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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是一種內語言的交際活動。古往今來，人類不同的語言，不同的民族促進了翻譯活動的產生與發展。魯迅是國內外享有盛譽的大文學家、大翻譯家，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始祖，他的文學生涯始于他對外國文學的翻譯，同時，他的文學翻譯也與其文學創作緊密聯系在一起。在他生命彌留之際，他仍然在執著的進行翻譯，據統計，他的翻譯多達30億字，甚至超過了他的原創作品！盡管如此，學術界對其翻譯文學的研究存在嚴重不足。更多的是從翻譯理論的視角來審視其翻譯文學。筆者熟讀魯迅翻譯文學的原作與譯作，并結合相關翻譯理論和文學理論，以翻譯目的為切入點來分析和研究魯迅的文學翻譯。以期更好地走進魯迅與其文學世界。

一、魯迅于梁實秋有關翻譯的爭議

晚晴時期，自由翻譯在翻譯界盛行。那個時代，在翻譯中隨意刪和增已司空見慣。林紓和嚴復就是其典型代表。魯迅則打破了這種隨意的翻譯模式，而采用嚴格的忠實于原文的翻譯，但當時很多學者并不贊同魯迅這種忠實又晦澀的翻譯，因為讀者往往不知其譯文所云。一些學者甚至斥責魯迅的翻譯，其中就有梁實秋。梁實秋是迄今為止中國大陸獨立翻譯完莎士比亞全集的第一人，同時，他還翻譯了“多部西方文學名著，比如《幸福的偽善者》、《阿伯拉與哀碌綺斯的情書》、《潘彼得》、《結婚集》、《織工馬南傳》、《西塞羅文錄》、《呼嘯山莊》、《吉爾菲先生的情史》、《法國共產黨的剖視》、《百獸圖》、《沉思錄》、《生死邊緣》等等；另外，他還翻譯了不少詩歌、散文、評論、短篇小說等，散見于他的二十幾種文集中”。在他眾多的翻譯作品中，莎士比亞全集的翻譯奠定了他在翻譯領域的地位，使他成為最偉大的翻譯家之一。1929年10月，梁實秋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一文中指責讀魯迅的譯文“就如同看地圖一樣，要伸出手指來尋找句法的線索位置”。后來梁實秋又寫了好幾篇批評魯迅翻譯的文章。魯迅當然予以反駁。在其所寫的《硬譯和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中，他駁斥梁實秋的批評，指出那些用詞華麗但不忠實原文的譯文只能誤導讀者，他所堅持的是“寧信而不順”。于是這段長達八年的翻譯論戰便拉開了序幕，并引起了文學界的廣泛關注。后來的許多學者也從各個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但都沒涉及其爭議的根本，筆者從目的論的角度出發認為二人有關翻譯的根本緣由是隱藏在其心中的翻譯目迥異。

目的論的提出者系德國功能派翻譯學家漢斯.費米爾，他突破了以前的翻譯語言視角，而將翻譯研究聚集在翻譯過程中的各種目的的選擇上。具體來說包括目的原則，連貫原則，忠實原則。也就是翻譯的目的原則決定了作者在整個翻譯的過程中選擇何種翻譯文本和翻譯策略。魯迅的一生具有傳奇的革命色彩，他把他的文學生涯獻給了他最深愛的人民和國家的革命事業。他的翻譯也同樣忠實于他的愛國情懷。從他為其翻譯所寫的序言當中，我們可以明確的發現其翻譯的目的：為祖國和人民服務。為了達到這種翻譯目的，魯迅在翻譯中也做了諸多的努力。同樣身為文學家和翻譯家的梁實秋確堅持純文學理論，他認為純粹的文學不應夾雜著過多的社會革命，文學就是文學，也只是文學，不應成為某個階級的社會工具，梁實秋翻譯的目的是為了讓讀者了解偉大的經久不衰的純文學作品。他關注的只是文學作品本身的翻譯，并不關注翻譯作品的社會功用性。正因為二人翻譯目迥異，才決定了梁實秋與魯迅不同的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等。

二、魯迅文學翻譯的目的

目的論認為人類的任何活動都有其目的，當然翻譯也不例外。正如上文所說，魯迅作為偉大的現代中國偉大的作家和革命家，他所有的文學作品和翻譯作品都是為人民和國家而作。魯迅曾去日本學醫，希望療治病痛的人民，當他看到自己祖國的人民被日本人斬首，而其他的中國人在一旁傻笑時，他意識到單純的健壯的國民并不能抵御外國的侵略，最重要的是要激發國民內心敢于抵抗外來侵略的愛國情懷。于是他依然棄醫從文，立志用文字喚醒愚昧的國民。為此他的一生都獻給了文學事業。

在魯迅那個時代，外國的侵略和清政府的腐敗加速了中國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人民生活在水生火熱之中。當時魯迅家族的衰落與其不幸的遭遇就是一個很好的見證。也正是這巨大的變化決定了魯迅不屈的性格，改變了他以前的世界觀。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魯迅從小就親眼目睹了底層中國人民的苦難生活。從他的作品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他對底層人民表現出了極大的同情。不可否認，魯迅把他的文學生涯獻給了他的祖國和人民。他一直堅持文學創作為提高人民的生活而服務。他的翻譯也嚴格地遵循此目標。對魯迅而言，翻譯不再是被譯者信手拈來的隨意的活動，而應該是對祖國和人民有意義的嚴肅的再創作。秉著這嚴肅的翻譯精神，魯迅所有的翻譯作品都緊貼中國實際。概括起來有以下三個翻譯目的。

