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消費主義文化觀的網絡文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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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絡文學出版對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影響

出版業本身是一種文化產業，參與文化運營深刻地影響文化格局。網絡文學的出版因其出版資源來源于網絡原創自身的特色更加鮮明。出版社在進行網絡文學的出版時往往對圖書進行刻意的“包裝”與設計，使圖書看起來前衛、新潮和時髦，網絡文學出版的這種包裝導向使得大學生的消費主義文化觀日益時尚化。另外，網絡文學在出版時為了增加銷量、擴大宣傳，往往采用一些娛樂化的宣傳方式進行炒作，使得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日益娛樂化。

（一）網絡文學出版的“包裝”與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時尚化

出版社在出版發行圖書時是以市場為導向、以盈利為目的，因此凡是能夠提升圖書銷量的因素，出版社無不精心設計，這其中，出版時圖書的外在設計和“包裝”是一個重要的指數。具體到網絡文學的出版，因為網絡文學的新生性、前衛性、網絡文學的受眾主要是年青人，所以出版社在出版網絡文學時，在外在包裝上重視投年輕讀者所好，包裝華麗、唯美。郭敬明的小說在出版時一個顯著特征是書中隨處可見占據了重要篇幅的郭敬明照片，這些照片拍攝角度唯美、獨特，視覺效果甚佳，圖片上的郭敬明衣著考究、時尚、名牌意識濃郁。在包裝的具體形式上，針對部分青少年讀者群所謂“館藏式”的消費習慣，出版社將當下時尚產業中流行的“限量珍藏版”概念引入文學出版，在每套書上設計一個獨一無二的編碼，為這本書蒙上“獨特”“限量”的時尚光暈。網絡文學出版的這種包裝導向使得青少年的文化觀在悄然轉變，青少年在購買和閱讀圖書時，書的內容是否經典、厚重，讓位于包裝是否“養眼”“時尚”。當代青少年多為90后，他們出生和成長在我國開始步入小康社會以后，社會購買力和選擇性越來越多，人們對物品的購買已經超越了單純考量“使用價值”的階段進而追求“美觀”“時髦”，于是，消費主義文化在90年代全面進入我國的社會語境。青少年伴隨著消費主義文化在我國的興起而成長，他們對消費主義文化更接納、更追隨。網絡文學出版時在包裝上的時尚促進了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時尚”化，在他們看來，“時尚”本身即是文化。“時尚不是追波逐流的時髦，不是淺層次意義上的標新立異；時尚是一種文化，一種品位，是富有深刻精神內涵的社會現象。時尚不是盲目的消費，當然更不是荒唐的揮霍；時尚是價值的實現，是修養的外化，是消費領域足以折射人的素質的全方位的關照”1994年，《時尚》雜志在創刊號的主編寄語高舉消費主義文化的旗幟，將“追求時尚”上升到“文化”和“價值實現”的層次，儼然成為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代言人。

（二）網絡文學出版的宣傳與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娛樂化

出版商在出版網絡文學時，為了增加銷量，往往大肆宣傳，任何事件都可能成為出版商宣傳炒作的工具。2003年底郭敬明的代表作品《夢里花落知多少》被指抄襲莊羽的作品《圈里圈外》，2005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做出終審判決：郭敬明確系抄襲，必須向原作者莊羽作出賠償并公開道歉。在這件沸沸揚揚的抄襲官司中，獲利最大的是出版商，《夢里花落知多少》一書的銷量猛增至百萬冊。值得關注的是這件事件中，郭敬明“粉絲”讀者的態度，郭敬明的百萬讀者、千萬微博粉絲把這件事演變成一場轟轟烈烈的娛樂事件。面對抄襲事件鐵的真相，郭的粉絲在網上發出了無視事實真相的言論：“抄算什么，這個社會到處都有抄襲”；“莊羽寫得沒有郭敬明好，郭敬明抄也抄得有才華”……為郭抄襲事件極力辯護的《是誰害了那個偷花的小孩》更是成為網上熱帖。青少年群體利用自己的文化優勢和對互聯網技術的嫻熟掌握，積極投入到此次事件中，在網絡上展開罵戰，攻擊、發帖、轉帖，將一個本來屬于文學出版領域的版權事件演變成為一場文化娛樂事件。青少年充分享受著罵戰的過程、發帖的過程，把網絡參與此事件既當成是一個文化享受，又當成是娛樂狂歡，文化娛樂化、文化狂歡化。

