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經濟等全方面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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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與歐洲漢學相比，美國中國學研究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迅速，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美國中國學研究進入學術化時期。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美國學術界較以往更注重從政治、經濟、歷史、文化等方面對中國展開全方位的研究，形成了一支年輕而成熟的當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當代美國中國學學者們把各種不同學科研究的基本原理運用到中國問題研究中，既關注研究模式的變化，又注重從微觀到宏觀層面的研究，并且將中國學研究與中美關系聯系起來，使不同時期中國學研究呈現不同特征。

【關鍵詞】美國/中國學/研究視角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取得了令世人矚目的成就和前所未有的發展，其研究重點從傳統中國轉向現當代中國，內容涉及中國政治、經濟、金融、歷史和文化等各個方面。美國中國學注重研究“模式”，確立“取向”，跨學科、跨專業地吸取社會科學諸多學術養分，豐富自己的研究模式和內容，形成了一支年輕而成熟的當代中國學研究隊伍，許華茨、傅高義、何漢理等逐漸成為中國學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當代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得益于1959年美國“當代中國聯合委員會”的成立，該機構為美國中國學研究提供了組織保證和資金保證，使中國學研究步入群體化、規范化軌道。從此，美國的當代中國研究方興未艾，愈益成為當今美國國際問題研究的“顯學”。（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編：《美國思想庫及其對華傾向》，時事出版社2003年版；）(pp.69-70)中國研究與美國國家利益相結合，凸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理論價值與現實意義，是區別早期漢學研究與當代中國問題研究的主要界限。當代美國中國學研究經歷了從興起、發展到繁榮等階段，本文試論述不同時期中國學研究的不同特征。

一、中國學研究的新視角

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學術研究大大促進了美國對中國的了解。費正清在美國歷史協會年會上發表的演講中指出，美國所以在亞洲遭到接二連三的失敗，就因為“它不了解亞洲，執行錯誤的政策”。他強調要培養研究中國的專門人才，為美國的國家利益服務。費正清認為：“中國太弱了，它不能征服世界，但是它又太大了，世界不能吃掉它，所以中國在世界的最后地位，特別是美國和中國的關系，在人類生存的議事日程上就顯得非常重要。”（注：JohnK.Fairbank,Assignmentforthe70’s,AmericanHistoricalReview,Vol.74,No.3,1969;）費正清首次提出美國研究中國問題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隨著第三代美國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形成，與早先中國學家們從西方社會科學中借用各種概念相比，學術研究時期的中國學研究“更注重跨地區的比較研究”。（注：郝平：“美國當代中國研究四十年概述”，《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6期；）派伊的《亞洲的權力和政治》將日本、印度、南朝鮮等國作為研究中國的參照系，指出東方人所特有的“民族主義移情”（注：LucianW.Pye,AsianPowerandPolitics,Cambridge,Mass.:BelknapPress,1985;）(p.186)，將學術化的中國學研究進一步向縱深推進。

通過微觀考察體現宏觀思考是20世紀80年代美國中國學發展的一大特點。哈佛大學費正清研究中心的“中國討論會”在這方面表現得尤為突出。學者們運用人類學、社會學、政治學等理論方法開始對中國各社會階層的方方面面，如婦女、知識分子、計劃生育、老齡化、青年人口以及農民問題等進行研究。如華爾德的《中共的新經濟主義》、埃米利和赫沙特的《八十年代的中國婦女》、謝淑麗的《同志間的競爭：中國的職業刺激與學生策略》、戴維士的《中國老齡人口與共產主義革命》等著述開拓了美國中國學研究的新視野，也為學者們嘗試運用不同的理論方法研究中國奠定了基礎。

研究主題細化、研究內容豐富多彩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另一大特色。這些主題包括：研究“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經濟政策”、“關于《孽海花》民初流行的幾個版本”、“中國士大夫群與政權中心關系的歷史研討”、“從艾思奇、鄧拓、翦伯贊看‘延安路’知識分子群的歷史命運”、“關于潘曉的‘人生的路’與當代中國知識青年的心態”、“北島、顧城、舒婷的詩作所表現的中國新文學的困惑”等。（注：蘇煒：“有感于美國的中國學研究”，《讀書》1987年第2期；）研究的問題如此專業，美國中國學研究狀況由此可見一斑。

