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聯理念在名著翻譯中的體現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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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滸傳》作為中國四大名著之一，“全書以描寫農民戰爭為主要題材，塑造了李逵、武松、林沖、魯智深等梁山英雄人物，暴露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和腐朽，揭示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故事情節曲折，語言生動有力，人物性格鮮明，具有高度藝術成就。”(《辭海》)

《水滸傳》更是受到了很多國外學者的青睞，先后多次被譯成英語。最常見的有四個譯本，他們分別是美國學者賽珍珠的70回譯本(以下簡稱賽譯)、美裔漢學家沙博理的100回譯本(以下簡稱沙譯)、英國學者約翰·登特楊和安萊克斯·登特楊父子合譯的100回譯本以及英國學者杰克遜的70回譯本。四個譯本中最受到好評和廣為流傳的當屬賽譯本和沙譯本。《水滸傳》是賽珍珠的第一部英文全譯本，它的出版在英美國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西方文學以及文化研究等理論的席卷中國，對賽珍珠《水滸傳》翻譯研究的理論視角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和提高，人們開始借鑒接受美學、文學敘事學、文化闡釋學等去研究賽譯《水滸傳》。而從關聯理論視角去審視賽珍珠，審視賽譯本，還是一個嶄新的嘗試。因此本文以賽譯為研究個案，結合沙譯本作對比分析，試從關聯理論的角度探討以及闡釋賽珍珠是如何通過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有效并傳神地將中國文化譯介給了西方世界的。以期對我國文學翻譯作品的傳播和發展研究有所建構和啟示。

一、關聯理論

關聯理論是Sperber和Wilson在Grice的會話含義理論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認知理論。作為認知語用學理論，近些年來在西方取得了很大的影響。關聯理論的核心是“交際與認知的關系”。關聯理論(RelevanceTheory)認為語言的交際過程是動態的明示-推理互明過程，而不是靜態的編碼→解碼過程。它涉及到交際過程中的兩個方面。明示指的是說話人用明白無誤的直說表達自己意圖的過程;推理是指的是聽話者從說話人通過明示手段所提供的信息中推斷出說話人的交際意圖，達到理解話語的過程，推理是獲取意義的主要手段。關聯理論的中心原則是最佳關聯原則(prin-cipleofoptimalrelevance)。聽話者要確定說話人的交際意圖，就必須在交際雙方共知的認知環境中找到對方話語和語境之間的最佳關聯，通過推理推斷出語境的暗含意義，從而獲取語境效果，達到交際目的。關聯理論中的關聯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關聯性的強弱取決于認知努力和語境效果。在同等條件下，認知努力越小，語境效果越大，則關聯性越強。但在整個語言交際過程中，接受者需要的并不是最大關聯(即以最小的認知努力得到最大的語境效果)，而是最佳關聯，即接受者希望能不用花費不必要的努力便可以從中得到足夠的語境效果，并據此推導出說話者的交際意圖。

二、關聯理論與翻譯

1991年，Gutt在Sperber和Wilson的學生Gutt以關聯原則為基礎，將其與認知心理學普遍原理結合起來提出了關聯翻譯理論(relevancetranslationtheory)，并出版了《翻譯與關聯:認知與語境》(TranslationandRelevance:CognitionandContext)一書。關聯理論是一個強有力的理論，認為翻譯是與大腦機制密切聯系的推理過程。［1］它的使命雖然不是解釋翻譯，但卻能有效第解釋翻譯這一“宇宙歷史上最為復雜的現象。”［2］

關聯翻譯理論認為翻譯的實質是語言交際，翻譯過程涉及兩次明示-推理過程，一是原文作者向譯者明示其交際意圖，譯者則根據原文的信息、邏輯以及自己腦海中的百科知識，以讀者的身份經認知獲得最佳關聯。從另外一方面講，不同的譯者其感知能力或認知能力不盡相同，譯者對語境效果的領會與推理無外乎存在著很大的差別。因此，能否實現認知的最佳關聯，作品能否有效地被感知，被闡釋，譯者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二是譯者以交際者的身份在譯文中向譯文讀者轉達原文作者的明示和交際意圖，而譯文讀者則要根據譯文所提供的信息、邏輯以及大腦中的百科知識等進行推理，以最小的推理努力獲得最佳關聯。在翻譯活動中，最佳關聯性是譯者力爭達到的目標，也是翻譯研究的原則標準。譯者的責任便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圖與譯文讀者的期盼相吻合”。［3］108正如著名學者趙彥春(1999)提出，“在保證交際成功的前提下，譯文應盡可能向原文靠近，使話語本身具有最佳關聯性，使譯文和原文最大程度的契合，達到逼真的境界。”［2］因而，譯者在翻譯過程中，譯者應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來再現原文的交際意圖，引導譯文讀者獲取語境效果，達到交際目的。

