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重返亞洲戰略思考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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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月刊雜志》2015年第二期

1多管齊下：重建亞洲“美國化”框架

面對亞洲格局的變化，美國政府采用軍事、政治、經濟多項措施“重返亞洲”，重新鞏固亞洲盟主地位。

1.1重新鞏固美國為中心的美亞同盟美國政府一邊鞏固傳統盟國關系，同時又依靠實力拉攏東盟國家。美國擴大亞太的軍事存在，主要是通過盟國和伙伴國的合作來實施的，這種軍事存在，是以美國為中心，以五對正式的雙邊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關系為主體，構成了一個“軸輻式”結構，［6］美國就是憑借這種軍事同盟和駐軍，構成了影響亞太地區安全格局的關鍵力量，這就在客觀上構筑了一種美國主導下的戰略平衡。在這種同盟中，美日同盟是美國東亞戰略的基石。［7］2010年9月的“中日釣魚島撞船事件”，給了美國強化同盟主導地位的契機，進而將已有“脫美入亞”傾向的日本安撫下來，繼續充當牽制中國的“馬前卒”。在美韓同盟方面，每次半島危機后的美韓軍事同盟也會愈發鞏固，由兩國防長、外長參與的“2+2”安全對話，將原有關系升級為全方位戰略同盟，同時將交接該同盟戰時指揮權的時間，由2010年4月推遲到2015年。在對中國關系方面，美國利用突發事件引發的地區緊張局勢，大肆渲染“咄咄逼人、不負責任”的中國形象，積極促成組建美日韓三邊軍事同盟。［8］在亞洲的南面，美國加強了美菲、美澳、美泰等傳統的雙邊同盟關系。在菲律賓對我國黃巖島提出非法的領土要求時，美國指責中國關于南海問題的正當合理立場，聲明所謂的國際公海航行自由化，美菲軍事合作因此呈現快速增加的勢頭。2011年11月，奧巴馬訪問澳大利亞期間，宣布美國將在達爾文港部署2500名海軍陸戰隊員，［9］這意味著美軍填補了南太平洋的軍事真空，并大大提升了美軍的戰略機動能力，包括B52轟炸機、F18戰斗機和全球鷹等在內的尖端軍事力量將會更頻繁地出入亞太的“南錨”。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美國與越南關系迅速升溫，2012年7月國務卿希拉里在東盟地區論壇上首次支持越南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并聲稱“南海航行自由事關美國國家利益”，接著爆出兩國正在談判民用核能合作協議，不久美國“喬治•華盛頓”號航母又訪問了金蘭灣。而對于包括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在內的其他東南亞國家，美國通過港口訪問、艦船設備的維護、訓練和聯合演習，強化新型軍事關系。

1.2通過軍演軍援軍售提升在亞洲的影響力美國不斷提高軍演的頻次，加大對地區國家的軍售軍援，從而提升在亞洲的影響力。傳統同盟關系的存在，使得美國在亞太地區軍事演習異常頻繁，盡管有些是按照安全合作條約年度例行，但演習的目的和影響卻已大不一樣。其中美韓“乙支自由衛士”針對朝鮮的傾向十分明顯；釣魚島事件之后，美日聯合演習的內容是模擬三軍重奪島嶼控制權；美菲“肩并肩”軍演，則打著“維護戰略水道航行安全”的旗號。2011年6月到7月，美軍在黃海和南海的附近海域，連續上演了大規模環太平洋軍演，加劇了南海局勢緊張的同時，也釋放出一個強硬的信號，表明自己仍有能力同時應對兩個不同地區的武裝沖突。盡管每一次宣布軍演消息時，美方都會重復“不針對中國”的說辭，但實質上對中國的防范卻越來越強。針對南海爭端，美國更是積極介入并且聲稱，南海問題的處理，不能局限于中國與幾個有領土和海洋權益爭議的東盟成員國之間的雙邊外交協商，而必須依賴于多邊解決機制。這種頻繁地威懾性軍演，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感受到威脅的國家紛紛加緊國防力量，為美國大肆兜售軍火提供了由頭，大買家包括印度、日本、韓國和菲律賓等。這與當局近幾年在亞太地區刻意制造矛盾、散布沖突理論的行為相呼應，新一輪大規模的軍備競賽正在撲面而來。以菲律賓為例，近年來美國對其軍售力度加大了一倍，從原來的1500萬美元增加到3000萬美元，提供了包括兩艘“漢密爾頓”級巡邏艦在內的軍事援助，并承諾幫助裝備落后的菲軍提升飛機、雷達水平。美菲還將加強“實時信息共享”的合作，升級兩國同盟關系。根據美國的新軍事戰略，確保合作國能夠共同應對軍事危機，加強區域合作，對成功應對威脅與挑戰、保證區域和平與安全至關重要。