研究視角的轉變使一些美國中國學家們深深地扎根于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和歷史文化的研究之中，出現了一批重要的研究成果。魏斐德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和控制》、施堅雅的《中華帝國后期的城市》、杰羅姆·格里德的《胡適與中國的文藝復興：中國革命的自由主義1917-1937》、魏特夫的《中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諸階段》、費維凱的《20世紀初在華的外資企業》等，其關注和研究的視角不僅僅是歷史，而是多角度、多元化的，學者們注重地方史料的搜集，把宏觀考察與微觀研究結合起來，將城市化與系統理論結合起來，為中國學研究者們從事現代中國社會和區域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論借鑒。

二、研究模式發生變化

1970年代是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高漲時期，也是美國學術界思想大動蕩、大分化時期，美國學術界出現一股左翼批判思潮。費正清的《美國與中國》強調從“歷史的深度”來研究中國，用“新的方法”來認識中國，這從宏觀上為美國研究近現代中國奠定了基礎。費正清以傳統與現代化為經，沖擊—反應為緯，以二者之結合來分析近代中國發展落后的原因，批評美國國內一些人“對中國有許多不切實際或一廂情愿的誤解”。（注：徐國琦：“略論費正清”，《美國研究》1994年第2期；）

這種被稱為“費正清學術模式”的理論遭到新一代年青學者們的公開批評，從而引發了學者們對中國學研究的思考。一些學者用馬克思主義原理批判二戰以來美國漢學界出現的費正清、賴肖爾倡導的“沖擊—回應”模式。保羅·柯文是批判“沖擊—回應”模式的主要代表。柯文在其《在中國發現歷史》一書中提出“中國中心觀”思想，標志著美國中國學研究方向出現新的轉折。柯文全面回顧美國中國學的發展進程，批判曾占統治地位的“沖擊—反應”、“傳統—近代”和“帝國主義”等三種模式，認為這三種模式“以不同的方式使我們對19、20世紀的中國產生了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注：PaulACohen,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84;）(p.153)柯文在反思和批判的基礎上建立了自己的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理論架構和指導思想——“中國中心觀”，對美國中國學的宏觀和微觀研究產生了革命性的影響。

“沖擊—回應”模式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東方的研究模式，它把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比作是一個動態的社會，而把中國說成是一個長期以來處于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中國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只有經過西方的沖擊，才可能擺脫困境，取得進步。費正清列舉從林則徐到孫中山的許多近代中國的仁人志士，認為這些人“無論是舊式滿清官僚還是近代革命者，他們都感受到西方的沖擊，并且作出強烈地反應”（注：Ssu-Teng&JohnK.Fairbank,China’sResponsetotheWest,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9;）(p.7)，但近代中國社會難以變革的原因是因為“背后存在著一種傳統文化的情結，也就是強烈的大一統中國的意識”。

“中國中心觀”標志著一種全新學術觀點的出現，它反映了美國1970年代以來對東方各國社會研究的基本趨勢，作者力求擺脫“殖民地史”的框架，從社會內部按照社會本身的發展規律探索其歷史進程。柯文認為：所謂“近代中國所能經歷的一切有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的變化，而且只有在西方沖擊下才能引起這些變化，堵塞了從中國內部來探討中國近代社會自變化的途徑，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引入狹窄的死胡同”。（注：[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序言部分，中華書局1989年版；）(p.4)柯文的中國中心觀使美國中國學研究發生方向性的學術轉變，但“中國中心觀”作為一種研究模式仍不完善，還不能稱之為一個完整的、邏輯嚴謹的方法論體系，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中心觀”模式需要充實新的內容。