三、關聯翻譯理論指導下的賽譯

《水滸傳》中翻譯策略的運用

賽珍珠是世界上首位以中國題材作品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同時她也是中國古典小說《水滸傳》第一部英文全譯本的譯者，此部翻譯力作一經出版即榮登美國權威的“每月圖書俱樂部”排行榜，銷售情況好得不可思議，而且多次再版，直到今天仍然是美國很多高校的中國文學課程介紹《水滸傳》時的指定讀本之一。［4］賽珍珠對中國古典小說推崇有加，更是對《水滸傳》的語言風格格外青睞。賽珍珠在談到翻譯策略時，她說:我盡可能做到直譯……保留原作的內容及寫作風格，甚至對那些即使在原文讀者看來也較為平淡的部分也未作任何改動……原文中的那些打油詩也照譯成打油詩。［5］122這與關聯理論學者趙彥春的觀點不謀而合。因此，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這部作品時所采用的總體翻譯策略是直譯，并且獲得了相當不錯的效果，有效的傳達了原著的精神，受到了譯語讀者的好評。現舉例說明。

(一)稱謂翻譯

小說中出現多種稱謂，這些稱謂的使用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和時代特征，反映著中國社會文化。其中有一段講述的是吳用去阮家找阮小二。具體內容為:吳用叫一聲道:“二哥在家么?”只見阮小二走將出來，頭戴一頂破頭巾，身穿一領舊衣服，赤著雙腳，出來見了是吳用，慌忙聲喏道:“教授何來?甚風吹得到此?”吳用答道:“有些小事，特來相浼二郎。”阮小二道:“有何事?但說無妨。”吳用道:“小生自離了此間，又早二年。如今在一個大財主家做門館，他要辦筵席，用著十數尾十四五斤的金色鯉魚，因此特地來相投足下。”阮小二笑了一聲，說道:“小人且和教授吃三杯再說。”［6］205

賽譯:WuYunggaveashoutandcried，“IsTheSecondBrotherathome?”…“SirTeacher，fromwhencehaveyoucome?”WuYungansweredandsaid，“Ihavesomesmallmat-tersofbusinessaboutwhichIhavecomeespeciallytotakecoun-selwithTheSecondBrother．”WuYungsaid，“AlreadytwoyearshavepassedsinceI，humbleasIam，leftthisplaceandnowIamtutorinthehomeofarichman…”JuanTheSecondgavealaughandsaid，“Thislowlyonewillfirstdrinkthreecupswiththeteacherandthenwewillspeakofthisagain．”［7］127

沙譯:WuYongapproachedandcalled:“IsSecondBrotherathome?”…“Teacher，”hecried．“Whatgoodwindblowsyouhere?”…“ThereisasmallmatterI’vespeciallytoseeSecondBrotherabout．“It’sbeentwoyearssinceIleftthisvillage．Iamnowatutorinthehomeofawealth…”SecondBrotherlaughed．“Let’shaveafewcupsofwinetogetherfirst．”［8］290

著作《水滸傳》中，阮家有三子，被稱為“阮氏三雄”，他們是“立地太歲阮小二”、“短命二郎阮小五”以及“活閻羅阮小七”。阮小二排行老二，因此吳用稱他為“二哥”。這里賽珍珠和沙博理都將“二哥”直譯為“TheSecondBrother”和“SecondBrother”，都翻譯準確。為表示尊重，阮小二稱吳用為“教授”。“教授”在古代是對私塾先生的尊稱。賽珍珠和沙博理也完全保留了漢語的敬語稱呼，將其直譯為“SirTeacher”和“Teacher”。阮小二以及吳用在提及自己時用的都是謙稱。吳用是私塾先生，卻稱自己為“小生”。在古代常常是年輕書生這樣稱呼自己。賽珍珠這里采用了顯化的方法，將“humbleasIam”增補進來，用以說明吳用的謙和之意，這種增補有助于譯文讀者留意東西方的文化差異，阮小二稱自己為“小人”，賽珍珠將其逐字譯出“thislowlyone”。沙博理分別將“小生”和“小人”歸化為“I”和“Let’s”這些稱謂語中無不傳遞著重要的文化信息。吳用在梁山泊一百單八將中排名第三位，可謂是權高位重，但他卻行事低調，十分顧及兄弟情義，這充分顯示了梁山好漢的英雄精神。譯文中，賽珍珠遵循原文的構詞方式，竭力保留古漢語的特有表達，漢語文化的特點在她的翻譯中栩栩再現。而讀者在閱讀過程中更加不會覺得不知所云，透過原文對話中提供的說話的情境語境以及說話人之間的關系，譯文讀者便可輕松地理解這些尊稱和自謙辭，同時對漢語“貶己尊人”的漢語文化更是有所領悟，讀者只需花較少的推理努力便可獲得最佳關聯。沙博理的翻譯在讀者讀起來可能會更加省力，但是原文的語氣明顯減損，古漢語的特點以及重要的文化信息亦消失殆盡，不利于中國文化的傳播。