2.1改變國民性。

魯迅翻譯的首要目標就是“轉移性情，改造社會”。基于此，魯迅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作品，同時這也預示著他文學生涯的開端。兩千多年來，儒家思想一直服務于封建統治階級，是其賴以統治民眾的思想工具。統治者利用儒家思想的教義嚴格控制著人民的品行，管制人民的言行，教育人民安于現狀，安于朝廷。因此自由思想與反抗的聲音當然是被封建社會所排除的。事實上，這種被封建統治者所利用的儒教的教義一直在欺騙著中國的民眾，使他們逃離現實。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這種傳統的隱秘的欺騙一直主宰著中國人民的命運。魯迅深知儒教教義背后的虛偽與欺騙，對其痛恨至深，甚至用“吃人”二字來形容它。但在那個時代，中國正面臨著外來侵略的強大的壓力，而舊的封建意識形態并不能使人們認識到當時腐朽的文化與社會。如果沒有認識到這一本質，抵抗侵略只能是天方夜譚。因此打破舊的意識形態的束縛，解放中國人民的思想已破在眉睫。此時的魯迅卻敢于正視現實，用手中犀利的筆通過翻譯來喚醒沉睡的人們，著實難能可貴。

魯迅清楚的知道，打破舊的意識心態首要的是建立一個新的意識形態。否則，不管何種努力都會無濟于事。基于此目的，他把眼光轉向了外國文學，魯迅堅信外國文學最能反映現實也最能讓中國讀者了解外面的世界并能給予他們新的起點。因此他努力進行翻譯創作，希望外國文學作品中的敢于變革創新的思想能被國民吸收，并成為其反抗舊的傳統的武器。這也正符合他試圖變革中國封建腐朽思想的目的，因此，可以說魯迅從事翻譯的一個重要目標就是激起民眾反對封建帝制，創建一個自由的思想體制。

2.2促進中國新文學的發展

魯迅翻譯文學的另一個目標是引進外國作品中新的寫作觀念和技巧，復蘇中國文學并促進其發展。受明清時代嚴厲的科考制度的影響，在當時，文學界八股文盛行。統治階級因害怕叛亂，八股取仕，以控制文化人的思想。這種一成不變的寫作模式嚴重的阻礙了中國文學的發展和萌芽的新思想的傳播。

1909年，文學革命爆發，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新文學誕生。為了豐富這種新興的文學體裁，翻譯并吸收外國文學來發展本土文學成為一種必然。魯迅認為閱讀外國文學作品能很好的促進新文學的發展。魯迅自己也承認他的文學創造的成功很大程度也得益于外國文學。他鼓勵文人去閱讀外國文學以提高自己的寫作。魯迅曾說：“翻譯并不比隨便的創作容易，然而與新文學有功，與大家有意。”“翻譯和創作，應該一同提倡，決不可壓抑了一方……注重翻譯，以作借鏡，其實也就是催生和鼓勵著創作。”

魯迅這種同化吸收外國文學的觀點正是國民自信的一種表現。他把吸收外國文學精華比喻成吃牛肉。他還提出了著名的“拿來主義”：只要是對新文學有益，我們都可以用。魯迅解釋道：“沒有拿來的，人不能成為新人，沒有拿來的，文藝不能成為新文藝。”因此他的很多翻譯都力圖介紹原作者的寫作技巧和手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說，魯迅引進外國文學的目標之一就是要為新文學運動服務，介紹新的理念以適應當時的社會變革。他的翻譯使中國知識分子不約而同把目光轉向了外國文學，這對提高他們的寫作大有裨益。

2.3提高和豐富漢語

魯迅翻譯的另一個目標是提高和豐富漢語。在當時，由陳獨秀發起的中國新文化運動提倡用白話文來進行文學創作。魯迅積極響應。他認為古文已不適應時代的發展，他的很多詞匯和語法都不能很好的表達新事物新思想，而翻譯最能改變這一現狀。我們都知道，在古漢語里，口語和書面是脫節的。傳統的中國文學是用古文創作的，與普通老百姓所講的白話文不相同。魯迅認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他把語言和人的思維聯系在一起，指出文言文是一種過時的語言，它不能很好的表達新思想，只會阻礙國民思想的解放和新文學的發展。正因為死的語言不能創造新思想和新文學，那么改革語言就破在眉睫，因此摒棄文言文，擴大白話文的影響成為當時很多知識分子關注的焦點，魯迅就是他們中的典型。

隨著1919年新文化運動的高漲，白話文在翻譯和創作領域被采用。旨在啟蒙中國民眾的新文化運動提倡在口語和寫作當中廣泛運用白話文，但是這種變革并非易事。部分高級知識分子和統治階級并不能接受這種俚語式的文學。且白話文在其初始階段并不成熟，存在很多缺點，在當時魯迅曾這樣評價白話文：“中國的文或話，法子實在是太不精密了，作文的秘訣，是在避去熟字，刪掉虛字，就是好文章，講話的時候也時時要詞不達意，這就是話不夠用，所以教員教書，也必須借助粉筆。”

魯迅的翻譯與當時代的社會現實緊密聯系在一起，他的翻譯旨在迎合時代的需要，社會需求決定了他的翻譯目標，反過來他的翻譯目標又決定了他的翻譯選擇。

三、結語

綜上所述，魯迅強調是翻譯文學的政治和社會功用性。他翻譯和引進外國文學是想借他國明亮之火來照亮中國夜空。也許有人會說魯迅的翻譯目標并沒有實現，因為他翻譯的作品在當時并不暢銷，很多讀者甚至都不懂他翻譯的文字。但如果我們站在整個文學史的角度來，就不難發現，魯迅的翻譯不僅促進了中國和外國文化和文學的交流，而且促進了新文學的發展，為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自由做出了巨大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