20世紀80年代后期，美國中國學研究在反思過程中躍入一個新的境界。加州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近代中國》主編黃宗智提出中國史研究中存在“規范認識危機”的觀點，強調從中國史的實際出發研究中國社會和經濟，而不是從固有的觀念、規范信念、經典理論出發研究歷史。他的著作《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和《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從微觀考察中國農村小農經濟的發展上升到對中國現代政治經濟制度變遷的宏觀思考，這一研究方法本身就是對柯文中國中心觀模式的發展，也是當代美國中國學研究向多元化方向發展的一種新趨勢。

三、關注中國經濟改革問題

20世紀90年代初，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取得了巨大發展。隨著價格的放開，過去單一的固定價格逐漸發展為固定價格、浮動價格和自由價格，而且后兩者支配的范圍日益擴大。價格雙軌制增強了企業的決策權，但它導致物價迅速上漲，引發通貨膨脹，并且出現廣泛的貪污腐敗現象。美國中國學家們對中國改革開放的經濟環境進行研究，出版了許多重要著述。如：佩內洛普·哈特蘭·桑伯格的《中國的十年經濟改革：未來的挑戰》、巴里·諾頓的《中國經濟中宏觀政策及其結果》、德懷特·珀金斯的《中國：亞洲的下一個經濟巨龍》、簡·普里波拉的《中國的改革與其他社會主義經濟》、布魯斯·L·賴諾爾德的《中國的經濟改革：深度與速度》、奧克森伯格和雅各布森的《中國參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學者們將研究的視角對準中國經濟改革中出現的困境，如物價、市場發展、企業行為、企業體制改革、決策權力分散、改革中的宏觀經濟等問題。

阿爾伯特·凱德爾提出中國推行價格改革的三種政策選擇：第一，引進價格改革，增加非國營企業的直接稅收，彌補由于價格改革所導致的利潤及財政損失；第二，貫徹價格改革，通過利用國家赤字和向銀行借貸保持對城市的補貼；第三，迅速增加城市勞動力和大規模城市投資的生產率，限制城市消費水平的增長。（注：China’sEconomicDilemmasinthe1990s,Vol.1,Washington:U.S.,CongressJointEconomicCommittee,1991;）(pp.119-134)20世紀90年代，中國的企業行為與改革開放初期相比已發生很大變化，企業已不再單純追求產值的最大化，但企業內部與外部的關系還不是由市場機制所制約。企業關心的是利潤，它們往往致力于通過低稅率、優惠信貸來獲得利潤，而不是通過降低成本或提高銷售來提高利潤。對此，德懷特·珀金斯提出，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剪斷企業與政府官僚之間的關系，他指出：“一個獨立的、本身受到硬財政約束的銀行體制是很有意義的。一些不能將其損失轉嫁到中央銀行的銀行將具有強大的刺激，促使企業還本付息”（注：China’sEconomicDilemmasinthe1990s,Vol.1;）(p.164-169)。承包制是中國企業改革的重要特色之一。到1989年，80%的國有企業實行承包制。（注：王景倫：《走進東方的夢——美國的中國觀》，時事出版社1994年版；）(p.339)盡管如此，集體和私人企業取得的效益遠遠超過國營企業。哈特蘭·桑伯特認為：由于承包制沒有制定懲罰未實現利潤目標的企業的條款，允許倒閉的只有私人或集體小企業，國營企業通常都要得到補貼，因而集體、私人企業有著提高效率的強大刺激。而對國營企業來說，承包制只是提供了胡蘿卜，但卻沒有在他們的發展方向上揮起大棒。（注：PenelopeHarfiand-Thunberg.ADecadeofChina’sEconomicReform:ChallengesfortheFuture,Washington:TheCenterforStrategieandInternationalStudies,1989;）(pp.23-24)這揭示了中國企業改革初期國有企業存在的各種弊端。

隨著中國經濟運行中的分權化和市場化不斷向縱深發展，各級政府對資源配置決策的直接控制逐漸減少，以往的行政控制和約束大大放松。這一方面促進經濟自由化發展；另一方面導致經濟運行不穩。由于在實施分權化和自由化改革時，沒能發展起一套宏觀控制機制，沒有確定明確的財產權以避免外在因素對經濟的干預，這種不穩定被進一步強化。對此，巴里·諾頓強調，只有穩定、持續的宏觀經濟政策，再加上不斷的改革，才能使中國擺脫各種困境。對于中國的農業、外國投資、經濟增長速度以及影響經濟發展的歷史和文化因素等問題，本杰明·沃德認為，海外華人的經驗表明，一旦他們從政治動亂和國家的壓制中解放出來，他們那富有創造性和獨立性的企業家精神就會表現出來。