(二)習語翻譯

原著中有大量的習語，很多漢語特有的表述。習語是文化的載體，亦是語言的精華。賽氏譯本中對習語的翻譯都盡量以直譯為主，很多情況下直譯的策略能夠更加傳神和準確地讓譯語讀者理解原著。

朱仝(向知府)稟道:“微表小人孝順之心，何足掛齒!”［6］721

賽譯:ChuTongansweredhumbly，“Itisbuttoshowforthalittleofmyloyalheart，andwhyneedsosmallathingevenpassone’steeth?”．［7］494

沙譯:“Onlyasmalltokenofmyesteem，”saidZhuTong．“Itisnotworthmentioning．”［8］1086

這樣的譯法并不會另讀者一頭霧水，不知所云。譯語讀者可以根據譯者提供的信息意圖推理出其交際意圖，可以對中文習語的語言風格和含義有了更好的了解，也更加容易激起譯語讀者的閱讀興趣。沙博理在這里直接譯出了習語“何足掛齒”的含義，完全忽視了漢語習語語言的生動，略顯枯燥。

(三)模糊數字翻譯

《水滸傳》這部著作中有著大量的模糊數字。數字語言的模糊性，具有精確語言所無法表達的豐富內涵，是文學的精華所在。［9］33讓我們看一下賽珍珠和沙博理是如何處理原作中的模糊數字的。

梁中書聽了大驚，罵道:“這賊配軍，你是犯罪的囚徒，我一力抬舉你成人，怎敢做這等不仁忘恩德事!我若拿住他時，碎尸萬段!”［6］240

賽譯:ThegovernorLiang，hearingthis，wasmightilyfright-enedandhecursedYangChi，saying，“Accursedthievishsoldier…IfItakehimIwillimmediatelycuthimintotenthousandpieces!”［7］150

沙譯:Liangwasshocked．“Thatthievingexile!…IfIevergetholdofhimI’llsmashhimtobits!”［8］344

“碎尸萬段”中的“萬”字在這里是虛指，表達的是一個模糊概念，泛指梁中書對楊志所為的一種痛恨程度。賽珍珠在翻譯這個成語時，采用了直譯的方法，保留了數詞，通過整句上下文的渲染，大大加強了感染力度，此譯文與譯語讀者的認知環境差異并不大，讀者很輕松就會理解源語信息，同時對漢語四字成語的生動表達更是會有所領悟和了解。沙博理的譯文中沒有保存原文數字的意象，將其意為“smashhimtobits”，表達準確度上毫無問題，但語氣表達上明顯不如賽譯到位。

(四)書名翻譯

關聯理論之所以備受學者青睞和肯定，其主要原因在于關聯理論充分肯定了譯者作為交際者的能動關系，譯文讀者不再是被忽視的一方，而是與原作作者和譯者同等重要的第三方。賽珍珠在翻譯《水滸傳》時充分發揮了主觀能動性，重視交際效果和譯者反應，其對書名的翻譯就是很好的體現:

賽譯:AllMenAreBrothers

沙譯:OutlawsoftheMarsh

在譯序中，賽珍珠解釋了她如此之譯的原因，她認為原來的書名是無法翻譯的:“水”等于英文中的“水”(water)，“滸”意為“水邊”(marginsorborders)，“傳”則相當于英文的“小說”(novel);至少在她個人看來，將這幾個字排列在一起幾乎毫無意義，不能準確反映原書的意旨，只是指著名的沼澤湖泊，是那些強盜的老窩。對中國人，這些字會立刻引起幾百年的回憶，但對譯語讀者卻不會如此。于是，自作主張，選取了《論語》中孔子的一句名言作為書名(即“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她認為該書名無論在內涵上還是外延上均體現了這些綠林好漢的俠義精神。［7］XXI譯語讀者在理解書名時雖然會付出比原語讀者更大的努力，但是卻能取得足夠的語境效果，更加有助于把握全書的精髓所在，亦有助于譯語讀者了解中國的傳統文化。而沙譯卻完全起不到賽譯效果。

四、結語

關聯理論為文學翻譯提供了充分且強有力的解釋，這從賽譯《水滸傳》中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在關聯理論的指導下，賽珍珠以譯文的最佳關聯性為目標，努力使源語發出者的信息與目的語接受者對源語信息的期待相吻合，最大程度上提高特定語境下的交際效果。可以說賽珍珠成功地將這部中國古典名著《水滸傳》介紹給了西方大眾，對于促進西方人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方面做出了杰出貢獻，可謂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使者。在關聯理論視角下，賽珍珠更是為其他譯者樹立了典范，賽珍珠譯作的成功得益于她對漢語語言的駕馭能力和對中國文化的熱愛和掌握。關聯理論表明，譯者知識水平越高，認知環境儲備的信息越多，解讀的關聯程度就會越高，在翻譯作品時便能夠更加自如的采取適當的翻譯策略，最大限度地將原文的語言信息和文化信息傳達給譯文讀者，以獲取最大的語境效果，實現最佳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