1.3介入爭端推進亞洲“美國化”借助中美關系中的第三方因素，介入亞洲國家之間爭端，進一步推進亞洲“美國化”。由于歷史、地緣政治、意識形態等方面的原因，中國和美國在東亞地區都有各自的伙伴，美國更是延續了冷戰遺留下來的地區性盟國集團，構成了影響中國關系的第三方因素。美國經常以保護盟友安全的名義，干涉東亞地區國家間的領土爭端。夾在中美之間的國家，會擁美國自重或利用中美之間的摩擦作為生存和發展的籌碼，換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多數情況下，這些第三方因素會對兩國關系帶來負面影響，不論是朝核問題還是東北亞地區島嶼和領海紛爭，一旦這些問題升級，就必然會把中美兩國牽扯其中。［10］美國全面“重返亞洲”后，推行所謂“國際化、多邊化”的解決框架，其實質就是“美國化”，為美國進入亞太，甚至直接插手南海問題制造合理依據。美國作為一個強大域外勢力的介入，一方面宣稱“不采取立場”，另一方面密集出臺傾向性明顯、甚至軍事色彩濃厚的舉措，直接導致東亞局勢風起云涌。美國借助南海問題，以及中越、中日、中菲領土爭端問題，使得損害中國核心利益的行為在強化。美國在這些本該是中國與當事國雙邊問題上的表態，也被當事國利用，自恃背后有人撐腰更加有恃無恐，從而充當惡化中美關系的第三方因素，使得菲律賓在南海黃巖島制造事端，日本就東海釣魚島上演“購買”鬧劇，越南國會通過《海洋法》，把中國西沙和南沙群島包含在所謂越南“主權”和“管轄”范圍內。美國對于這些與其毫無關系的島嶼爭端公然介入，將釣魚島和美日安保條約掛上鉤，以及支持一些東南亞國家將南海問題國際化的主張，不僅僅損害了中國國家利益，還影響了東南亞區域穩定與發展。

2太平洋上不太平：東亞地區秩序的搖擺

作為二戰后的霸權國，美國將國際制度作為對外戰略的工具，在政治、經濟、軍事各領域和世界不同地域進行了廣泛強勢措施，達到了控制盟國和應對外部威脅的雙重目的，形成了“美國治下的和平”。加拿大國際政治學家羅伯特•考克斯（RobertW.Cox）認為，任何一種國際秩序都是權力的分配、制度的作用、規范行為界限的認同與意識形態三種力量的結合。［11］美國此番“重返”并不是只是單純作為一個地區秩序構建的參與者，而是試圖充當一個“規則制定者”的角色，在這個過程中重構以美國為中心的跨太平洋秩序，美國這一舉措，非但沒有解決亞太地區的固有矛盾，還引發了一系列更嚴重的新問題，以至局勢更加混亂。首先，美國的“重返亞洲”，使得東亞國家外交上形成了“二元分裂”。所謂的“二元分裂”，指的是東亞區域內國家經濟依靠中國、安全仰仗美國的外交傾向。東亞各國在綜合國力上都無法和中美相媲美，普遍采取了實用主義策略，在大國之間尋找平衡，經濟上想搭中國的快車，軍事上想靠美國來制衡中國。冷戰結束后尤其是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在東亞地區通過雙邊和多邊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塑造了積極、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對地區事務的解決和地區局勢的演變施加了一定的影響力，更顯著的是在經濟上與東亞國家形成了相互依賴的格局。中國已經成為亞洲最大、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是日本、韓國、澳大利亞的最大貿易伙伴國，也是東盟第一大伙伴國。實踐證明，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是互利互惠的，2011年東盟與中國的雙邊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3628.5億美元，比十年前增長了5.6倍。

