成果；第二流派Tabakowska將Langacker（1987/1991）認知語法理論中的意象理論應用到英語詩歌翻譯研究中；第三流派是以認知語言學先驅Lackoff&Turner為代表的運用概念隱喻理論研究詩歌隱喻的流派；第四流派以Stockwell、Gavins、Steen等所有除上述提及之外的第二代認知詩學代表人物，他們運用包括認知語言學、認知敘事、認知文體等各種不同的跨學科方法研究文學。

經過近半個世紀的發展，認知詩學作為一種新興的文學藝術理論，正不斷地走向成熟和獨立。認知詩學力圖從認知角度重新評估概念和范疇，重新審視文學理論、文學批評及文學闡釋，以尋找一條接通文學—語言—心智研究的新路徑，構建一種系統的文學理論。因此，本質上認知詩學是認知框架下的一種當代西方詩學理論，應歸屬于西方詩學。在中國，近年來已經或開始關注認知詩學研究的學者隊伍正在日益壯大。繼我國學者（劉立華、劉世生，2006；熊沐清，2008；尚必武，2011等）將認知詩學的標志性著作陸續介紹給國人之后，認知詩學正成為當下學界關注的又一個新熱點。國內學者研究的聚焦點主要在國內外認知詩學研究概觀、發展態勢展望，以及將認知詩學的重要原理運用到文學文本解讀之語篇分析實踐上（如蘇曉軍，2009；蔣勇軍，2009；趙秀鳳、葉楠，2012；藍純，2011等）。但我國目前的認知詩學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本土化進程仍需要時間。

二、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

1．翻譯的詩學演進

根據上文的界定，如果說詩學是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的關于文學理論、流派、或是文藝創作手法之總和的話，那么不難理解“翻譯詩學”就是將翻譯藝術提升到翻譯理論體系。一切具有文學性、文學價值的譯作、譯技、譯論都是翻譯詩學的研究范疇。西方最早將“詩學”引入翻譯研究的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批研究者，其代表人物為利維、米科和波波維奇。他們的翻譯研究源于俄國形式主義流派的客觀詩學，在批判傳統譯論采用喬姆斯基的深層結構基礎上，發展了形式主義的詩學觀。而“翻譯詩學”這一術語最早出現在法國著名文論家亨利•梅肖尼克于1973年所著的《詩學——創作認識論與翻譯詩學》一書中。梅肖尼克認為“詩學”是“關于作品價值與意蘊的理論”；“翻譯理論當被包含在詩學之中”；梅肖尼克批判形式—內容二元對立的思想，否定傳統的意義觀，并對奈達、斯坦納等人只注重意義而忽視話語連貫性的翻譯觀進行批判的同時，將“創作性”、“歷史性”、“作品的整體性”概念引入到翻譯詩學中。梅肖尼克的翻譯詩學將文學翻譯置于語言之上，但因缺乏可操作性的理論系統構建，所以為后人留下了更多研究空間。文化派代表人物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eLefevere）在《翻譯、重寫以及對文學名聲的操縱》一書中將翻譯詩學融入翻譯“改寫”理論中，提出“翻譯就是文化改寫、也就是操縱”（Bassnett&Lefevere，1992）。勒菲弗爾（1992：45~48）提出了影響文學翻譯的三要素：詩學（Poetics）、意識形態（ideology）與贊助人（patronage），其中詩學是制約譯作生成的內部因素，而意識形態是制約譯作生成的外部因素，屬于“非語言”因素。勒菲弗爾的“翻譯詩學”突出了翻譯對原作文化層面的改寫、操縱以及意識形態和詩學對翻譯的影響。其他西方學者如美國WillisBarnstone（1993：51~55）在其著作《翻譯詩學：歷史、理論、實踐》、英國GeorgeSteiner在其專著（1975/1998）《翻譯的系統詩學》、埃德溫•根茨勒（EdwinGentzler）（2004：167）在MonaBaker所編的《翻譯研究百科全書》等書中都對“翻譯詩學”做了宏觀和微觀上的深入闡述，并使其外延與內涵不斷擴展。在中國，袁筱一、許鈞教授（1995：60~66）是較早關注翻譯詩學理論的學者，他們將法國梅肖尼克的翻譯詩學理論系統地介紹給國人，并與許淵沖教授的“翻譯詩學”做了對比，發現與中國傳統譯論的“神似說”與“化境說”有著極為相似的一面，并得出中國的翻譯詩學實則早已存在的結論。但他們同時指出：中國翻譯理論只有詩學范式，沒有邏輯范式；“中國譯論就是中國的翻譯詩學”。徐新建教授（2001：16~23）從比較詩學的角度論述了“中國詩學”在現代漢語中包含著3種源流：第一是對西方“poetics”等的翻譯轉換；第二是對中國傳統文論的闡發（再造）；第三是對“中國”現代文論的建構；并認為“翻譯詩學”就中國對西方的引進而言，就是漢語傳述的西方詩學，“翻譯文論”亦然，“翻譯詩學”已融入中國現代漢語思想資源，并充當了中西之間進行比較的“第三者”。學者呂俊、侯向群（2006：56）認為，就中西翻譯研究的詩學范式而言，中西是相通的，“無論是西方以修辭學為理論指導的翻譯研究，還是我國以中國古典美學為指導的翻譯研究，都有重感性、輕理性、重感悟、輕分析的傾向，都對客觀知識與理性持排斥態度”。