四、中國學研究與中美關系

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們為20世紀70年代中美關系正常化做出了重大貢獻。1966年3月8日，以參議員威廉·富布萊特為首的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為了影響約翰遜政府對華政策的制訂，同時為了教育美國公眾和國會議員，主持召開自1949年以來的首次中國問題聽證會。鮑大可、費正清、許華茨、約翰·林德貝克、施樂伯等人極力主張美國政府應放棄“遏制并孤立”中國的政策，鮑大可在會上首次提出“遏制但不孤立”的政策建議，包括與中國進行除戰略物資以外的貿易往來、與中國進行比大使級規格更高的對話、讓中國參與重大國際事務、讓美國公民到中國旅游、最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系等。（注：顧寧：“中國通和美國對中國的政策”，《美國研究通訊》2001年第2期；）這些建議對尼克松政府制訂對華政策產生重要影響。1970年2月，尼克松向國會陳述美國對外政策時宣布，美國的目標是“與共產黨中國建立更為正常和更具有建設性的關系”，“中美之間在許多根本利益上沒有沖突”。（注：MarshallGreen,JohnH.Holdridge&WilliamN.Stokes,WarandPeacewithChina,Bethesda,Maryland,DacorPress,1994;）(pp.87-88)

1976年美國總統競選期間，一些中國問題專家圍繞美國應該如何同中國實現關系正常化展開激烈辯論。艾倫·惠廷主張采取“日本方式”實現中美關系正常化。相反，托馬斯·湯普森、艾倫·科恩則認為在臺灣問題上應采取一種“含糊其辭”的政策：“宣布臺灣與大陸中國之間的國際水域為雙邊和平區，約束雙方在這個國際地區不訴諸武力。”（注：中國社會科學院情報研究所編：《外國研究中國》（第1輯），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pp.95-96)鼓吹一項中美關系正常化的“折衷方案”。他們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出謀劃策，把中國問題研究同參與美國政府制定對華政策聯系起來，凸顯中國學研究與美國國家利益相結合的基本特征。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東歐巨變、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中美兩國曾經有過的“蜜月”期不復存在。中美戰略關系的基礎由于前蘇聯的垮臺而動搖，中美關系不斷出現分歧和斗爭。美國學者競相提出“單極時刻”、“歷史終結”和“國家利益決定”等理論范式，以解釋后冷戰時期的國際關系。（注：孔耕蕻：“‘文明沖突’理論評述”，《文藝報》1995年第1期；）塞繆爾·亨廷頓提出，新世界沖突的主要根源“不是意識形態的和經濟的”而是“文化上的”，“全球政治的主要沖突將發生在不同文明的國家和集團之間”。（注：SamuelP.Huntington,TheClashofCivilization,ForeignAffairs,Summer,1993;）由于中國經濟發展迅速，亨廷頓等人又以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存在差異為借口，大肆攻擊儒家文明，鼓吹所謂“文明沖突”。

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威脅論”的甚囂塵上。美國國內一些刊物出于不同目的，發表與冷戰思維相呼應的論調，攻擊中國加強國防是為了“對外擴張”，中國經濟發展后會對亞洲國家構成威脅，“把中國看作是潛在的敵人”（注：呂其昌：“關于美國對華政策的幾點看法”，《現代國際關系》1995年第2期；）。“蘭德公司”中國問題專家錢達甚至引用拿破侖名言，稱中國是個睡著的巨人，“一旦醒來，她將震撼世界”；邁克爾斯威恩指責中國“從不滿足權力現狀”，“對自己在該地區所扮演的角色基本上不滿意”（注：[美]錢達：“對龍的恐懼”，《現代外國哲學社會科學文摘》，1995年第8期；），為“中國威脅論”的存在尋找各種理論依據。克林頓擔任總統期間，中美雖確立戰略伙伴關系，但美國從未放棄對中國實施遏制的戰略企圖。