地理位置的相鄰決定了中國和東亞地區國家的交往方式，無疑這些國家離不開中國，將繼續把發展對華關系作為重要任務，但是經濟上的相互依賴并不會使所謂的“中國威脅論”銷聲匿跡。隨著中國實力的變化沖擊著地區力量結構，加之意識形態的不同和文化上的差異等因素，他們對華戰略動機的疑慮也與日俱增。美國確立的非武力的“仁慈霸權”，以及長期的軍事存在，已經將亞洲地區安全制度化，東亞國家已經習慣美國發揮一種“地區穩定器”的作用。當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擴散到政治領域之后，安全議題的重要性上升，東亞地區相關國家擴充軍備、通過軍事合作的方式，與美國防務聯系進一步加強。這和美國軍事上意欲戰略東移不謀而合，這已經不單是美國的盟國加緊“抱大腿”的力度，還出現了東亞地區國家聯合抗衡中國的跡象。與中國存在糾葛的日本、菲律賓、越南在防務合作上日益走近，印尼、新加坡這些國家暗地里也對中國既接觸又防范，兩面下注。他們通過這種措施，抓住中國崛起帶來的寶貴機遇發展自己，同時又通過雙邊接觸和多邊框架來規制中國，通過加強軍事聯盟和發展軍事力量來制衡中國，美國的“重返亞洲”的戰略，將會使這種“二元結構”成為一種常態。其次，美國的“重返亞洲”，促成東亞地區格局呈現一種復合型結構。東亞既存有冷戰遺留問題，又是大國博弈的焦點，現有的地區安全模式無法有效緩解局勢緊張。重構中的東亞秩序實則呈現一種多層次的復合型結構，主要體現為中國作為新興大國與地區各種力量之間關系的持續調整，美國作為域外強國在該地區的歷史影響力持續存在，區域經濟整合與權力結構調整對東亞秩序的共同塑造。

美國對東亞國家的影響是全方位的，體現在軍事、經濟領域和外交影響力上。從地緣政治的角度，雖然對沿海島嶼國家擁有完全的支配力，而在幅員廣大的東亞大陸，美國的掌控能力則十分有限。不斷增長的財政赤字導致國防預算的壓力倍增，美國已經逐漸衰落為不完全霸權，底氣不足的敗象也日漸顯露。冷戰結束使東亞地區從根本上消除了營壘陣線分明的局面，雖然各國間在利益上存在著各種各樣的矛盾和沖突，但在它們之間并沒有明確的敵友之分。這使得各國可以運用多邊合作的方式消除疑慮建立互信，預防和遏制由于歷史遺留問題以及新的矛盾而造成的地區動蕩。［14］東盟的目標是效仿歐盟，從地區經濟一體化入手，在東南亞建立包涵安全和文化的共同體，此外，東盟積極推動整個東亞地區的多邊合作，東盟地區論壇、東盟—中日韓首腦會議、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區、東亞峰會等，以及亞太經合組織、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博鰲亞洲論壇、東北亞合作對話、湄公河流域開發計劃等也在促進地區多邊合作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中國提出新安全觀并積極介入地區合作的多邊機制建設中，有效地化解了各國原有的自助心理。東亞地區發展多邊主義在組織上和形式上，目前仍處于初級階段且基礎比較脆弱，但地區多邊主義仍是影響東亞國際關系和局勢演變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亞太地區的主要力量伺機正在展開新一輪博弈，很難建立一個能夠同時容納中國和美國的綜合性地區安全架構，但形成中美對抗的兩極體系的可能性也不大，因而更可能出現的是一種包括中、美、日、俄、印度，以及東盟的多極體系。