上述學者都從各自不同的角度對“翻譯詩學”進行了研究。從中不難看到，一方面，我國的翻譯詩學在借鑒西方詩學中定位自己；另一方面，“只有詩學范式，沒有邏輯范式”、“重感性、輕理性”的我國傳統譯論有其獨特優勢的同時，也常被概括為“印象式、點評式、隨感式之‘三式’”而被認為缺乏學科形態，為人所詬病；梅肖尼克的翻譯詩學在強調文學翻譯超越語言之上的同時，有忽略文本語言形式客觀存在之嫌，其為一，而缺乏相應可供操作的指導性的系統理論，其為二；以勒菲弗爾為代表的文化派的操控論在張揚譯者主體以及意識形態等外部客體的同時，應警惕因過于張揚而忽略文本的客觀性。

2．認知詩學與文學翻譯

文學翻譯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再現原作的藝術價值與詩學功能。文學富含詩性語言，文學性的蘊意既隱身于語言之中，又超乎語言之外。語言學的嚴密邏輯固然無法解釋詩性，因為詩意貴在體悟，猶如悟禪，梅肖尼克在翻譯詩學里也持相同的觀點：“文學翻譯的特殊性使之不能用語言學手段得到詮釋，必須納入詩學軌道”。但文學語言形式的特殊性是客觀存在的，且是不容忽視的客觀現實，人類需要對這種特殊語言形式本身作出合理的解釋。認知詩學源于認知語言學和認知心理學等多種認知科學，跨學科是其基本屬性，心智體驗是其哲學基礎，文學文本是其研究對象。因此，認知詩學能夠通過人類心智的互動體驗，將人類普遍的語言機制和認知機制作用于文學翻譯，構筑語言與文學之間通約的橋梁。

認知詩學在注重文學語境在意義構建中的重要性的同時，一并考察人類情感、審美等非概念意義，但所有這些都離不開語言機制和認知機制的相互作用，這也正是認知詩學力圖超越傳統印象式審美批評最主要的標志。此外，注重整體效果，遵循格式塔“整體不等于局部之和”，是認知詩學的又一個重要命題。Stockwell指出，傳統文學批評過于聚焦“作者—文本—讀者”三角關系，不同流派或方法有著不同的關注焦點，但認知詩學并不局限于任一點，它是對整個文學活動過程的徹底重估。雖然認知詩學與梅肖尼克的翻譯詩學所強調的整體效果在某種程度上存有交疊，但前者涵蓋更廣、更全面、更精細，分析文本更具有可操作性。雖然認知詩學與認知語言學也有不同程度的重合，但各自的研究目的和研究范式都各有側重。誠如Tsur（2002：314）所言，語言是概念化的，詩歌中的情感、審美等因素是非概念化的，是言說不了的；認知詩學主要探討如何用概念性的語言理解文本中的非概念化的因素，如何運用認知理論獲得對文本結構的感知效果（2008，31（4）：2~20）。

盡管認知詩學研究的聚焦點在于文學文本的閱讀和理解，目前在文學翻譯研究上著述寥廖，但是文學翻譯研究理應歸屬文學文本研究的一部分。因為“翻譯文學”是文學作品一種獨立的存在形式，既然它不是外國文學，那么它就該是民族文學或國別文學的一部分（謝天振，1999：239）。因此，認知詩學能給文學翻譯帶來新的方法論指導，并啟迪翻譯實踐。從文學翻譯的實踐來看，認知詩學能夠為譯者正確理解原文、選擇適當的翻譯方法提供有力的幫助。以認知詩學理論為指導，可以使譯者更深刻地認識到重視文本的整體效果和認知語境的重要性；由于認知詩學強調文學植根于語言，語言植根于人類的認知活動和生活體驗，這就為文學翻譯打破形式和意義的二元對立，注重人的參與，注重作品整體價值——“整體大于部分之和”——提供了可靠的理論依據。20世紀90年代初，ElzbietaTabakowska最具代表性的著作《認知語言學與翻譯詩學》已經昭示了運用認知詩學基本原理來分析詩歌翻譯的可行性。鑒于其跨學科屬性，認知詩學能夠成為文學翻譯批評與閱讀欣賞的一種新型的方法工具，在整合認知學科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可以有選擇性地運用認知學科和文學的核心論題和概念，把認知、詩學和翻譯真正地連通起來，從而更大地發揮其闡釋潛力。

三、沒有完結的結語

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體驗總是永無定論的。翻譯研究的新舊范式在不斷演進和交替中呈現多元、開放的態勢。認知詩學作為一門新興的交叉學科，其崛起迎合了新時代翻譯研究跨學科領域合作的要求。雖然在不同的時期研究的重心不同，但其始終以認知原理詮釋文學文本的宗旨沒有改變。認知詩學的跨學科屬性將使其與認知文體學、認知敘事學、認知語言學等相關學科的合作更加密切，因此具有很大的挖掘前景和延展空間。本文在追溯詩學和認知詩學的淵源、回顧翻譯的詩學演進的基礎上，嘗試尋找一條認知詩學映照下文學翻譯的新路徑。這不僅是一條通往目標的探索途徑，而且還是下一個進行大量實證研究的起源，對此，筆者將另文詳述，同時期待更多同仁能開辟出更多條路徑，為認知詩學的持續發展注入新鮮的活力。

作者：蔣麗萍單位：浙江財經學院外國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