在兩國關系層面，美國國會動輒以“臺灣關系法”為由，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雙邊關系，使中美關系有時甚至發展至倒退的邊緣。在一些重要事件的關鍵時刻，許多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如奧克森伯格、查爾斯·約斯特、戴維·蘭普頓、基辛格等主張維護中美關系發展的大局，反對美國推行“兩個中國”政策，強調“一個穩定和繁榮的中國將有利于亞太地區的戰略平衡”，“一個在經濟發展上與美國及其盟國緊密聯系的中國將不會威脅美國的全球利益”，“中美關系的改善將有利于緩和海峽兩岸的對立局面”。（注：MichelOksenberg,ADecadeofSino-AmerieanRelations,ForeignAffairs,Fall,1982;）

進入21世紀，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美國對中國的認識經歷了一種顯著的范式轉變，即從“虛弱中國范式”向“強大中國范式”的轉變。美國國內就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問題展開大辯論。約翰·米爾斯海默堅持認為“正在崛起的大國與一心維護獨霸地位的現有霸主之間的斗爭是國際體系的特征”，試圖以此說明中國的發展必將與美國爭奪世界霸權地位。戴維·蘭普頓提出對中國實行“帶有保險的融合”政策（注：[美]戴維·蘭普頓：“范式的失落”，《國家利益》秋季號，轉引自《參考資料》2005年9月30日；），對當今美國對華政策調整起到推動作用。新晨

今年8月中美首次高層戰略對話舉行后，尚慕杰、傅立民等“中國通”立即作出呼應，他們建議美國應以平和的心態對待中國的崛起，與中國建立長期穩定的建設性伙伴關系。芮效儉告誡美國，“中美經濟已經相互依賴，制裁中國，只能導致美國經濟下滑”（注：WashingtonObserver,August3,2005，轉引自《參考資料》2005年8月11日；）。譚若斯也不相信中國是一個“正在超越美國的超級大國”，他指出，“中國的外交政策是謀求國內最大限度的穩定和保持中國令人欽佩的經濟增長速度”。（注：[美]譚若斯：“中國不是超級大國”，《華爾街日報》2005年10月27日；）

如何應對中國的崛起成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個重要問題。前不久，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發表對華關系演說時，鼓勵中國成為當今國際體系中“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注：RobertB.Zoellick,WhitherChina:FromMembershiptoResponsibility?WashingtonFile,Sept.23,2005。），表明美國為了自身利益，不得不采取與中國接觸和合作的政策。但美國要求中國加入以它為主導的國際體系，“與美國一起共同努力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體系”，同樣是對未來中美關系的嚴峻挑戰。

余論

美國中國學研究的不斷興起，研究領域的不斷拓寬，正是因為當年有像費正清、鮑大可和施樂伯這樣的美國漢學界泰斗，為此付出巨大心血。今天，新一代美國中國問題研究專家戴維·蘭普頓、傅高義、何漢理、李侃如、沈大偉等人已成為中國學研究的中堅力量。與他們的前輩們不同的是，他們中有些人既是著名中國學專家，又曾親自參與或正在為美國制訂對華政策出謀劃策，他們的研究具有兩重性。作為學者，他們要保持學術的“客觀公正性”；但為了美國國家利益，他們都有一種心照不宣的“政治上正確性”，因為他們是體制內的政治精英，必須確立和鞏固在體制內精英集團中的位置，所以具有強烈的功利性。

任何事物都有兩重性，在強調美國中國學研究為美國國家利益服務、為其推行全球戰略服務的基本特征時，也應看到，研究中國有助于改變美國民眾和媒體對中國的認識，讓美國中國學研究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通過美國中國學者的努力，讓更多的美國人客觀地了解當代中國的政治、經濟、歷史文化和社會現實，有利于消除“中國威脅論”在美國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產生的消極影響，為中國的和平發展創造良好的國內國際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