3剪不斷、理還亂：中美關系將何去何從

中美關系好比一個“蹺蹺板”，有時翹起的是合作共贏的一面，有時則是競爭博弈的一面翹得更高。套用一句老話，中國與美國的關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差也差不到哪里去。在美國政策制定者的眼中，中國是一個很大的不確定因素，既有可能在崛起過程中挑戰美國利益，又可能充當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負責任的合作伙伴，所以美國對華一直奉行“兩面下注”，接觸和遏制兩種手段并用。2011年時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Clinton）在《美國的太平洋世紀》一文中，稱與中國的關系是“最復雜和影響最重大”、“最引人注目”、“最具挑戰性”的關系。［15］筆者認為，這主要表現在：第一，中國渴望的和平與穩定的發展環境受到嚴峻挑戰。美軍在軍事報告中指出，為保護美國及其盟友的國家利益，美國將展示意志并投入必要的資源，以應對海上、外空和網絡空間的中國挑戰。［16］由于美國因素的作用，亞太地區部分國家在處理對華關系問題上方式發生改變，甚至與美國聯合共同對中國施壓，導致中國周邊環境有所惡化。美國對我國安全環境的挑戰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前沿軍事部署的動態存在，二是構筑離岸制衡的戰略體制，三是背后鼓動對抗行為。美國將亞太作為實施“空海一體戰”的主戰場，［17］在西太平洋第一島鏈強化軍事同盟關系，擴展軍事基地，增派瀕海戰斗艦、預警巡邏機等先進的偵察和實戰裝備，擴大與完善反導系統，有對華進行“新月型”戰略圍堵態勢的意圖。美還將第二島鏈中心的關島建成其海外最大的軍事基地，與第一島鏈的戰略打擊力量銜接能力大幅提升。隨著地緣戰略壓力顯著增大而來的，是中國領土主權遭受竊取的威脅。正是在美國的推動下，圍繞南海問題的爭端此起彼伏，從而使無端聲索國敢于與中國公開軍事對峙。而南海局勢的變化，促使一些有所圖謀的國家向美國表示，希望美國加強在西太平洋的存在以制衡中國。

美國在戰略重心東移的同時，妄圖離間中國與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合作關系，限制中國在南海的能力擴展。利用聯合軍演和向一些國家提供有條件援助等方式，拉攏它們親近美國，用赤裸裸的挑撥手段，在中國與友好鄰國之間打進楔子，以產生“合力制華”的效應。在各方都不讓步的緊張形勢下，我國提出的“擱置爭議，共同開發”聲明也難以推行下去。一言蔽之，美國仍還在延續幾十年前的冷戰思維，全力限制中國的發展空間，擠占中國的應得利益。第二，中美之間的戰略定位趨向負面。冷戰結束后，美國對華的定位一直缺乏連貫性，從克林頓時期的“中國威脅論”、“中美建設性的戰略伙伴關系”，到小布什時期的“戰略競爭對手”和“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在奧巴馬第一任期內，通過元首互訪，確定了兩國“互相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伙伴關系”，雖然基調聽起來甚為美妙，但從中美兩國的民調顯示來看，兩國在對方國家的形象卻越來越負面，中國人普遍認為奧巴馬政府對中國的態度比布什政府還要惡劣，主要表現在華盛頓重返亞洲的種種舉措，特別是加強其在亞洲的軍事同盟和安全關系。［18］中國曾過于理想主義，希望美國能順利接受中國“和平崛起”，但是，和平崛起的中國，也必然會影響到對方的利益，尤其是中美之間勢力轉移的影響，這種影響首先體現在亞太地區。在經濟領域，中國的GDP從占美國的1/8到今天的近1/2，只用了短短10年的時間，“老大”和“老二”的關系使得雙方的疑慮會越來越深。在國際關系領域，守成國與崛起國、霸權國與挑戰國的關系是根本的結構性矛盾，事關整個體系格局的變動。