二、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對網絡文學出版的逆向映射

網絡文學的出版對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影響不是單向的，作為一種文化現象，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也逆向映射它的影響力。青少年群體在文化消費時有“符號化”特征，追求文化的符號象征意義使得網絡文學出版出現了模式化的特點。另外，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不再追求深度意義、美學價值和宏大主題，更傾向于“快餐式”消費，為了投合讀者需求，出版社在出版網絡文學作品時也走向“無深度”“無高度”的庸俗化。

（一）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符號化”與網絡文學出版的模式化

首先，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符號化”使得網絡文學出版模式化。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因其特定的年齡階段和青春特征有自己的獨特之處，體現出了一定的“符號性”特點，即消費時不是從消費對象本身滿足自己需要的使用價值出發，而是看重物品的符號象征意義，消費時從對使用價值的需求轉化為對擁有物品“符號象征意義”的滿足。如選擇去電影院看《阿凡達》、《哈利波特》、《人猿泰山》這些影片時，是沖著“好萊塢大片”“大制作”等這些符號概念去的，影院里美國大片的票價通常高于國產影片，并不是《阿凡達》的情節比國產的《泰囧》更引人入勝，而是因為它戴著“好萊塢”“美國大片”這樣的符號象征意義。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符號化”顯示了他們追求潮流、欲望的滿足、文化消費的盲目等。但是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這一特征卻深刻影響了網絡文學的出版，使得網絡文學出版模式化。如青少年由于處于青春期，在閱讀時偏愛愛情主題和明媚憂傷的風格，這一選擇對出版的逆向影響是，以明媚憂傷為特征的青春文學如雨后春筍，一時間批量出版。郭敬明的《幻城》、《左手倒影，右手年華》、《天亮說晚安》、《夢里花落知多少》都因抒寫了青春期的憂郁感傷情緒而被出版社相繼出版。張悅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在出版時，莫言寫的序言為《飛揚的想象與透明的憂傷》，出版社利用莫言的評語“記錄了敏感而憂傷的少年們的心理成長軌跡”大做文章。在這種模式化的影響下，以至于連原來對現行教育體制加以批判的蔣峰，文風也由“激憤”轉變為“感傷”。他的《維以不永傷》，通篇彌散著感傷的氛圍。一時間，青春文學出版市場“感傷”“憂郁”之風盛行，模式化相當嚴重。

（二）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的“快餐化”與網絡文學出版的庸俗化

消費主義文化研究的代表性學者、法國思想家讓•鮑德里亞在其專著《消費社會》中指出，“今天，我們到處被消費和物質豐富的景象所包圍，這是由實物、服務和商品的大量生產所造成的。這在現在便構成了人類生態學的根本變化。嚴格說來，富裕起來的人們再也不被另一些人所包圍，因為和那些人打交道已成為過去，而被物質商品所包圍。他們并非在和自己的朋友或伙伴進行日常的交易，而從統計學的意義上來說，由于促使消費不斷上升的某些功能所致，他們常常把精力花在獲取并操控商品和信息上”。讓•鮑德里亞的這一觀點說明消費社會“人為物役”，人已經越來越被商品所左右，如何更加舒適的生活取代高遠深刻的人生追求成為生活的主要目的和內容。在消費主義社會背景下成長起來的青少年群體文化選擇也在悄然變化，沉湎于書齋寒窗苦讀的做法被拋棄，當代青少年不再愿意花上一個星期去圖書館閱讀一本厚厚的文學名著，他們更傾向于選擇花上一個小時去影院觀看一部由文學名著改編的電影，至于改編是否忠實于原著，是否保留了原著的精髓已不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傳統精英文化中追求“高雅”“深刻”“審美”讓位與消費主義文化的追求———即刻滿足和視覺享受，青少年文化觀走向“快餐化”，文化觀上的“快餐化”選擇反射到網絡文學出版領域，使得網絡文學的出版走向了庸俗主義。出版業在我國計劃經濟時代長期作為“文化單位”擔負著引導人們的文化品位和精神追求的潛在職能。在過去，一部書是否出版要看書的內容是否深刻、是否有思想性和文化意義，現在這些指標統統讓位與市場效益和經濟指標，不再追求內容的“深刻”與否，“思想性”也不在考慮之列。“奇幻”“穿越”“盜墓”“言情”成為網絡文學出版的重頭戲，《搜神記》、《盜墓筆記》、《步步驚心》、《佳期如夢》、《失戀33天》成為出版社的寵兒。“胡說比深思容易，粗品比精品多產，優秀者至少沒有數量上的優勢。”韓少功稱為“無深度”“無高度”的現象在網絡文學出版領域日益嚴重。網絡文學出版從“文化精英”的神壇走向市場，走向庸俗。