當前中美之間的幾大突出矛盾，諸如戰略互信問題、臺灣問題、人權問題、經貿問題，一個也沒有解決。美國人既抱有深深的霸權心態，又一直存在著某種“戰略焦慮癥”，擔心強大起來的中國，會實現亞洲版本的“門羅主義”，將美國逐出亞太地區。競爭與合作并存，是中美關系的常態，問題在于兩國輿論與社會精英對競爭的一面往往印象深刻，而對合作的一面了解不多。美國已下決心從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中抽身，表明其安全戰略重點正從大中東地區轉向亞太地區，采用預防性戰略應對新興大國的威脅。可以預見的是，在美國仍占據力量對比優勢的時期內，不會放棄對中國的打壓，態度還可能更加強硬，甚至滑向一種“假想敵”的戰略定位。第三，中美在地區層次的合作空間縮小。美國是現有國際制度的建立者和維護者，中國則由原來的挑戰者變為現在的合作者、支持者。在后金融危機的形勢下，中美在全球化過程中的相互依存度繼續提高，在防止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反對恐怖主義、維護自由貿易體制、保證地區局勢穩定以及應對全球氣候變暖等諸多領域，中美有著十分廣泛的共同利益，合作理應是兩國關系中的主要面。但近年來中美兩國在該地區競爭的一面加強，矛盾和摩擦增多，雙方對未來開始產生戰略上的不確定感，甚至一定程度的悲觀消極情緒。奧巴馬上臺后。中美以共同應對金融危機為主要合作點，打破了歷任美國總統“低開高走”的怪圈。但好景不長，從2009年底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開始，中美關系迅速失控，谷歌管控事件、美國對臺軍售、奧巴馬會見達賴、天安艦事件、制裁敘利亞、中日漁船釣魚島相撞、南海島嶼等問題集中爆發，以及人民幣匯率、對等貿易、碳排放等領域討價還價，使得中美關系呈現空前的敏感性、全面性和高風險性。對守成的美國而言，它對中國綜合國力提升后的戰略動機和政策舉措高度敏感，［19］戰略互信缺失因兩國力對比變化而有加重的趨勢，直接導致了中美之間合作意向和動力的減弱。朝鮮半島的無核化及和平穩定是中美共同的利益，由于對各自核心利益的定位不同，中美之間一直為此齟齬不斷，美國指責中國暗地里偏袒朝鮮，沒有承擔國際責任，中國則認為美國火上澆油破壞了半島地區的穩定。美國與日韓在黃海的聯合軍演都有項莊舞劍的性質，中國不惜以軍演對軍演表示強烈反對。在東南亞，美國宣稱自己在南海有利益，支持周邊領國對中國發難。中美的共同利益交匯點在金融危機之后的許多領域都弱化了，在地區危機的合作空間變小，沖突的可能性增加。

4小結

在博弈復雜化的形勢下，中美之間不可能回到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的那段“蜜月期”，但爆發正面沖突的可能性也不大。中國軍事實力的增強是綜合國力提升的必然結果，并不意味著破壞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優勢地位，因為中國既無主觀意愿、也無足夠實力去挑戰美國的傳統地位，中國已明確表明，不反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存在，而且歡迎美國在亞太地區發揮積極作用。但東亞地區畢竟是中國生存發展的依托空間和主要活動舞臺，必須阻止其他國家危害自身的核心利益。奧巴馬的第二任期內，美國繼續從三個層面推行亞太“再平衡”戰略：第一大平衡是戰略與安全方面的“再平衡”，包含美國在亞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武裝力量結構、美國的地區戰略，及其相關軍事方面的硬件、系統和技術投入；第二大平衡是鞏固和更新同盟關系，創建新的伙伴關系與同盟；第三大平衡是經濟領域的再平衡，比如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就是美國實現經濟再平衡的“抓手”。［20］美國對外戰略的變化趨向務實，強調動機與總體實力相匹配，更注重“巧實力”的使用，體現在基于地區力量制衡的前提下，在離岸平衡與選擇性介入之間搖擺，以保持戰略的靈活性和綜合性。中美政府換屆后，雙方將不可避免進入一段試探和調整期，如果協調得當，中美在東亞地區的利益將相得益彰；反之如果戰略互信繼續惡化，對抗的代價是雙方都難以承受的。在美國的介入下，雖然打破了前期亞洲局勢平衡，造成亞洲區域性失穩，其實，這種失穩是暫時性，有利于營造新的亞洲局勢平衡，對中國來說其實也是一種機遇，更加有利于中國自己營造自己的安全發展的環境，中國應該緊緊抓住這一機遇，發展自己經濟，壯大自己的軍事力量，以更進一步維護自己的國際核心利益，尤其是在亞洲的核心利益。

作者：何良單位：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關系學院