三、“合謀”下的困境與出路

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和網絡文學的出版是雙向互動、互相影響的關系，兩者的“合謀”與“共舞”有著積極的一面，是對中國轉型社會的主動適應，為多元文化生態體系增加了新的一元，豐富了文化生態體系構成。但是，兩者的“合謀”也出現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受到侵蝕。在這樣的困境面前，網絡文學的出版堅持商業導向和文化意識的統一、現代意識和傳統文化的統一才是兩者走出“合謀”困境的必由之路。

（一）“合謀”的困境

兩者的“合謀”出現了新的文化困境，網絡文學的出版對消費主義文化的倡導使得青少年群體消費主義文化觀肆虐，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受到侵蝕。網絡文學的出版內容上盡管五花八門，但是相當一部分是對“物欲”和“情欲”的渲染和描寫。郭敬明的小說是青少年熱捧的讀物，郭敬明的《小時代》中處處是對名牌的崇拜和奢侈生活的赤裸裸地向往。另外，近年來出版了一批被批評家稱為“身體寫作”的作品，木子美的日記體小說《遺情書》一經出版就在全國各地迅速脫銷。出版社為了增加銷量把其中露骨的性描寫渲染成“女性用身體寫作的一場革命”！丹尼爾•貝爾曾經指出：“在市場上，拋售的商品都用耀眼的風彩和魅力包裝一新，以便提倡享樂型生活方式，誘導人們去滿足驕奢淫逸的欲望”。這些對“物欲”和“情欲”的渲染和倡導是消費主義文化的典型特征，它們把青少年的精神生活與價值導向都引向為物質主義、享樂主義、甚至是縱欲主義。鮑德里亞曾指出：“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將消費與信息合成一種符碼系統，這種符碼系統是一個無意義的浮動的網絡，它操縱和制約著大眾的思想行為，并形成全面的文化霸權。”在全球化進程中發展壯大的這種消費主義文化思潮日益成為一種新的文化霸權，它遮蔽了當代中國的現代性訴求，銷蝕了主流文化，干擾了對青少年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教育。

（二）走出困境的途徑

如何走出網絡文學出版和大學生消費主義文化觀“合謀”的困境，對其進行有效的學術思索和批判，是當下亟待解決的學理問題，筆者認為，出版業在進行網絡文學出版時應該堅持商業導向和文化意識的結合。出版社近年來在國家政策引導下慢慢走向了改革和轉軌的道路，運轉經費也由原先的體制內撥款轉向自負盈虧，在這種生存壓力下，商業導向也是出版社必由的生存之路，無需苛求太多。但是出版業本身是文化單位，肩負著文化使命，這同樣也是出版社無法回避的社會責任。就像圖書本身兼具雙重屬性，是商品也是精神產品。近年來，消費主義文化來勢洶涌，出版業也被深層次的卷入其中，出版社在出版圖書、策劃發行時商業導向壓倒文化意識，只看到圖書的商品屬性無視圖書的精神產品屬性。木子美的《遺情書》銷量火爆，郭敬明的《小時代》回報豐厚，這些圖書單是從商業回報上講，它們的出版和發行都是無比成功的，但是“性”“欲望”“物質崇拜”卻充斥在文壇，使得文壇蒙上了一層身體和銅臭混合的庸俗氣息，小了時代、窄了格局、矮了思想。我國在進行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文化的現代化是現代性工程的重要一環，如何才能在現代化進程中保持本國文化的生機活力和特色不被消費主義文化同化和淹沒，是每一個從事文化事業的個人和單位都不可推卸的使命，所以出版業應該在堅持商業導向時不辱文化使命。

四、結語

綜上所述，青少年在網絡文化出版的導向下日益形成了一種消費主義文化觀，文化觀時尚化、娛樂化。同時，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又成為網絡文學出版導向最重要的“推手”，在消費主義文化觀的影響下，網絡文學出版日益走向模式化和庸俗化。兩者的“合謀”與“共舞”出現了新的文化困境使得出版業缺少文化導向和價值追求，也使得青少年消費主義文化觀泛濫，干擾了青少年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使得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受到侵蝕。出版業堅持商業導向和文化意識的結合才是其走出困境的必由之路。

作者：周鳳梅單位：宿州學院思政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